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末】終結貧窮之路(6)

“趕超戰略”在印度

除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外,還有許多發展中國家,例如印度、巴西、阿根廷、智利、埃及、墨西哥等國按照凱恩斯主義的原則,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先後走上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雖然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不盡相同,但是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政府直接干預經濟發展,制定國家發展計劃,集中國力,加速發展重工業,希望能迅速提高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水平,儘快趕上或超過發達國家。從這一特點出發,這些國家都執行了經濟發展的“趕超戰略”。

遠在印度獨立之前，印度獨立運動領袖尼赫魯就聲明：“我們要以最快的速度推動大型工業的發展，不過，我們應當仔細選擇有限發展工業類型。這些工業應該是重工業和基礎工業，它們可以奠定國家經濟力量的基礎，在它們的基礎之上可以逐步建立其他工業。”（參見Srinivasan, “DevelopmentEconomics, Then and Now”, in the book 《Trade, Aid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印度在1948年獨立以後,通過了一項“工業政策決議”,提出了印度經濟的出路是大工業,其中重點發展機械製造業和基本化工工業。尼赫魯提出:“只有發展重工業纔算工業化”，“如果要搞工業化,最重要的是要有製造機器的重工業”。（參見孫培均,《中印發展的比較研究》,1991。）

爲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印度政府把工業分爲三類：

第一類：基礎工業、戰略工業，包括鋼鐵、煤炭、化肥、石油、電力、鐵路、航空、通信、軍工、重型機械等17項,稱之爲17個“制高點”。

第二類：其他重工業,例如機牀、化工等12項。

第三類：消費品。

印度政府規定:第一類工業只能由國家專營；第二類工業主要由國家經營,私人企業只能起輔助作用；民間企業只能經營第三類產業。

1950年成立了以尼赫魯爲主席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制定並實施五年計劃。從1950年到1973年,印度中央政府對重工業和基礎工業的投資佔總投資額的98.8％,對消費品和農業的投資只佔1.2％。投資總額的78％集中在鋼鐵、機械、化工、石油等六個重工業部門。印度政府得到的外援中的大部分也是用在重工業的投資上。

印度政府在1951年通過工業許可證法,幾乎對所有的企業都實行計劃管理。無論是開業、搬遷、擴建、生產定額、新產品開發等都要向政府申請許可證，特別是外貿和外匯控制得格外嚴格。在重工業和基礎工業部門中建立了一批大型國營企業，國營企業擁有全部工業生產能力的60％，特別是在基礎產業國營企業的比重非常高。在煤炭工業中，國營企業的比重是96％,在鋼鐵工業中爲85％,銅冶煉工業爲98％。在印度最大的20家企業中,國營企業佔了18家。國營企業的人事、生產計劃、經費、供銷、投資建設等全部控制在政府手裏。企業如有利潤必須上交國庫,如有虧損則由政府給予補貼。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印度的重工業確實取得了較快的發展速度。和1950年相比,印度在1971年的機牀產量增加了196.7倍,年平均增長率爲28.6％；電動機產量增加了22.4倍,年平均增長率爲16.1％,鋼增加了3.2倍,年平均增長率爲5.7％；發電量增加了9.5倍,年平均增長率爲11.3％。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印度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冶金、機械、電機、化工等部門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印度能夠獨立生產飛機、汽車、火車、輪船等,還放了衛星,造了原子彈。（參見V.Dubey,1995。）

爲什麼“趕超戰略”能夠取得初期成功

在中國,有些人很懷念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所出現的欣欣向榮的景象,希望能夠再次出現在計劃經濟下的高速增長局面。中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實這並不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在蘇聯、東歐和其他國家實行計劃經濟的初期,都曾取得過較高的增長速度；印度、巴西等國在國家計劃的指導下也都很快建立起各自的工業體系,取得了較大的經濟建設成就。從短期來看,絕不能說“趕超戰略”一無所成。從上面列舉的例子可見,只要國家在一段時間裏,集中投資於某些重工業部門,當然可以取得一些成就。如果決策者拿這些重工業的增長指標來做宣傳,也確實可以起到一定的鼓舞人心的作用。

爲什麼第一個五年計劃特別成功呢?

相對來說,由市場經濟向計劃經濟轉換的過程是比較簡單的，可以使用國家權力把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只要政權穩固,這個過程可以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完成。在此期間,市場機制尚未被完全破壞,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市場觀念依然存在,價格體系還比較合理。可以說,計劃經濟在初期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時尚存的市場機制。可是,計劃經濟的實施必然會破壞市場機制，等到市場機制被破壞得差不多了,計劃體制促進發展的動力就被消耗殆盡了。

政府以計劃的方式來干預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優越性就是能夠有效地集中社會上的資源。如果把這些資源投向某一個方向,自然比較容易在這個方向上取得較爲顯著的成果。從時間長度來區分,計劃經濟可以分爲兩種:短期、暫時的計劃經濟和長期、比較穩定的計劃經濟。戰時計劃經濟就是最典型的短期計劃經濟。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無論什麼制度的國家都在一定的時期內大規模推行過戰時計劃經濟。在大敵當前時,動員全國的力量加強軍事工業,提高國防力量,不計代價,以求贏得戰爭的勝利。不過,對市場經濟國家來說,戰時經濟是個短期制度。等戰爭結束了,對軍事工業的高度需求消失了,國民經濟系統將再度回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來。

