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终结贫穷之路(6)

“赶超战略”在印度

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巴西、阿根廷、智利、埃及、墨西哥等国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原则,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先后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虽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尽相同,但是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发展,制定国家发展计划,集中国力,加速发展重工业,希望能迅速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水平,尽快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从这一特点出发,这些国家都执行了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

远在印度独立之前，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尼赫鲁就声明：“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推动大型工业的发展，不过，我们应当仔细选择有限发展工业类型。这些工业应该是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它们可以奠定国家经济力量的基础，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可以逐步建立其他工业。”（参见Srinivasan, “DevelopmentEconomics, Then and Now”, in the book 《Trade, Aid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印度在1948年独立以后,通过了一项“工业政策决议”,提出了印度经济的出路是大工业,其中重点发展机械制造业和基本化工工业。尼赫鲁提出:“只有发展重工业才算工业化”，“如果要搞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要有制造机器的重工业”。（参见孙培均,《中印发展的比较研究》,1991。）

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印度政府把工业分为三类：

第一类：基础工业、战略工业，包括钢铁、煤炭、化肥、石油、电力、铁路、航空、通信、军工、重型机械等17项,称之为17个“制高点”。

第二类：其他重工业,例如机床、化工等12项。

第三类：消费品。

印度政府规定:第一类工业只能由国家专营；第二类工业主要由国家经营,私人企业只能起辅助作用；民间企业只能经营第三类产业。

1950年成立了以尼赫鲁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并实施五年计划。从1950年到1973年,印度中央政府对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98.8％,对消费品和农业的投资只占1.2％。投资总额的78％集中在钢铁、机械、化工、石油等六个重工业部门。印度政府得到的外援中的大部分也是用在重工业的投资上。

印度政府在1951年通过工业许可证法,几乎对所有的企业都实行计划管理。无论是开业、搬迁、扩建、生产定额、新产品开发等都要向政府申请许可证，特别是外贸和外汇控制得格外严格。在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部门中建立了一批大型国营企业，国营企业拥有全部工业生产能力的60％，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国营企业的比重非常高。在煤炭工业中，国营企业的比重是96％,在钢铁工业中为85％,铜冶炼工业为98％。在印度最大的20家企业中,国营企业占了18家。国营企业的人事、生产计划、经费、供销、投资建设等全部控制在政府手里。企业如有利润必须上交国库,如有亏损则由政府给予补贴。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印度的重工业确实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和1950年相比,印度在1971年的机床产量增加了196.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8.6％；电动机产量增加了22.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6.1％,钢增加了3.2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发电量增加了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1.3％。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印度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冶金、机械、电机、化工等部门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印度能够独立生产飞机、汽车、火车、轮船等,还放了卫星,造了原子弹。（参见V.Dubey,1995。）

为什么“赶超战略”能够取得初期成功

在中国,有些人很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希望能够再次出现在计划经济下的高速增长局面。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在苏联、东欧和其他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期,都曾取得过较高的增长速度；印度、巴西等国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也都很快建立起各自的工业体系,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从短期来看,绝不能说“赶超战略”一无所成。从上面列举的例子可见,只要国家在一段时间里,集中投资于某些重工业部门,当然可以取得一些成就。如果决策者拿这些重工业的增长指标来做宣传,也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鼓舞人心的作用。

为什么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成功呢?

相对来说,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换的过程是比较简单的，可以使用国家权力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只要政权稳固,这个过程可以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完成。在此期间,市场机制尚未被完全破坏,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市场观念依然存在,价格体系还比较合理。可以说,计划经济在初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尚存的市场机制。可是,计划经济的实施必然会破坏市场机制，等到市场机制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计划体制促进发展的动力就被消耗殆尽了。

政府以计划的方式来干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优越性就是能够有效地集中社会上的资源。如果把这些资源投向某一个方向,自然比较容易在这个方向上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从时间长度来区分,计划经济可以分为两种:短期、暂时的计划经济和长期、比较稳定的计划经济。战时计划经济就是最典型的短期计划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无论什么制度的国家都在一定的时期内大规模推行过战时计划经济。在大敌当前时,动员全国的力量加强军事工业,提高国防力量,不计代价,以求赢得战争的胜利。不过,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战时经济是个短期制度。等战争结束了,对军事工业的高度需求消失了,国民经济系统将再度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

