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提供了一个榆林地区史前遗址分布及数量的大致状况。在总面积约43万平方公里的榆林地区共调查确认了820处史前遗址,其中125处属于仰韶遗址,695处属于龙山遗址,龙山遗址的数量是仰韶遗址近6倍。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在榆林地区发现遗址13881处,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达4446处,占已知古代遗址总数的32%左右。根据目前考古调查及发掘情况来说，榆林地区相当于半坡及庙底沟时期的遗址数量非常稀少,至今还没有正式发掘一处。是故,暂且认为榆林地区调查发现的大部分所谓新石器时代遗址”集中在仰韶晚期及龙山时期,这与环境考古学研究认为的“全新世最适宜期出现在5000~4100aBP期间”结论不谋而合。

如果再将该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遗址数量与新石器晚期以后遗址的数量做一比较,其数量悬殊更加显而易见。二普发现的商周(西周)时期的遗址数量约40余处,三普数量有显著增加,总数约136处。相较于仰韶晚期及龙山时期遗址数量来说,商周时期遗址数量锐减,其总数不足新石器遗址总数的三十分之一。从这一统计所反映的趋势来看,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千余年之间,榆林地区遗址数量达到了峰值,人口急剧膨胀;至公元前1800年之后的千余年间,遗址数量大幅减少,人口密度减少,该地区进入了文化衰落期。本文讨论的时间区间为公元前3000~前1800年之间。

3000BC~1800BC之间处于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至龙山时代,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距今约3000年前后,在中原地区进入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时,北方地区史前遗存的文化面貌保持了仰韶晚期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了与中原腹地及其周邻区域的巨大差异。本文通过榆林地区发现的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至龙山时代遗址的聚落特征、规模布局、居住形态、人地关系等问题的系统分析,探讨了公元前三千纪前后北方地区区域政体中心的形成及社会复杂化的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北方地区”是指以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及山西西北部为中心的河套地区,大体涵盖了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地、河套平原、晋陕高原等地理单元,西、北以黄河、东以太行山、南以自然山系及河流为天然屏障。内蒙古中南部是指黄河南流区域两岸(其中以右岸的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为主),陕北地区则包括了白于山以北、无定河流域及绥德以北区域;晋西北地区包括了太行山以西沿黄河东岸西北部。关于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晋西北区域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特别是文化命名,有数十种观点,兹不一一列举。本文采用《中国考古学新石器卷》编年体系及文化命名(表一)。

表一 北方地区仰韶晚期及龙山时代分期表

一、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聚落形态

北方地区进入仰韶时代晚期的步调较中原地区晚数百年,一直延续至相当于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才结束,因此这类处于庙底沟二期阶段的遗存多被归入仰韶晚期范畴之内来考虑。从文化渊源上来说,榆林地区相当于“庙底沟二期”阶段文化遗存,更多的延续了仰韶晚期海生不浪文化的传统,特别是在文化面貌及器物特征上（如尖底瓶、圆腹罐、折腹钵等器物仍然常见）。笔者同意将3000BC~2500BC之间的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晋西北这一相对封闭区域的文化遗存仍称为“仰韶晚期”,包括了“海生不浪文化”晚期及“阿善文化”(又被称为“阿善三期文化”)两个阶段。

海生不浪文化时期(晚段)年代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左右,榆林地区可以靖边五庄果墚(一期)、横山杨界沙等遗址为代表,遗址数量较多,规模多在1~30万平方米之间,遗址多分布在靠近河流的平缓山丘上,周边不设防,未出现石砌城垣、环壕等防御设施,聚落之间对资源获取的压力尚未形成竞争关系。虽然聚落之间有了等级差异,但其规模差异并不悬殊,不见大型公共设施，不容易看出像中原腹地那样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的差别及凸出的贫富分化现象。家庭观念突出,房屋规模大致相当,结构相似,多数向阳分布,没有中心房址。房屋形制包括窑洞及半地穴式。基本不见占卜、祭祀等遗迹及遗物。墓葬少见,但多见乱葬坑(死者多被埋葬于废弃窖穴)。以下以五庄果墚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五庄果墚遗址位于于山峁之上,面积约30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内涵分为两期,第一期相当于海生不浪文化时期(图一),第二期相当于阿善文化时期。遗址周围环境以草原为主整个地区气候适宜农作物的生长,经济形态以农为主,狩猎、捕鱼为辅。

图一 海生不浪文化（晚期）典型器物

（1、5、8为五庄果墚遗址出土；余为杨界沙遗址出土）

五庄果墚遗址未见壕沟或者墙垣等防御性设施。房址分为窑洞和半地穴式两类(图二，1~3)。窑洞房址多为前、后两个居室,后室为窑洞,前室为半地穴式，窑洞内面积约10余平方米半。地穴式房址多为圆角方形。五庄果墚居民对居址的选择以“因地制宜”为原则,在峁坡地带多堑崖形成断面,修茸后室为窑洞的“吕”字型复合房址;在峁顶等平缓的地方,则下挖半地穴结构,其上起建屋顶。