如果政府幹預經濟的目標是要趕超世界先進國家,那麼就必須要改變基本的經濟體制,把經濟計劃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形成比較穩定的計劃經濟。如果我們按照實行計劃干預的程度把各個國家排列起來,原社會主義國家都在計劃經濟這一邊。還有不少國家,雖然是資本主義國家,也很靠近計劃經濟。我們可以發現，越是急於趕超的國家就離計劃經濟越近。

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政府強烈干預經濟的動力纔會消失:第一,實現了趕超目標(這種例子至今還沒有出現);第二,在趕超過程中遇到了嚴重挫折,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嘗試,認識到離趕超目標越來越遠,終於放棄了計劃經濟,走上經濟改革的道路。

如果除了經濟上的趕超目標外還有其他政治上、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原因,例如不僅要趕超先進國家,還要徹底改造國家社會、經濟結構,那麼實行計劃經濟的動力就會存在得更長久。特別是當計劃經濟取得初期成功之後,更加難以讓執政者放棄計劃經濟。當計劃經濟在一個國家內實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就會形成一個適應於計劃體制的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這種情況下,會大大增加國民經濟在計劃經濟軌道上運行的慣性。實行計劃經濟的時間越長,改革的難度越大。

“趕超戰略”的教訓

“趕超戰略”行得通嗎?

雖然“趕超戰略”在短期內的效果不錯,但是從長期來看,實行“趕超戰略”的國家經過多年努力之後和先進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減小,反而變得越來越大。窮國還是窮國,人民生活依然窘迫,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仍然低下。

中國是實行“趕超戰略”最積極的國家，喊得最響，動作最大。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全民大鍊鋼鐵，狂熱無比。可是趕超的結果卻是一場慘敗，無數人付出了生命代價，國民經濟跌入崩潰邊緣，不得不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就在中國徹底放棄了“趕超戰略”之後，不聲不響地實現了趕超的目標。在2000年，中國的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鋼、煤、糧、棉等都躍居世界第一。2008年中國的鋼鐵產量爲4.89億噸，比美、日、英、法、德、意等國加在一起的總和還要多。（資料來源：《中國統計摘要》，2008，p128。）

印度也是實行“趕超戰略”最積極的國家之一。雖然印度的重工業發展得很快,但是農業、輕工業和服務業都沒有什麼起色,國民經濟發展速度一直不高。印度政府一直把國家計劃的經濟增長率定在5％左右,但是實際經濟增長率從來也沒有達到過這個指標。在20世紀60年代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爲3.4％,70年代爲3.6％，以後,國民經濟增長率逐年下降。在1960~1982年期間,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只增長1.3％。1952年印度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爲2％,工業生產總值佔世界工業生產總值的1.2％。到了1980年,這兩個比重分別下降到1.4％和0.7％。印度的企業在政府的干預下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技術落後,缺乏競爭力。1994年印度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然只有400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參見《1994和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1995，和CIA，World Factbooks 2009.2.）

由於經濟上的困難和政治上的原因,印度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連續更換了幾屆政府。每一屆政府都試圖通過修修補補來改善國家經濟狀況,但是成效都不甚顯著。印度80年代改革的重點是放開對企業的束縛：

•開放進口，主要是開放資本產品和原材料進口。

•利用稅收槓桿鼓勵出口，爲出口產業提供更多的外匯和信貸支持。

•對國內企業大幅度開放工業許可證，降低產業的准入門檻。

•放開對中間產品的價格控制。

面對着空前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印度政府自1991年3月開始實施以經濟自由化爲中心的經濟改革,放棄了以重工業爲中心的“趕超戰略”。印度改革的目標是把經濟發展從進口替代轉變爲以出口導向爲主的軌道上來。

20世紀90年代印度改革的重點轉移到市場改革：

•廢除工業許可證制度，降低了國有企業的壟斷程度。

•開放外國直接投資。

•擴大貿易自由化，取消進口許可證，逐步降低非關稅壁壘。

•開放金融領域，取消對一些金融業務的限制；允許民營銀行和外資銀行進入國內市場；開放保險業。

•開放某些重要的服務部門的投資和貿易。

在改革中，印度政府着重引進競爭機制,把原來由國家專營的17種工業減少爲8種。除了那些和國家戰略安全直接有關的項目外,允許民間企業進入重工業，對現有的國營企業實行部分私有化。大幅度放寬經濟管制,降低關稅,擴大對外貿易,抑制通貨膨脹,緊縮財政開支,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刺激投資。

通過改革，印度的經濟開始增長。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2年的1.2％上升到1993年的4.2％，通貨膨脹率和財政赤字也大大下降。1993年出口增長了29.7％,幾乎完全消除了貿易赤字。（參見V.Dubey,1994。）隨後，印度出現了高速經濟增長，2006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爲9.2%，2007年爲9%，2008年爲7.3%。（參見《環球時報》，2007年12月21日。2007、2008年經濟增長率均來自CIA WorldFactbooks。）“趕超戰略”行不通。當年趕超口號慷慨激昂，今天已經淪爲笑談。可是，“趕超戰略”留下的計劃經濟烙印至今仍然在困擾着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在討論中國、印度和其他窮國的經濟發展的時候，不能忘記它們走過的路徑，以及對舊有路徑的依賴。

