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87年，83岁的原国民党将领黄维在游南岳衡山时，曾说过一句话：“共产党抗日，从三万人抗到一百万！”

作为新中国骨头最硬的“战犯”，黄维素以耿介刚直闻名，在狱中，他始终拒绝思想改造，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于国共内战，他不认为自己有罪，只承认打了败仗；对于抗日，他直言不赞成抗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取得胜利的说法。

晚年黄维

引起争论的问题就不展开了，今天就事论事，探讨一个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抗战中八路军是如何从3万人发展到100万人的？

在上篇文章（《从牺盟会到决死队丨阎锡山是如何丢掉山西的》）中，我们提过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大部分人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其群众工作如此得力，为什么敌后根据地能实现井喷式发展。

其实，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大家只要读完一篇极富年代感的报告就会豁然开朗。

彭真（中）

这篇报告就是1941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在延安向中共中央做的工作汇报——《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政策和具体政策报告》，报告详细阐述了创建敌后根据地的一般规律，总结了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原因，堪称教科书级的根据地创建宝典。

晋察冀根据地是首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模范抗日根据地，弄懂了它的发展模式，也就弄懂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套路，当然也就理解了三万人到百万人的裂变。

报告这里就不上了，有点硬核，怕大家难以消化，坐好扶稳，耐心听故事。

一

1937年8月，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开赴山西前线抗日。

随着太原会战的失利，八路军逐渐化运动战为游击战，各部分别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等地进行战略展开，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10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第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等约3000人，留守五台地区进行游击战，着手创建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

晋察冀，顾名思义，地跨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其大致范围在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平汉铁路以西，控制此地可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大同等华北核心城市，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940年底，晋察冀根据地示意图

在陌生地方开辟根据地，首要任务就是人员和团队问题，此时晋察冀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主观的力量远不能满足需要”，即党员、干部、军队人数太少。

队伍人数不够，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不就行了，难吗？没这么简单。

日军的进攻犹如一道铁犁，所过之处，阎锡山的县一级政权纷纷瓦解，但乡、村政权大都保留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人做工作，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完全能在这些地区建立有效的统治。

与其让日本人接管政权，不如抢在日本人之前截胡。如果把这些旧政权整合改造成共产党的政权，岂不比自己招募人员建立政权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基于对当地民众的阶层分析和对底层群众性格的深刻洞察——对政治冷漠，对政权畏服，晋察冀根据地创造性地采取了“双重政权”的方式，利用基层旧政权的权威，自上而下的动员群众。

1938年7月7日晋察冀群众团体青抗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纪念抗战一周年

八路军隶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在国民政府内拥有合法身份，调动乡长、村长一级的官吏，绰绰有余。至于旧乡长、村长是不是真心配合八路军工作，无所谓，按照彭真的说法：“这些村长是旧的，而且有些是反动的，······但这没有关系。我们所需要他的，只是利用它来召集全村群众来开会，宣布成立救国会或动委会。”

试想一下：如果一家一家的一个一个宣传，劝老百姓参加抗日组织，老百姓会是什么反应？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你再不走，我就报告村长啦。”——这就是陌拜的效果。

转变思路：如果直接找村长，让村长敲锣召集全村人开会，然后让党员干部上去讲话，介绍参加群众组织的好处，告诉他们只要报名就能参加。老百姓会是什么反应？

“我报名，我也报名······算我一个。”——很熟悉的直销套路是不是？

其实，这类组织老百姓是可参加可不参加的，但是他们不懂，受到现场气氛的感染和小恩小惠的吸引，很容易从众。

晋察冀根据地的武装民众

开拓时期，首先要把量做起来，党在根据地的政策是：放手扩大群众组织，用人方面要无所顾忌。投机分子也好，异己分子也罢，只要可以利用，就大胆利用之，地主土豪，流氓地痞，有一个算一个，总之，群众抗日运动和组织的范围越大越好。

彭真认为，“在当时的开辟时期，（这些策略）是必须的”，否则，那样广大的地区，那样多的群众，以自己如此之少的干部和党员，如何能迅速打开局面？

1945年8月反攻后天津西郊王庆沱农民庆祝减租减息

群众组织建立起来了，接下来就是让群众组织参与政权（夺权），具体做法如下：

让村长筹备会场，负责开会的后勤保障工作，让动委会或救国会以自己的名义，敲锣通知群众开会，安排各项工作，将村政权实际转移到救国会或动委会手中，或者形成与旧政权并存的双重政权。

晋察冀根据地被动员起来的农民

动委会或救国会能从旧村长手中夺权，有两个关键：一是动委会或救国会是群众组织，有合法身份，可以在抗日的大旗下合法活动，旧村长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二是旧乡村政权之前在组织动员民众抗日救国上毫无建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动委会或救国会在为军队征集给养、逮捕审讯汉奸，开展减租减息等事务中表现可圈可点，所以旧政权没能力反对。