如果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赶超世界先进国家,那么就必须要改变基本的经济体制,把经济计划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比较稳定的计划经济。如果我们按照实行计划干预的程度把各个国家排列起来,原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计划经济这一边。还有不少国家,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很靠近计划经济。我们可以发现，越是急于赶超的国家就离计划经济越近。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政府强烈干预经济的动力才会消失:第一,实现了赶超目标(这种例子至今还没有出现);第二,在赶超过程中遇到了严重挫折,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尝试,认识到离赶超目标越来越远,终于放弃了计划经济,走上经济改革的道路。

如果除了经济上的赶超目标外还有其他政治上、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例如不仅要赶超先进国家,还要彻底改造国家社会、经济结构,那么实行计划经济的动力就会存在得更长久。特别是当计划经济取得初期成功之后,更加难以让执政者放弃计划经济。当计划经济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就会形成一个适应于计划体制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会大大增加国民经济在计划经济轨道上运行的惯性。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越长,改革的难度越大。

“赶超战略”的教训

“赶超战略”行得通吗?

虽然“赶超战略”在短期内的效果不错,但是从长期来看,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经过多年努力之后和先进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减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大。穷国还是穷国,人民生活依然窘迫,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仍然低下。

中国是实行“赶超战略”最积极的国家，喊得最响，动作最大。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全民大炼钢铁，狂热无比。可是赶超的结果却是一场惨败，无数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国民经济跌入崩溃边缘，不得不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就在中国彻底放弃了“赶超战略”之后，不声不响地实现了赶超的目标。在2000年，中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钢、煤、粮、棉等都跃居世界第一。2008年中国的钢铁产量为4.89亿吨，比美、日、英、法、德、意等国加在一起的总和还要多。（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8，p128。）

印度也是实行“赶超战略”最积极的国家之一。虽然印度的重工业发展得很快,但是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都没有什么起色,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不高。印度政府一直把国家计划的经济增长率定在5％左右,但是实际经济增长率从来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指标。在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4％,70年代为3.6％，以后,国民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在1960~1982年期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只增长1.3％。1952年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为2％,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1.2％。到了198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下降到1.4％和0.7％。印度的企业在政府的干预下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技术落后,缺乏竞争力。1994年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只有4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参见《1994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5，和CIA，World Factbooks 2009.2.）

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原因,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连续更换了几届政府。每一届政府都试图通过修修补补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但是成效都不甚显著。印度80年代改革的重点是放开对企业的束缚：

•开放进口，主要是开放资本产品和原材料进口。

•利用税收杠杆鼓励出口，为出口产业提供更多的外汇和信贷支持。

•对国内企业大幅度开放工业许可证，降低产业的准入门槛。

•放开对中间产品的价格控制。

面对着空前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印度政府自1991年3月开始实施以经济自由化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放弃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印度改革的目标是把经济发展从进口替代转变为以出口导向为主的轨道上来。

20世纪90年代印度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市场改革：

•废除工业许可证制度，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

•开放外国直接投资。

•扩大贸易自由化，取消进口许可证，逐步降低非关税壁垒。

•开放金融领域，取消对一些金融业务的限制；允许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市场；开放保险业。

•开放某些重要的服务部门的投资和贸易。

在改革中，印度政府着重引进竞争机制,把原来由国家专营的17种工业减少为8种。除了那些和国家战略安全直接有关的项目外,允许民间企业进入重工业，对现有的国营企业实行部分私有化。大幅度放宽经济管制,降低关税,扩大对外贸易,抑制通货膨胀,紧缩财政开支,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

通过改革，印度的经济开始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92年的1.2％上升到1993年的4.2％，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也大大下降。1993年出口增长了29.7％,几乎完全消除了贸易赤字。（参见V.Dubey,1994。）随后，印度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2006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9.2%，2007年为9%，2008年为7.3%。（参见《环球时报》，2007年12月21日。2007、2008年经济增长率均来自CIA WorldFactbooks。）“赶超战略”行不通。当年赶超口号慷慨激昂，今天已经沦为笑谈。可是，“赶超战略”留下的计划经济烙印至今仍然在困扰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在讨论中国、印度和其他穷国的经济发展的时候，不能忘记它们走过的路径，以及对旧有路径的依赖。

第8章　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错在哪里

•如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必然产生对资金的强烈需求，不得不采取控制手段筹集资金。

•控制哪些变量以及对这些变量的控制程度在一开始就被内生决定下来了。

•“赶超战略”必然会导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一个国家能够沿着控制链走多远，取决于这个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而这个能力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外部环境。

•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要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必须彻底放弃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赶超战略”。

•改换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必然要相应地改变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赶超战略”的目标函数：资金积累最大化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赶超战略，希望很快赶上发达国家。两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计划经济,使得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赶超战略”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人民追求国家独立、繁荣、富强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天经地义、无可非议。为什么雄心勃勃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都事与愿违?