第8章　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錯在哪裏

•如果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必然產生對資金的強烈需求，不得不採取控制手段籌集資金。

•控制哪些變量以及對這些變量的控制程度在一開始就被內生決定下來了。

•“趕超戰略”必然會導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

•一個國家能夠沿着控制鏈走多遠，取決於這個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而這個能力又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外部環境。

•優先發展重工業,只要一開始就沒有多少迴旋的餘地。一抓就死，一放就亂。

•必須徹底放棄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趕超戰略”。

•改換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必然要相應地改變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

“趕超戰略”的目標函數：資金積累最大化

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和印度不約而同地採取了趕超戰略，希望很快趕上發達國家。兩國在不同程度上實施了計劃經濟,使得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有許多相似的地方。“趕超戰略”反映了發展中國家人民追求國家獨立、繁榮、富強的強烈願望。這種願望天經地義、無可非議。爲什麼雄心勃勃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國家都事與願違?

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爲核心的“趕超戰略”和計劃經濟之間有些什麼樣的關係?爲什麼一旦確定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爲核心的“趕超戰略”,就必然會一步一步地走上計劃經濟的道路?

並不是每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一開始就都設計好了發展戰略。在取得國家獨立之際,很可能只有發展的願望,而沒有一條明確的工業政策。他們左右試探,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才做出了選擇。有些國家可能在發展的中途變卦,更換另一種發展戰略；有些國家的發展戰略並不十分清楚,過了多年以後才能看得出來。我們試圖通過下列分析,找出實行“趕超戰略”的國家的共同規律。

毫無疑問,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需要向重工業大量投資。

正如林毅夫在《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中所指出的:“重工業作爲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具有三個基本特徵，第一是建設週期長;第二是在發展的早期,大部分設備需要從國外引進;第三是初始的投資規模巨大。”衆所周知，重工業項目的投資額都很大,建設一個大的鋼鐵廠、礦山要好多年的時間,投資週期很長。除此之外，與輕工業和服務業相比,鋼鐵、交通、能源、原材料等部門利潤率都比較低,資金回收很慢。要使重工業項目發揮效益還要成龍配套,建設一個鋼鐵生產基地,還需要建設相應的礦山、鐵路、焦化廠、發電廠等，煉出鋼來之後，還要軋鋼成材，製造各種機器設備等。由於產業鏈很長，必然要求國家不斷籌集資金,源源不斷地投入重工業。

林毅夫還指出,發展中國家也有三個特徵:“第一,資金十分短缺,資金的價格或利率高昂;第二,可供出口的產品少,外匯短缺,由市場決定的匯率水平高;第三,經濟剩餘少,資金動員能力弱。”（參見林毅夫《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p19,1994。）這三條和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爲中心的“趕超戰略”所需要的條件針鋒相對。

爲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就必然會產生對資金的強烈需求。籌集建設重工業的資金只有兩條路，第一，國內的積累；第二，接受外國援助。

薩克斯等人清楚地認識到了缺乏資金對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他們主張向窮國注入外援。他們用心良好，卻鮮有成效。對於小國來說，外部援助也許還能起到一些作用，可是對於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來說，即使有點外援也不過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許多窮國的領導人在探索多年之後終於認識到，要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必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地積累資金。

如果一個國家把資金積累的最大化作爲目標函數,爲了比較系統、簡潔地闡述問題,我們可以把在生產關係約束下的這一目標函數記爲：

Max∑PyY-∑PxX-∑rk-∑WL-∑PmMER(1+Tariff)

StY=Af(L,K,X,M)

在這裏,Max是最優化符號。在經濟系統中一共有k個工業部門,i表示部門的順序號(i=1…k)。Y 表示部門i的產出,Py表示對應於該部門的產品價格,PyY表示該部門的產品價值,∑PyY 表示各個部門產品價值之總和,也就是國民總產值。

生產過程需要相應的投入,其投入產出關係可以用生產方程來表示。在生產方程中包括了勞動力投入(L)、資本投入(K)、原材料投入(X)和進口的設備、材料等(M)。在生產方程中,f(…)表示生產方程的函數關係(可以具體表示爲柯布-道格拉斯函數、CES或其他生產函數)。通常,A可以被解釋爲一個反映勞動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指標，常常被稱爲全員勞動生產率。

原材料的價格表示爲Px,∑PxX 表示生產過程中的物化成本。利率r,可以被視爲資本的價格,∑rk 表示生產過程中的資本成本。勞動工資水平記爲W,∑WL 表示生產的勞動力成本。進口商品或勞務的價格表示爲Pm,如果進口商品的價格以外幣爲計量單位,Pm(例如,美元),那麼折算到本國貨幣單位,我們需要考慮到匯率(ER)和關稅(Tariff)。於是,爲取得進口商品的支付總計爲∑PmM ER(1+Tariff)。

可供選擇的控制變量

在經濟學中，把反映各種經濟狀況的變量,例如國民經濟總產值、通貨膨脹率、失業率等稱爲狀態變量。還有一些變量和政府政策有關,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或影響這些變量,例如生產計劃、利率、貨幣發行量等,通常稱之爲控制變量。