至此，晋察冀根据地人员问题解决了，局面顺利打开。

二

当“量”的问题不是问题的时候，下一步一定是解决“质”的问题。

鱼龙混杂的队伍是没有战斗力的，前期可以不拘一格的壮大队伍，但到了中期就必须优化组织，对队伍中的人员进行提纯。对晋察冀根据地而言，这个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用“民主政治”巩固根据地、发展党员。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存在两个政府，一个是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显然，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不会长久，果然，很快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在晋察冀，双重政权也不可能长久维持，只不过是采用了和平的方式，将全部政权归了“人民”。

晋察冀边区民主选举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为了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边区政府的9个委员中，有5个至少表面上是阎锡山一系的人。共产党员虽然占少数，但并不影响共产党掌控晋察冀边区的实权。

相比县以上宏观政权，共产党将更多的精力投注到了微观的村级政权上。敌后根据地，说白了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县城经营得再好，很难守住，相反，把农村建成战斗堡垒，可以更好地壮大自己，威慑敌人。

晋察冀根据地的民兵，左边的一位民兵手里拿了一只手榴弹背了一根鸟铳，而右边的那位民兵腰上别了一枚手雷

用“民主政治”巩固根据地，首先是强化村级组织机构。

很早以前，阎锡山在治晋大计中推行了编村计划和村本政治，在农村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基层政权。但是，政权需要以武力为后盾才能存在，日本人打进来后，晋绥军撤退了，县级政权瓦解了，之前的农村基层政权，渐渐名存实亡。

为了实现对农村政权的绝对控制，在机构上，从边区到村都建立了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司法5个工作部门，可吸收全村各阶层积极分子参加。在人事上，从1938年开始，边区开战了广泛的村长改选运动，当年阎锡山在村本政治中精选出来的村长、村副纷纷倒台，取而代之的是8000多个民选村长。至此，晋察冀边区双重政权不复存在。

晋察冀边区选举活动

掌控了政权，下一步就是正名，即使政权获得合法性。晋察冀边区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或阎锡山的辖区，现在边区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组织和人员变动，对国民党来说无异于挖墙脚，要获得他们的承认，几乎不可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边区从1939年开始在各村建立乡村民意代表机构——村民大会，并且打出了“民权主义”和“县政自治”两面旗帜。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县政自治”是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内容，二者都被国民党视为立国之本，边区打出这两面旗帜进行全面选举，国民党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其发起的合法性挑战被民意无形中消解。

三

摧毁乡村旧秩序，建立乡村新政权，并不能让根据地坚不可摧。真正能使根据地坚不可摧的是拥有强大基层动员能力，能够调动一切资源为抗日服务。

根据地推行“民主选举”后，新当选的乡长、村长几乎都是穷人，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没有任何行政经验，在地方上缺乏广泛的声望，即使上了村长的位置，也无法使政务正常运作，最终还是得依靠地主乡绅。这使得边区不得不重新评估地主乡绅的价值。

察哈尔省人民代表大会

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产党暂时放下了激进的土地政策，转而联合社会各阶层。在农村，不仅地主富农是团结的对象，土豪乡绅们，只要玩得不太过火，都是统战的对象。地主乡绅们是地方精英阶层，掌控乡村财富，谙熟乡村治理，拥有现成的声望和组织能力，具有非常大的利用价值。

以“民主政治”将地主乡绅吸收进政府机构，依靠他们改变民众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将地方人力、物力全部组织动员起来，才能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才能够让根据地成为日军无法征服的坚强堡垒。

一位八路军战士在和当地的民兵交谈，向民兵出示证件

根据彭真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根据地的基层选举中，工人积极性最高，地主其次，贫农第三，最后才是富农、中农。与一般人脑海中的固有印象相反：在抗日问题上，并不是越穷抗日态度越坚决，越富越具有妥协性。原因在于，地主乡绅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往往比普通农民更具有民族意识，抗日积极性更高。

地主乡绅渴望参政议政，希望为抗日做贡献，边区也迫切需要他们发挥作用，两者一拍即合。虽然也有部分不进步的地主乡绅，对新秩序冷嘲热讽不配合，但是在党强有力的控制下，这些都是支流。地主乡绅阶层的支持配合，才使得根据地成了八路军真正的暴兵、补给基地。这一重要经验最后上报延安，并在其他各根据地推广了开来，即著名的“三三制”。

四

敌后抗日根据地本身在敌后，必须考虑日本人的影响。如果日本人对根据地进行围剿扫荡，根据地将何去何从？正面硬刚，实力不允许，战略转移，努力付诸东流，都不是好办法。这时候，又一个创造性的策略出现了——两面政权。

日本人杀来，八路军撤走，根据地沦为敌占区，日本人为了控制地战区，势必要利用当地人建立基层伪政权，日本人会选什么当地人合作呢？地主乡绅阶层。地主乡绅阶层既加入了共产党的基层政权，又掌控了日伪基层政权，成了双面政权。

侵华日军

那么问题来了：双面政权到底听谁的多一点呢？肯定是我党。

前面说了，根据地施行民政政治后，地主乡绅虽然不再主导基层政权，但仍是重要的参与者，而且他们保住了自己的利益——共产党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只需要适当的减租减息即可。从这个角度讲，他们是支持共产党的。

