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另外，大同齿轮厂金代阎德源墓亦出土了类似炕桌（图一），杏木制，高7.5厘米，桌面长18.5厘米，宽11. 5厘米，由腿、枨、桌面三部分组成。如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中的壸门形底座砖砌棺床、大同齿轮厂金代阎德源墓带栏杆式围子床等，其中带栏杆式围子床是辽金床榻类独具特色的家具，这类型的床周围有间柱，嵌有栏杆也有围板，床体有箱形壸门结构和四足形结构。

近年来，大同地区发掘了多座辽金墓葬，从墓葬出土文物以及现有的调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辽金家具信息，如随葬器物、家具模型、彩塑壁画以及碑文石刻中等都出现了关于家具的内容。辽代家具出土实物较少，一般在壁画中多见。而金代家具的表现形式已经不单单拘泥于壁画和佛教石刻中，而是通过更为直观、精巧的模型式样出现在陪葬器物中，这为研究金代家具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试通过壁画、出土实物以及相关史料对大同地区辽金家具发展做一探究与分析。

一、大同辽金家具式样与特点

契丹与女真族前后南下占据中原，建立国家，随着政治环境的稳定，全国经济也在不断复苏，城市渐趋繁荣，各地交流日益加强，这为辽金家具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辽金家具延续了两宋，总体特点为高型家具成熟普及和垂足坐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高型家具不再是权贵富贾的专宠，而成为大众化、普遍化的民间生活用具。高型家具种类繁多，主要有高足床、桌、椅、凳、几、长案、柜、衣架、巾架、屏风等。此外，由于其特有的民族特色及地域环境影响，除种类齐全的高型家具外，还保留了矮小的炕桌、方桌等。

从墓葬壁画和出土器物来看，辽金家具大致有以下几类形式。

桌椅类∶

矮桌：契丹与女真建立之初多以车帐为家，大多居住在易于拆卸和组装的毡房及幕帐内，为适应低矮的帐篷，日常生活多席地而坐，因此，这时期的桌案多简约矮小。如大同东风里辽墓东壁壁画，绘有长条矮脚桌，上置酒瓶。周家店辽墓壁画《备膳图》中的炕桌是辽西京地区炕桌的典型式样，长方形，蹄形足，双横枨。大同地区辽代早期桌案类一般都为兽蹄形足，四面双横枨。另外，大同齿轮厂金代阎德源墓亦出土了类似炕桌（图一），杏木制，高7.5厘米，桌面长18.5厘米，宽11. 5厘米，由腿、枨、桌面三部分组成。这种类型的矮桌是大同地区平民百姓常用的桌案形制之一，用于进餐时摆放酒器、餐具，或者供奉时摆放祭品等，桌案设计小巧简约，使用方便灵活。

高桌：辽金建国后，逐渐吸收汉族文化，走向定居生活，居住环境也由之前的移动式帐篷到高大的汉式房屋建筑，家具形制亦继承两宋由低矮系列向高大型家具发展。有的高桌甚至高过成年人的腰部，如大同周家店辽代壁画墓《待客图》中的高方桌，此类高桌在东风里辽墓、站东金代徐龟墓、南郊金代云大1号及2号等壁画墓均有体现，大同齿轮厂金代阎德源墓亦出土了类似木家具模型（图二），为榆木制，高72厘米，桌面长79.5厘米，宽53厘米，由圆腿、圆枨、桌面三部分组成，桌面由四框及中心板组成。

图一 阎德源墓出土炕桌

图二 阎德源墓出土高桌

图三 阎德源墓出土太师椅

靠背椅：椅子是辽金家具多元化主要代表之一，造型丰富多样，装饰繁简相容，受唐宋文化影响，辽金高型椅进一步发展。阎德源墓就出土了一件形制精美的太师椅（图三），为杏木制，通高20.5厘米，座面10.5厘米。由靠背、扶手、椅面、椅腿组成。靠背的横梁即搭脑较长，向两边出头；扶手向前出头，椅面略呈长方形，四条腿，腿上细下粗。与后来元明时的椅腿位置不同的是，此椅的腿位于椅面的四角最外缘。椅面下有圆头花牙子，腿之间有横枨。此外，辽代还流行没有靠背和扶手的“墩”。1987年5月，大同市考古工作者对位于南关干校院内的2号辽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墓室甬道口东侧绘有壁画，壁画为三人站立一排，三人身前地面绘有方形火盆，火盆四周饰壸门。火盆左侧为一方格纹墩，外表用墨线勾出方格纹，下端有四个矮足。