在上述資金積累最大化目標函數中，和商品市場有關的經濟控制變量有產品價格、生產計劃、商品及原材料分配等；和勞動力市場有關的有工資、就業分配；和資本市場有關的有投資及資金分配、利率；和國際貿易有關的有匯率、關稅。在生產方程中，全員生產率與企業的生產組織、技術開發、自主程度、所有權以及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有關。

爲了簡單明瞭,在這裏我們沒有包括貨幣發行量、稅收、政府的二次分配等。假設這個窮國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在趕超階段建立的重工業都是國有企業，它們是政府積累資金的主要來源。

如果政府爲了最大限度地籌集實現“趕超戰略”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從上述的目標函數來看,無非有三種可能:第一,擴大工業品和農產品的價格差別,用剝奪農民的辦法把資金從農業轉移到重工業；第二,需要採用許多非經濟的手段壓縮其他部分,特別是和人民生活直接相關的第三產業,把生產要素集中投入重工業部門；第三,通過對許多經濟變量的控制降低重工業的生產成本。實際上,急於實現趕超目標的政府往往同時採用這三種辦法以加大實現工業化的力度。

第一種辦法造成了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價格剪刀差,使得廣大農民生活在相對貧困的境地。可是,無論如何也得讓農民能夠活下去,所以用剝奪農民的辦法來籌集資金有一個極限。

採用第二種辦法必然造成服務業和其他工業部門的相對衰落，這是導致中國和幾乎所有前計劃經濟國家經濟結構扭曲的一個重要的原因。衆所周知,由於經濟結構扭曲,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這些國家無不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前兩種辦法都需要直接犧牲農業和其他部門的利益,在實行過程中會遇到一些阻力。

採用第三種辦法,從控制一些宏觀經濟變量開始，逐步加深對經濟的控制程度。在實行控制的初期所遇到的阻力比較小，只要政府一旦把趕超作爲自己的戰略目標,就非常容易走上加深控制經濟活動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必然會把一個國家引上計劃經濟。

政府部門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目標函數中的這些變量。例如,對於物價來說,政府可以對某些產品實行高度集中的價格管制,也可以採取局部控制的辦法(將一部分商品納入計劃軌道,允許其他產品進入市場,或者對商品價格設定一定的浮動範圍，等等),也可以完全放開價格控制,讓市場供給和需求來決定價格水平。對於生產計劃的控制也可以有多種選擇:高度中央集中、部分集中和完全放開(由市場供求關係來決定產量)。下面我們列舉了一些主要的經濟控制變量。爲了簡化問題的敘述,我們假定每一個變量都有三種控制程度:集中管制、部分管制、全部放開。

（1）價格（集中管制、部分管制、全部放開）；

（2）生產計劃（高度集中、部分集中、市場化）；

（3）商品及原材料分配（高度集中、部分集中、市場化）；

（4）工資（統一級別、部分限制、市場化）；

（5）就業分配（統一分配、限制流動、自由市場）；

（6）投資及資金分配（高度集中、部分集中、市場化）；

（7）利率（固定、多軌制、自由浮動）；

（8）貨幣發行（緊縮、適度、寬鬆）；

（9）匯率（固定、部分浮動、自由浮動）；

（10）關稅壁壘（高關稅、中等、自由貿易）；

（11）企業自主程度（計劃、部分自主、自主）；

（12）所有權（國有、集體或混合所有、民有）。

以上一共列舉了12個變量，如果每個變量都有3個選擇,那麼總共就有220種不同的組合方式。如果考慮到局部控制還可以按照控制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分，那麼計劃經濟就有幾乎是無窮多種模式。雖然人們常常把經濟體分爲計劃和市場兩大類，但實際上，市場經濟區別不大，而計劃經濟各有不同。印度在20世紀50年代實行的計劃經濟和中國很不一樣，中國和前蘇聯的計劃經濟也不一樣，就是東歐國家的計劃經濟也各有特色，互不相同。

是否可以認爲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在這些方案中自由做出選擇呢?換句話說,能不能對每一個經濟控制變量任意選擇一個控制狀態,然後再組合在一起?當然不行。譬如,如果決定把某種商品的價格控制在較低的計劃價格水平上,由於商品的利潤率偏低,廠家是不會有興趣生產這種商品的,於是,必然會要求政府出面佈置強制性的生產計劃。由於價格低廉,商品可能會供不應求,爲了維持低價格不變,就要求由政府對這種商品實行計劃分配。對某種商品實行全面的計劃控制,就不會允許市場交易活動。如果固定了工資水平,就必然會要求對勞動力的流動做出限制。由此可見,經濟控制變量之間存在着相互牽制的關係。

經濟發展戰略決定了對經濟系統的控制方式。如果確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那麼,控制哪些變量以及對這些變量的控制程度就已經被決定下來了。一般說來,政府的計劃部門並沒有很大的自由度,它們並不能夠隨心所欲地選擇控制變量,決定其控制程度。“趕超戰略”必然會導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趕超戰略”的必然結果。

