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上篇文章(《從犧盟會到決死隊丨閻錫山是如何丟掉山西的》)中,我們提過中國共產黨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但是大部分人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爲什麼其羣衆工作如此得力,爲什麼敵後根據地能實現井噴式發展。10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第115師政委聶榮臻率領獨立團、騎兵營、教導隊等約3000人,留守五臺地區進行遊擊戰,着手創建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

從3萬到100萬,抗戰期間八路軍是如何井噴式發展的?

引言

1987年,83歲的原國民黨將領黃維在遊南嶽衡山時,曾說過一句話:“共產黨抗日,從三萬人抗到一百萬!”

作爲新中國骨頭最硬的“戰犯”,黃維素以耿介剛直聞名,在獄中,他始終拒絕思想改造,堅持自己的立場,對於國共內戰,他不認爲自己有罪,只承認打了敗仗;對於抗日,他直言不贊成抗戰是共產黨一家領導取得勝利的說法。

從3萬到100萬,抗戰期間八路軍是如何井噴式發展的?

晚年黃維

引起爭論的問題就不展開了,今天就事論事,探討一個很多人比較感興趣的問題——抗戰中八路軍是如何從3萬人發展到100萬人的?

在上篇文章(《從犧盟會到決死隊丨閻錫山是如何丟掉山西的》)中,我們提過中國共產黨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但是大部分人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爲什麼其羣衆工作如此得力,爲什麼敵後根據地能實現井噴式發展。

其實,對於這一系列問題,大家只要讀完一篇極富年代感的報告就會豁然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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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中)

這篇報告就是1941年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彭真,在延安向中共中央做的工作彙報——《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政策和具體政策報告》,報告詳細闡述了創建敵後根據地的一般規律,總結了根據地發展壯大的原因,堪稱教科書級的根據地創建寶典。

晉察冀根據地是首個敵後抗日根據地,也是模範抗日根據地,弄懂了它的發展模式,也就弄懂整個敵後抗日根據地發展的套路,當然也就理解了三萬人到百萬人的裂變。

報告這裏就不上了,有點硬核,怕大家難以消化,坐好扶穩,耐心聽故事。

1937年8月,八路軍三個主力師開赴山西前線抗日。

隨着太原會戰的失利,八路軍逐漸化運動戰爲游擊戰,各部分別在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等地進行戰略展開,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10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第115師政委聶榮臻率領獨立團、騎兵營、教導隊等約3000人,留守五臺地區進行遊擊戰,着手創建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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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榮臻

晉察冀,顧名思義,地跨山西、察哈爾、河北三省,其大致範圍在平綏鐵路以南、同蒲鐵路以東、正太鐵路以北、平漢鐵路以西,控制此地可直接威脅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太原、張家口、大同等華北核心城市,戰略地位極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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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底,晉察冀根據地示意圖

在陌生地方開闢根據地,首要任務就是人員和團隊問題,此時晉察冀面臨最大的困難是“主觀的力量遠不能滿足需要”,即黨員、幹部、軍隊人數太少。

隊伍人數不夠,自下而上發動羣衆不就行了,難嗎?沒這麼簡單

日軍的進攻猶如一道鐵犁,所過之處,閻錫山的縣一級政權紛紛瓦解,但鄉、村政權大都保留了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人做工作,那麼隨着時間的推移,日本人完全能在這些地區建立有效的統治。

與其讓日本人接管政權,不如搶在日本人之前截胡。如果把這些舊政權整合改造成共產黨的政權,豈不比自己招募人員建立政權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基於對當地民衆的階層分析和對底層羣衆性格的深刻洞察——對政治冷漠,對政權畏服,晉察冀根據地創造性地採取了“雙重政權”的方式,利用基層舊政權的權威,自上而下的動員羣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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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7日晉察冀羣衆團體青抗會、農民抗日救國會、婦女抗日救國會、兒童團紀念抗戰一週年

八路軍隸屬於閻錫山的第二戰區,在國民政府內擁有合法身份,調動鄉長、村長一級的官吏,綽綽有餘。至於舊鄉長、村長是不是真心配合八路軍工作,無所謂,按照彭真的說法:“這些村長是舊的,而且有些是反動的,······但這沒有關係。我們所需要他的,只是利用它來召集全村羣衆來開會,宣佈成立救國會或動委會。”

試想一下:如果一家一家的一個一個宣傳,勸老百姓參加抗日組織,老百姓會是什麼反應?

