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人为什么自愿选择不自由的选择？

　　编者按

　　“认识你自己”，相传是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也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这是一个直到当下也值得反复讨论的命题，“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在这个意义上，挪威社会学和政治学家乔恩·埃尔斯特似乎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他以研究和发展“理性选择理论”闻名，他认为，理性选择远不只是一个用于解释行为的技术性工具，而且更是提供一个认识人类自己的重要途径。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和讨论的是乔恩·埃尔斯特的代表作《酸葡萄》，他提出了一对用以区分不同选择的概念：自主选择和非自主选择。非自主选择是适应性选择。人倾向于把非自主选择（适应性选择）误以为是自主选择，或者在头脑里把非自主选择自以为是地转变为自主选择，这就是埃尔斯特要讨论的“酸葡萄”。

　　人为什么自愿选择不自由的选择？

　　拉封丹《狐狸和葡萄》的寓言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家喻户晓的“酸葡萄” 说法——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埃尔斯特用“酸葡萄”来指人的适应性选择或适应性选择改变，“酸葡萄”是一种降低认知不协调的心理机制。当一个人“不能做什么”和他“可能想做什么”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不协调。为了降低和消除这种不协调，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调整选择，这样才能适应“不能做什么”的现实。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所以调适了它自己的选择：“我不要了。”狐狸不只是“不要了”，而且还给自己一个“应该不要”的理由：“葡萄是酸的，不好吃。”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调适比狐狸的要复杂得多。埃尔斯特指出，人的选择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地精准调适，调适经常会变成“过度调适”。例如，在思想审查制度里，执行审查的刊物和出版社会把“自我审查”作为适应性选择，但经常是过度自我审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自我调适的尺度到底是在哪里。对审查的适应性选择会让执行者把一件本来是不得已才做的事当成一件应该去做的事，不仅应该去做，而且应该做好。埃尔斯特指出，拉丁语中有 Amorfate（爱上命运）的说法，英语中有“making a virtue out of necessity”（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自愿做的）的说法，指的都是过度调适，语言里有惯用法，说明所言之事相当常见。

　　“酸葡萄”的反面是“禁果甜”。禁果甜指的是，越是得不到的就越好，与“得不到的就不好”正好相反。禁果甜在中文里的说法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在英语里叫“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篱笆那边的草绿”）。“酸葡萄”的反面还可以是“甜柠檬”，我得不到葡萄，所以不管甜不甜，都是酸的；柠檬是我自己的，所以不管酸不酸，都是甜的。文化或政治上的排外主义与民族自大经常成双成对，这与酸葡萄和甜柠檬相互搭配是相似的。

　　埃尔斯特同意法国文化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对“酸葡萄” 的政治见解。韦纳指出，“酸葡萄很容易让臣民赞美统治者”。埃尔斯特补充道，奴隶敬爱主子是一种意识形态，奴隶敬爱主子首先是因为他们已经处在了奴隶的位置，没有其他的选择。其次，奴隶可以因此憎恨主子，但他偏偏选择了敬爱。主子可以压迫奴隶，但无法强迫奴隶从心底里敬爱自己（当然可以装装样子），敬爱是奴隶的自愿选择。也就是说，臣民敬爱主子是一种适应性选择，一种在得不到葡萄的情况下，为自己编造的“柠檬甜”神话。在奴隶的“柠檬甜”神话里，压迫不再是压迫，而是变成了“爱护”“关怀”“保护”。奴隶靠主人过日子，在主人锅里吃饭，就不能砸主人的锅。埃尔斯特认为，这是对主奴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理解，归根结底，造成这种意识形态的是主子的压迫，而不是奴隶的适应。他对此指出：“被压迫者（奴隶）也许自动编造了压迫的合理性，但这不等于说压迫是他们发明的。”

　　在奴隶不得不接受压迫，不得不当奴隶的情况下，较仁慈的主子比残暴的主子要好。因此，奴隶经常会对较仁慈的主子（往往是与非常残暴的主子比较出来的）感恩戴德，报以热爱和歌颂。有一首《奴性是怎样炼成的》诗，是这样写的：

　　第一天抽了他100鞭子

　　他很愤怒，但没敢说

　　第二天抽了他80鞭子

　　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第三天抽了他50鞭子

　　他夸抽他的人进步了

　　第四天抽了他30鞭子

　　他跪下感动流涕

　　第五天抽了他20鞭子

　　他感恩戴德

　　第六、第七天他已经习惯在感动中挨鞭子

　　并开始用鞭子抽那些同情他的人

　　这是一种酸葡萄机制的“操控”效果，埃尔斯特指出，“酸葡萄可以让人们满足于自己所能得到的那一点点东西”。生活在专制下的人们很容易满足于统治者给予他们的恩惠，尤其是物质享受和提供安全感的稳定。有了这些“好东西”，他们对得不到的其他好东西变得不再那么有兴趣，甚至把有些好东西当成坏东西来加以排斥。例如，他们会告诉自己，那些他们得不到的东西——自由、权利、尊严——原本就是不值得希求，甚至是有害的“价值观”。这也就是埃尔斯特所说的，“故意给人们一些选择，目的是排除他们对另一些可能选择的向往”。

