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馒头说第 322 篇文章

新中国建立以来

劫机案其实发生过不少

但国外飞机被劫持飞往中国的却不多

这也让1985年的这场劫机案

显得尤为引人关注

【今日由头】

1985年12月19日

苏联客机被劫持迫降中国

 1 

1985年12月19日，晚上10点，哈尔滨。

新华社记者张持坚在自己家里泡脚。窗外寒风凌冽，用热气腾腾的水泡一下脚，格外舒服。

脚还没泡进去多久，忽然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

张持坚赶紧起身开门，发现是编辑部主任老康。这么晚了来敲门，张持坚知道肯定是有了紧急情况。

果然，老康开口就是：

“赶紧到省公安厅去了解下情况，有一架苏联的飞机降到了齐齐哈尔。”

自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就出现了恶化，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参见【延申阅读 一】）更是让两国关系跌到了冰点，自此近20年互相批评，鲜有往来。所以，一架苏联客机忽然降落到中国，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

而老康后面的话更让张持坚心头一惊：

“据基层通讯员反映，这架飞机是被劫持过来的！”

一架苏联的客机，被劫持到中国，这是不是在开国际玩笑？

张持坚

 2 

还真的不是开玩笑。

时间，回到7个小时前。

12月19日下午2点半，中国东北边防雷达显示：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忽然从苏联边境飞入我国东北。

考虑到当时的中苏关系，这一突发事件立刻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

没多久，这家飞越中国边境的飞机，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乡的一个农场麦地缓缓降落。由于天寒地冻，整个麦田都被冰冻，这架飞机滑行了近400米后才停稳。

停稳之后，这架飞机的身份也被确认：是一架苏联的“安-24”小型飞机，机身上印着“CCCP”以及“Аэрофлот”的字样，证明这是一架苏联的民航客机。

“安-24”客机

飞机一落地，最先发现的是当地的一个小男孩，然后是几名村里的妇女，然后是村支书。不久之后，当地的公安迅速赶到，在飞机周围的雪地上画了一个圈，告诉村民这是“禁区”，不能进入。

这时候，飞机上走下来一个大胡子苏联人，开始和中国的公安用手势和简单的话沟通。

经过双方的努力，中国的公安终于搞明白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大胡子说，是他用小刀劫持这架飞机的机长飞到中国来的。

第二件事是，大胡子说：“我要到中国来避难！”

 3 

当张持坚赶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指挥中心的时候，里面已经是一副“战备”状态。

桌面上铺开了好几张地图，而一排六个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种最新的情况不断传来。就在飞机迫降后不久，黑龙江省就立刻成立了“劫机事件处理小组”，由时任省委常委、省外事办公室主任王耀臣（曾被选派到苏联做留学生，能说一口流利俄语）带领工作小组，一路坐火车转汽车紧急赶往事发地。

王耀臣赶到飞机迫降地点的时候，已经是20日凌晨3点。他马不停蹄地立刻提审了已经被单独控制的劫机者，终于搞清楚了大致的情况：

劫机的苏联人叫阿里穆多拉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大学学历，是这架飞机的副驾驶。据他自己供述，自己因为对苏联民航局的腐败作风不满，前后一共写了50多封信给各个上级乃至苏共中央反映情况，举报信被转回当地纪委，又不知为何转到了他的领导手里。然后领导就开始对他打击报复，让他先后5次去精神病院检查，并将他调离空勤岗位三年，刚刚恢复他岗位不久。他感觉自己再无出头之日，决定出逃国外。在把出逃想法告诉妻子之后，妻子反对并和他离婚，最终让他产生了劫机逃离的念头。

阿里穆多拉夫

阿里穆多拉夫劫持的这架“安-24”飞机是一架小型支线飞机，当天执飞由雅库茨克飞往伊尔库茨克的航线，机上载客38人，机组人员5人。当天中午12点30分左右，在飞行途中，阿里木穆多拉夫趁领航员上厕所，将机械师骗出驾驶室，然后掏出小刀威胁机长将飞机飞过中国边境，最后迫降在了齐齐哈尔市甘南县长吉岗乡。

就在黑龙江成立事件处理小组的同时，国务院也迅速成立了“劫机事件处理小组”，牵头的是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他在调到中央工作前是黑龙江省省长，再之前担任过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当时的中央领导给事件处理小组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审讯劫机者，把所有情况都弄清楚。

第二，和苏联方面联络，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第三，安置好机上人员，绝不能因为天寒地冻造成什么意外。

第一点，情况基本都摸清楚了。第二点，外交部和苏联方面的联络也迅速展开。

但是，看似最好解决的第三点，却碰到了麻烦。

 4 

12月的齐齐哈尔郊外旷野，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30度。

由于执飞的是短途航线，再加上是小机型，那架迫降的苏联“安-24”飞机并没有带多少食物。而且，机上不少苏联女士穿的还是呢绒裙子。但是，在接受了中方送来的御寒衣物、食品和饮用水之后，他们却坚持不肯离开飞机。

