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副会长、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瞿林东教授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研究，在中国史学史领域有所建树。

魏晋南北朝以下，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笔记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它们又如同璀璨的百花，给同时代的著作增添了些许色彩。

我在研究工作中，曾涉猎几本唐人的历史笔记，那里有掌故、有知识、有别处见不到的有关历史记载、有关某一时期的社会风俗的描述或概括等等。我也注意到笔记作者及其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之点点滴滴，感受到它对自己的启发。

近来，几次同友人谈及宋人笔记，认为宋代士人颇热衷于笔记的撰写，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非唐人笔记可同日而语。当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对于这种现象倒也不难作出一般性的说明。但若深究一步，到底是哪些社会的、思想的具体原因，促成了这一文化现象或学术现象呢？这就必须作深入的探索。于是我想到这样的方法与路径，即对若干宋人笔记所记内容作分类考察，庶可视其关注的问题所在，进而揭示其产生的原因之一。如此举一反三，我们对宋人笔记的产生及其价值或许会有较深入的认识。

基于上述考虑，结合笔者的研究专业，这里仅就宋人笔记的史学意识作一初步考察。其范围主要是宋人的历史笔记或称史料笔记，刘叶秋先生谓之历史琐闻笔记与考据辨证笔记，其意亦大致相近。

一 补史氏之阙

历史笔记作者的这一意识，至晚在唐代已有极明确的表述。唐人李肇作《 唐国史补 》（ 亦作《 国史补 》），其序称 ：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 著为传记。 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 续传记而有不为。 言报应， 叙鬼神， 征梦卜， 近帷箔， 悉去之； 纪事实， 探物理， 辨疑惑， 示劝戒， 采风俗， 助谈笑， 则书之。

对于历史笔记来说，这里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撰写笔记的目的或宗旨。 “ 史氏或阙则补 ”，这是私家著史向着更广泛的范围发展的表现。一般说来，私家的历史撰述，客观上都有补充、延续官修史书的作用，而且在体裁、体例与内容等方面，也有继承、模仿官修史书的特点，而历史笔记这一表现形式既与官修史书无相似之处，在内容上则明确要“ 补史氏之阙 ” 。换言之，这些内容多不为“ 史氏 ”所关注，至少二者之间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这或许就是历史笔记最突出的特点。

第二，是历史笔记在所记内容上的抉择。从上述引文中所列举的两大类材料来看，作者对于虚无缥缈的东西不以为然，故不收录，而对于“ 事实 ”方面、思想辨析方面、社会风俗方面的东西颇为重视， “ 则书之” 。这种在所记内容上的抉择，即使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待，也不失为正确的抉择。当然，这里所举出的李肇 《 唐国史补 》序是一篇极具代表性的文字，并非大多数历史笔记的作者都具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都能写出如此真切、明确的文字。我所要着重指出的，是它代表着历史笔记发展的方向及其价值所在。我所要强调的，是《 唐国史补 》对于后人作历史笔记的启发和影响，在中国史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而李肇也应视为推动历史笔记发展的早期代表学人之一。

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宋人笔记的史学意识。

宋人笔记涉及补史氏之阙的宗旨，大致有三种情况，即因史官不记而阙则补，因史官漏记而阙则补，因野史难得周全而阙则补。当然，这种区分和界定也不是绝对的，它们之间客观上免不了存在这样那样的联系。

所谓史官不记而阙。欧阳修《 归田录 》自序写道 ： “《 归田录 》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馀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欧阳修在朝廷和地方任职多年，独立撰成 《 五代史记 》（ 即《 新五代史 》），又与宋祁等合作撰成 《 新唐书 》 ，在史学上成就卓著。他在退休后撰写的历史笔记《 归田录 》，所记一是“ 史官之所不记 ”的“ 朝廷之遗事 ”，一是士大夫们谈笑中说到的“ 可录 ”之事。从欧阳修的身份来看，他讲的这些应是有根据的、可靠的。这里且举一条“ 朝廷之遗事 ”为例，以见其撰述旨趣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 ：“ 不拜。 ”问其何故，对曰 ： “ 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 《 归田录 》卷一）这句“ 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的诙谐之语，因迎合了现实中最高统治者的心意，不仅被采纳，而且成为“ 定制 ”，显然是一个偶然之中带有某种必然的事件。它反映了现实世界主宰者同精神世界主宰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值得人们思考。

所谓“ 史官漏记而阙 ” 。北宋魏泰与上层政治人物颇多交往，故对他们的言论、行事甚有感触，晚年撰 《 东轩笔录 》，他在序文中写道 ：思少时力学尚友， 游于公卿间， 其绪言馀论有补于聪明者， 虽老矣， 尚班班可记， 因丛摭成书。 呜呼！ 事固有善恶， 然吾未尝敢致意于其间， 姑录其实以示子孙而已， 异时有补史氏之阙， 或讥以见闻之殊者， 吾皆无憾， 惟览者之详否焉。