“你是誰,你想幹什麼·····你再不走,我就報告村長啦。”——這就是陌拜的效果。

轉變思路:如果直接找村長,讓村長敲鑼召集全村人開會,然後讓黨員幹部上去講話,介紹參加羣衆組織的好處,告訴他們只要報名就能參加。老百姓會是什麼反應?

“我報名,我也報名······算我一個。”——很熟悉的直銷套路是不是?

其實,這類組織老百姓是可參加可不參加的,但是他們不懂,受到現場氣氛的感染和小恩小惠的吸引,很容易從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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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察冀根據地的武裝民衆

開拓時期,首先要把量做起來,黨在根據地的政策是:放手擴大羣衆組織,用人方面要無所顧忌。投機分子也好,異己分子也罷,只要可以利用,就大膽利用之,地主土豪,流氓地痞,有一個算一個,總之,羣衆抗日運動和組織的範圍越大越好。

彭真認爲,“在當時的開闢時期,(這些策略)是必須的”,否則,那樣廣大的地區,那樣多的羣衆,以自己如此之少的幹部和黨員,如何能迅速打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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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反攻後天津西郊王慶沱農民慶祝減租減息

羣衆組織建立起來了,接下來就是讓羣衆組織參與政權(奪權),具體做法如下:

讓村長籌備會場,負責開會的後勤保障工作,讓動委會或救國會以自己的名義,敲鑼通知羣衆開會,安排各項工作,將村政權實際轉移到救國會或動委會手中,或者形成與舊政權並存的雙重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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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察冀根據地被動員起來的農民

動委會或救國會能從舊村長手中奪權,有兩個關鍵:一是動委會或救國會是羣衆組織,有合法身份,可以在抗日的大旗下合法活動,舊村長找不到反對的理由;二是舊鄉村政權之前在組織動員民衆抗日救國上毫無建樹,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動委會或救國會在爲軍隊徵集給養、逮捕審訊漢奸,開展減租減息等事務中表現可圈可點,所以舊政權沒能力反對。

至此,晉察冀根據地人員問題解決了,局面順利打開。

當“量”的問題不是問題的時候,下一步一定是解決“質”的問題。

魚龍混雜的隊伍是沒有戰鬥力的,前期可以不拘一格的壯大隊伍,但到了中期就必須優化組織,對隊伍中的人員進行提純。對晉察冀根據地而言,這個工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用“民主政治”鞏固根據地、發展黨員。

十月革命前夕,俄國存在兩個政府,一個是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一個是工兵代表蘇維埃,顯然,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不會長久,果然,很快布爾什維克發動十月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全部政權歸蘇維埃。

在晉察冀,雙重政權也不可能長久維持,只不過是採用了和平的方式,將全部政權歸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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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察冀邊區民主選舉

1938年1月,晉察冀邊區政府正式成立,爲了獲得國民政府的批准,邊區政府的9個委員中,有5個至少表面上是閻錫山一系的人。共產黨員雖然佔少數,但並不影響共產黨掌控晉察冀邊區的實權。

相比縣以上宏觀政權,共產黨將更多的精力投注到了微觀的村級政權上。敵後根據地,說白了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縣城經營得再好,很難守住,相反,把農村建成戰鬥堡壘,可以更好地壯大自己,威懾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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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察冀根據地的民兵,左邊的一位民兵手裏拿了一隻手榴彈背了一根鳥銃,而右邊的那位民兵腰上別了一枚手雷

用“民主政治”鞏固根據地,首先是強化村級組織機構。

很早以前,閻錫山在治晉大計中推行了編村計劃和村本政治,在農村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基層政權。但是,政權需要以武力爲後盾才能存在,日本人打進來後,晉綏軍撤退了,縣級政權瓦解了,之前的農村基層政權,漸漸名存實亡。

爲了實現對農村政權的絕對控制,在機構上,從邊區到村都建立了民政、財政、教育、實業、司法5個工作部門,可吸收全村各階層積極分子參加。在人事上,從1938年開始,邊區開戰了廣泛的村長改選運動,當年閻錫山在村本政治中精選出來的村長、村副紛紛倒臺,取而代之的是8000多個民選村長。至此,晉察冀邊區雙重政權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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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察冀邊區選舉活動

掌控了政權,下一步就是正名,即使政權獲得合法性。晉察冀邊區名義上是國民政府或閻錫山的轄區,現在邊區出現如此大規模的組織和人員變動,對國民黨來說無異於挖牆腳,要獲得他們的承認,幾乎不可能。爲了解決這一問題,邊區從1939年開始在各村建立鄉村民意代表機構——村民大會,並且打出了“民權主義”和“縣政自治”兩面旗幟。

