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馮先生到南陽要看《康熙大帝》書稿，二月河既高興又着急，他後來說：“《康熙大帝》當時已經寫了17萬字初稿，可都是草稿，連勾帶劃，此轉彼接，生人看生稿會很費勁。隨後，我們可以在《馮其庸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中看到，1986年5月21日，由黃河文藝出版社邀請，馮先生與周遠廉、鄧慶祐、馮統一同赴鄭州，參加24—25日黃河文藝出版社召開的座談會，討論二月河小說《康熙大帝》。

2018年12月15日，二月河走了。一早在微信中看到這消息時我是震驚的。於筆者而言，二月河是個年輕的作家，之所以覺得年輕，是因爲與馮其庸先生有交往的很多學者、作家高壽居多，包括剛剛過世的李希凡先生和金庸先生。二月河不管是在輩分上還是年齡上，確實年輕了些，也確實可惜了些——可惜他正當創作年華，可惜他大器晚成卻早早收場，可惜他樸質平實卻也有是非爭議……

二月河與馮其庸先生的交往已成爲美談。因爲馮先生生前，我聽他不止一次說起，所以對他們之間的故事略知一二。二月河雖然是草根出身，但作爲馮先生關心、關注成長的衆弟子中的一員，他在文學界取得了如此成就，極爲不易。

在馮其庸先生遺留下來的信中，有一封是二月河在1986年寫給他的，信件一開始寫道：

馮老師：您好！

接連收老師長信，實感不安。有些具體瑣細事，我自己都沒想到，而您都作了周詳安排！這裏再寄書五冊，請老師轉啓功先生、戴逸。註明“學生”的仍是送老師您的，其餘兩本稱馮老師的一本贈馮牧同志，一本贈馮統同志。如老師認爲無必要，留作自存也可，只略有不恭。您如尚不足用，請告，我完全滿足。

從信中可以看出，馮先生與二月河經常有信件交流。此信寫於1986年4月18日，二月河提到寄給馮先生五冊書，這五冊正是剛出版的《康熙大帝》第一卷。二月河請馮先生轉給啓功、戴逸、馮牧諸位先生，還有編校納蘭性德《飲水詞》的馮統先生等。隨後，我們可以在《馮其庸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中看到，1986年5月21日，由黃河文藝出版社邀請，馮先生與周遠廉、鄧慶祐、馮統一同赴鄭州，參加24—25日黃河文藝出版社召開的座談會，討論二月河小說《康熙大帝》。五冊書即爲會議前二月河給馮先生與參會學者所讀。而《年譜》中也註明：“會議討論小說《康熙大帝》，先生髮言，在會議上充分肯定其成就。”

1.第一次見面印象：“馮先生是個熱水瓶性格的人”

筆者根據《年譜》和現在可以看到的他們之間的往來通信，對他們的交往按時間順序進行了整理（凡引《年譜》處，不一一註明）。

馮先生與二月河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全國第三屆《紅樓夢》學術討論會上：

1982年10月19日，在上海舉辦第三屆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會議開幕式由馮先生主持，閉幕式也由馮先生作總結髮言。會上，馮先生見到了二月河（原名凌解放）。在此之前，二月河曾給《紅樓夢學刊》投稿，並致信給馮其庸先生，用二月河自己的話來說，他尋尋覓覓，在《紅樓夢學刊》的一連串名單中發現編委裏頭有“常務”二字的是馮其庸先生，便給馮先生寫了一封信，敬稱馮先生爲“老師”。信中大概意思是請老師過目自己的文章，希望垂賜幾字，告知他在這個領域裏是否能夠有所作爲，倘若老師看尚有一線之明，亦請告知幾字，他便在此領域更加努力。信連同稿子寄出一週左右，馮先生的親筆回信就到了。

回信比去信還要長。馮先生回覆：

解放同志，來信及稿件均已收閱，文章很好，顯示出作者煉字煉句的功夫，結構也相當合理流暢，我已建議《學刊》發表。我意文章以堅實爲好，其內如精金美玉，其外則富文采，讀來猶如《漢書》下酒也，我已建議您參加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盼能屆時一見以慰渴想。

收到信後，二月河周圍的朋友告訴他：“這是一位文豪，毛主席曾經讚賞過他，是一位在全國甚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響的文人。能給你寫這樣一封親筆信，是你有福。”種種議論在二月河身邊朋友中誦說，都是讚許馮先生的話，也有誇獎他的話，聚在一處，讓二月河既感慨又激動。於是又不停地寫了好多文章寄往北京，寄給馮先生，連馮先生的夫人夏老師和家人都知道了二月河，並說“這個人很能寫”。馮先生的回信中還稱讚他寫的論文“想象豐富，用筆細膩，是小說的筆法”。

