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爲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郭偉民先生爲《時空之旅：文明搖籃追蹤》一書所作之序。該文以宏大視野透析中國文明與湖南歷史文化發展的關係，提出的問題發人深省，應是將來工作和努力的方向。

湖南作爲中國南方地區的一個省份，清康熙三年才從湖廣佈政使司分離出來單獨建置。在先秦以中原爲中心的歷史架構中，湖南乃是國家的邊陲，所謂“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是其真實寫照。文獻史料對於上古湖南只有極爲零星的記載，傳世文獻中，戰國時期的湖南一直作爲南楚之地，而有“夷越”、“黔中”、“洞庭”、“蒼梧”等指稱，屈原的一些作品也大致與湖南地域有關。考古出土的戰國文獻中，包山簡有提到“長沙公”、“益陽公”、“霝陽”的史蹟；鄂君啓節的銘文中也有提到湖南的一些地名，這應該是先秦文獻中關於湖南歷史地理的最早記錄。秦漢帝國的建立，湖南完成了從邊陲到內陸的角色轉變，有關湖南的記載漸漸多了起來，這得益於西漢長沙國的建立，歷史文獻如《史記》、《漢書》有不少關於長沙國的記述。不過，這些文獻史料中，湖南總被視爲“江南卑溼”之地，是受中原文明影響和輻射的落後地區，其文化和文明化程度較低。這些記載並非虛言，從秦漢至宋元的千百年間，湖南並沒有多少突出的表現。地理上的中部偏南，註定了它無法成爲帝國政治的中心；生業上的飯稻羹魚，也註定了它無法成爲帝國經濟的主體。得力於湖區的圍墾，才使得洞庭湖平原在明朝成爲天下糧倉，方有“湖廣熟天下足”的美諺。也因這個前提，湖湘一方在明清以後才成爲中國政治文化較爲發達的地區。

不難看出，上面這段闡述，其視角仍是以中原中心觀爲前提的。這不是預設，而是中國有文字以來歷史發展的真實狀況。所謂有文字，是指殷墟甲骨文，殷墟所在的殷商王朝開啓了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這個歷史的舞臺在中原，數千年來的“中國”，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架構中延續和發展下來的。

但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歷史遠比殷商要早，構建中國歷史的傳統遠在甲骨文發現之前就開始了，這個傳統的要義就是以中原爲中心的五帝與夏商周三代的歷史傳承，甲骨文的發現並沒有改變這個傳統。

那麼，這個夏商周乃至更早的“中國”，到底是不是傳統史觀所描述的那樣一直以中原爲中心？黃河流域是否自古以來就是我們民族的唯一“搖籃”？這個傳統的史觀在現代學術面前是否不可動搖？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在哪門學科上取得突破？這都是我們今天在“說中國”這個大課題時必須回答的問題。

說中國與說湖南並不矛盾，當今中國，是湖南的中國、中原的中國，也是亞洲的中國和世界的中國，湖南則是中國的湖南。但是，倘若歷史回溯至宋代，湖南只是宋朝的湖南，卻不是遼金王朝的湖南。再回溯2000年，湖南顯然也不是商周王朝的湖南，而可能只是擁有人面鼎、四羊尊那個炭河裏青銅古國的湖南，而且這個青銅古國也沒有現在湖南這麼大的地盤。然後，再回溯2000年，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湖南是誰的湖南，就更加說不清楚了。

要回答這些問題，文獻學是起不了作用了，唯一的途徑就是考古學。文物是歷史的見證，特別是聞所未聞之歷史的見證，只有考古學才能發現沒有文字以前的文物，也唯有考古學才能對這些文物加以釋讀。因此，中華五千年文明，實則有很長一段是需要考古學來構建的。

考古發現的湖南遠古文化和中國史前文化，是否也印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均出自“中原華夏”這個中心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考察距今5000年前後是否存在一個“中原中心”。

