近日，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海丝蓝皮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报告（2018～2019）》。

《海丝蓝皮书（2018～2019）》围绕“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年度进展及重大现实问题，侧重海上互联互通、海丝经贸合作、海洋安全与风险、海上航道建设、海丝地缘关系等研究领域，追踪相关国家和地区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平台搭建、机制建设、措施出台、项目进展等动态情况，致力于打造“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专业化、权威性年度报告。本书一方面反映出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前沿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为企业在海丝沿线的发展和相关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蓝皮书指出，面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出现的主观认知有待提升问题，中国应对5年来的海丝实践进行科学评估，进一步完善海丝建设评价体系。

在与海丝沿线各国沟通方面，应注意海丝建设对外沟通不能机械照搬所谓的“中国方式”，应该在遵守海丝共建国法律、风俗习惯和国际惯例的前提下，创新海丝建设沟通方式，既保证海丝沟通对象的全面性，又符合共建国本国的交流特色。

在海丝调研评估方面，中国应建立全国性海丝调研评估监管体系。一方面，要大力支持接地气的海丝驻地调查研究，加强相关研究资源倾斜，便利出国审批流程。同时要注重一手资料和信息，发挥大数据方法在海丝调研评估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海丝调研评估中的各种形式主义进行监督管理，引入退出机制，减少不实调研评估的误导。

在海丝建设合作方面，国家应对海丝实践进行科学评估，有序推动海丝建设。“一带一路”建设刚提出5年，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内各参与方应进行一定的心态调整，遵循“一带一路”建设原则、理念来对外开展海丝共建合作，注意海丝建设与单纯对外援助的本质区别。同时，要对具体共建项目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估，充分协商，因地制宜，在海丝建设上实施一国一策，力避部分共建国无理的均等合作要求，真正让海丝建设走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共赢轨道上。

在海丝企业战略文化方面，参与海丝建设的中国企业家应积极领会“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努力培养自身的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形成专属战略文化。具体来说，在海丝共建合作中，中国企业要超越简单的经济利益追求，努力将海丝共建事业化。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和环境责任，严于律己、勤于反思，践行正确义利观和新发展理念，创新合作模式，优化企业管理，加强对共建国民族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在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助力海丝共建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在海丝研究方面，学术界应该大力改革国内“一带一路”研究评价的体制机制，引入科学的海丝研究评价标准。不能光看海丝研究成果数量，而应该注重海丝研究的实地调研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推动海丝研究的问题转向，倡导海丝研究关注顶层设计中的内涵缺陷和具体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力避海丝研究的空泛口号指向和功利资源指向，让海丝研究像“一带一路”建设一样，更好地做到顶天立地，真正地服务海丝建设。

早在2006年，中国政府曾明确提出，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战略决策。[2]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明确从战略高度来考虑中国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日益深化，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得到不断发展与提升。当前，考察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定位。

从全球视角来看，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治理的新时代，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应放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面前，包括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太平洋岛国等一些长期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也拥有了参与全球治理的强烈诉求。尤其是在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并试图按其自身利益重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背景下，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稳定成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共同利益诉求。

从中国视角来看，中国对外合作已进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时代，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应放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加以考察。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议题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依托。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太平洋岛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得到再度提升，加强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合作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太平洋岛国斐济期间，与多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为新形势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斐济是太平洋岛国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是联系其他岛国之间的重要枢纽，许多区域组织总部都设在斐济。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斐济经济实力较强，并且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因此，斐济能够作为太平洋岛国地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支点国家。

在政治上，中国与斐济相互支持，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良好基础。自建交以来，中斐双边关系一直稳步发展，中国对斐济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方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斐济政府积极响应这一倡议，并与中方积极探索倡议框架下的务实合作。2014年11月，中斐双方宣布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关系迈向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2018年11月，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并一致同意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结合当前斐济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家发展规则，中国应加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斐济“向北看”政策的对接，在此框架下重点推动以下领域的合作。

在经济上，斐济资源丰富，可供开发利用价值潜力大。斐济拥有丰富的林业、渔业和矿产资源。森林面积达到95.6万公顷，其中近25万公顷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如优质桃花心木和松木。同时，海洋经济潜力大，渔业资源丰富，盛产金枪鱼、海参、巨蚌等海产品。斐济还是著名的海外度假胜地。2015年，接待境外游客75.5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为4万人次，呈上升态势。经贸合作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但斐济对华贸易逆差掣肘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为此，中方可以在斐济建立初级产品加工基地，帮助当地提升出口能力，同时通过旅游合作扩大对华服务出口。

可持续发展是包括斐济在内的太平洋岛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关乎这一地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积累了很多经验，斐济政府也多次表示希望加强在这一领域与中国的合作。2016年8月，斐济外交部部长昆布安博拉公开表示，中国是斐济的重要合作伙伴，斐济希望与中国一道通过南南合作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为此，中方的发展援助可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推动重点项目取得务实成果，并发挥样板作用。

斐济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是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太平洋共同体、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非加太集团、77国集团等国际组织成员。斐济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创始成员国，为该组织秘书处所在地，斐济还倡议成立了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PIDF）。加强同斐济在多边框架下的合作，能够发挥中斐关系的辐射作用，促进与其他岛国之间的了解与合作。2018年，斐济已加入亚投行，期待亚投行为斐济增加多边融资渠道，为斐济的公路、桥梁建设等提供支持。

