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如， 有一種對五四運動的解讀，認爲五四運動的主旨本來是用西方的個人主義的自由民主思想來對中國民衆進行思想“啓蒙”，而政治和軍事上的“救亡”壓倒了“啓蒙”，導致“思想啓蒙”運動沒有完成，由此產生了當代中國一系列問題。鴉片戰爭打開國門之後，這種崇尚科學理性和民主制度的啓蒙思想，逐步傳到中國，對中國社會也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成爲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基礎。

五四運動的真實歷史本質，不是用救亡暫時“壓倒”了“啓蒙”，而是對西方式啓蒙本身的反省與批判，由此將反對封建禮教的新文化運動改造和擴張爲以愛國主義爲核心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今天我們傳承和弘揚五四精神，絕不能回到舊的“啓蒙”思想，而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西方文明的優點與缺陷進行更深層次的反省與批判，沿着愛國主義道路前進。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大會講話中，對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做出了科學概括，給我們正確認識五四運動，繼承五四精神開拓中國未來，指明瞭方向。事實上，對五四運動的解讀不僅是歷史問題，同時也關乎中國要走何種道路的現實問題。比如， 有一種對五四運動的解讀，認爲五四運動的主旨本來是用西方的個人主義的自由民主思想來對中國民衆進行思想“啓蒙”，而政治和軍事上的“救亡”壓倒了“啓蒙”，導致“思想啓蒙”運動沒有完成，由此產生了當代中國一系列問題。因此當代中國需要延續被“救亡”中斷的“啓蒙”。這種解讀是否正確？我們需要忠實於歷史事實，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

“早期”新文化運動思想啓蒙的進步性和侷限性

16—18世紀歐洲的啓蒙運動用基於理性的人權反對封建神權，用民主反對專制，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思想解放運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引導了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促進了近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現代發達社會的思想基礎。

鴉片戰爭打開國門之後，這種崇尚科學理性和民主制度的啓蒙思想，逐步傳到中國，對中國社會也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成爲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基礎。洋務運動開始引進西方科學技術，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企圖引進西方民主來替代中國的封建專制。辛亥革命後，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反思辛亥革命未能真正改造中國社會的原因，認爲僅僅從器物文明與政治制度上學習西方都是治標不治本，應當從思想文化上全面學習西方，開啓民智。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錢玄同等爲代表的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以1915年《青年》（後改爲《新青年》）創刊號的發表爲標誌，發起了“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中國知識界的思想啓蒙運動，其主旨是引進西方以個人自由和理性爲標誌的西方啓蒙文化，反對以儒家學說爲代表的封建禮教。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的發刊辭中，倡導用“自主而非奴隸的、進步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條主張來改造中國文化。後來又概括爲將“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引進中國。

這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具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因爲它主張反對封建禮教，力圖用資本主義文明改造中國。但同時也具有很大的侷限性：它沒有區分中國封建制度和中國優秀文化傳統 ，對中國傳統文化採取了基本上全盤否定的態度，甚至有人主張廢除漢字。而對於西方文明的認知尚處於十分幼稚的水平，採取全面接受的態度，甚至主張實行全盤西化。最終，這種作爲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峯的早期新文化運動所推行的“啓蒙”，在活生生的事實面前逐漸趨於破產了，其標誌正是風起雲湧的五四運動。中國革命由此發生了根本性轉向。

五四運動使思想啓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發展到新階段

正當中國部分先進知識分子嚮往西方社會，以西方啓蒙思想爲人類公理，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爲樣板國家，向國人進行啓蒙教育之時，卻傳來當頭棒喝：在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那些作爲啓蒙思想偶像的西方文明國家，並沒有按照他們所宣揚的“人類公理”，把戰敗國德國佔有的山東半島歸還中國。而是搞強權政治，欺凌作爲弱國的中國，將山東交由日本併吞！西方文明國家對中國的背叛，激起了以青年學生爲先鋒的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五四運動由此轟轟烈烈展開，由此成爲中國近現代史上影響深遠的歷史運動。鐵的事實告訴中國人民：西方啓蒙思想鼓吹的自由、平等、人權等，不過是騙人的謊言。西方國家並非公義的代表，而是欺凌弱國的強權政治，因此不能作爲中國學習的樣板。由此，中國革命的主流開始逐漸告別以西方啓蒙思想爲理想、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爲樣板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而發生了歷史性轉向。