實行“趕超戰略”必然導致計劃經濟

控制的難易程度

爲了實現“趕超戰略”,就必須源源不斷地得到優先發展重工業所要求的資金。政府必然會想方設法增加工業部門的產出價值,降低在上述目標函數中的各項成本。

在產出方面,在上述目標函數中反映重工業部門產出價值的有兩組變量:重工業部門的產出量(Y)及其價格(Py)。增加重工業產出量是政府發展的目標,但是要增加重工業產出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它涉及投資、能源、運輸、生產技術、勞動生產效率、激勵機制、工業組織、研究發展、技術培訓等一系列問題。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要提高產量絕非易事。如果政府急於提高重工業部門的利潤,就必然會考慮改變重工業產品和其他商品的相對價格，也就是提高重工業產品的價格,壓低其他部門產品的價格。我們將在後面討論這一點。

在投入方面有許多涉及生產成本的變量，政府從哪裏入手最好呢?這就要看控制哪個變量最容易。由於控制各個變量的難易程度不同，對於政府來說,當然是先控制容易的,然後再控制比較難的。

如果我們把上述經濟變量按照控制的難易程度排個隊,那麼大致上可以得到如下順序：利率、投資資金分配、匯率、關稅、農產品價格、能源價格、原材料價格、工資、勞動力流動。這個順序只不過是一個大概的描述,在現實中,對各變量的控制難易程度可能因部門而異,因產品而異。

控制利率和資金分配

中央銀行是由政府直接掌管的，基準利率是由中央銀行確定的，因此控制貸款利率比較容易。

重工業企業是資本密集型企業,對資金的需求量大，投資週期比較長。一般來說，重工業，尤其是原材料工業的利潤率不高。特別是在投資的初期,重工業自身產生的利潤可能還付不起銀行貸款的利息。如果利率比較高,那麼向銀行貸款的重工業企業就會背上很重的包袱。在這種情況下,重工業企業不僅不能向國家提供利潤以加大對新項目的投資,很可能連自身的資金循環都會發生問題。爲了扶持由國家經營的重工業投資項目,國家必然會降低投資貸款的利率。

在中國建國初期,爲了反通貨膨脹,政府採取了高利率政策,中國人民銀行的工業信用貸款年利率曾經高達144％。當通貨膨脹被有效地抑制下去之後,隨着重工業建設高潮的到來,銀行利率逐步下降。

1950年5月,工業信用貸款利率月息爲3.0％。

1950年7月31日，利率被調低爲2.0％。

1951年4月調到1.5％~1.6％。

1953年1月調到0.6％~0.9％。

1954年調到0.456％,並在這個水平上保持了很長的時間。

到了1970年8月,工業貸款利率被壓低爲0.42％。（參見鄭先炳《利率導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p115。）

利率降低以後,向銀行貸款的成本很低,資金需求很快上升,出現資金供不應求的現象。在市場經濟中,到銀行申請貸款的人多了,銀行就會提高利率,既增加了貸款利息收入,同時也抑制了對資金的需求。可是,如果利率被固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對資金的需求就會長時間保持旺盛。需求高於供給,僧多粥少,只好由政府來實行對資金的分配。

爲了保證向國有重工業企業投資，必須採取措施控制銀行。事實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獨立之後紛紛宣佈銀行國有化，把銀行控制在政府手裏。

面對衆多的客戶，究竟應當把資金貸給誰？國家對資金分配的行政干預是導致推行企業國有化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私營企業和國營企業一樣需要資金,但是由於國營企業往往代表着國家規定的發展方向,它們和政府及銀行有着更爲密切的關係,因此國營企業,特別是國營重工業企業得天獨厚,容易獲得貸款，其他民營企業由於得不到貸款而不斷萎縮。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70％以上的投資都被注入國營的重工業企業。和中國的情況極爲相似,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大量資金都被注入了國營企業，國營企業的成長速度都大大超過了其他所有制企業。

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印度很快由國家控制了金融部門，並且實施了貸款分配、生產許可證制度和對投資的審批制度。印度始終沒有完全取消民營經濟，但是對民營企業存在着多種歧視、限制和約束。投資許可證、進口許可證、外匯控制、信貸管制、價格管制等都對中小企業不利。

控制匯率及外匯管制

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對匯率實行直接管制。特別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於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後,進出口能力都比較弱,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只佔有一個很小的比例,民間對國家外匯政策的影響力並不強,政府在決定匯率時需要考慮的因素比較簡單。

由於新建的國營重工業企業需要大量外匯向先進的工業國家購買機器設備、引進技術,爲了降低國營企業的進口成本,就有必要壓低匯率,高估本國幣值。如果中國政府把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定得比較低,也就是高估了人民幣的幣值,使得外國產品變得比較便宜,有利於進口。重工業企業可以用較少的成本獲得必需的機器設備。但是另一方面,壓低匯率之後,使得本國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變得比較貴,失去競爭力,不利於出口,從而更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外匯短缺。

以中國爲例,在1950年，人民幣和美元的比值是1∶4.2；在此之後,匯率被一再壓低；1961年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被壓到1∶2.46；1978年匯率被進一步壓低爲1∶1.72。

在改革開放以後,外匯管制逐步放鬆。隨着市場因素的加強,匯率趨向合理，具體表現爲人民幣連續貶值。在1990年前後,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浮動在1∶8.7左右；在1994年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匯率被鎖定在1∶8.27；直到2005年人民幣纔開始對美元匯率升值。

