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是法國作家大仲馬創作的長篇小說，發表於1844—1846年。故事講述19世紀法國皇帝拿破崙“百日王朝”時期，法老號大副愛德蒙·鄧蒂斯受船長委託，爲拿破崙黨人送了一封信，遭到兩個卑鄙小人和法官的陷害，被打入黑牢。獄友法利亞神甫向他傳授各種知識，並在臨終前把埋於基督山島上的一批寶藏的祕密告訴了他。鄧蒂斯越獄後找到了寶藏，成爲鉅富，從此化名基督山伯爵（水手辛巴德、布索尼神父、威爾莫勳爵），經過精心策劃，報答了恩人，懲罰了仇人。

該小說以基督山揚善懲惡、報恩復仇爲故事發展的中心線索，主要情節跌宕起伏，迂迴曲折，從中又演化出若干次要情節，小插曲緊湊精彩，卻不喧賓奪主，情節離奇卻不違反生活真實。全書出色地運用了“懸念”、“突發”、“發現”、“戲劇”等手法，在敘述上有較大的敘述密度和複雜的人物關係。這一切使這部小說充滿了敘述的張力，洋溢着敘述本身所產生的美。因此，《基督山伯爵》被公認爲通俗小說的典範。這部小說出版後，很快就贏得了廣大讀者的青睞，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出版，在法國和美國多次被拍成電影。

《基督山伯爵》創作於一個政治動盪的年代，作者大仲馬將這一時期社會生活的大背景作爲小說創作的主要背景，以主人公唐泰斯被人陷害入獄直至最後的復仇爲整部作品創作的主要線索，整部作品的時間也是跨越了波旁王朝的復辟以及七月王朝這兩大時期，以人物曲折命運的設計來側面的展示了整個社會的動盪不安。

1814年，拿破崙帝國被犯法聯盟所擊敗，波旁王朝復辟，重新走上了歷史的舞臺，而從實質上來看，雖說拿破崙的無休止的戰爭對當時的歐洲大陸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惡劣影響，但是他的政治體制已經是資產階級的政府了，所以波旁王朝的復辟必然會造成人民的不滿於反抗，由此以來就形成了希望拿破崙歸來的反覆闢勢力與封建的復辟勢力所構成的強烈的社會矛盾。從《基督山伯爵》中時常可以看到反覆闢的思想線索，堂泰斯被陷害在獄中的14年暗無天日的生活也是對當時復辟王朝黑暗統治的寫照，無論是主人工堂泰斯的拿破崙主義傾向還是整部作品的基調，它不僅僅是大時代背景的寫照，也是反抗政府壓迫的思想的決戰。

1842年大仲馬在地中海遊歷時，對基督山島產生了興趣，打算以它爲主題寫一部小說。他在1838年出版的《關於路易十四以來巴黎警察局檔案的回憶錄》中，發現了一個《復仇的金剛鑽》的故事，其內容是巴黎一個製鞋工人將要結婚時，被一個嫉妒他的朋友誣告而入獄七年，出獄後得到一個米蘭教士的照顧，並在教士死後獲得了一個祕密寶藏，然後他化裝回到巴黎復仇，最後自己也被人殺死。大仲馬仔細研究了這份資料，與人一起制訂了寫作計劃，於1844年8月28日開始在法國巴黎的《議論報》上連載，到1846年1月25日結束，共136期。

《基督山伯爵》與當時另一通俗小說家歐仁·蘇的《巴黎的祕密》不同，它更接近於巴爾扎克批判社會的觀點。在大仲馬筆下，復辟王朝（尤其是七月王朝），大仲馬和他的瀆者所生活的時代．被寫成顛倒了價值的時代。唐泰斯被無辜地投入紫杉堡的黑牢中，度過了漫長的十四年，相當於復辟王朝統治的年限，象徵了復辟王朝暗無天日的統治。在大仲馬筆下，七月王朝的黑暗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那些佔據着法律、軍隊、政治、財政的關鍵位置的人，即維勒福、費爾南（莫爾賽夫）、唐格拉爾，他們戴着假面具，道貌岸然，雙手沾滿了罪惡才爬上擁有權力的位置。最罪大惡極的維勒福卻正好代表着社會的最高價值：法律。這個人物是浪漫派對當時社會最陰險惡毒的形象刻畫之一，表現了大革命及隨後的社會動盪所產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正義蕩然無存。儘管大仲馬是共和黨人，但在《基督山伯爵》中，卻沒有什麼讓人相信社會進步和正義是治療濫用權力和價值顛倒的良藥。小說中爲數不多的下層人物也不見得更好：卡德魯斯和他的妻子，以及貝內德託，都是像維勒福和唐格拉爾那樣的罪犯。從思想上說，大仲馬正是在這裏與《巴黎的祕密》、《流浪的猶太人》截然不同。他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不一樣的，有夢想的性質。基督山伯爵，這個無所不能的人，代替上帝懲惡揚善，在人間重建秩序與正義。但大仲馬並沒有將這個超人寫成能夠解決當時社會黑暗的救世主，這是大仲馬與歐仁·蘇的又一個重大區別。基督山伯爵不像《巴黎的祕密》中的魯道夫公爵那樣，是一個博愛者，他沒有披上華麗的外衣，他的身份不斷變換，除了他的仇人最後知道他的身份，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名字。他像以往騎士文學中的英雄，經歷了大災大難，死裏逃生，大落又大起。他在小說開頭從浪漫派夢想中的東方歸來，最後又回到東方去，將這個社會棄之不顧，讓人們處在等待和希冀中。他像雷電一樣落在這個腐敗的世界上，像《舊約》中的耶和華一樣實施報復，然後揚長而去。

在小說中，大仲馬鮮明地表現了他的政治傾向。唐泰斯不自覺地成爲忠於拿破崙事業的犧牲品，但他卻沒有爲此而後悔；小說中的好人幾乎都站在第一帝國一邊，如摩雷爾船長、他的兒子馬克西米利安、維勒福的父親努瓦蒂埃。唐泰斯站在受土耳其人奴役的希臘人一邊。站在受奧地利壓迫的意大利人一邊。惡人則總是爲波旁王室效勞，或者爲資產階級的暴虐效勞。小說並沒有提出任何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基督山伯爵只能被看成是對社會黑暗發出抗議的一種力量，他既表明了一種理想，又表明了金錢腐蝕人心的力量。他用知識、矯健的身體、精湛的劍術與槍法、疾惡如仇的精神力量，還有金錢去駕馭這個使人變壞的社會。同時他又具有優異的品質，凌駕於社會之上。這雖然使他顯得像神靈一樣。但這種神話般的模式卻能突出和反映社會的矛盾、人們的失望和從矛盾中產生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