距今5000年前後，中原地區正值仰韶文化晚期，考古工作發現和發掘了這個時期的不少遺存，如山西垣曲古城東關、河津固鎮，河南陝縣廟底溝、澠池仰韶、孟津妯娌、鄭州西山、大河村、禹縣谷水河等遺址中均有這個時期的遺存。西山遺址揭示了仰韶文化文化晚期的城址，該城大致呈不規則圓形，直徑約200米，城牆以內現存面積19000平方米，如果將壕溝算上，總面積約34500平方米。這裏發現了大型夯土建築，此建築的北側還有一處面積達數百平方米的廣場，此外還在城內西北發現了數量衆多的窖穴，推測是倉窖區的所在。城內和城外還發現了兩處墓地。大河村遺址發現不少木骨泥牆房子，房屋有主次之分，分成若干排，每排可能爲一個家族所有，若干家族組成聚落社會的家族公社。妯娌墓地的墓葬排列整齊，最大的M50有二層臺，墓室以圓木封蓋，棺內壁及棺底塗硃砂，墓主人臂戴象牙箍，似乎在整個墓地中具有特殊地位。這大致是目前中原地區所見的距今5000年前後聚落社會的基本狀況。同時代中原以外的地區則分佈着諸多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如山東的大汶口文化、遼西的紅山文化、江浙滬環太湖的良渚文化，這些文化所表現出來的社會共同體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複雜及先進程度毫不遜色於中原，甚至都比仰韶文化晚期高出很多。如同處黃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在與中原的交往中就佔據主動，中原腹地往往發現不少大汶口文化的因素，有學者甚至認爲西山古城的出現就是爲了抵禦大汶口文化的入侵而修建。紅山文化的社會已經出現了“一人獨尊”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的背後是極度分化的社會等級和權力。東南地區的良渚文化更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張忠培先生從墓地研究入手，推斷良渚文化早期社會已經跨入了文明時代的門檻，並認爲良渚社會政權的性質是神王國家，也可稱之爲政教合一的國家。

距今5000年前後的長江中游地區是高度發達的屈家嶺文化，這個文化發現了系列城址，據統計已經達到17座，面積大多在十至數十萬之間，石家河城址達120萬平方米，超過西山城址面積的30倍，這些城址中考古發掘工作做得較爲深入的是澧縣城頭山和天門石家河，田野工作的結果表明，屈家嶺文化時期長江中游已經在文化上完全整合，並形成了某種形式的經濟—文化共同體，在意識形態上也具有統一性，或許也具有了政治上的某種聯盟。雖然對這些城址的認識還需要長期的考古工作，但有一點可以明確，距今5000年前後，還沒有哪個地區像長江中游一樣擁有數量如此衆多的城址，這充分說明長江中游在那個時期的社會發展水平同其他地區相比一點也不落後，在與中原文化的對壘中也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中原文明化進程的時間實際上要晚於周邊，中華五千年文明是多元文明彙集的結果，如紅山、良渚、石家河，包括後來的石峁、陶寺等，都是構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頭。一系列考古證據均表明，中國史前文化和文明化的過程實則是多元的，是滿天星斗。

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的諸城，根植於本地悠久的傳統文化基礎之上。長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具有較爲完整、連續穩定的進程，這個進程大致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奠基了。澧陽平原舊石器文化的“澧水類羣”向新石器早期文化的過渡目前也有線索可尋，考古工作者找到了新舊石器在形態和技術上的連續性，也發現了早期陶器發生階段的遺址，其年代距今超過10000年，大約從這個時候開始，以澧陽平原爲中心的洞庭湖一帶進入到了新石器時代，並陸續發展出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皁市下層文化、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後石家河文化，這些文化的發展連續穩定，雖譜系有殊，但序列清楚。與此同時，在平原外圍的山區，沿湘、資、沅、澧的河谷地帶，也有了人類的活動。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新石器考古學文化是高廟文化，這個文化最先發生於沅水中游，這裏是崇山峻嶺所在，分佈着一些小型的河谷盆地，遺存就發現於此。這個文化的人們以漁獵經濟爲主導，或也從事採集活動，但不務農事。他們創造了極爲豐富的陶器裝飾藝術，陶器紋飾上的刻畫和戳印紋豐富多彩，其表達的精神觀念影響深遠。自上個世紀末葉以來，湖南史前的一些重大考古發現，不斷衝擊着學術界已有的認知，如道縣玉蟾巖發現了最早的水稻，高廟文化蘊含了中國遠古意識形態領域的精髓，湯家崗文化的白陶獨步天下並波及南中國廣大的地域，澧縣城頭山發現中國最早的城址。這一切表明，飯稻羹魚的洞庭湖及其周邊地區在遙遠的新石器時代不僅不是化外荒蠻之地，還是文化發展非常先進的地區。