序文中有两点是十分明确的 ：第一，书中所记之事自有善恶之分，但作者不作评论，只是把事实写出来 ；第二，如有人对其所记有不同说法，作者并不遗憾，相信读者自会作出判断。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作者希望本书将来“ 有补史氏之阙 ” 。可以认为，这样的认识和期待，反映了宋人历史笔记许多作者的基本思想倾向。《 东轩笔录 》的特点之一，是记作者同时代的人和事，很具体，很细致，如其记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有这样的叙述 ：欧阳文忠公自历官至为两府，凡有建明于上前，其词意坚确，持守不变，且勇于敢为，王荆公尝叹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辅政，多所更张，而同列少与合者。是时欧阳公罢参知政事，以观文殿学士知蔡州。荆公乃进之为宣徽使，判太原府，许朝觐，意在引之执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欧阳公惩濮邸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辞恩命，继以请老而去。荆公深叹惜之。 （ 《 东轩笔录 》卷九 ）

这一段叙述，把欧阳修的政治品质、王安石对欧阳修的推重和期许、欧阳修因前车之鉴乃“ 请老而去 ”、王安石为之叹惜等等，都写得曲折、感人，深刻地揭示出王、欧二人简单而又复杂的关系与心态。由此也可看出 《 东轩笔录 》是一本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的历史笔记。

所谓“ 野史难得周全而阙 ”，两宋之际的周撰 《 清波杂志 》一书，也是一本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笔记。作者自序称 ： “ 早侍先生长者聆前言往行，有可传者。岁晚遗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笔之。非曰著述，长夏无所用心，贤于博弈云尔。 ”此书材料主要得自作者先辈谈论，足见作者的博闻强记之功。其友人张贵谟为此书作序说 ： “《 清波杂志 》十有二卷，纪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虽寻常细事，多有益风化及可补野史所阙遗者。 ”周 强调其书所记“ 有可传者 ”，而张贵谟则把其书目为“ 野史 ”，并认为“ 可补野史所阙遗者 ” 。后者是否符合前者本意，不便深究，但宋人名其所撰之书为“ 野史 ”，已不鲜见。如龙衮撰 《 江南野史 》记南唐史事 ；《 宋史·艺文志二 》著录《 新野史 》、 《 艺文志三 》著录《 野史甘露记 》等。先是，唐末诗人陆龟蒙有“ 自爱垂名野史中 ” （ 《 奉酬袭美苦雨见寄 》 ）的诗句，看来“ 野史 ”之说当早于陆龟蒙。而宋人已用得比较广泛了。相对于“ 正史 ”或泛指官府所修之史来说， “ 野史 ”可谓无所不包，永无完备之时，只要所记有价值、内容不与它书重复，均可视为“ 补野史之阙遗 ” 。如此书记宰臣吕大防等对宋哲宗讲述“ 祖宗家法 ”，涉及“ 治内之法 ”、 “ 待外戚之法 ”、“ 尚俭之法 ”、“ 勤身之法 ”、 “ 尚礼之法 ”、“ 宽仁之法 ”等，最后说道 ：“ 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 ,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 ”哲宗听后， “ 甚然之” 。周感慨地写道 ： “ 列圣家法之盛，大臣启迪之忠，皆可书而诵也。”（ 《 清波杂志 》卷一）其实，有关这样的“ 家法 ”与制度，实非“ 寻常细事 ”，大可追踪李肇“ 补国史 ”之意。

综上，可略见宋人历史笔记之 “ 补史 ”意识的增强，以及此种意识的广泛性，这是唐代以前所不曾有的史学现象。

二 备遗忘、欲其传

宋人笔记之史学意识的另一表现，是备遗忘，欲其传，为的是不使史事湮灭。苏辙晚年撰 《 龙川略志 》一书，记自身经历之事 ；又撰 《 龙川别志 》一书，记“ 所闻于人”之事，亦多亲历者。 《 龙川别志 》序叙述其晚年心境及与刘攽关于史事存亡的对话，真切感人，他们的史学意识，跃然纸上。序文不便节录，全文照引如下 ：予居龙川为 《略志》 ， 志平生之一二， 至于所闻于人， 则未暇也。 然予年将五十起自疏远， 所见朝廷遗老数人而已， 如欧阳公永叔、 张公安道皆一世伟人。 苏子容、 刘贡父博学强识， 亦可以名世， 予幸获与之周旋， 听其所请说， 后生有不闻者矣。 贡父尝与予对直紫徽阁下， 喟然太息曰： “予一二人死， 前言往行湮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 尚有传也。 ” 时予方苦多事， 懒于述录， 今谪居六年， 终日燕坐， 欲追考昔日所闻而炎荒无士大夫， 莫可问者， 年老衰耄， 得一忘十， 追惟贡父之言， 慨然悲之， 故复记所闻， 为 《龙川别志》 ， 凡四十七事，四卷， 元符二年孟秋二十二日。