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赶超战略”和计划经济之间有些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一旦确定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赶超战略”,就必然会一步一步地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

并不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一开始就都设计好了发展战略。在取得国家独立之际,很可能只有发展的愿望,而没有一条明确的工业政策。他们左右试探,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做出了选择。有些国家可能在发展的中途变卦,更换另一种发展战略；有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并不十分清楚,过了多年以后才能看得出来。我们试图通过下列分析,找出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的共同规律。

毫无疑问,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需要向重工业大量投资。

正如林毅夫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所指出的:“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是建设周期长;第二是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第三是初始的投资规模巨大。”众所周知，重工业项目的投资额都很大,建设一个大的钢铁厂、矿山要好多年的时间,投资周期很长。除此之外，与轻工业和服务业相比,钢铁、交通、能源、原材料等部门利润率都比较低,资金回收很慢。要使重工业项目发挥效益还要成龙配套,建设一个钢铁生产基地,还需要建设相应的矿山、铁路、焦化厂、发电厂等，炼出钢来之后，还要轧钢成材，制造各种机器设备等。由于产业链很长，必然要求国家不断筹集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重工业。

林毅夫还指出,发展中国家也有三个特征:“第一,资金十分短缺,资金的价格或利率高昂;第二,可供出口的产品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水平高;第三,经济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参见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p19,1994。）这三条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赶超战略”所需要的条件针锋相对。

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然会产生对资金的强烈需求。筹集建设重工业的资金只有两条路，第一，国内的积累；第二，接受外国援助。

萨克斯等人清楚地认识到了缺乏资金对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他们主张向穷国注入外援。他们用心良好，却鲜有成效。对于小国来说，外部援助也许还能起到一些作用，可是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来说，即使有点外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许多穷国的领导人在探索多年之后终于认识到，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地积累资金。

如果一个国家把资金积累的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为了比较系统、简洁地阐述问题,我们可以把在生产关系约束下的这一目标函数记为：

Max∑PyY-∑PxX-∑rk-∑WL-∑PmMER(1+Tariff)

StY=Af(L,K,X,M)

在这里,Max是最优化符号。在经济系统中一共有k个工业部门,i表示部门的顺序号(i=1…k)。Y 表示部门i的产出,Py表示对应于该部门的产品价格,PyY表示该部门的产品价值,∑PyY 表示各个部门产品价值之总和,也就是国民总产值。

生产过程需要相应的投入,其投入产出关系可以用生产方程来表示。在生产方程中包括了劳动力投入(L)、资本投入(K)、原材料投入(X)和进口的设备、材料等(M)。在生产方程中,f(…)表示生产方程的函数关系(可以具体表示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ES或其他生产函数)。通常,A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反映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指标，常常被称为全员劳动生产率。

原材料的价格表示为Px,∑PxX 表示生产过程中的物化成本。利率r,可以被视为资本的价格,∑rk 表示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成本。劳动工资水平记为W,∑WL 表示生产的劳动力成本。进口商品或劳务的价格表示为Pm,如果进口商品的价格以外币为计量单位,Pm(例如,美元),那么折算到本国货币单位,我们需要考虑到汇率(ER)和关税(Tariff)。于是,为取得进口商品的支付总计为∑PmM ER(1+Tariff)。

可供选择的控制变量

在经济学中，把反映各种经济状况的变量,例如国民经济总产值、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称为状态变量。还有一些变量和政府政策有关,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或影响这些变量,例如生产计划、利率、货币发行量等,通常称之为控制变量。

在上述资金积累最大化目标函数中，和商品市场有关的经济控制变量有产品价格、生产计划、商品及原材料分配等；和劳动力市场有关的有工资、就业分配；和资本市场有关的有投资及资金分配、利率；和国际贸易有关的有汇率、关税。在生产方程中，全员生产率与企业的生产组织、技术开发、自主程度、所有权以及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有关。