就這樣，在馮先生的邀請下，凌解放參加了《紅樓夢》學術討論會。第一次在會場上見馮其庸先生，凌解放坐場下，馮先生坐上面主席臺，他端看臺上的馮先生，感覺不似他想象那樣隨和，那樣親切和藹。馮先生主持會議，無一苟且應酬之言，無一無緣一笑，也不交頭接耳與人隨便言語，“這是個熱水瓶性格”，當時他便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後多少年與馮先生接觸，和馮先生所作所爲對照，他都沒有改變過作如是想：熱水瓶一樣的性格，激盪的精神，滿腹的學問，充盈的智慧與熱情，待人接物的親切溫馨都包容在嚴肅冷靜和不動聲色的外表之中，不深入接觸，你是感受不到的。

會後空暇，馮先生與凌解放有所交流：“你的文章我已閱讀不少，我認爲選擇一個合適的方向，你搞文學創作的成功機會會大一些。你的文筆很好，是寫作文學作品的手法，更適合這個門類。”凌解放當時的回答是：“我一定好好選擇突破方向！”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凌解放在參加一個分組的討論中，聽到一些學者的提議：“至今沒有一部像樣的文學作品寫執政61年的康熙。”凌解放豪情一句：“我來寫！”有了這一個方向，也爲了自己的承諾，他回去就投入到了查閱資料、搜尋史證的工作中。

此後，他與馮先生的交往從未間斷。

1984年3月25日，馮先生帶着研究生外出學術考察，歷時兩個月，從山東，經江蘇、上海，再到湖北、四川、陝西、河南，飽覽黃河、長江流域諸多勝蹟與壯觀山河，尋訪歷史文化遺蹟，參觀各種博物館，留意碑刻文字，一路會見各地學者文人，收穫極豐。一路上，馮先生爲學生們講解各種碑刻背後的歷史，闡述文學作品的價值，並介紹自己的治學經驗。還利用餘暇時間，校看《精忠旗》稿，閱讀《〈紅樓夢〉人物論》等書稿。最後到達南陽時，馮先生特意去看望二月河，並應其請求，評閱他的《康熙大帝》書稿。

馮先生到南陽要看《康熙大帝》書稿，二月河既高興又着急，他後來說：“《康熙大帝》當時已經寫了17萬字初稿，可都是草稿，連勾帶劃，此轉彼接，生人看生稿會很費勁。”於是，他便連夜趕工，抄出十章給馮先生看。馮先生看完後拍案叫絕，立刻表態：“你的什麼掇紅集，還有什麼紅學論文都不要弄了，這樣就好，這就是你的事業，寫完後馬上告訴我。”馮先生當時正在做《紅樓夢》的研究，也在大力推動紅學研究，但他因材施教，並非要把有才之士全都囊括到紅學領域，而是按照年輕學人的特長，鼓勵他們向某個方向發展。從這之後，二月河便沉浸在自己的創作中，而馮先生對二月河的關心並未因爲不在同一領域而減少。

1984年9月23日，馮先生給二月河寄去《左宗棠年譜》，供他寫作時參考。

1986年3月25日，馮先生收到二月河寄來的剛剛印出的《康熙大帝》第一卷。4月18日，二月河又給馮先生寄去五冊書，讓馮先生送給啓功、戴逸等人。

1986年5月10日，中華書局送來《列藏本石頭記敘言》校樣，這是馮先生等人專程到蘇聯弄回來的《紅樓夢》珍本，也是馮先生的重要工作。但對於此前二月河寄來的《康熙大帝》第一卷，馮先生念念不忘，所以在校對的同時，快讀一遍，感覺很好。5月21日，黃河文藝出版社邀請馮先生赴鄭州參加該小說座談會，隨即允之。24—25日，馮先生在座談會上給予此書充分肯定。

2.“二哥是一個有情有義的漢子”

二月河成名後，別人對他的尊稱有“二老師”“二院長”“二先生”“二月河老師”等等，而他最喜歡的稱謂是“二哥”。12月15日二月河去世當天，中國紅樓夢學會的何衛國先生髮布了一條這樣的信息：“二月河先生早年不敢坐飛機，每次請他出席活動，他都用濃重的河南話說：‘衛國，給我訂火車票。’記得去年馮其庸先生去世後，我約他寫篇紀念文章，他說：‘馮先生於我有恩，我一定寫。’二哥是一個有情有義的漢子！一路走好！”二月河正是這樣一個有情有義的文化人。

馮其庸先生於2017年1月22日去世後，無錫馮其庸學術館“寬堂書屋”微信公衆號曾發佈二月河的紀念文章《吾師雖離去，思緒永緬懷》，文中二月河把自己與馮先生交往的過程用他特有的筆法進行了描述。呂啓祥先生是紅學界的老前輩，他的先生黃安年老師的博客中也提到：“在學會經費拮据之際，二月河幾次伸手贊助，令人感動。二月河是個知恩圖報之真君子，即使名揚天下也不忘知恩圖報……”這一切，都來自馮其庸先生與二月河的交情。

