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鲁迅之子周海婴的被世人广为熟知，竟是因为一场有关父亲鲁迅文稿版权的诉讼案。

1981年开始，周海婴便以“将鲁迅版权交给国家并非个人真实意愿”为由，向人民日报追讨此前答应设置“鲁迅文学基金”的30万鲁迅稿酬，在诉讼中，周海婴还提出此前上缴给国家的另4万多元鲁迅稿费也应归自己所有。

此外，周海婴还声明将对鲁迅著作的稿酬“保留自己的支配权”。

第一场官司，一打便是十几年。最终，周海婴虽得了钱财，却也坏了名声。接二连三追讨稿费的官司后，世人对鲁迅之子周海婴的印象竟普遍为：鲁迅之子很爱钱。

为了讽刺周海婴，相关报社杂志竟公开挖苦道：

“作为鲁迅后裔当不了大官，争回一些钱总是有用的。”

对于这样的“锅”，周海婴只是背着，并不做过多解释。 毕竟，解释这东西，懂的人不需要，需要的人再解释也不会懂。即便侥幸懂了，他们也很可能会“懂装不懂”。

因着官司后的被各种“黑”，周海婴彻底颠覆了公众眼中“鲁迅之子”的形象，很多人甚至开始质疑周海婴“不配为‘鲁迅之子’”。

对于这种质疑，周海婴虽很无奈，却也并未做太多回应。周海婴的不回应式回应，显然不能让争议止息。实际上，即便没有版权官司，周海婴的个人形象也从未符合过公众眼里“鲁迅之子”的形象。

世俗眼里，大文豪鲁迅之子应该是个天才，他最好清高孤傲、视钱权如粪土、会写文章、能写一笔好字。大约，世人多少都觉得：只有这样的周海婴，才配得上“鲁迅之子”四字。

可偏偏，周海婴离这个形象差了十万八千里。

对于这个结果，周海婴自己也很有自知。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里，讲到自己在读书作文上的愚钝时，他很有些无奈地说：

“至少在我小的时候，背诵古文很困难，念了很多遍，还是一团浆糊，丢三忘四。”

周海婴认为，自己不仅没有遗传到父亲善文的基因，在学习上他甚至还显得比普通同学差很多，这和当年父亲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拔尖形成了鲜明对比。

周海婴觉得自己在学习上的愚笨与自己当年的难产有关，他说：

“由于母亲当年是大龄，所以生我时遭逢难产。医生出来问父亲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时，父亲说‘保大人’，结果大人孩子都平安。只是，我出来时被产钳夹扁了脑袋。”

周海婴觉得自己之所以不那么聪明，很可能与出生时被“夹扁脑袋”有关。

而在谈到自己没能符合公众预想写得一笔如父亲那样的好字时，他很是无奈地说：

“我写的一笔字，稚拙无比，虽然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曾在李平先生介绍下与一位高僧学过书画，但终也没学出名堂来”。

这样的周海婴，自然很难满足公众的预期。

自小，“鲁迅之子”这顶大帽子带给周海婴的从来不是特权，而是压力。鲁迅的光芒实在太过耀眼，以至于一不小心就会刺痛周海婴的双眼。

作为“鲁迅之子”的周海婴第一次感受到这顶帽子给他的压力，便是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自小体弱多病加上得了哮喘，有一段时间周海婴竟无法接受正常的教育。

文坛天才鲁迅的儿子竟连学校的课业都跟不上？这种巨大反差下，社会上关于“鲁迅的后代是弱智还是天才”的讨论此起彼伏。

热议的结果是：承受高压的周海婴不得不化名为“周渊”上学。在谈到自己从小学到初中都一直用化名的缘由时，周海婴自己这样说：

“因为觉得大家总是把我想成他们所希望的一个周海婴形象。”

周海婴对这场关于弱智与天才的质疑一直耿耿于怀，以至于70多岁写回忆录时，他还在书里很有这些“丢人现眼（周海婴自评）”地贴出了少年时期的各种成绩单以示“清白”。

这些对周海婴满怀期望的人似乎忘了，他其实只是个幼年丧父的苦孩子。

周海婴7岁这年，父亲鲁迅便因病辞世了。此后，周海婴不得不过着单亲的生活，后来一直到成年，他都只能与母亲一人相依为命。

但局外人从来看不到这些，他们理所当然地觉得：身为鲁迅之子，一定得到了很多常人得不到的好处，这个好处里自然包括优于寻常孩子的教育。

周海婴幼年上学时，他的同学们就总是围着他问：“他（鲁迅）当年亲自检查督促你作业吗？”、“他给怎么给你辅导写作、书法啊？”、“他是不是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对你进行教育啊？”