读这篇序文，一可知苏辙之阅历与心境 ；二可知刘、苏二人对待史事的历史责任感，这种朋友间的真诚交谈，使人想起司马谈临终时与司马迁的对话，表明中国古代史家和学人对待史事的历史责任感是一脉相传的。 《 龙川别志 》一书部帙很小，只记四十几件事，但却多有参考价值。如其卷上记宋与契丹订盟后,宋真宗与朝廷大臣之间的种种微妙关系，致使视朝政如儿戏，把王钦若、王旦和宋真宗的不良行为一面刻画得入木三分。 （参《 龙川别志 》卷上 ）此书记真宗、英宗时高层人物间的复杂关系，多类此。

希望重要史事不被堙灭、 “ 尚有传也 ”的另一种表述，是“ 备遗忘 ” 。张世南 《 游宦纪闻 》序称，其书“ 所以记事实而备遗忘也 ”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此书所记多属于社会史知识，兼有若干风俗、掌故的记载，内容略嫌琐碎、庞杂，这或许正是笔记的基本特色。如其卷五记干支的由来，作者写道 ： “ 自甲至癸为 ‘ 十干 ’ ，自子至亥为 ‘ 十二枝 ’ 。后人省文，以 ‘ 干 ’为‘ 干 ’ ，以 ‘ 枝 ’为‘ 支 ’，非也。 ”作者对这一类的知识、掌故很有兴趣。书中也有一些很有趣的重要史事的记载，如记于阗使者进表事，作者写道 ：大观中，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一日，忽有国使奉表至。故事，下学士院，召译表语，而后答诏。其表云 ： “ 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条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 ：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 ”当时传以为笑。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 （ 《游宦纪闻》卷五）这是一条涉及当时民族关系的有趣的重要史料，使人们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读来颇有一种亲切感。这样重要的史事，确实应当保存下来，不致于被“ 遗忘 ” 。

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位僧人学者文莹，他撰有 《 湘山野录 》《 续录 》及《 玉壶清话 》等书。他在《 玉壶清话 》一书的序中强调这样一个见解 ：古之所以有史者， 必欲其传。 无其传， 则圣贤治乱之迹，都寂寥于天地间。 当知传者， 亦古今之大劝也。

从史学的观点来看，这几句话很有深意。它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史学产生和存在的根据，是希望史书所记史事得以传给后人 ；二是若无或失去这种传后的功能，则前言往行、社会治乱，都湮灭于天地之间，后人无以知晓 ；三是应当懂得“ 传 ”这件事，是古往今来的大事。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连带着的，它直接关系到后人是否有条件、有可能认识前人的业绩、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这一根本问题。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关系到文明发展的连续性问题。

可以认为，宋人笔记中的备遗忘、欲其传的思想，是史学意识进一步增强的又一突出表现。

三 可取、可采、因事劝戒

宋人笔记的史学意识还表现在对笔记之作的社会作用的认识。

读宋人笔记，往往会从其序文中读到一些不急不缓、不轻不重的话，说是笔记之作是 “ 以备闲居之览 ”，是打发“ 长夏无所用心 ”，是“ 消阻志、遣馀年 ”所用，等等。其实这大多是谦谦之辞，因是笔记，一般自不称其为著作。尽管如此，许多笔记作者，都怀有一颗经世致用之心，希望笔记之作对社会能产生一些积极作用，尤其是劝诫、教育方面的作用，而这正是历来史学之大道、史家之追求。 《 桯史 》作者岳珂说得好：“ 夫金匮石室之藏 ,荛夫野人之记 ,名虽不同 ,而行之者一也。 ”（《 桯史·序》）因此，可取，可采，因事劝戒，乃是许多笔记作者所持的撰述宗旨。

《 渑水燕谈录 》的作者王之，有三十多年的仕途经历，他在此书序文中说 ： “ 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 ”从本书内容看，所说“ 有可取者 ”，多关乎政事得失。

《 西溪丛语 》一书的作者姚宽，是一个善治学、重务实的学者。他在此书的《 自叙 》中写道 ：尝读 《新论》云： 若小说家合丛残小语， 以作短书， 有可观之辞。 予以生平父兄师友， 相与谈说履历见闻， 疑误考证， 积而见富， 有足采者。 因缀缉成篇目为 《丛语》，不敢夸于多闻， 聊以自怡而已。