二月河後來也真的把紅樓夢學會當成了自己的孃家，他說：“我每次來北京見了張慶善諸人，坐在一起，聊天談掌故、說段子、講故事等，如同最親的兄弟，熱烈且不設防，有什麼順口即出，而和其他人在一塊儘管很講禮貌、很講究朋友交情，但每動一言語，總要做準備，‘防着不要說錯了’——這就是親孃家與後孃家的區分。”這是他的真心話。

3.“康熙大帝——‘大帝’，你要寫什麼？”

1985年，小說家姚雪垠來到南陽，他是小說《李自成》的作者，二月河因爲寫作事宜在南陽賓館特意跟他見了面。姚雪垠聽了他要寫《康熙大帝》的事，直接說了一句：“康熙大帝——‘大帝’，中國就沒有這個詞。你到底要寫什麼？”這樣的問話在二月河聽來，充滿着不以爲然。“這部書很難寫。”他記住了姚雪垠的話。那是他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面。

當晚，二月河在懷疑和糾結的情緒中與馮其庸先生通了電話，並把姚先生說的意思傳達給了馮先生。馮其庸先生聽完後對二月河說了這樣一段話：“別人說你寫不出來，你寫出來了，你就成功了；別人說你寫得出來，你不努力，說再多想再多也是沒有用的……”

二月河在電話中跟馮其庸先生說明自己的定名意圖並獲得先生的支持：清人筆記裏有“偉大”一詞，並非今天讚美某人的人格力量或賦予政治色彩，而是說人的體格偉岸、魁梧。“大帝”一詞在《史記》裏也有出現，民間就流傳有“玉皇大帝”。另外，俄國皇帝彼得與康熙同時期，被稱爲“彼得大帝”，中國人也可以稱康熙是“大帝”。至於他的寫作初衷，是取滿清入關，勵精圖治的新銳之氣，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他用心把這個“大”字寫清，他堅持自己的創作理念：凡是在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科教文化、百姓生計上作出卓越貢獻的，就給予歌頌，無論是皇帝還是太監，高官還是平民。十多年後，二月河的作品獲得首屆“姚雪垠長篇歷史小說獎”，這也是他用作品的成績印證了馮其庸先生當年所說的那段鼓勵之語。

二月河回憶這些事情的時候總會說：“馮老自幼出身寒門，一生坎坷，自學成才。他賞識我，或有出自同病相憐。”

4.馮先生的鼓勵：“濁浪排空君莫怕”

當年撰寫《康熙大帝》第一卷時，二月河的確有很多需要斟酌的地方請教於馮先生，在他給馮先生的信中說道：

關於整個構思，我原計劃是四卷（不包康熙之死），出版社也同意的，但在出書預告時卻變成了三卷，也曾問及此事，他們只說了一句：“寫三卷可以了，就不要搞四捲了吧。”因爲當時一本也沒有出，談三卷四卷問題我也覺渺茫，葫蘆認了，這個話說得不很死，並不是有很大分歧。五卷的想法是沒有的，但康熙之死安排在雍正篇中，大致規制、情節、線索、主題都是反覆思量過了。我原意寫出“大帝”之大，即到三四十年極盛時期即可。現在看，殊欠思量。其實雍正前卷，奪位登基，我意還是不把康熙寫昏，晚年康熙精力不繼，失故之處是有的。思想也日趨保守，留下的積弊他已覺自己無力解決，在選擇繼承人上表現遲疑、慎重，但最終選擇雍正，我看極佳極當，確實解決了他遺留的很多大問題，他的死有悲有愁，但無恨。他很清醒的，儘管清醒中含有巨大的犧牲和苦痛。

馮其庸先生曾經問他，對作品中有些人物的處理不明白，爲什麼要這樣做？他後來寫道：“這個題難答。我就是再說一車話也未必說得清楚，於是便在電話中委婉回答（馮先生）：‘他們的結果是我仔細想過的，學生不敢亂加臆造。’馮先生也就不再追問了。”

在小說的撰寫手法和人物性質的取向上，二月河有自己的考量。他說：“像康熙、雍正和乾隆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們用什麼樣的歷史觀來觀照他們？我以這樣三點來評判歷史人物：一、在中國歷史上，是否對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作出過貢獻；二、在發展當時的生產力，調整當時的生產關係，改善當時人們的生活水平這幾個方面，是否作出貢獻；三、凡是在科學技術、教育文化、發明創造這些方面作出貢獻的就予以歌頌，反之就給予鞭笞。”在這些觀點上，他和馮先生的看法顯然是一致的。