对于这种种，周海婴后来在回忆中说：

“总之，凡是当今父母能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验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

真实的情况是，周海婴从父亲鲁迅那得到的并不比其他孩子从他那里得到的多。一来是因为鲁迅提倡让孩子自由成长甚少管顾他，二来则是因为鲁迅身体弱、过世早，换言之：鲁迅根本没时间、精力管顾儿子太多。

做鲁迅的儿子，对幼年、少年时期的周海婴而言除了“压力”别无其他。

在父亲鲁迅的巨大光环下，即便化了名，他也无数次因为“鲁迅之子”身份遭受各方压力。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彼时经常有国民党特务在许广平和周海婴寓所周围，他们假扮成贩夫走卒对他们进行监视，使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

热爱摄影的周海婴

最终，为了安全起见，中共只得秘密将他们转移到香港。周海婴的少年时期，几乎一直处在颠沛流离中。生活的动荡不安和频繁转学，让周海婴体会到了同龄人难以想象的艰难。

更让周海婴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是“鲁迅之子”的缘故，他最热爱的无线电竟也曾被勒令停止过。

周海婴自小迷恋无线电，喜欢修修补补，为了系统学习他热爱的无线电技术，十几岁时，他甚至还用积蓄多年的压岁钱交纳学费，报考南洋无线电夜校考取了业余无线电执照。

刚刚拿到证后的周海婴兴奋极了，可当他刚在家里玩无限电台并架起天线时，不到两天时间里，上海地下党就下了通知让他拆掉，理由是：

许广平家往来人太多，怕引起国民党注意。

看着刚刚好容易被架起的天线被拆掉，周海婴的心里甭提有多难过了。周海婴知道：这一切，皆因为自己是“鲁迅之子”。

鲁迅的教育初衷是希望儿子能自由发展，可最终，他却因为“鲁迅之子”的帽子而在成长中各种受限。

1951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后，周海婴松了一口气，这时期的他也开始继续用本名。

上学期间，周海婴对桥牌产生了兴趣。一次，他看到同学为桥牌的规则争论，就插了几句嘴。结果，很快就有流言说：

“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一心打桥牌。”

本来这也没什么，可事后，因着这个传言，北大团委书记竟专门找周海婴谈话了。谈话中，书记义正辞严地告诫周海婴：

“作为鲁迅的后代要注意影响！”

自此以后，周海婴便再也不敢玩桥牌了，不仅桥牌，就是其他的任何文娱活动，他也再未参加过了。

20多岁正是青年人爱闹腾的年纪，周海婴却愣生生因为“鲁迅之子”的压力变成了一个连文娱活动都不敢参加的孩子。这期间，父亲光环下的被压迫感让周海婴感到极其不适。

这期间的周海婴甚至多少有些忌讳别人提起父亲，他想要冲破父亲带给他的压力，可父亲的光亮实在太大，他无处可逃。

临近毕业时，周海婴终于在长久的压抑中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呐喊：“我要做自己”。后来的周海婴在回忆这段过往时总结说：

“父亲的压力也是另一种鞭策力，我知道我不是我父亲，也不是我母亲，我就是我。”

关于人这一生到底该怎么活的问题，多数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可周海婴却不同：因为父亲的名气和影响力的缘故，他自生下来开始便被世人期待甚至要求：活成世人心中的“鲁迅之子”的样子。

换言之，“鲁迅之子”周海婴甚至并不真正拥有决定自己“怎么活”的自由。

真正“活自由”的第一步是冲破外在束缚，这是26岁临近毕业这年周海婴彻悟的结果。周海婴知道，倘若自己一直太把“鲁迅之子”的帽子当一回事，那么他做什么都会畏手畏脚。结果，自己的人生很可能就和这三四年的大学一样：一直在压抑中度过了。

重新审视一切后，周海婴下定了将一生献给所钟爱无线电事业的决心。

下决定前，周海婴和母亲许广平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好在，和父亲一样从文的母亲并未对他的人生有要求。对于儿子的选择，许广平表示了支持。

良久，周海婴有些迟疑地问出了那句：“父亲会支持吗？”

许广平听完并不言语，只拿出鲁迅生前的文稿递给了儿子周海婴。

这份叫《死》的文稿，周海婴曾见过，但当时的他还并不知道，这篇散文就是父亲写给儿子的遗嘱。周海婴默默读着，当他看到那句“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时，他瞬间泪流满面。