由于夜晚的气温持续下降，飞机只能每20分钟发动一次取暖，但飞机的燃油已经所剩不多，很快机舱就会冷如冰窖。中方提出请他们去附近的农场招待所避寒休息一夜，但从机长到乘客，却依旧无一人肯下飞机——考虑到中苏当时近乎“敌对”的关系，他们的“政治觉悟”都非常高，生怕下了飞机后，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了。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中苏关系虽略有缓和，但在各自媒体上还是经常相互批评。图为1981年3月的《参考消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耀臣只能调来了两台面包车，开足了暖气之后，自己走进了机舱，用俄语对所有乘客说：

“这次是突发事件，让你们的行程受到了影响，中国政府很重视你们的安全和生活。现在是这里最寒冷的季节，如果你们不愿意离开飞机，就请你们去飞机旁的面包车里暖和暖和。”

但是，依旧没有一个人肯下飞机。

就这样，43个苏联人在冰窟窿一样的飞机中熬过了一夜。

早上6点30分，天色刚刚微亮，中方就派人送来了面包、牛奶、肉、鱼罐头和当地农场专门加工的奶酪。这个举动大大缓解了当时紧张的气氛，苏联的乘客向中方表示感谢，并在用过早餐后，开始轮流进面包车取暖。

早上9点刚过，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的戴秉国等外交部人员乘坐直升飞机赶来，戴秉国自己走进机舱向苏联乘客解释：

“这里实在太冷，条件也有限。离这里4、5小时车程是中国的城市齐齐哈尔，我们决定把你们送到那里最好的宾馆去休整，然后等待你们政府接你们回国的方案。”

倔强的苏联乘客再一次“十动然拒”——在表达了谢意后，坚决要求等苏联大使馆的人来了才能决定下一步行动。

 5 

12月20日中午11点过，苏联大使馆的人终于乘坐直升飞机赶到。

领头的苏联大使馆领事部主任格里山一见到戴秉国，就提出了三个要求：

第一，和劫机犯见面；

第二，和苏联大使馆通电话；

第三，和乘客见面。

戴秉国的回答是：

和劫机犯见面绝不可能；和大使馆通电话，受通讯条件限制，只能打到齐齐哈尔；和机上乘客见面，当然可以。

戴秉国。后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长

格里山随即就奔向了飞机，见到机长就厉声责问“到底是什么情况？”机长双目含泪，把格里山拉到远处的田野，两人小声交谈。在谈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格里山回来告诉戴秉国：他也不能决定乘客是否下飞机，必须要得到大使馆的进一步指示。在得到指示前，他要在机舱里和乘客们在一起。

戴秉国和王耀臣确实没有想到，格里山都无法让乘客离开机舱。眼看天色又暗了下来，考虑到飞机里有十多位妇女，还有一名7、8岁的女孩，如果再在冰窖一般的机舱里呆上一夜，很难保证不会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

无奈之下，这个情况被汇报到了哈尔滨的指挥中心。在听取了汇报之后，时任黑龙江省长的侯捷立刻拨打“红机”向中南海的陈俊生汇报情况。一夜没睡的陈俊生在了解到情况后，立刻又协调各方面关系，最后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钱其琛和苏联大使馆联系，并要求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李则望大使立即向苏联通报最新情况，坚持中方将机上人员送到齐齐哈尔的意见。

钱其琛。后任外交部 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到了20日下午5点，陈俊生拨通了侯捷的电话，告诉他中国驻苏联大使向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通报了情况，苏联的那位部长立刻表态说“中方的安排是完全正确的”，应该将机上人员都安排到齐齐哈尔。

这个消息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舍尔巴科夫转达给我国外交部，同时两位苏联大使馆人员也紧急赶往迫降地点。

不过，时间已经不等人。戴秉国和王耀臣调来了11辆空调车，同时将苏联政府的意见转达给了格里山和现场的苏联乘客。有了政府的首肯，这批乘客终于不再坚持，整理行李，封存飞机，写交接文书，还交出了两把手枪。

12月20日深夜11点，11辆载着苏联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车驶入齐齐哈尔市的湖滨宾馆，迎接他们的是腾出来的两个楼面的客房，热水澡，以及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不过，当苏联机上人员睡下的时候，中方小组却继续连夜开会：

怎么把这些苏联人送回去？

 6 

最初的方案，是坐火车。

按照中方的计划，准备将这43名苏联人送上第二天晚上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经停齐齐哈尔的国际列车。由于是晚上发车，白天中方还准备安排他们参观两家工厂，看一场电影，再准备一场欢送晚宴。

但是凌晨0点40分，中国外交部打来一个电话：苏联会在今天下午1点半安排一架专机到哈尔滨，直接把人接走。同时，钱其琛的电话也打了过来：时间很紧，就别安排什么活动了。