匯率被壓低之後,理所當然,人們願意將手中的人民幣兌換美元。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出口能力不強,取得硬通貨的能力有限。如果允許貨幣自由兌換,中央銀行手中的外幣儲備必將迅速流失殆盡，因此,必然要對外匯進行管制，使本國貨幣和世界市場脫鉤。在人民幣和主要國際貨幣之間是條“單行道”，只允許用美元兌換人民幣，而用人民幣換美元則要經過嚴格的審批程序。此外，對內實行嚴格的外匯管制。政府將有限的外匯集中起來，支持重工業進口器材、設備。除非得到政府批給的外匯指標,否則人們只能在黑市上得到數量極爲有限的外匯,而黑市匯率往往幾倍於官方匯率。在這種情況下,得到政府批給的外匯等於是得到了政府的補貼。只有國有的重工業企業才能得到計劃部門分配的外匯份額。不僅中國如此,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如此,只要官方控制匯率,就不得不對本國貨幣兌換政策實行嚴格的管制。

政府不可能每天都調整匯率,在每一次調整官方匯率以後,必然會把這一匯率保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由於國際貿易市場的情況在不斷變化,而政府設定匯率時並沒有把外匯市場的供求平衡作爲主要的考慮因素,因此固定匯率必然不能適應市場供給和需求的變化,產生相當大的扭曲,不利於實現生產資源的最佳配置。

政府對外匯和匯率實行集中控制,必然會逐步導致本國貨幣和世界通用貨幣之間不可兌換。在冷戰期間,西方實行了敵視中國的經濟封鎖政策,國際交往很少,所以人民幣和外國貨幣不可兌換並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但是一旦改革開放,貨幣不可兌換必將阻礙引進外資和經濟發展。

控制關稅

海關是由政府掌管的,當然控制關稅也比較容易。

發展中國家的工業水平比較落後,其工業製造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比較弱，如果沒有關稅壁壘保護,西方先進工業國的產品必然會大量湧進國內市場。其結果是,一方面,導致大量外匯流失,另一方面,外國商品有可能擠垮國內的新興民族工業。當實行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爲核心的“趕超戰略”時,爲了保護幼稚的民族工業,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設立了較高的關稅壁壘，把大部分重工業納入關稅保護範圍。

如果設立關稅的目的是保護新興的幼稚工業,那麼經過一段時間的保護,當幼稚工業成長起來,擁有了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以後，就不再需要關稅保護了。如果使用關稅保護傘的時間過長,覆蓋面積過大,把那些“夕陽工業”、落後的國有企業也包括進來,那麼關稅實際上是在保護落後。（參見王建業,“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貿易和產業政策”,湯敏和茅於軾主編《現代經濟學前沿專題》,1993年。）一旦實施了關稅保護,這些國有企業會聯合起來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無限期延展關稅保護期。由於缺乏國際競爭的壓力,這些國營企業有可能長期處於低效率的落後狀態。

控制利率、匯率和關稅最簡單、最容易。中國和印度在20世紀50年代都毫不猶豫地將這些宏觀變量控制了起來。

控制原材料和農產品價格

爲了能夠較快地積累實現國家工業化所必需的資金,必須通過降低重工業的成本來提高國有企業的利潤，降低成本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壓低重工業所需原材料和能源的價格。爲此,政府就必須對原材料、能源的價格實行控制。當然,管制原材料和能源價格對於穩定初級產品的市場價格有着重要的意義。在20世紀50年代,這是一箭雙鵰的事。

壓低農產品價格,擴大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也是提高重工業積累率的必要措施。在前3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的農產品價格一直被控制在相當低的水平。中國的農民爲工業化的進展做出了極大的犧牲和貢獻。

農產品、原材料、能源的價格被壓低之後,相對而言,工業品的價格就比較高。顯然,這有利於爲國家積累資金。可是,如果工業品的價格高,就必然使之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國產的工業品難以進入國際市場,就不得不要求國家通過高關稅來防止物美價廉的外國工業產品進入國內市場。

當政府通過行政管制把生產資料和農產品價格壓得低於均衡價格時,價格越低,需求量就越大,勢必出現普遍的短缺現象。在短缺情況下,如果存在市場機制,爲了得到所需要的商品,就會有人願意出高價,商品價格就會出現上升的趨勢。爲了維持物價不變,禁止或限制市場交易就成爲必然的選擇。

在1951年底和1952年初開始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運動實質上就開始了限制市場活動的努力。隨後,中國政府通過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釜底抽薪,打擊了市場活動的原動力。通過農產品統購統銷,全面管制了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價格。許多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格保持了二十年、三十年不變，這在當時被稱爲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之一。

蘇聯在這個方面做得更絕,把各種物價都控制得很死。到了20世紀80年代,蘇聯的麪包還保持着列寧時代的價格。結果,麪包的價錢比小麥還便宜，於是出現了非常荒唐的事情:農民賣了小麥,買回麪包來喂牲口。價格扭曲造成了巨大的浪費。

能不能做到商品分配以及有效地取締市場活動是對政府控制經濟的能力的一大考驗。如果禁而不絕,就會出現黑市,黑市價格往往被抬得很高。假若政府對社會、經濟的控制能力不強,很可能就在這裏翻了車。

控制勞動工資

勞動工資是工業部門的一項主要成本。爲了增加重工業的積累率,當然不能讓工資升得太快。能不能控制工資反映了一個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