图二 海生不浪文化晚期房址结构及灰坑葬（均采自五庄果墚遗址）

该遗址未发现竖穴土坑墓葬。但引人注目的是,在A地点发现了一座圆形筒状乱葬坑H1,坑内埋葬着未成年及成年人个体22具,分为4层,每一层有数量不等的动物及人骨,以人骨为多,多者达12具少者也有3、4具(图一,4)。死者成组别排列,每组既有成年人,也有未成年人,成组分布的人骨之间还发现完整的动物骨架，包括家猪等动物。从其分布状况及埋葬形态来看,成层分布的每组个体可能代表了一个独立的家庭单位,而死者周边的家畜或为其家庭财产。AH1这种集中埋葬的现象暗示着五庄果墚遗址或许发生过灾难性的事件。结合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其他同期遗存发现的集体死亡现象,推测距今3000年前后北方地区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瘟疫事件,可能正是这一事件导致了该区域仰韶时期聚落数量的下降及人口锐减,从而导致了文化发展的迟滞。

二、公元前2800~公元前2500年聚落形态

阿善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800~公元前2500之间,榆林地区可以吴堡后寨子峁(一期)府谷郑则峁(一期)、神木寨峁(一期)、靖边五庄果墚(二期)、横山大古界、金山寨等遗址为代表。从陶器特征来看,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包括五庄果墚二期、后寨子峁期、大古界等遗存;晚段包括郑则峁一期、寨峁一期等遗存(图三)。遗址规模较前期没有明显变化,仍未出现大型中心聚落,但地域性中心聚落已逐步显现,社会凝聚力增强。聚落周边开始出现了设防现象,暗示着人们生存压力加剧及社会复杂化倾向显著,对资源控制与防御需求强烈。居址形态依然延续了前期形制,规模相类,财富趋于平均,人群之间没有明显阶层化现象。聚落内部房址布局展现出向心特征,不见大型公共设施，卜骨等指示祭祀的遗物出现。竖穴土坑墓葬不见,死者葬于废弃窖穴常见(图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遗址数量较前期似有明显减少趋势,人口的锐减或与前期发生的灾难性事件有关。以下以后寨子峁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图三 阿善文化时期典型陶器

1、后寨子峁遗址出土陶器 2、寨峁一期出土陶器 3、郑则峁一期出土陶器

图四 阿善文化时期房屋形制（1、2采自五庄果墚遗址；3采自后寨子峁遗址）

后寨子峁遗址由三座相连接的山峁构成,山峁间以堑壕和石墙分割,有台阶作为通道,面积约21万平方米。每个山峁上沿山体等高线成排分布着房址,以2、3座房屋形成组别,显示出该聚落居民之间亲疏不同的社会结构关系。房屋分地面式及窑洞两种,以利用断崖修葺的窑洞为主。房屋之间排、组关系清晰,整个聚落内部呈现出区、排、组以及单个房址四个层级的组合关系,反映了聚落内部不同级别的以血亲为纽带的家庭、家族之间的社会关系。后寨子峁遗址三处独立山峁间以下挖壕沟与砌垒的石墙为周界构建了相互依赖并相对独立的防御空间,成为榆林地区已知最早的防御性聚落,这一聚落形态的巨变或许与环境趋于干冷,资源获取难度增大、生存压力加剧有关。

三、公元前2500-公元前2300年聚落形态

如果以空三足器的出现为标志区分的话,以寨山F3为代表的遗存既包含了尖底瓶向平底瓶过渡阶段的圜底瓶、三足瓮前身圜底缸等器物,又新出现了陶斝等三足器类,暗示着炊煮方式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可视为本区域仰韶时代的结束及龙山时代的到来。榆林地区以吴堡后寨子峁(二期)、榆林寨峁梁、佳县石摞摞山、横山寨山、王阳畔等遗址为代表。以寨山F3为代表遗存属于早期阶段;寨峁梁、石摞摞山二期等遗存中尖(圜)底瓶基本消失,圜底器盛行,代表了该期遗存的晚段(图五)。这类遗存的年代与内蒙古凉城老虎山、西白玉、大庙坡等遗址为代表的“老虎山文化”早期遗存相当。

图五 龙山早期典型器物

1、寨山遗址F3出土陶器 2、寨峁墚遗址出土陶器

这一时期遗址规模之间差异逐渐显著,但多集中在1~80万平方米之间,50万平方米之上的遗址数量显著增多,地方性中心聚落初步形成。普通村落外围修建石砌城垣等防御设施,并有遍地开花之势,反映出这一时期小型聚落的防御诉求较前期加强,聚落之间资源获取竞争加剧。未见大型公共设施,房屋形态及规模大致相当,结构相似,个别聚落内部出新现了大型中心房址(图六)。卜骨等用于占卜祭祀的遗物数量显著增加。墓葬少见。以下以寨峁梁遗址为例加以说明。