一是從反封建學西方的早期新文化運動，轉向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新文化運動由此進入全新的階段。它不僅反對中國社會的封建禮教，而且反對西方國家的強權政治，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壓迫與剝削。因此，不是“救亡壓倒了啓蒙”，而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瓜分警醒了中國人民，對西方啓蒙思想進行反省與批判。

二是思想啓蒙運動發生根本性轉變：從以西方啓蒙思想爲引導轉向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的新啓蒙運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先驅李大釗等人率先將俄國革命介紹給中國。而在五四運動發生後不久，1919年7月25日，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發表對華宣言，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和俄國在華特權。這就使中國人在認識到西方啓蒙思想的僞善的同時，鮮明地看到了代表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根本利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義性與真理性。於是從崇拜西方轉向學習蘇俄，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也由此發生根本性轉向。隨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的廣泛傳播，一部分中國先進分子從舊民主主義者相繼逐漸轉向爲馬克思主義者。這就爲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好了思想準備。

三是從知識分子的新文化運動轉向知識分子與廣大人民羣衆相結合的全民族的革命運動。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1915年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主要是知識分子們發動、由政治家和軍隊參加的運動，還不是廣大人民羣衆的運動。五四運動最初是愛國學生的運動，然而很快得到全國人民的響應，全國各地學生紛紛起而響應援助，罷課遊行自北到南，終抵廣州。上海學生動員工人、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本家發起了罷市罷工。由此廣大民衆的罷市罷工風潮又從南而北，傳到天津。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風潮，迫使北京的北洋政府不得不下令罷免曹、章、陸三人，彰顯了全民運動的偉大力量。

上述三個方面的轉向合在一起，構成了從舊民主主義革命逐漸轉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也逐漸從西方啓蒙思想轉向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這纔是五四運動的真正的歷史本質。由此，五四精神也並非西方的啓蒙主義精神，而是以愛國主義爲核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西方啓蒙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科學與民主被吸收到這個革命精神之中，並且得到愛國主義精神的改造。五四運動之前的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賽先生”和“德先生”，也因此而不斷獲得新的含義。追求科學真理成爲中華民族追求自身富強的手段而被中國人民所尊崇。而民主則作爲建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大的中國所必需。中國人民吸收民主思想的目的，不是像啓蒙學者所說的那樣，爲了所謂的抽象永恆的正義，因爲這些只是被事實所戳穿的神話：不僅被西方列強欺凌中國的現實所戳穿，而且也被西方社會自身所面臨的各種危機所戳穿。五四精神崇尚的民主，一是爲了反對喪權辱國的封建獨裁統治，建立爲人民謀幸福的民主政府；二是爲了反對幾千年來的封建禮教的束縛，追求從封建秩序壓迫下的解放。因此，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爲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

傳承和弘揚五四精神，絕不能回到舊的“啓蒙”思想

違背歷史事實的判斷，必然導致對當今道路選擇的失誤。如果把五四運動理解爲“救亡壓倒啓蒙”，就會認爲改革開放是對歷史上曾被“壓倒”的啓蒙的補課，因而要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來改造中國。實踐證明這是一條非常危險的道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就曾經秉持這樣的理念來改造蘇聯，結果不到幾年的功夫，蘇聯就走上了解體亡國之路。中國如果步蘇聯的後塵，其後果不堪設想。

正如上文所言，五四運動的真實歷史本質，不是用救亡暫時“壓倒”了“啓蒙”，而是對西方式啓蒙本身的反省與批判，由此將反對封建禮教的新文化運動改造和擴張爲以愛國主義爲核心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今天我們傳承和弘揚五四精神，絕不能回到舊的“啓蒙”思想，而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西方文明的優點與缺陷進行更深層次的反省與批判，沿着愛國主義道路前進。

改革開放的核心任務是實現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這是愛國主義精神在當代的集中體現，爲此既要學習西方文明創造的一切優秀成果，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價值觀念滲透對我國的危害性。新時代的青年學生要承擔起實現強國夢的偉大歷史責任，必須砥礪奮鬥，終生不渝。以這樣的愛國主義精神爲核心，五四精神的主要內容“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在新時代獲得了新的內涵。“進步精神”表現爲新時代中國青年要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不甘人後，力爭走在時代最前沿的創新精神。“民主精神”表現爲深切認知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弊端，堅定地建設好作爲“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人民爲中心，建立黨和羣衆的血肉聯繫，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爲我們工作的目標。“科學精神”表現爲堅持“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按照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改革生產關係，堅持對外開放，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學好練就過硬本領。

【魯品越，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原載“上觀新聞”，作者授權察網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