中國政府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建立了八級工資制,嚴格地控制了工資的增長率。從1952年到1978年，在長達26年的時間內基本上凍結了工人的工資水平，職工的年平均工資都在600元以下。（參見盛斌等,《中國國情報告》,1993年。）固定了勞動工資,使得工人的收入與其生產表現沒有直接的聯繫,這顯然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如何建立激勵機制,提高勞動生產率?在改革以前主要採取的是“思想教育,精神鼓勵”的辦法,提倡“爲人民服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毋庸諱言，政治激勵是有效果的,但是卻不能持久,也不能無條件地普遍推廣。在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政治教育的作用呈現了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

爲了控制住工資水平,除了思想教育以外,還必須從組織上加強控制。在“文革”時期,中國政府通過“大辦民兵師”,把工廠的車間改稱爲連、營,比較徹底地實現了生產組織準軍事化。同時,中國政府成功地削弱或取消了代表工人利益的獨立的工會組織,把工會變成了政府下屬的一個福利部門,從而比較成功地控制了勞動工資。可是,不少發展中國家由於沒有能夠有效地控制勞動工資,導致了通貨膨脹和社會動亂。

控制消費和福利

爲了提高儲蓄率,迅速籌集更多的資金需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實行低工資制度，應於低工資的必然是居民的低消費。在低工資制度下,政府不得不承擔義務爲居民提供廉價的基本生活消費品。由於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很低,普遍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於是,在計劃經濟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對糧食實行計劃供應,隨後又實行了對食用油、紡織品、燃料煤、副食品,一直到工業品的計劃供應。在中國大陸出現了規格繁多的票證:從糧票、油票、布票、煤票一直到火柴票、糖票、餅乾票、自行車票、肉票、魚票、蛋票……

由於工資很低,企業不得不爲職工提供醫療保險、子女教育、老年退休保險等一系列福利。在低工資制度下,職工無力自行建造住房,政府不得不通過國營企業爲工人提供住房。長期以來,在“先生產、後生活”的口號下,政府盡最大的可能壓低工人的住房條件,把資金投入重工業的基本建設中去。在改革之前,無論在城市和鄉村都幾乎沒有興建什麼新的居民住宅,隨着人口的增加,中國人的居住條件逐年惡化,欠了老百姓很大一筆債。

控制勞動人事和人口流動

由於工資水平很低,刺激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企業的目標是增加產出,而不必計較成本。增加勞動力不僅有利於提高產量,也有利於增加企業的實力和企業領導人的權勢。在普遍存在預算軟約束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傾向於僱用更多的員工，於是政府不得不對勞動人事進行控制。和制定生產計劃一樣,中央計劃部門每年都要確定計劃招工的總數,再逐級分解下去,作爲行政指令下達給企業。自然,企業把員工當成自己的一項資產,在一般情況下不允許員工在企業之間流動。

雖然工業部門的工人工資相當低,但是他們的收入和福利仍然要比農民好得多。農民不僅收入低,還沒有社會福利和保險,這使得他們對工人的“鐵飯碗”羨慕不已。許多農民希望能進入城市,進入工廠。爲了控制勞動力的流動就不得不實行高度集中的勞動人事管理,並實行包括戶口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控制措施。結果,中國人被分成了兩大類:城市居民和非城市人口。農民是不能隨意流入城市的。後來,城市又被分成了大、中、小不同的等級,在中小城市裏的居民被嚴格限制遷入大城市，人口流動受到了嚴格的控制。在中國出現了非常鮮明的城鄉差別。城市戶口和在工廠中擁有一份工作是非常有價值的一種特權,成爲對工人低工資的一種補償。

對企業的控制

從控制宏觀經濟變量開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必然逐步傳遞到了微觀經濟層次。

在上述一系列控制之下,除了在農村中的木匠、泥瓦匠、彈棉花等個體工匠之外,沒有給私有企業留下生存的餘地，絕大部分企業都是國營、地方國營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在嚴格的管制之下,企業變成了各級政府的附屬單位，失去了生產決策和和產品定價的權力。企業不能做出自己的投資決策，不能按照工人的貢獻來決定他們的勞動報酬,也不能對優秀工人給予必要的物質獎勵。企業既沒有權力僱用工人,更沒有權力解僱工人。企業必須爲職工提供住房、飲食、醫療、教育、養老，比較大的國有企業就像一個小城市,要負擔從小孩出生一直到養老、送終的全部福利保證。沉重的社會福利負擔使得許多企業喪失了競爭能力。

綜上所述,爲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就不得不一步步加深對經濟體制的控制。由資本市場的貸款利率和外貿的匯率控制開始,逐步推進到農產品價格、原材料價格、生產計劃、社會福利、企業經營，從宏觀控制推進到微觀控制。控制的過程形成了一條控制鏈，只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不變,就必然會沿着這條控制鏈一步步走下去,如果能夠走到這條控制鏈的終點,那麼就最終實現了完全的計劃經濟。

爲什麼要不斷加強對經濟活動的控制

前面分析了政府控制各個經濟變量的難易程度和各個變量之間的關係,但是我們還沒有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是什麼原因促使政府在實行了一個控制以後，過不了多久就又要開始控制下一個變量,從而沿着控制鏈一步步走下去?