在筆者開頭引用的這封1986年4月18日給馮先生的信中，二月河又提到：

我決意接受老師意見，寫到（康熙）死，因爲反正要寫到死，合併過來就是。出版社我想問題不大，他們也極重視此書，只要入情理，可以一致。使我唯一感到爲難的是我對書中時序情節跳躍手法方面方法不多，61年，漫長歲月，納入其中，跳躍是避免不了的，不僅時序，人物也是一茬換一茬，怕敗了筆，這要好好細細編排才成。

會議的事老師所提兩點極好，我想這應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我無經驗，也無權干預其事，只能和他們聯繫一下，我想不致有什麼問題，時間的事我也告訴了他們，也請他們斟酌，有什麼情況，我會及時告知您的。

會議規模不會大，這是早已告訴我了的，除你們幾位之外，不會再邀很多，可能本省大學和文藝評論界、新聞界還有幾位，我相信在開好會這一點上，大家不會有分歧。

此信是在黃河出版社爲二月河的小說《康熙大帝》第一卷召開座談會之前寄給馮先生的，前面是彙報該書後面如何寫，寫到何時，寫作中遇到的困難；後面則是介紹座談會的情況，以及爲馮先生的到來所做的準備。

馮先生離開南陽後，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出版的信息傳播開來，但他卻受到了工作單位領導的批判。在他苦惱之際，馮先生給他寄了一副大對聯：“濁浪排空君莫怕，老夫見慣海潮生。”給他以正面的鼓勵，希望事情最後朝着順利的方向發展。

《康熙大帝》第一卷出版後，兩人的故事仍在繼續。

1988年11月9日，馮先生到揚州參觀訪古，夜裏讀《康熙大帝》第三卷。20日，馮先生經鄭州，傍晚抵達南陽。恩師到來，二月河親自前來迎接。22日上午，馮先生參加二月河《康熙大帝》第三卷的討論會。可見，馮先生一如既往地關心二月河《康熙大帝》的寫作，從始至終予以最強有力的支持。

“落霞三部曲”在二月河不斷的努力、堅持下逐步完成。他說，除了必須參加的會，他平時很少外出，甚至很少走出他的小院，一心一意寫作。2002年，二月河去了可能是他平生走得最遠的地方——馬來西亞。正好《年譜》也記下了他們之間在域外的一段交往：

2002年11月22日，飛赴馬來西亞吉隆坡。次日，接受《星洲日報》採訪，談紅學研究。晚宴上，二月河發言，開頭就講到先生對他的幫助，說先生是把他從泥裏拔出來的，因先生一再鼓勵他寫作，纔有今天。先生髮言則表示二月河的成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對他的一點鼓勵是自己的責任，沒有必要多講。先生即席還賦詩一首：“同氣連枝骨肉親，江山萬里碧波情。十年三到衆香國，贏得詩名又畫名。”

24日下午，舉行文學交流會，二月河作發言，先生講《紅樓夢》研究。馬來西亞財政部長陳廣才主持會議，聽衆多達2500人。

檢視《年譜》，2002年12月29日，有二月河、張慶善、田永清將軍等見訪的記錄。此後，這樣的記錄零零散散共有十餘條，他們之間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往。

馮其庸先生在《不讀書無以能》中說道：“沒有經歷過失學痛苦的人，是很難體會到讀書機會的珍貴的……人應該懂得自我開發，自我造就。往往自己內在的潛能自己不一定清楚，要靠自己勤奮地學習，擴展自己的知識和興趣來開發自己。”今天我們談的是二月河與馮先生的交往，在筆者眼裏，馮其庸先生是一位有着多重身份的學者，其中一個身份就是一名教育者，他對每一個有資質、肯努力的人都不吝贊言，也正是在他的鼓勵下，很多年輕人走上了專業發展的道路。如他對紀峯“永無止境的追求”的鼓勵，爲譚鳳環題“在艱難中奮進”，爲葉兆信撰寫《萬千漣漪一線成》。同類情況不計其數。馮先生爲了扶植藝術領域年輕人，爲了支持自學成才者奮進，不時撰寫文章，還以各種方式予以表彰，葉君遠先生爲其編寫的《年譜》中清晰地記錄了這些感人的歷程。在馮先生晚年，筆者多次拜望，他不止一次地說：“我不是大師，我只是一個大學老師。”這是他的心裏話，也真的以老師的責任鼓勵着每一個後學。

這幾年，很多學者離我們而去，每一個熟悉的名字成爲定格時，筆者心中總有一種落寞感，但又有一點安慰，因爲他們的文字和精神留了下來。馮其庸先生與二月河的這些經典的故事讓我們感受到文化傳承、教育擔當的力量，這種力量向世人展示着自強不息、執着奮進的人生啓示，在芸芸衆生的心中留下難忘而堅定的印記。那就讓我們在前人的指引和感召下，沿着他們的足跡，在這片先賢輩出、今民勤讀的土地上，朝聖文脈，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