周海婴这才知道，父亲早在离世前便也为他的将来做好了算计。对，他对儿子期望从来只是：做个普通人，自食其力而已。

这一刻，周海婴彻底卸下了包袱。人生的战场上从来充满沉重，如此，轻装上阵才恰是首选。

卸下包袱的周海婴轻松极了，他开始一头扎进无线电的研究中，此后的几十年里，除了偶尔去摄影，他的全部时间几乎都花在了无线电研究上，多年后，他成了这个领域的专家。

今天的世人依旧很难接受“鲁迅之子是个搞无线电的”这一事实，可站在鲁迅的立场看去，这却恰是他想要的结果。

站在天下父母的角度看去：一个孩子，一生都在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做出了相应的成绩，这难道不算成功吗。

更为紧要的是，在发展主业的同时，周海婴的副业也发了光、发了热。

从9岁起就热爱摄影的周海婴，一生共拍摄了2万多幅作品，他拍摄的题材很广泛，有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生活，包括中产阶级和里弄生活，也有50年代的北京生活，包括辅仁大学，北京大学。

最为珍贵的是，他用相机记录下了大量民主人士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的历史照片，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弥补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影像空缺。因着这个补缺，近年，周海婴的个人摄影展还频繁在各地开展，他的摄影成就在慢慢得到业界的认可。

树上戴眼镜者为周海婴

再回到文中开头“周海婴为鲁迅文稿版权打官司”的事件，换个角度看去：不说其他，单说他敢承受巨大争议去与权威打官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种种，与昔日鲁迅在文章中的“敢于横眉冷对前夫指”，本质上不正是一回事么？

周海婴的敢于坚持自我，在他一生所为的方方面面均有体现。

1982年，当周海婴的长子周令飞在日本和台湾女孩恋爱并准备去台湾成亲时，国民党的报纸将之宣传为“鲁迅的后代投奔台湾”。海内外一齐施压，要求周海婴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

关键时刻，周海婴顶住了各方压力。此间，周海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犟脾气，像极了挥毫泼墨时的父亲鲁迅。

周海婴从国家广电总局副部级干部退下来后，开始主动戴上“鲁迅之子”的帽子，做一些鲁迅之子该做的事情。

这期间，周海婴还出版了《鲁迅与我70年》一书。在这本书里，周海婴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看向鲁迅，他不仅揭露了父亲鲁迅之死的种种疑点、母亲许广平被特务抓的相关、鲁迅与胞弟周作人决裂相关等，他还讲了一些同时代人不敢讲的关联事件。

书中展现的周海婴对创造社、四条汉子问题等的看法，让读者耳目一新。这本书也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敢言”的周海婴形象。

此书被出版后，很多人评论说：周海婴的“敢言”，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鲁迅。如今，《鲁迅与我70年》这本书，已经成为了研究鲁迅和那个时代的珍贵历史文献。

即便在维权的十几年里，周海婴也一直未停止对鲁迅的研究和推广。临老时，他说：

“年轻时，我不愿在父亲的光环下生活；年老后，我却执著地想研究父亲，为他多做一些事情。”

正是在周海婴和他成立的鲁迅研究室的努力下，《鲁迅全集》、《鲁迅回忆录》完整版等得以相继出版。

因着周海婴的努力和执着，今天世人看到的鲁迅，才得以更加真实、完整。

2011年4月7日5时36分，周海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2岁。

周海婴辞世多年后，关于他是否担得起“鲁迅之子”四字的争议依旧热烈。这个问题，若站在鲁迅读者的角度看去，那么它将永远没有答案，毕竟，每个人心里的“鲁迅之子”形象都不同。

但从鲁迅的角度看过去，周海婴却绝能被称得上一个“好儿子”。

首先，周海婴做到了鲁迅遗嘱中对他的期望，没有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其次，他还真正做到了鲁迅期待中的“敢说，敢笑，敢骂”。第三，他做到了“孝”，为鲁迅延续了血脉。最后，他还为鲁迅作品的传世和鲁迅精神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周海婴全家福

对于周海婴能否配的上“鲁迅之子”四字的这一话题，业界专家王元化生前这样评价道：

“我不认为鲁迅的后人从事文学才算继承了鲁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鲁迅以及许广平道德人品的继承。我觉得海婴很多方面继承了他父母亲的为人，是个正直而有道德的人，这是真正能告慰鲁迅和许广平在天之灵的。”

如此，周海婴对得起“鲁迅之子”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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