为了简单明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包括货币发行量、税收、政府的二次分配等。假设这个穷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在赶超阶段建立的重工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是政府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

如果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筹集实现“赶超战略”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从上述的目标函数来看,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扩大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差别,用剥夺农民的办法把资金从农业转移到重工业；第二,需要采用许多非经济的手段压缩其他部分,特别是和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第三产业,把生产要素集中投入重工业部门；第三,通过对许多经济变量的控制降低重工业的生产成本。实际上,急于实现赶超目标的政府往往同时采用这三种办法以加大实现工业化的力度。

第一种办法造成了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使得广大农民生活在相对贫困的境地。可是,无论如何也得让农民能够活下去,所以用剥夺农民的办法来筹集资金有一个极限。

采用第二种办法必然造成服务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相对衰落，这是导致中国和几乎所有前计划经济国家经济结构扭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众所周知,由于经济结构扭曲,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些国家无不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前两种办法都需要直接牺牲农业和其他部门的利益,在实行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阻力。

采用第三种办法,从控制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开始，逐步加深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在实行控制的初期所遇到的阻力比较小，只要政府一旦把赶超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就非常容易走上加深控制经济活动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必然会把一个国家引上计划经济。

政府部门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目标函数中的这些变量。例如,对于物价来说,政府可以对某些产品实行高度集中的价格管制,也可以采取局部控制的办法(将一部分商品纳入计划轨道,允许其他产品进入市场,或者对商品价格设定一定的浮动范围，等等),也可以完全放开价格控制,让市场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价格水平。对于生产计划的控制也可以有多种选择:高度中央集中、部分集中和完全放开(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产量)。下面我们列举了一些主要的经济控制变量。为了简化问题的叙述,我们假定每一个变量都有三种控制程度:集中管制、部分管制、全部放开。

（1）价格（集中管制、部分管制、全部放开）；

（2）生产计划（高度集中、部分集中、市场化）；

（3）商品及原材料分配（高度集中、部分集中、市场化）；

（4）工资（统一级别、部分限制、市场化）；

（5）就业分配（统一分配、限制流动、自由市场）；

（6）投资及资金分配（高度集中、部分集中、市场化）；

（7）利率（固定、多轨制、自由浮动）；

（8）货币发行（紧缩、适度、宽松）；

（9）汇率（固定、部分浮动、自由浮动）；

（10）关税壁垒（高关税、中等、自由贸易）；

（11）企业自主程度（计划、部分自主、自主）；

（12）所有权（国有、集体或混合所有、民有）。

以上一共列举了12个变量，如果每个变量都有3个选择,那么总共就有220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如果考虑到局部控制还可以按照控制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分，那么计划经济就有几乎是无穷多种模式。虽然人们常常把经济体分为计划和市场两大类，但实际上，市场经济区别不大，而计划经济各有不同。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一样，就是东欧国家的计划经济也各有特色，互不相同。

是否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在这些方案中自由做出选择呢?换句话说,能不能对每一个经济控制变量任意选择一个控制状态,然后再组合在一起?当然不行。譬如,如果决定把某种商品的价格控制在较低的计划价格水平上,由于商品的利润率偏低,厂家是不会有兴趣生产这种商品的,于是,必然会要求政府出面布置强制性的生产计划。由于价格低廉,商品可能会供不应求,为了维持低价格不变,就要求由政府对这种商品实行计划分配。对某种商品实行全面的计划控制,就不会允许市场交易活动。如果固定了工资水平,就必然会要求对劳动力的流动做出限制。由此可见,经济控制变量之间存在着相互牵制的关系。

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了对经济系统的控制方式。如果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那么,控制哪些变量以及对这些变量的控制程度就已经被决定下来了。一般说来,政府的计划部门并没有很大的自由度,它们并不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控制变量,决定其控制程度。“赶超战略”必然会导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赶超战略”的必然结果。

实行“赶超战略”必然导致计划经济

控制的难易程度

为了实现“赶超战略”,就必须源源不断地得到优先发展重工业所要求的资金。政府必然会想方设法增加工业部门的产出价值,降低在上述目标函数中的各项成本。

在产出方面,在上述目标函数中反映重工业部门产出价值的有两组变量:重工业部门的产出量(Y)及其价格(Py)。增加重工业产出量是政府发展的目标,但是要增加重工业产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它涉及投资、能源、运输、生产技术、劳动生产效率、激励机制、工业组织、研究发展、技术培训等一系列问题。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要提高产量绝非易事。如果政府急于提高重工业部门的利润,就必然会考虑改变重工业产品和其他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就是提高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压低其他部门产品的价格。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