12月21日的早上，中方安排的两架直升机将43名苏联人从齐齐哈尔送到了哈尔滨。在登机前，齐齐哈尔市政府给他们每人送了一件松软轻薄但又保暖的羽绒服，这个举动让苏联人一片欢呼。

中午1点15分，两架直升飞机降落在哈尔滨机场，不久之后，从苏联赤塔飞来接人的一架“图134”客机也安全降落。

“图-134”飞机

由中苏友好协会黑龙江分会的领导出面，中方在机场贵宾室摆了六桌酒席，宴请所有的苏联人。此时的苏联人早已放下了当初的警惕，和中方人员有说有笑，并且对中国的饭菜赞不绝口。一个上了年纪的苏联人对中国的啤酒都很惊艳，表示“我有四十都年没有喝到这么好喝的啤酒了。”

在饭桌上，很多苏联人员拿着中苏友好协会送的每人一本的《黑龙江画册》，请中国朋友签名留念，不少人还互相留了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有人还互换了手表以示纪念。

一位40多岁的苏联工人在饭桌上通过翻译告诉大家：“我的父亲参加过苏联红军，当初和中国人一起打日本关东军，一直打到了中国的旅顺。这次意外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好，非常感动。”

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快6点，依依不舍的苏联人起身告别。桌上没喝完的白酒、红酒、啤酒以及糖果、香烟等，都被他们当作纪念品放进了包里。中苏友好协会还给每人送了一个气压式暖壶，再一次给了苏联人一个意外惊喜。

在走上飞机的舷梯时，不少苏联人都流下了热泪。

 7 

不过，一个圆满的结局后面，还留了两个小“尾巴”。

第一个“尾巴”，是那架被劫持的“安-24”飞机还静静地停在齐齐哈尔郊外农场的麦田里。

1986年元旦过后才三天，苏联航空部飞行局局长亲自带队，率7人专家组赶到了长吉岗农场，来接收在那片麦地里已经停了14天的“安-24”飞机。

当苏联的飞行局局长看到中方派武警和公安人员冒着严寒守护飞机时，感动地连连道谢。最终，由中方提供燃油、电瓶和飞行航线图，并在中国农民用拖拉机压实临时跑道之后，那位飞行局局长亲自驾驶这架被劫持的飞机飞回了苏联。

第二个“尾巴”，就是那个劫机犯阿里穆拉多夫。

1986年3月，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我国参加的三个“国际反劫持民用航空器恐怖活动公约”（《东京公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对该案进行了审查。

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戈里申、三等秘书马延科旁听之下，法庭在出示了大量现场勘查笔录、技术鉴定结论、证人证言、物证等证明之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第10条、第29条的规定，并比照107条的规定，判处阿利穆拉多夫有期徒刑8年。特别要求请中方辩护律师的阿里穆拉多夫对此供认不讳，放弃上诉。

阿利穆拉多夫劫机使用的小刀

1986年6月13日，阿利穆拉多夫被转押到哈尔滨市监狱服刑。

但是，等到阿利穆拉多夫刑满释放的时候，最后一个棘手问题出现了——苏联解体了，他的国家都不存在了。

在征求阿利穆拉多夫的意见之后，他最终被送回了俄罗斯。

【馒头说】

按照阿利穆拉多夫的供述，他原来想出逃的目的地是美国。

但由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被看守得很紧，他几次申请去美国也都被拒绝，所以选择了边境线较近的中国——他之前只通过苏联报纸了解中国，都是说中国不好的内容。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一次劫机行为，无意中成了撬动中苏结束冰冷关系的一根小杠杆。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就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勃列日涅夫曾公开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坚决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有进一步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但双方似乎谁也不愿意先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

1985年12月22日，就在“劫机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访问保加利亚后受到了一个意外邀请——苏联方面请他在归国中途经停莫斯科。中方接受了这个邀请。李鹏一行抵达莫斯科机场后，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到机场迎接，第二天苏共zong书记戈尔巴乔夫就会见了李鹏——当时外界均推测，苏联主动表态，和中国妥善处理了“劫机事件”有很大关系。

在“劫机事件”之后，中苏关系明显回暖，关于一些边界问题也开始得到解决。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视察海参崴后发表讲话，主要讲了对外关系，讲了要和中国这个最大的邻国发展友谊，改善关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成为了30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中苏关系终于开始正常化。

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与大国之间，有时候就像大人吵架一样，谁都知道两败俱伤，但谁似乎都不肯率先给台阶。等双方都精疲力竭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意外事件”成为杠杆。

在当前已经全球化的时代，国与国之间更是存在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各种关系，更没必要，也不可能像之前那样一架就吵三十年，老死不相往来。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像科恩上错大巴，“安-24”迫降齐齐哈尔这样的意外，以前有，将来还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