關於這個地區文化與社會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有不少學者已經做過認真的研究。顯然，湖南洞庭湖平原新石器文化的發生與發展，與稻作農業的出現及發達密切相關，也與這裏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古老的水土滋生了古老的文化，孕育着這塊土地的人們。我們還發現，湖南的歷史幾乎從新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地域與文化的區域性差異，平原地區的人們從事稻作農業，在稻作、農事、灌溉、水利工程、社羣關係方面就比山區河谷地帶要複雜得多，而山區因爲特定的環境和經濟形態，也發展出自身獨特的文化。八千年前的八十壋遺址那種環壕聚落或許與後來的垸田農家一脈相承，高廟陶器紋飾的意蘊或許與屈原的《山鬼》和近世的儺面有異曲同工之妙。新石器時代湖南地區一條重要的文化分界線即是以雪峯山東脈資陽—赤山——沅江一線作爲東西分水嶺，後來竟成了沅、澧二水所在的武陵與湘、資二水所在的長沙持續千年的湖南郡級政區的分野。還有更爲驚人的吻合，在語言方面目前也還是西南官話和湘語方言區的分界線。

以往考古成果表明，湖南的文化有着古老的傳統。當然，不可否認這個傳統並非單線發展和直線前進，文化有高潮，也有低潮，傳統既連續，也曾有更替。新石器時代以後，有一段時間湖南的發展線索就較爲模糊，比如距今4000年以降至戰國晚期，湖南的文化譜系就不太清楚，這個時間長達1700年左右，稱爲湖南的原史時代。但是，不太清楚不能說沒有，60年前湖南史前文化沒有發現，不能說明湖南史前是一片空白。考古發現有個過程，需要長時期的工作，也需要學術上的奮力探索。目前湖南原史時代也有不少重要考古發現，先有石門皁市遺址，後有岳陽銅鼓山遺址、費家河遺址，再有望城高砂脊遺址和寧鄉炭河裏遺址，都進行了頗具成果的考古工作，澧水流域和湘江中下游的文化序列也大致建立起來。與此同時，在近年的田野工作中，還發現了石家河文化向“商周遺存”過渡的跡象，這一線索非常重要，既是回答長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歸屬問題，也是回應以盤龍城爲代表的文化在兩湖地區的傳播問題，對於解決江漢與中原的關係也是很重要的證據。

我們欣喜地看到，以郭靜雲和郭立新教授爲代表的團隊，已經走在前面了。《時空之旅——文明搖籃追蹤》就是一次很好實踐，這樣的實踐實則是大學階段人才培養的一種可貴嘗試。一個人的成長，是從咿呀學語開始的，在大學，學生以接受知識、訓練方法、掌握技能爲求學受業之要旨，好的目標和計劃是成功的關鍵。作爲一個教育培養項目，《時空之旅——文明搖籃追蹤》無疑是有充分的準備和精細的設計，材料的收集、觀點的評述、課堂的交流都很到位，這竟是整個學期的課程！然後是實地考察、親歷一線、現場觀摩、與當地業務人員交流互動，歷練着一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過程。最後形成學術成果，這樣的成果無疑是極有價值的。現在呈現出來的這本書，完整地記錄了這個項目的始終，其內容生動活潑又嚴肅認真；既直面當前的學術重點，又將學理和知識蘊含其中。這個項目凝聚着老師的心血，體現了老師對學生傾囊相授、無私奉獻的精神。