在投入方面有许多涉及生产成本的变量，政府从哪里入手最好呢?这就要看控制哪个变量最容易。由于控制各个变量的难易程度不同，对于政府来说,当然是先控制容易的,然后再控制比较难的。

如果我们把上述经济变量按照控制的难易程度排个队,那么大致上可以得到如下顺序：利率、投资资金分配、汇率、关税、农产品价格、能源价格、原材料价格、工资、劳动力流动。这个顺序只不过是一个大概的描述,在现实中,对各变量的控制难易程度可能因部门而异,因产品而异。

控制利率和资金分配

中央银行是由政府直接掌管的，基准利率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因此控制贷款利率比较容易。

重工业企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大，投资周期比较长。一般来说，重工业，尤其是原材料工业的利润率不高。特别是在投资的初期,重工业自身产生的利润可能还付不起银行贷款的利息。如果利率比较高,那么向银行贷款的重工业企业就会背上很重的包袱。在这种情况下,重工业企业不仅不能向国家提供利润以加大对新项目的投资,很可能连自身的资金循环都会发生问题。为了扶持由国家经营的重工业投资项目,国家必然会降低投资贷款的利率。

在中国建国初期,为了反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高利率政策,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业信用贷款年利率曾经高达144％。当通货膨胀被有效地抑制下去之后,随着重工业建设高潮的到来,银行利率逐步下降。

1950年5月,工业信用贷款利率月息为3.0％。

1950年7月31日，利率被调低为2.0％。

1951年4月调到1.5％~1.6％。

1953年1月调到0.6％~0.9％。

1954年调到0.456％,并在这个水平上保持了很长的时间。

到了1970年8月,工业贷款利率被压低为0.42％。（参见郑先炳《利率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p115。）

利率降低以后,向银行贷款的成本很低,资金需求很快上升,出现资金供不应求的现象。在市场经济中,到银行申请贷款的人多了,银行就会提高利率,既增加了贷款利息收入,同时也抑制了对资金的需求。可是,如果利率被固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对资金的需求就会长时间保持旺盛。需求高于供给,僧多粥少,只好由政府来实行对资金的分配。

为了保证向国有重工业企业投资，必须采取措施控制银行。事实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后纷纷宣布银行国有化，把银行控制在政府手里。

面对众多的客户，究竟应当把资金贷给谁？国家对资金分配的行政干预是导致推行企业国有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一样需要资金,但是由于国营企业往往代表着国家规定的发展方向,它们和政府及银行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国营企业,特别是国营重工业企业得天独厚,容易获得贷款，其他民营企业由于得不到贷款而不断萎缩。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70％以上的投资都被注入国营的重工业企业。和中国的情况极为相似,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资金都被注入了国营企业，国营企业的成长速度都大大超过了其他所有制企业。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印度很快由国家控制了金融部门，并且实施了贷款分配、生产许可证制度和对投资的审批制度。印度始终没有完全取消民营经济，但是对民营企业存在着多种歧视、限制和约束。投资许可证、进口许可证、外汇控制、信贷管制、价格管制等都对中小企业不利。

控制汇率及外汇管制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汇率实行直接管制。特别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进出口能力都比较弱,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只占有一个很小的比例,民间对国家外汇政策的影响力并不强,政府在决定汇率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简单。

由于新建的国营重工业企业需要大量外汇向先进的工业国家购买机器设备、引进技术,为了降低国营企业的进口成本,就有必要压低汇率,高估本国币值。如果中国政府把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定得比较低,也就是高估了人民币的币值,使得外国产品变得比较便宜,有利于进口。重工业企业可以用较少的成本获得必需的机器设备。但是另一方面,压低汇率之后,使得本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比较贵,失去竞争力,不利于出口,从而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短缺。

以中国为例,在1950年，人民币和美元的比值是1∶4.2；在此之后,汇率被一再压低；1961年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被压到1∶2.46；1978年汇率被进一步压低为1∶1.72。

在改革开放以后,外汇管制逐步放松。随着市场因素的加强,汇率趋向合理，具体表现为人民币连续贬值。在1990年前后,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浮动在1∶8.7左右；在1994年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被锁定在1∶8.27；直到2005年人民币才开始对美元汇率升值。