架类∶

巾架：为古代家具中的一种，形式与做法与衣架基本相同，唯上下横杆较短，两边立柱距离较近，因其与衣架在长度上有所不同，故称为巾架。实际上，它并不一定专为挂巾，如在内室，亦可挂衣。在阎德源墓中就发现了帽架、巾架各1件。帽架为杨木制，由四角云头十字架和拱形十字架两部分组成，高14厘米，34厘米见方。出土时放在棺床南侧西边供桌上，架上有一件绒道冠，冠已坏。巾架为杏木制，由十字底座、立杆、横杆三部分组成。通高18.8厘米，横杆长15.2厘米，横杆两头制成云头状。

盆架：曲足盆架在宋代时十分流行，造型大同小异，只是有简繁之别。阎德源墓中出土的木盆架模型，做工精细，通高13.8厘米，座圈直径12.8厘米，为杏木质，六棱形，上口椭圆状，由罗汉腿、下衬、围板、座圈四部分组成。围板与罗汉腿中间用云纹花牙装饰，罗汉腿与座圈相连接，座圈下部有六块“十”字镂空纹图案的围板，如此既起到了加固作用，又具有极美的装饰效果。

屏风及床类∶

影屏：屏风历史悠久，式样丰富，工艺手法也异彩纷呈，在传统工艺领域里独树一帜，深受民众喜爱。大同卧虎湾1号、2号、3号、4号、5号、6号辽墓以及大同十里铺27号、28号辽墓壁画中均有花石围屏图像。辽墓壁画中的屏风或条幅多绘于墓室北壁，且多绘奇石花草，花草中以牡丹图为主，有的栽于花盆之内。金墓除见于壁画中的屏风外，亦出土了多件实物模型。在阎德源墓中，就出土了2件屏风，分别置于墓室东西两侧。屏风为杨木制，通高1.16米、全长2.32米，底座高38.7厘米、宽38.3厘米。由云头底座、长方大框、方格架三部分组成，方格架即屏心，系用立档14根、横档4根组成。方格架上裱糊绫，而后书写作画，现仅存残片。

床：床榻的形象及实物形态主要见于辽金墓葬及墓葬壁画中。如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中的壸门形底座砖砌棺床、大同齿轮厂金代阎德源墓带栏杆式围子床等，其中带栏杆式围子床是辽金床榻类独具特色的家具，这类型的床周围有间柱，嵌有栏杆也有围板，床体有箱形壸门结构和四足形结构。阎墓出土四足形栏杆式围子床，杏木质，榻板长40.4厘米，宽25.5厘米，通高20厘米，由床柱、围板、床板、床腿四部分组成；床上铺木板，左右及后面有栏杆，栏杆下有围板。四角均有方立柱，左、右、后面的立柱间又有花形间柱。床腿为四足，足雕成长方形花纹，两侧有帐，造型美观，结构精致（图四）。

图四 阎德源墓出土的围子床

此外，大同地区发掘的数十座辽金壁画墓中，也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家具信息。如东风里辽墓墓室北壁的高桌，大同地区发掘的“金代徐龟墓”，墓室西壁绘有大型散乐图，女伶手执乐器站在大厅中央，乐人的右前方有高度过腰的大型长方形桌，桌上放有水果、点心、酒以及温酒器、手盆等餐具。桌子前后、左右用彩布围饰，整体看起来似方体型。另外，云大一号金墓西壁的散乐图、云大二号金墓的筵宴图，都有类似的大型方桌，其结构、装饰与上述相似。

箱、柜、盒类：

此类家具主要以长方体为基本特征，所以归为一类。大同周家店辽墓壁画《收财帛图》中的大箱子上搁置的卷状且一端扎束的囊筒中应是布帛；囊筒中间交叉摆放的网格状橄榄形物体应是两包金银财宝，因此大箱子应为储藏财帛所用（图五）。此箱四角有伸出箱面的抬柄，箱子用红布围住，而辽墓出土的有抬柄大箱形象的比较少见。