随着中印贸易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印度的投资也有所扩大。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尽管2016年中国对印度非金融类投资流量同比减少86.8%，但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仍达到31亿美元，为2003年的3077倍。印度承接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总存量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0.23%，2014年曾达到0.39%的高位。与中国对外投资总额对比，中国对印度投资流量的同比波动较为剧烈。2018年1～3月，中国对印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流量为4357万美元，同比减少40.2%；截至2018年3月底，中国对印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为34.6亿美元。中国企业累计对印实际投资超过80亿美元。虽然中国对印度投资规模不大，且波动较剧烈，但年均增速仍超过125%。目前，中国对印度在电力、钢铁、能源等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等方面的投资已逐步稳定。三一重工和广西柳工集团等重装制造企业、海尔与美的等白色家电企业，早已经在印度站稳了脚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新兴产业领域，中国手机品牌2018年第一季度占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已经扩大至57%，中国互联网企业也已投资Hike、Zomato、Paytm等印度互联网明星企业；此外，腾讯公司与阿里巴巴也通过入股方式涉足电商行业，复星集团并购格兰德制药等案例都显示中国对印投资已不再局限于直接投资。

虽然印度对中国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印度企业对华投资热情也日益高涨，2014～2017年年均增幅达18.5%。印度对华投资项目总数为66个，同比增加32%；截至2018年3月底，印度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1636个，累计投资金额8.61亿美元。[5]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共建产业园区项目等方面，双方均有加强合作的可能。2018年1～3月，印度对华实际投资总额为709万美元，同比减少18%。

经济合作方面，2018年1～3月，中国对印度工程承包合同总额为5.93亿美元，同比增加157.5%；营业总额为5.35亿美元，同比增加14.3%；截至2018年3月底，中国对印度工程承包累计合同额为711.8亿美元，累计完成营业额为488.4亿美元。[6]印度是中国在南亚的第一大承包工程市场、第二大投资目的地。

进入2018年，中印在加强经贸合作方面又迈出实质性步伐，3月，中国商务部组织贸易促进团访问印度，两国企业共签署了101项经贸合作协议，合同金额近24亿美元。双方还表示要推进贸易投资合作，并提出了人力资源等多个新合作领域。

蓝皮书指出，中印尼两国政府和企业都在积极努力，为两大战略对接以及两国经济合作缔造良好的氛围。

首先是印尼方面，政府尽量淡化对中印尼合作不利的负面新闻，如印尼媒体盛传中国公司将大量中国工人带入印尼，剥夺了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对此，印尼政府主动辟谣，佐科总统、卡拉副总统出面进行澄清。2016年12月23日，卡拉副总统对媒体表示，在印尼的中国籍雇员主要被聘于印尼急需的基础设施项目，原因是印尼本地工人暂未掌握相关技术，据印尼劳工部数据统计，在印尼工作的中国人仅21271人，仅占印尼就业总人口1.29亿的0.0165%，这与中方统计的数字基本相符。据统计，2016年印尼外来务工人员总数约7.42万，主要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其中来自中国有2.13万，其次日本为1.25万。印尼劳工部长哈尼夫（Hanif Dhakiri）2018年4月23日也表示，在中国打工的印尼外劳人数占印尼在全球各地打工人数的10%，仅24800人，而且他们都是具有专业技术或负责转移技术的人士。另一方面，在持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条件下，中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宗教习俗，主动融入印尼社会，积极履行社会职责，热心公益，做优秀企业公民，为两大战略对接和中印尼互利合作传递正能量。如中国投资的青山工业园区在短短3年内招聘了1.1万多名当地工人，不仅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还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为本地员工提供技能培训，企业本地化程度越来越高；华为公司在印尼经营16年以来，不仅积极推动印尼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行业发展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还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目前本地员工占公司总员工的近90%，带动印尼通信行业相关就业岗位2万个。华为公司也非常重视当地人才的培养，在印尼大学、ITS、ITB、UNDIP、Telkom大学、卡查玛达大学等设立奖学金、提供培训和实习机会、捐赠教学实验室，迄今已累计为印尼培养通信领域人才约2万名。聚龙集团与当地民众已开展近1万公顷的“合作种植”事业，覆盖周边村庄40多个，受益家庭5000多个、受益人群20000多人；等等。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是促进“贸易畅通”，构建“海丝”自由贸易区网络的重要内容。当前沿线各国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差异显著，南亚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均很低，是推进FTA谈判的优先领域；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水平较低，应着力扩大市场准入、减少贸易限制；东非、南部非洲的贸易便利化程度低，应着力建设基础设施、提高通关效率等。进一步量化评估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国际经济效应，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均对沿线各区域的实际GDP、社会福利、进出口等产生正向激励，但贸易便利化的作用更显著；从区域看，贸易自由化对南亚、东非、南部非洲的进出口影响较大，贸易便利化对“海丝”各次区域进出口影响均十分显著，而二者均显著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和社会福利水平；从产业角度看，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推动沿线各国朝着各自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纺织及制衣业、东盟的加工食品业、南亚的粮食作物、西亚北非的重工业、东非和南部非洲的畜牧和肉制品将获得加速发展；由于一些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中呈正负相反的收益，因此两者同步推进是构建“海丝”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最优模式。

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利益发生了重大变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系造成了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国家利益向海上方向急剧拓展，海上通道安全与国家发展联系紧密。因此，要制定和落实南海地缘战略通道安全的保障方案，维护我国传统的主流航线畅通无阻。

从地缘战略角度来看，南海地缘战略通道是打破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封锁，从近海走向大洋的必经之路，而四条核心海峡就是中国开启大洋的四把钥匙。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目前的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开拓南海地缘战略通道势在必行。只有在周边环境有利于自身的情况下居安思危，才能在下一轮的南海博弈甚至是大洋博弈中占据先机。在开拓南海地缘战略通道的具体方略层面，应当从意识和行动两个方面努力。在意识层面，扭转中国传统观念中以陆地为主的思维方式，引导国民观念向海洋转变。在行动方面，以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为核心，重视东南亚地区的铁路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