图六 龙山早期房屋形制与结构

1、寨峁梁F42 2、寨峁梁F53-54

寨峁梁遗址是北方地区保存较好,揭露最为完整的龙山早期小型石城聚落,面积约3万平方米。该遗址除东南侧马鞍部与其它山峁相连外,东、西、北三侧均临深沟,南侧山体马鞍部和西侧山坡处修建石墙,残长约200米。天然沟壑与石墙为周界形成了较为封闭的防御空间。

从保存较好者来看,寨峁梁房址为前后相接的直线联套式结构，其后室为窑洞。房址沿等高线绕山体东、北、西三侧呈圆弧状排列,高低错落,大致可分为四至五排,成组分布规律明显,门道均开向山坡低处,呈现出“凝聚而不向心”的平面布局。寨峁梁遗址成组分布的房址,揭示了一个带有家族观念的、血亲关系密切的小型村落。卜骨数量较多,只灼不钻,表明祭祀活动日益世俗化。

寨峁梁与石峁遗址同属秃尾河流域,直线距离约20公里,从秃尾河流域史前石城调查资料来看,寨峁梁遗址属于次级小型村落。若以石峁城址作为黄土高原北部早期都邑出现的标志,寨峁梁则处于这一都邑形成过程的早期孕育阶段,展现了区域社会复杂化及阶层化的两个极端。

石砌城垣的普遍出现暗示着生存压力与竞争格局已经成为公元前2500年以来一个大趋势。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石城聚落多选择在三面被深沟陡坡环卫的山顶上,采用堑山成障的方法,并在削堑的土崖外包筑石壁,使山坡更加陡峭险峻,以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有些城址虽然规模不大,但较周边区域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龙山时期石城而言,建筑结构复杂功能完善;其修建城址(环壕及石墙)所需的劳力资源显然超出了城内人口之负担,暗示着地域性社会组织不仅初现端倪,而且具备了筹措更大范围劳力资源的能力,也反映了聚落之间凝聚力增强,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成为约束层级化聚落之间的普遍法则。聚落之间竞争日趋显著及社会复杂化倾向的加剧,奠定了公元前2300年前后中心都邑石峁形成的社会基础。

四、公元前2300~公元前1800年聚落形态

以神木寨峁(二期)、新华、神圪垯梁、木柱柱、石峁、府谷郑则峁(二期)、寨山及等遗址为代表。大致可以分为早、晚两段:以寨峁二期、郑则峁(二期)、新华(早期)、石峁(早期)等遗存为代表早段遗存,年代在距今2300BC~2100BC之间;以新华晚期、石峁(晚期)、木柱柱梁、神圪垯梁等遗存为代表的晚段遗存,年代在距今2100BC~1800BC之间(图七、八)。该期遗址面积及规模出现了高度分化,区域性中心聚落涌现,40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区域中心都邑——石峁岀现。遗址设防现象普遍,小型聚落发现环壕及石砌城垣类防御设施,中型聚落多见石砌城垣,大型遗址如石峁出现了环套结构的多重石砌城垣、宫城及祭坛等具有早期王国特征的高级设施。祭祀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不仅见于小型遗址,更常见于大型都邑。中、大型聚落内部功能区划明显,防御设施结构复杂、功能完善,杀戮奠基及宗教仪式等行为出现。

图七 龙山晚期早段典型器物

1、郑则峁二期陶器 2、寨峁二期陶器

图八 龙山晚期晚段典型器物

1、新华遗址出土陶器 2、石峁遗址出土陶器

纵观这一时期中小型聚落内的房址结构，不难发现房址结构多种多样,包括了窑洞、半地穴式、石砌房址及地面式等多种。自仰韶晚期以来的窑洞房址数量逐步减少,这与龙山晚期古人对聚落选址多在较为平缓并靠近河流的做法密切相关;同时半地穴式及地面式居址数量显著增加(图九)。这种居址构建方式的转换反映人们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环境及周边地质资源,如在石料资源丰富的区域,石砌的房址则成为一个重要选项，人与自然之间由被动适应变为主动的改造利用。墓葬规模差异明显,最小者仅可容身，面积不足1平方米;大者达10余平方米,棺外殉人,且有丰厚随葬品及木棺等葬具。墓葬体量相差悬殊,随葬品多寡不均。墓葬规模的巨大差异显示出死者(或其亲属)动用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更为直接地体现出死者生前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差异。玉器、铜器等体现身份等级及财富的随葬品出现。中小型聚落以木柱柱梁及新华遗址为例,大型聚落以石峁为例。