民權主義,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重要內容,“縣政自治”是孫中山《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的內容,二者都被國民黨視爲立國之本,邊區打出這兩面旗幟進行全面選舉,國民黨找不到反對的理由,其發起的合法性挑戰被民意無形中消解。

摧毀鄉村舊秩序,建立鄉村新政權,並不能讓根據地堅不可摧。真正能使根據地堅不可摧的是擁有強大基層動員能力,能夠調動一切資源爲抗日服務。

根據地推行“民主選舉”後,新當選的鄉長、村長几乎都是窮人,大部分人都是文盲,沒有任何行政經驗,在地方上缺乏廣泛的聲望,即使上了村長的位置,也無法使政務正常運作,最終還是得依靠地主鄉紳。這使得邊區不得不重新評估地主鄉紳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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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爾省人民代表大會

在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共產黨暫時放下了激進的土地政策,轉而聯合社會各階層。在農村,不僅地主富農是團結的對象,土豪鄉紳們,只要玩得不太過火,都是統戰的對象。地主鄉紳們是地方精英階層,掌控鄉村財富,諳熟鄉村治理,擁有現成的聲望和組織能力,具有非常大的利用價值。

以“民主政治”將地主鄉紳吸收進政府機構,依靠他們改變民衆對政治的冷漠態度,將地方人力、物力全部組織動員起來,才能夠形成強大的戰鬥力,才能夠讓根據地成爲日軍無法征服的堅強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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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八路軍戰士在和當地的民兵交談,向民兵出示證件

根據彭真報告中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根據地的基層選舉中,工人積極性最高,地主其次,貧農第三,最後纔是富農、中農。與一般人腦海中的固有印象相反:在抗日問題上,並不是越窮抗日態度越堅決,越富越具有妥協性。原因在於,地主鄉紳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往往比普通農民更具有民族意識,抗日積極性更高。

地主鄉紳渴望參政議政,希望爲抗日做貢獻,邊區也迫切需要他們發揮作用,兩者一拍即合。雖然也有部分不進步的地主鄉紳,對新秩序冷嘲熱諷不配合,但是在黨強有力的控制下,這些都是支流。地主鄉紳階層的支持配合,才使得根據地成了八路軍真正的暴兵、補給基地。這一重要經驗最後上報延安,並在其他各根據地推廣了開來,即著名的“三三制”。

敵後抗日根據地本身在敵後,必須考慮日本人的影響。如果日本人對根據地進行圍剿掃蕩,根據地將何去何從?正面硬剛,實力不允許,戰略轉移,努力付諸東流,都不是好辦法。這時候,又一個創造性的策略出現了——兩面政權。

日本人殺來,八路軍撤走,根據地淪爲敵佔區,日本人爲了控制地戰區,勢必要利用當地人建立基層僞政權,日本人會選什麼當地人合作呢?地主鄉紳階層。地主鄉紳階層既加入了共產黨的基層政權,又掌控了日僞基層政權,成了雙面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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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華日軍

那麼問題來了:雙面政權到底聽誰的多一點呢?肯定是我黨。

前面說了,根據地施行民政政治後,地主鄉紳雖然不再主導基層政權,但仍是重要的參與者,而且他們保住了自己的利益——共產黨承認地主土地所有,只需要適當的減租減息即可。從這個角度講,他們是支持共產黨的。

此外,地主鄉紳說到底也是中國人,主動當漢奸是極少數,大家都是鄉里鄉親的,做的太狠太絕,即使不懼鄉里鄉親的敵視,也扛不住鋤奸隊報復。更何況,戰局本來多變,日本人能呆多久誰都沒數,倘若日本人一走,漢奸何以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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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掃蕩敵後根據地

鑑於此,黨改變了對“變節人員”的嚴厲處置政策,允許這些地主鄉紳充任僞職,對日本人採取敷衍態度。彭德懷也說過:“要愛護兩面派、應顧慮他的苦衷,嚴格替他保守祕密。”“可以允許他把革命的一面縮小到極小限度。”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爲日本人賣命的人,都可以爭取和容忍。

除了被動做兩面政權的工作之外,根據地還暗中組織了一批政治可靠、經驗能豐富的人,主動出任僞職,打入敵人內部,執行潛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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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八路軍處決漢奸

一套組合拳打下來,日本人建立基層僞政權形同虛設,日本人也知道基層僞政權的兩面性,但僅僅止於知道,因爲這種滲透就像癌細胞擴散,基本無解。根據晉察冀幹部宋紹文的說法:1943年春,游擊區70%多的村政權是抗日兩面政權,將近20%是堅持抗日的一面政權,只有10%左右是敵對政權。