汇率被压低之后,理所当然,人们愿意将手中的人民币兑换美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口能力不强,取得硬通货的能力有限。如果允许货币自由兑换,中央银行手中的外币储备必将迅速流失殆尽，因此,必然要对外汇进行管制，使本国货币和世界市场脱钩。在人民币和主要国际货币之间是条“单行道”，只允许用美元兑换人民币，而用人民币换美元则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此外，对内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政府将有限的外汇集中起来，支持重工业进口器材、设备。除非得到政府批给的外汇指标,否则人们只能在黑市上得到数量极为有限的外汇,而黑市汇率往往几倍于官方汇率。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政府批给的外汇等于是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只有国有的重工业企业才能得到计划部门分配的外汇份额。不仅中国如此,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如此,只要官方控制汇率,就不得不对本国货币兑换政策实行严格的管制。

政府不可能每天都调整汇率,在每一次调整官方汇率以后,必然会把这一汇率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国际贸易市场的情况在不断变化,而政府设定汇率时并没有把外汇市场的供求平衡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固定汇率必然不能适应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产生相当大的扭曲,不利于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

政府对外汇和汇率实行集中控制,必然会逐步导致本国货币和世界通用货币之间不可兑换。在冷战期间,西方实行了敌视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国际交往很少,所以人民币和外国货币不可兑换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一旦改革开放,货币不可兑换必将阻碍引进外资和经济发展。

控制关税

海关是由政府掌管的,当然控制关税也比较容易。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水平比较落后,其工业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比较弱，如果没有关税壁垒保护,西方先进工业国的产品必然会大量涌进国内市场。其结果是,一方面,导致大量外汇流失,另一方面,外国商品有可能挤垮国内的新兴民族工业。当实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赶超战略”时,为了保护幼稚的民族工业,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设立了较高的关税壁垒，把大部分重工业纳入关税保护范围。

如果设立关税的目的是保护新兴的幼稚工业,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当幼稚工业成长起来,拥有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以后，就不再需要关税保护了。如果使用关税保护伞的时间过长,覆盖面积过大,把那些“夕阳工业”、落后的国有企业也包括进来,那么关税实际上是在保护落后。（参见王建业,“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汤敏和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1993年。）一旦实施了关税保护,这些国有企业会联合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无限期延展关税保护期。由于缺乏国际竞争的压力,这些国营企业有可能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落后状态。

控制利率、汇率和关税最简单、最容易。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都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宏观变量控制了起来。

控制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

为了能够较快地积累实现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必须通过降低重工业的成本来提高国有企业的利润，降低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压低重工业所需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为此,政府就必须对原材料、能源的价格实行控制。当然,管制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对于稳定初级产品的市场价格有着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50年代,这是一箭双雕的事。

压低农产品价格,扩大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也是提高重工业积累率的必要措施。在前3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一直被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中国的农民为工业化的进展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和贡献。

农产品、原材料、能源的价格被压低之后,相对而言,工业品的价格就比较高。显然,这有利于为国家积累资金。可是,如果工业品的价格高,就必然使之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国产的工业品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就不得不要求国家通过高关税来防止物美价廉的外国工业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当政府通过行政管制把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压得低于均衡价格时,价格越低,需求量就越大,势必出现普遍的短缺现象。在短缺情况下,如果存在市场机制,为了得到所需要的商品,就会有人愿意出高价,商品价格就会出现上升的趋势。为了维持物价不变,禁止或限制市场交易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1951年底和1952年初开始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运动实质上就开始了限制市场活动的努力。随后,中国政府通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釜底抽薪,打击了市场活动的原动力。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全面管制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许多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保持了二十年、三十年不变，这在当时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

苏联在这个方面做得更绝,把各种物价都控制得很死。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面包还保持着列宁时代的价格。结果,面包的价钱比小麦还便宜，于是出现了非常荒唐的事情:农民卖了小麦,买回面包来喂牲口。价格扭曲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能不能做到商品分配以及有效地取缔市场活动是对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的一大考验。如果禁而不绝,就会出现黑市,黑市价格往往被抬得很高。假若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能力不强,很可能就在这里翻了车。

控制劳动工资

劳动工资是工业部门的一项主要成本。为了增加重工业的积累率,当然不能让工资升得太快。能不能控制工资反映了一个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