在經濟學中,生產函數存在規模效益遞減規律。如果在一個工廠裏,廠房、設備都是固定的,只有10個工人,人手不夠,增加工人肯定會增加產出。可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人手足夠了,再增加勞動力,新增加的產出量就有限了。如果繼續增加勞動力,人浮於事,可能還會導致產出下降。在生產資料固定的情況下,如果我們把增加勞動力和產出的關係畫條曲線,必然是一條凸型曲線，在圖8-1中表示爲S1。

假定勞動力的數量固定爲100人,產出100個單位的產品。增加對這個工廠的資金投入,允許它購買更多的機械、設備，當然就可以生產更多的產品。假定在增加投資之後,產出增加爲120個單位。在圖8-1中表示爲S2。從圖中可見,生產曲線向上移動了。

圖8-1增加投資後生產曲線上移

同樣的道理,如果這個工廠的技術水平提高了,使用相同的投入要素,就有可能生產更多的產品。技術革新、改進生產組織和勞動分工等都可以使生產曲線向上移動。

在一個經濟體中,如果把其他部門,例如農業部門的一些資源和利潤轉移到重工業部門,雖然對於整體來說,這種轉移有可能降低資源分配效率，但是對於重工業部門來說,注入更多的資源必然會加快這個部門的增長速度,使重工業部門的生產曲線向上移動。

從理論上來講,政府之所以要不斷加強對經濟活動的控制程度,就是想要不斷地用改變外部環境的辦法來防止重工業部門的生產曲線出現下滑趨勢,保持重工業的高速增長。

發展經濟學有一個重要的假說:如果一個國家的發展政策和外部條件不發生重大的變化,那麼,這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大致上遵循圖8-2a所表示的增長曲線。從A到B的階段,經濟處在傳統社會階段,增長十分緩慢。在B~D階段,經濟起飛,增長迅速。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後,增長速度放慢。圖8-2b描述了經濟增長速度，圖8-2c描述了經濟增長的加速度。在C點,經濟增長速度達到最大，此時加速度剛好由正變負。這表示在C點以後,加速度爲負值,經濟增長速度逐漸放慢。

圖8-2經濟增長、增長速度和加速度

由於人口增長的壓力和人們對未來的期望,必須要達到一定的增長速度才能在政治、經濟上維持各種關係的均衡。如果經濟增長速度低於這個速度,就有可能會激化社會中的各種矛盾。假定這個最低的增長速度要求是3％。如圖8-3中的D點所示,當國民經濟總值達到D點以後,增長速度明顯減慢,並且呈現出繼續下滑的趨勢。由於達不到預期的目標,政府領導層和羣衆都會出現不滿，這就使決策層感到了日益增加的壓力。

衆所周知,如果政府引入新的政策,加強對經濟的控制,自然可以集中調動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工業化的進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改變了,自然會使增長曲線上移。爲了阻止經濟出現下滑趨勢,提高經濟發展速度,決策者必須想方設法使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化轉移到另外一條曲線上。

圖8-3表明,如果政府在D點改變宏觀或微觀經濟政策,加強控制,那麼經濟系統有可能跳躍到一條新的增長曲線。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有可能暫時得到改善。但是過不了多久,這個增長的勢頭又會逐步衰竭,再度出現邊際增量遞減的趨勢。當經濟增長速度再次降低到某一個程度時,例如在圖8-3中的E點,要求加快經濟發展速度的壓力又會迫使政府採取新的政策來加深控制程度。

圖8-3不斷加強控制，提高增長斜率

只要政府繼續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就會不斷產生不斷加強經濟控制的壓力,使得國家一步步地走向完全控制的中央計劃經濟。

可是，從外部來看，圖8-3中增長曲線的包容線具有相當陡的斜率，也就是說，實施計劃經濟的初期，國民經濟的增長率要高於任何市場經濟，這和人們所觀察到的歷史事實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實施初期沒有相當高的增長率，計劃經濟就絕對不可能在20世紀50年代風靡世界，成爲大部分窮國的首選。

綜上所述，只要一個窮國打算採取“趕超戰略”，建立獨立的工業基礎，就必然會沿着控制鏈走下去，一步步趨向計劃經濟，這和思想意識形態、國家性質沒有太多的關係。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和東歐各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推進公有制；印度、土耳其、埃及是資本主義國家，承認並保護私有制，國家政治制度雖然不一樣，可是在實行計劃經濟上，沒有根本性的區別。

國家對經濟活動的控制能力

一個國家能夠沿着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走多遠，取決於這個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而控制能力又取決於該國的政治、經濟結構和外部環境。一般來說,影響一個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的主要因素是:

•國家大小：大國人口衆多,往往在經濟上自成體系,獨立性比較強，即使出現了一些效率損失,被廣大的人口分擔以後對經濟的衝擊程度也相對減少。

•資源狀況：資源豐富的國家承受能力比較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可以憑藉出口資源來贏得外匯；可以被政府利用的資源越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控制能力越強。

•政治穩定程度：一黨制國家比較容易控制，多黨政治的控制能力比較差。

•外部環境：在戰爭或冷戰環境下容易激發民族主義，比較容易加強控制。

•開放程度：在封閉式經濟中,外貿依存度比較低,自給自足,缺乏和外界的交往,缺乏競爭意識,固步自封,比較容易實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參見林毅夫,《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