这里说的“ 有足采者 ”，涉及历史、文学、社会、自然、技术等，本书点校者孔凡礼论之甚详 （参《 西溪丛语》 “ 点校说明 ” ），不赘述。作者说的“ 聊以自怡 ”，显然是自谦之辞。

《 北梦琐言 》一书作者孙光宪，自序中谓其治学宗旨是 “ 非但垂之空言，亦欲因事劝戒 ”，称 《 北梦琐言 》“ 虽非经纬之作，庶勉后进子孙 ” 。其经世致用之旨，异常鲜明。

类似这样的宗旨与申言，还可举出不少，此处不一一胪列。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 “ 可取 ”、“ 可采 ”，还是“ 因事劝戒 ”，作者都要面对社会，都要受到学识和伦理方面的检验。对此，宋人笔记中的一些学人能以平常心看待这方面的问题，确系难能可贵。 《 鹤林玉露 》作者罗大经坦然地写道 ：或曰： “子记事述言， 断以己意， 惧贾僭妄之讥， 奈何？” 余曰： “樵夫谈王， 童子知国， 余乌乎僭？ 若以为妄， 则疑以传疑， 《春秋》许之。 ”（ 《鹤林玉露·乙编自序》)

这种坦然、诚恳的心态，使作者的思想得以纵横驰骋，充分发挥自己的治学所得和学术见解，这也是宋人笔记得以发展的一个思想前提。正如前引 《 东轩笔录 》作者魏泰在该书序文所说的那样 ： “ 或讥以见闻之殊者，吾皆无憾，惟览者之详否焉。 ”这里既有自信，也有豁达。

宋人对待笔记撰述的这种态度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即自己所著之书，或证据不足，或见闻未广，或判断不确，都可能导致某种讹误，但 《 春秋 》都允许“ 疑以传疑 ”，并不苛求处处精确无误，况且还要由“ 览者 ”作出评论。这种思想和态度，对今人或许也是有启发的。

这里，我们顺便要说到周密这位笔记作者对史学的总体性认识。他在所撰《 癸辛杂识 》一书的序文中，把“ 信史以来 ”的史学与本书作了对比性的评论，他写道 ：暇日萃之成编，其或独夜遐想，旧朋不来，展卷对之，何异平生之友相与抵掌剧谈哉！ 因窃自叹曰 ： “ 是非真诞之辨，岂惟是哉？信史以来，去取不谬、好恶不私者几人，而舛讹欺世者总总也。虽然一时之闻见，本于无心，千载之予夺，狃于私意。以是而言，岂不犹贤于彼哉？”

从这段文字中，可见周密对“ 信史以来 ”的历史著作表示极大的怀疑，并进而认为《 癸辛杂识 》一书“ 岂不犹贤于彼哉 ”？像这样小视前人史著而高估自己“ 杂识 ”的学者，极为罕见。周密在《 齐东野语 》自序中，引用其先人的两段话，可略见其家学渊源。他描述他的家世说 ： “ 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种学绩文，代有闻人。曾大父扈跸南来，受高皇帝特知，遍历三院，径跻中司。泰、禧之间，大父从属车，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闻目接，岁编日纪，可信不诬。我先君博极群书，习闻台阁旧事，每对客语，音吐洪畅， 不得休。坐人倾耸敬叹，知为故家文献也。 ”这无疑是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在当地有很大影响，然文中溢美之辞亦无法掩饰。周密还引用其先辈对其所存疑惑者，一一予以澄清，如 ： “……又出外大父日录及诸老杂书示之曰 ： ‘ 某事与若祖所记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传讹也，国史之论异，私意也，小子识之。 ’又曰 ："定、哀多微词，有所辟（避）也。牛、李有异议，有所党也。爱憎一衰，论议乃公。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而吾家乘不可删也，小子识之。’” （ 《 齐东野语·自序》 ）这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世俗之言不可信，国史所记不可信，唯其家人之判断、家乘之所记才可信。这种武断的说法，亦属罕见。看来，七百多年前，周密及其先辈们关于史学的这些看法，其中是是非非，仍须作深入的讨论，这是宋人笔记留下的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似不应忽略。

在唐人历史笔记的影响下，宋人历史笔记的史学意识进一步强化了，其史学意识的反映面更加广阔了，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史学的深入发展。当然，宋人历史笔记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所记不确、判断失之公允、怪诞迷信之说等等，都是存在的，但这并不影响它在整体上的价值。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就不更多涉及了。

引自：《文史知识》2014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