將一個項目聚焦於某一個地域的某一個時期，但又不侷限於特定的時空，見微知著、縱橫捭闔，充分表達了項目設計者的獨妙匠心。針對湖南的地理位置和環境，課堂還特地從環境變遷入手討論稻作農業發生的動因，以此瞭解地理環境對一個區域文化與社會發展的作用。課堂上，同學和老師毫無拘束的談話，時常擦出思想的火花。靜雲教授獨特的視野也從這本書中得到充分體現，她強調考古學和文獻史學結合的重要，指出做史前和先秦考古要有文獻學的訓練，要學會從文獻材料中挖掘出與考古材料相印證的內容或結構，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將考古材料與古史傳說“對號入座”。她敏銳地觀察到了城頭山遺址出土的大溪文化四期與屈家嶺文化之間的緊密聯繫，並認爲大溪四期後再也沒有從一種文化轉變爲另一種文化的突出體現，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比如，考古學文化與陶器的關聯性、考古學文化與其背後族羣的關係等等。衆所周知，以陶器論文化或許是傳統考古學的一大精要，但是陶器並不能等同於考古學文化，陶器在特定的條件下可以很迅速地通過型式分析來完成時空框架的構建，但陶器型式只能告訴你陶器所發生的變化，不能回答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考古是通過實物來認識過去的，考古的實物卻不僅僅是陶器，陶器研究也不僅僅是型式分析。在另外的特定條件下，比如歷史時期的考古，就無需再通過陶器來構建考古學文化。正因爲這樣，立新教授強調了在進行跨地區、跨文化的陶器對比時要特別注意年代問題，他梳理考古學文化及相關碳十四測年數據，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正因爲有這樣的基礎，所以他與靜雲教授一道致力於該地區文明化進程的研究就是水到渠成，很快就有成果體現。

在他們構建的夏商曆史圖景中，“江漢中原”和“江漢夏商”是一種全新的視角，這樣的視角是建立在對“中原地區”夏商文化脈絡考察的基礎之上，他們發現了二里崗與殷墟之間文化的差異，爲了研究這個問題，繼而將眼光轉向江漢地區，致力於探討盤龍城文化的江漢傳統，尋找根植於本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基因。由盤龍城到石家河，然後由石家河到城頭山，再由城頭山到彭頭山，找到了從洞庭到江漢之間歷史脈絡，以及這個脈絡與早期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這是一次探尋中國文明化進程的大膽嘗試，是對已有學術認知的全面顛覆。固然，他們的學術理念、方法在某種程度上異於傳統，其結論也只是一家之說。不過，學術探索並無陳規，多元視角或許更能別開生面。史前文化的特殊性、理論方法的特殊性和研究主體的特殊性決定了追尋過去將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誰也不敢說自己就掌握了客觀真理，無數學人的學術探尋只是無限接近真理的一種方式或一個步驟。

這次湖南之行不是短短十多天的參觀考察，而是一次精心準備的學術之旅，是一次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田野之行。在本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全新視角的湖南遠古時代，看到了從湖南孕育出來的長江中游史前連城網路，看到了山地族羣高廟人的祭祀典禮，也看到了炭河裏大禾方鼎人面所代表的神巫景觀，這些都給人新鮮的感覺，也給我們長期從事田野考古的一線人員不少啓示。

我與這支團隊的接觸，感受到其學術氛圍的濃厚，學生們思維活躍。趙柏熹、邱詩螢、範梓浩等同學都寫出了有水平的碩士論文，相信這次湖南之行將是他們的學術人生一段美好的經歷。

祝願靜雲、立新教授學術之樹常青；祝願年輕的學子考古探求之路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