此外，地主乡绅说到底也是中国人，主动当汉奸是极少数，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做的太狠太绝，即使不惧乡里乡亲的敌视，也扛不住锄奸队报复。更何况，战局本来多变，日本人能呆多久谁都没数，倘若日本人一走，汉奸何以自处？

日军扫荡敌后根据地

鉴于此，党改变了对“变节人员”的严厉处置政策，允许这些地主乡绅充任伪职，对日本人采取敷衍态度。彭德怀也说过：“要爱护两面派、应顾虑他的苦衷，严格替他保守秘密。”、“可以允许他把革命的一面缩小到极小限度。”只要不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人，都可以争取和容忍。

除了被动做两面政权的工作之外，根据地还暗中组织了一批政治可靠、经验能丰富的人，主动出任伪职，打入敌人内部，执行潜伏人物。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处决汉奸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日本人建立基层伪政权形同虚设，日本人也知道基层伪政权的两面性，但仅仅止于知道，因为这种渗透就像癌细胞扩散，基本无解。根据晋察冀干部宋绍文的说法：1943年春，游击区70%多的村政权是抗日两面政权，将近20%是坚持抗日的一面政权，只有10%左右是敌对政权。

五

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在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中，我们说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个不用说，抗日肯定得靠武力，最后说一下党的建设。

强大的军队依靠根据地，根据地的主导是干部，干部的灵魂是党性。没有一个战力强大的党，应付不了如此复杂斗争形势，说党的建设是根据地发展壮大的最关键因素也不为过。所以，彭真在《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政策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讲述晋察冀根据地党的建设。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胡服（刘少奇）发表了《为发动华北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一文，指出：“必须十倍百倍的发展我党的组织，才能保证我党的领导。”

胡服

胡服的话，是有所指的。在日军的打击下，国民党政权纷纷崩溃，日军又无暇建立新的秩序——沦陷区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对共产党而言，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而要抓住这个机会，必须拥有充足的党员干部，一旦这些党员干部深入敌后，将民众压抑的抗日热情激发出来，将分散抗日的力量组织起来，共产党的力量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晋察冀根据地在开局时，曾大规模发展群众运动组织，如动委会、救国会、农会、工会、妇救会等，这些群众组织在初期弥补了干部人数不足的问题，也贡献了种子党员。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党支部是必须的，在运动中，对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重点关注，在大会中，暗中观察哪些人认真在听党员干部演讲，这都是发展的对象。

看看哪些人在认真听讲

发展党员，初期也是以走量拉人头为主，比如阜平县曾有一人一天发展党员60人，入党甚至手续都不需要，村支书可以批准，干部个人也可批准，只要同情共产党的人，皆可入党。

宽进严出，量搞起来了，中期还是得求质。1939年八月，延安发出了关于巩固党的指示后，各根据地党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整理和巩固党的组织。所谓巩固党，就是党员提纯，把垃圾渣滓通通剔出队伍，并对合格的党员进行培训，强化其能力。

培训完了，还有严格的审查，我党的审查工作有多细致，大家应该都略有耳闻，党员审查完了，支部还要审查，历史有无问题，工作能力有无问题，对党的政策理解如何，与群众关系如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优缺点和倾向·······

晋察冀边区司令部

不仅要交代自己的历史和问题，还要交代领导、同事、下属的历史和问题，或者单独谈话，或者下去找熟知情况的群众谈话，或突然袭击，或旁敲侧击，如果一个人有隐瞒，任你情商智商再高，总会出现一些不一致或自相矛盾的言论。

对待不合格的人员处理，也有区分，如果是敌特、奸细，那得制裁，还得追究介绍人和批准人的责任，如果是阶级异己分子、太落后分子，那就毫不犹豫踢走，其他的，只要不违反原则，态度有问题的，慢慢教育即可，能力有问题的，慢慢培养即可，都不是大问题。

根据地干部开会教育

这样，通过层层筛选审查出来的党员，整体素质肯定是高于普通人的，再加上严格的纪律性和高明的策略，其战斗力自然不是涣散的国民党能比拟的。

以上就是晋察冀根据地发展党员的主要策略。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想方设法将各地能力较强、支持和认同共产党理念的人，发展成党员干部，然后利用当地党员干部掌控当地政权，只要政权在手，兵员、物资就会成为有源之水，有根之木。

六

党员成几何倍数增长，根据地成燎原之势，三万人变成一百万水到渠成，而在这一过程中，唯一的不可控因素，就是日本人在华北的力量存在。如果日本人增兵华北，加大围剿扫荡的力度，如1941年前后，那么根据地的发展会很艰难。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日军力量大减，对于敌后根据地的发展有心无力。至此，已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敌后根据地的“井喷式”发展。

1940年，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检阅部队

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文献：

《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政策和具体政策报告》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基层党组织发展研究——以太行及晋西北根据地为例》——孟幻奇，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解开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之谜》

《中国近代史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争与敌后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