革命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

在根據地的建設和鞏固中,我們說了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這個不用說,抗日肯定得靠武力,最後說一下黨的建設。

強大的軍隊依靠根據地,根據地的主導是幹部,幹部的靈魂是黨性。沒有一個戰力強大的黨,應付不了如此複雜鬥爭形勢,說黨的建設是根據地發展壯大的最關鍵因素也不爲過。所以,彭真在《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政策和具體政策報告》中,幾乎用了一半的篇幅來講述晉察冀根據地黨的建設。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後,胡服(劉少奇)發表了《爲發動華北廣大羣衆的抗日救國運動而鬥爭》一文,指出:“必須十倍百倍的發展我黨的組織,才能保證我黨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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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

胡服的話,是有所指的。在日軍的打擊下,國民黨政權紛紛崩潰,日軍又無暇建立新的秩序——淪陷區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對共產黨而言,毫無疑問是一個巨大的機會,而要抓住這個機會,必須擁有充足的黨員幹部,一旦這些黨員幹部深入敵後,將民衆壓抑的抗日熱情激發出來,將分散抗日的力量組織起來,共產黨的力量將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晉察冀根據地在開局時,曾大規模發展羣衆運動組織,如動委會、救國會、農會、工會、婦救會等,這些羣衆組織在初期彌補了幹部人數不足的問題,也貢獻了種子黨員。在羣衆組織中建立黨支部是必須的,在運動中,對羣衆領袖和積極分子重點關注,在大會中,暗中觀察哪些人認真在聽黨員幹部演講,這都是發展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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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哪些人在認真聽講

發展黨員,初期也是以走量拉人頭爲主,比如阜平縣曾有一人一天發展黨員60人,入黨甚至手續都不需要,村支書可以批准,幹部個人也可批准,只要同情共產黨的人,皆可入黨。

寬進嚴出,量搞起來了,中期還是得求質。1939年八月,延安發出了關於鞏固黨的指示後,各根據地黨的工作重點開始轉向整理和鞏固黨的組織。所謂鞏固黨,就是黨員提純,把垃圾渣滓通通剔出隊伍,並對合格的黨員進行培訓,強化其能力。

培訓完了,還有嚴格的審查,我黨的審查工作有多細緻,大家應該都略有耳聞,黨員審查完了,支部還要審查,歷史有無問題,工作能力有無問題,對黨的政策理解如何,與羣衆關係如何,批評與自我批評,主要優缺點和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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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察冀邊區司令部

不僅要交代自己的歷史和問題,還要交代領導、同事、下屬的歷史和問題,或者單獨談話,或者下去找熟知情況的羣衆談話,或突然襲擊,或旁敲側擊,如果一個人有隱瞞,任你情商智商再高,總會出現一些不一致或自相矛盾的言論。

對待不合格的人員處理,也有區分,如果是敵特、奸細,那得制裁,還得追究介紹人和批准人的責任,如果是階級異己分子、太落後分子,那就毫不猶豫踢走,其他的,只要不違反原則,態度有問題的,慢慢教育即可,能力有問題的,慢慢培養即可,都不是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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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地幹部開會教育

這樣,通過層層篩選審查出來的黨員,整體素質肯定是高於普通人的,再加上嚴格的紀律性和高明的策略,其戰鬥力自然不是渙散的國民黨能比擬的。

以上就是晉察冀根據地發展黨員的主要策略。歸根到底一句話,就是想方設法將各地能力較強、支持和認同共產黨理念的人,發展成黨員幹部,然後利用當地黨員幹部掌控當地政權,只要政權在手,兵員、物資就會成爲有源之水,有根之木。

黨員成幾何倍數增長,根據地成燎原之勢,三萬人變成一百萬水到渠成,而在這一過程中,唯一的不可控因素,就是日本人在華北的力量存在。如果日本人增兵華北,加大圍剿掃蕩的力度,如1941年前後,那麼根據地的發展會很艱難。但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華北日軍力量大減,對於敵後根據地的發展有心無力。至此,已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敵後根據地的“井噴式”發展。

從3萬到100萬,抗戰期間八路軍是如何井噴式發展的?

1940年,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檢閱部隊


圖片來自網絡

參考文獻:

《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政策和具體政策報告》

《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基層黨組織發展研究——以太行及晉西北根據地爲例》——孟幻奇,太原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解開敵後根據地發展壯大之謎》

《中國近代史叢刊·抗日戰爭·正面戰爭與敵後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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