图九 龙山晚期房屋形制（均采自新华遗址）

1、99F3平、剖面图 2、99F9平、剖面图

木柱柱梁遗址东距石峁遗址约20公里,面积约5万平方米,属于北方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小型的环壕聚落。环壕周长约562米,壕内面积约1.7万平方米。房址多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单间结构,没有窑洞。距离木柱柱梁遗址西约3公里之外的新华遗址是另外一处重要的全面揭露的小型聚落,位于平缓沙丘顶部,但并没有类似环壕类防御设施,所见的房址仍以半地穴为主,还出现了少量地面式建筑。

木柱柱梁及新华遗址是榆林地区龙山晚期小型遗址的典型代表,分别代表了设防与不设防两种聚落布局形态。发现于房址及废弃窖穴之内带有烧灼痕迹的卜骨及祭祀坑(如新华遗址99K1),表明祭祀活动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包括中小聚落在内的普遍现象。

这一时期的墓葬保持了晋西北、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龙山晚期以来的随葬品稀少的特点,多数墓葬规模较小,仅可容身(图一O);中、大型墓葬出现,并且规模略大者多埋葬两人,一人居中显系墓主人,另外一人多侧身屈肢,或为殉葬者。暗示着财富不均现象日益凸出,等级差异逐渐明显。

图一O 新华遗址祭祀坑K1及墓葬（均采自新华遗址）

1、99K1平、剖面图 2、99M30平、剖面图 3、99M61

石峁遗址形成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废弃于公元前1800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系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城址。“皇城台”为大型宫殿及高等级建筑的核心分布区;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分布,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城内分布着大量居址、墓地、窑址等遗迹;外城是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形成的封闭空间,城内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内亦分布有一些居址和墓地。内、外城城墙总长度约10千米，宽度在2.5米以上。

石峁遗址防设施复杂先进,大型宫室建筑及公共设施制度化,藏玉于墙、杀戮奠基及祭坛等祭祀宗教活动等盛行,成为凝聚中小型聚落核心手段。石峁遗址的形成,终结了北方地区复杂纷争的割据局面,促成了距今4000年前后地处华夏北缘最为重要的一支政治势力的孕育发展。种种迹象表明,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原始聚落,已经跨入了早期城市滥觞时期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它具备了集约人口、集约经济、聚敛高等级物质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是距今4300年前后北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中心,也是不同于仰部时代的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与宗教中心。

五、结语

全国三普资料提供的榆林地区444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者2982处;1~50万平方米之间者1452处;50~100万平方米之间者11处;100万平方米以上者仅石峁遗址1处(图一一)。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是公元前2000前后榆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唯一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她与周围其他中小型聚落共同构成了四级聚落结构。从空间分布形态来说,处于第二等级的聚落(50~100万平方米)多是地域性中心,周边散布着数量不等的面积在50万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型遗址。据不完全统计,陕北地区龙山时代石城聚落的数量大约七八十处。仅在石峁遗址所在的秃尾河流域调查并确认的石城聚落不下10处,包括桃柳沟、庙石摞子、石摞子、石坬、寨合峁、虎头峁、薛家会、高家川、寨峁梁、白兴庄等,此外还有大量没有防御设施的小型聚落。正是这种多层级的聚落系统,“聚邑成都”,形成了以石峁为区域核心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奠定了王权国家——石峁的政治、经济、宗教及社会基础。

图一一 榆林地区新石器时期遗址数量与面积统计图

公元前2300年后,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及晋西北地区中小型聚落数量暴增,中心聚落与小型聚落规模相差悬殊,每个(次)中心聚落的控制区域面积或在数百平方公里上下,使得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这些众星拱月般环绕在石峁遗址周边的“卫星村落或次级中心”,改变了仰韶晚期及龙山早中期所见的多中心、对抗式聚落分布形态,并逐渐向单中心、凝聚式的形态演变,最终形成了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

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1800年之间的北方地区经历了财富高度集中、高等级聚落涌现、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形成的过程。聚落规模差异逐步加大,等级化趋势明显。防御需求越来越强烈,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占卜等现象日益常态化,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之一。大型宫室、祭坛等反映社会公共权力的设施形成。个人财富不均、城乡分化初现,迈开了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

进入第二千纪早期,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仍然延续了本地龙山晚期以来的文化特征,陶器面貌上丝毫见不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子。因而可以认为，夏文化的影响在夏王朝建立初期远未波及到北方地区,包括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地区在内的河套地区并未随着夏王朝建立成为其势力范围,反而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传统与发展轨迹。生活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西北的以石峁遗址为核心的人群与夏王朝鼎足而立,形成了华夏沃土上“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

（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本文刊发于《考古与文物》2016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