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立了八级工资制,严格地控制了工资的增长率。从1952年到1978年，在长达26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冻结了工人的工资水平，职工的年平均工资都在600元以下。（参见盛斌等,《中国国情报告》,1993年。）固定了劳动工资,使得工人的收入与其生产表现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如何建立激励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改革以前主要采取的是“思想教育,精神鼓励”的办法,提倡“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毋庸讳言，政治激励是有效果的,但是却不能持久,也不能无条件地普遍推广。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政治教育的作用呈现了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

为了控制住工资水平,除了思想教育以外,还必须从组织上加强控制。在“文革”时期,中国政府通过“大办民兵师”,把工厂的车间改称为连、营,比较彻底地实现了生产组织准军事化。同时,中国政府成功地削弱或取消了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的工会组织,把工会变成了政府下属的一个福利部门,从而比较成功地控制了劳动工资。可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能够有效地控制劳动工资,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社会动乱。

控制消费和福利

为了提高储蓄率,迅速筹集更多的资金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低工资制度，应于低工资的必然是居民的低消费。在低工资制度下,政府不得不承担义务为居民提供廉价的基本生活消费品。由于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很低,普遍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于是,在计划经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对粮食实行计划供应,随后又实行了对食用油、纺织品、燃料煤、副食品,一直到工业品的计划供应。在中国大陆出现了规格繁多的票证:从粮票、油票、布票、煤票一直到火柴票、糖票、饼干票、自行车票、肉票、鱼票、蛋票……

由于工资很低,企业不得不为职工提供医疗保险、子女教育、老年退休保险等一系列福利。在低工资制度下,职工无力自行建造住房,政府不得不通过国营企业为工人提供住房。长期以来,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下,政府尽最大的可能压低工人的住房条件,把资金投入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中去。在改革之前,无论在城市和乡村都几乎没有兴建什么新的居民住宅,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人的居住条件逐年恶化,欠了老百姓很大一笔债。

控制劳动人事和人口流动

由于工资水平很低,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企业的目标是增加产出,而不必计较成本。增加劳动力不仅有利于提高产量,也有利于增加企业的实力和企业领导人的权势。在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倾向于雇用更多的员工，于是政府不得不对劳动人事进行控制。和制定生产计划一样,中央计划部门每年都要确定计划招工的总数,再逐级分解下去,作为行政指令下达给企业。自然,企业把员工当成自己的一项资产,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员工在企业之间流动。

虽然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相当低,但是他们的收入和福利仍然要比农民好得多。农民不仅收入低,还没有社会福利和保险,这使得他们对工人的“铁饭碗”羡慕不已。许多农民希望能进入城市,进入工厂。为了控制劳动力的流动就不得不实行高度集中的劳动人事管理,并实行包括户口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控制措施。结果,中国人被分成了两大类:城市居民和非城市人口。农民是不能随意流入城市的。后来,城市又被分成了大、中、小不同的等级,在中小城市里的居民被严格限制迁入大城市，人口流动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在中国出现了非常鲜明的城乡差别。城市户口和在工厂中拥有一份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特权,成为对工人低工资的一种补偿。

对企业的控制

从控制宏观经济变量开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然逐步传递到了微观经济层次。

在上述一系列控制之下,除了在农村中的木匠、泥瓦匠、弹棉花等个体工匠之外,没有给私有企业留下生存的余地，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国营、地方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严格的管制之下,企业变成了各级政府的附属单位，失去了生产决策和和产品定价的权力。企业不能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不能按照工人的贡献来决定他们的劳动报酬,也不能对优秀工人给予必要的物质奖励。企业既没有权力雇用工人,更没有权力解雇工人。企业必须为职工提供住房、饮食、医疗、教育、养老，比较大的国有企业就像一个小城市,要负担从小孩出生一直到养老、送终的全部福利保证。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使得许多企业丧失了竞争能力。

综上所述,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就不得不一步步加深对经济体制的控制。由资本市场的贷款利率和外贸的汇率控制开始,逐步推进到农产品价格、原材料价格、生产计划、社会福利、企业经营，从宏观控制推进到微观控制。控制的过程形成了一条控制链，只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不变,就必然会沿着这条控制链一步步走下去,如果能够走到这条控制链的终点,那么就最终实现了完全的计划经济。

为什么要不断加强对经济活动的控制

前面分析了政府控制各个经济变量的难易程度和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政府在实行了一个控制以后，过不了多久就又要开始控制下一个变量,从而沿着控制链一步步走下去?