图五 大同周家店辽墓壁画《收财帛图》

二、家具造型与工艺发展由于南北文化的交融，辽金时期的家具制作深受两宋的影响，其游牧民族的传统习惯自然而然地和汉人日常家具使用和制作的习惯融为一体。从整体上看，辽金家具的结构、造型、装饰和制作工艺较前朝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并逐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局面。现存的文献、传世的绘画及大量的墓葬发掘都为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研究资料。

与两宋相比，辽金高型家具出现了一些新的结构方式，传统的壸门和托泥形式逐渐减少，仿木建筑和大木梁构架出现。梁架即为我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的一种骨架，一般在柱间上即用梁和矮柱重叠装成，用以支承屋面檩条，这种做法对后世家具影响巨大。如前文所述，从辽金壁画墓以及部分木家具模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传统建筑中木构架结构的缩影。如阎德源墓出土的木桌四足多使用圆形构件，就像建筑物的立柱，“并同立柱一样将上端渐渐地收细，四角也向外作出侧脚，两足之间用椭圆形的枨子做成横枨，就好像‘梁枋’一样”。同时，又在桌面和桌腿相接之处安装了木牙子，从而起到辅助支撑的作用，加强木桌的承托力，其造型古拙又不失典雅与稳重。这种使用建筑上的木构架制作家具桌椅的形式，成为日后家具结构的主体，为明清家具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除了结构造型变化外，辽金皇室贵戚以及普通百姓也特别注重对家具进行装饰和点缀。牙板和牙条是这时期家具装饰的重要部位之一。另外由牙板和牙条演变而来的券口，其造型也逐渐变化为壸门券口、菱花券口、方圆券口及椭圆券口等。如阎德源墓出土的木盆座、木椅、大地桌、木炕桌等均在牙板及牙条上都呈现不同程度的装饰效果，其中木盆座的牙板装饰最华美精致。木盆座为六角形，上口椭圆状，由6条曲腿、下撑、围板、座圈等部分组成，曲腿之间各有牙板，每块牙板上均用云头纹花牙子装饰，这样既起到了加固盆座的作用，又有极美的视觉效果（图六）。

其次，腿足也是辽金家具重要的装饰部位。腿足式样繁多，有圆形直腿、方形直腿，圆形带云板腿、方形带云板腿、三弯腿、花腿、云头足腿、弯足腿、马蹄足腿等。一般来说，圆形直腿和方形直腿装饰较少，但为了加强腿足的美感，会饰有线脚或云板，从而使腿足部分变得修长美观且不失单调之感。云板腿则是将腿部做成云纹板状样式的家具，如金阎墓出土的床榻，其足部为四足云状形，中间起线脚，整体形象极具美感。

图六 阎德源墓出土木盆座

三、结语

家具制造业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手工业别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从秦汉时期的低矮座具到唐宋以后逐步普及的高型坐具，历时近千年之久，辽金两朝继承唐宋高型家具发展模式，同时将草原游牧文化或多或少地融入到家具的制作与创建中，促使家具在民族氛围与主体潮流的双重环境下迅速发展。尤其到金代，高型家具更为普遍，在南方，金代家具主要承袭了北宋的家具风格；在北方则沿袭了辽代的家具特色，高型家具逐渐融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并愈来愈占据主要地位。

综上所述，辽金元是我国古代高型家具迅速普及的时代，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低座具向高坐具过渡的历史时期以后，明清时期，中国古典家具迅速发展，走向成熟。新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家具发展的划时代变革，各种新型家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正是缘于宋金时代家具的迅猛发展，中国古典家具逐渐发展成熟为新型高系列家具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参考文献：

1.任继昉《释名汇校》，齐鲁书社，2006年。

2.[汉]司马迁《史记·孟尝君传》，辽海出版社，2010年。

3.李宗山《中国家具史图说》，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

4.朱瑞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5.大同市博物馆《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6.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金代徐龟墓》，《考古》2004年第9期。

7.曾分良《金代家具的形制研究》，《艺术研究》2013年第2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浑源县文物局）

本文原载《文物世界》 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