　　政治和社会学家斯蒂芬·鲁克斯说：“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动用权力，逼他做不肯做的事情，但也可以利用权力来影响他，让他自己觉得愿意这么做。让别人愿你所愿，通过控制他们的思想和愿望来让他们听你使唤，这不是更高明的权力手法吗？……思想控制可以用更加日常生活化的手段来实现，如控制媒体消息和对个体的社会化。” 对鲁克斯的这番话，埃尔斯特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统治者改变被统治者的想法，使之与自己的统治需要相一致，这是统治者在被统治者的头脑里装进了他们原来没有的想法（洗脑的结果），还是在利用他们头脑里原本就已经有了的某些想法呢？

　　埃尔斯特认为，统治者并不能把民众从来没有的想法、情绪和思维方式强行植入到他们的头脑去，统治者必须巧妙利用民众头脑里原有的东西，使之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服务。例如，许多老百姓本来就盼望有好皇帝和父母官的保护，这种想法对统治者有好处，所以统治者就把自己装扮成慈父和救星。因此，埃尔斯特指出，“酸葡萄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因作用，而不能用外因来解释。臣民习惯于听天由命，这对统治者是有利的，但是，要让臣民们能够听天由命……则需要他们觉得听天由命对他们自己是最有利（最好）的选择”。

　　专制统治制度在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里最为有效，也最能保持稳定。这是因为，那里的人民从来就不知道自由究竟为何物。所以最可能以一种怀疑、抵触的态度对待自由。让人民不爱自由的最佳方法不是批倒、批臭自由，而是让他们怀疑自由。从未享有自由的人民，他们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自由”这回事，也不是不知道世界上别的一些国家里人民珍爱自由，但是，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由于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亲身体会自由好处的机会，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相信，他们所没有的自由是不好的（酸的），而他们目前的处境要比有自由好得多（是甜的）。

　　酸葡萄是一种不自由状态下民众与权力的特殊关系，其适应性选择趋向于过度适应。托克维尔已经注意到法国人有“一做奴隶，就会争取做超级奴隶”的现象，埃尔斯特认为，这是一种人类普遍现象。他指出，酸葡萄的过度适应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旦如此，便欲罢不能。但是，这种欲罢不能与普通的“上瘾”又有所不同。上瘾只是无法摆脱，而适应性选择欲罢不能，则是因为这一选择所包含的已付出代价，这就像结了婚的人，重新选择会有许多现实的障碍。另作选择意味着浪费已付出的代价，因此其实是无法回头另作其他选择。许多人入了帮派或政党，即便后来极度失望，也难以退出，就是人们常说的“上了贼船”。他们只得硬着头皮，打肿脸充胖子，声称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这种硬着头皮的选择会对他人有欺骗和误导的效应。更有甚者，人一旦做出了某种不理想的选择，即使是无奈的，也经常趋向于夸大这种选择的好处，竭力向别人表明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最好的选择。哪怕在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错误的之后，他也仍然可能会死不认错，变本加厉地为自己的选择辩护。埃尔斯特说，“酸葡萄会包含对未选择的可能和对没有选择的可能竭力贬低。因为自己选择了，所以把自己的选择看成或说成是特别重要的”。

　　埃尔斯特认为，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种评估机能失调。费斯汀格心理研究观察的是1950 年代初芝加哥一个叫“追求者”的地方教会，教会首领向教众宣布， 1955 年 12 月 25 日，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 “追求者”们为世界末日做好了一切准备，辞去了工作，变卖了家产，甚至把裤子上的铜拉链都剪掉了，以免妨碍飞碟的电子通讯。结果，当那一天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按理说，这些做出错误选择的人们应该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心理推断的预料，这些坚定不移、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信徒不但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反而更加相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认为，世界没有按原计划毁灭，是因为他们迎接死亡的虔诚态度感动了上帝。预言失败不仅不是坏事，而且还是好事，不仅是坏事变好事，而且是幸亏有坏事，帮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经过选择心理调适的“追求者”们在行为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完全改变了以往一贯低调、不愿与外人来往的教派特点，变得热衷于宣扬他们的教派信仰，到处加倍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教派的正确。“追求者”这种行为并不是一个笑话，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认知失调，今天有人不仅怀念“文革”，而且还期待再次发生“文革”，坚持认为“文革”式的暴风骤雨，或者“文革”式的“全民红歌”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社会腐败的问题，便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认知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