在经济学中,生产函数存在规模效益递减规律。如果在一个工厂里,厂房、设备都是固定的,只有10个工人,人手不够,增加工人肯定会增加产出。可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人手足够了,再增加劳动力,新增加的产出量就有限了。如果继续增加劳动力,人浮于事,可能还会导致产出下降。在生产资料固定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增加劳动力和产出的关系画条曲线,必然是一条凸型曲线，在图8-1中表示为S1。

假定劳动力的数量固定为100人,产出100个单位的产品。增加对这个工厂的资金投入,允许它购买更多的机械、设备，当然就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假定在增加投资之后,产出增加为120个单位。在图8-1中表示为S2。从图中可见,生产曲线向上移动了。

图8-1增加投资后生产曲线上移

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个工厂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使用相同的投入要素,就有可能生产更多的产品。技术革新、改进生产组织和劳动分工等都可以使生产曲线向上移动。

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把其他部门,例如农业部门的一些资源和利润转移到重工业部门,虽然对于整体来说,这种转移有可能降低资源分配效率，但是对于重工业部门来说,注入更多的资源必然会加快这个部门的增长速度,使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曲线向上移动。

从理论上来讲,政府之所以要不断加强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就是想要不断地用改变外部环境的办法来防止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曲线出现下滑趋势,保持重工业的高速增长。

发展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假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外部条件不发生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大致上遵循图8-2a所表示的增长曲线。从A到B的阶段,经济处在传统社会阶段,增长十分缓慢。在B~D阶段,经济起飞,增长迅速。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增长速度放慢。图8-2b描述了经济增长速度，图8-2c描述了经济增长的加速度。在C点,经济增长速度达到最大，此时加速度刚好由正变负。这表示在C点以后,加速度为负值,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

图8-2经济增长、增长速度和加速度

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和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在政治、经济上维持各种关系的均衡。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低于这个速度,就有可能会激化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假定这个最低的增长速度要求是3％。如图8-3中的D点所示,当国民经济总值达到D点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并且呈现出继续下滑的趋势。由于达不到预期的目标,政府领导层和群众都会出现不满，这就使决策层感到了日益增加的压力。

众所周知,如果政府引入新的政策,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自然可以集中调动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工业化的进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改变了,自然会使增长曲线上移。为了阻止经济出现下滑趋势,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决策者必须想方设法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转移到另外一条曲线上。

图8-3表明,如果政府在D点改变宏观或微观经济政策,加强控制,那么经济系统有可能跳跃到一条新的增长曲线。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有可能暂时得到改善。但是过不了多久,这个增长的势头又会逐步衰竭,再度出现边际增量递减的趋势。当经济增长速度再次降低到某一个程度时,例如在图8-3中的E点,要求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压力又会迫使政府采取新的政策来加深控制程度。

图8-3不断加强控制，提高增长斜率

只要政府继续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就会不断产生不断加强经济控制的压力,使得国家一步步地走向完全控制的中央计划经济。

可是，从外部来看，图8-3中增长曲线的包容线具有相当陡的斜率，也就是说，实施计划经济的初期，国民经济的增长率要高于任何市场经济，这和人们所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实施初期没有相当高的增长率，计划经济就绝对不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风靡世界，成为大部分穷国的首选。

综上所述，只要一个穷国打算采取“赶超战略”，建立独立的工业基础，就必然会沿着控制链走下去，一步步趋向计划经济，这和思想意识形态、国家性质没有太多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东欧各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进公有制；印度、土耳其、埃及是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并保护私有制，国家政治制度虽然不一样，可是在实行计划经济上，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

一个国家能够沿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走多远，取决于这个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而控制能力又取决于该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外部环境。一般来说,影响一个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的主要因素是:

•国家大小：大国人口众多,往往在经济上自成体系,独立性比较强，即使出现了一些效率损失,被广大的人口分担以后对经济的冲击程度也相对减少。

•资源状况：资源丰富的国家承受能力比较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凭借出口资源来赢得外汇；可以被政府利用的资源越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越强。

•政治稳定程度：一党制国家比较容易控制，多党政治的控制能力比较差。

•外部环境：在战争或冷战环境下容易激发民族主义，比较容易加强控制。

•开放程度：在封闭式经济中,外贸依存度比较低,自给自足,缺乏和外界的交往,缺乏竞争意识,固步自封,比较容易实现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参见林毅夫,《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