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这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侯生、卢生两人。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许多举措之后，秦始皇开始了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儒生大排酒宴。在宴会上，众多儒生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王绾、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赞同实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最后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并采用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之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统统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死罪。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长生不老，先后派徐福、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依照秦朝法律，求不到仙药就会被处死。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这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侯生、卢生两人。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

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是一段非常残酷的历史。史籍对此多有记载，历史学家也多有论述。但是各类书籍只对焚书作了详细记载，对坑儒一事则显得十分笼统。并且在坑儒的问题上，还出现了歧议：对于坑儒的次数，有的说只有一次，有的说有过两次坑儒；对于坑儒的数量，一说坑了460余个，一说坑了1600余人。更有甚者，说秦始皇只焚书，没有坑儒。在秦朝的历史上到底是否有过坑儒事件？如果有这一事件，那么究竟几次？秦始皇到底坑过多少个儒生？这一系列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争议之一，秦始皇是否坑过儒？“焚书坑儒”一直被人们引为秦始皇“尊法反儒”的重要证据。然而，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秦始皇“坑儒”实是“坑方士”之讹。持论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第一，史籍中对此事件所提及的的具体人物为侯、卢二生，以及韩众、徐市等四人，《史记》载明他们的活动仅限于访仙和求仙药，四人皆为神仙学派的方士。他们为秦始皇求仙，求不死药也纯粹是方士活动，后来没有成功，秦始皇感到上当受骗，发怒杀了这些人。这与后世君主肆意杀人的性质一致，只不过这次株连面过宽，冤假错案太多，所以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侯、卢二生指责秦始皇无道，与儒家观点类似，但是这与儒家的政治主张或学派观点无关。司马迁记录“焚书坑儒”事件，用的是“方士”或“方术士”，明确指出是神仙学派之士。汉初大儒如贾谊、董仲舒等对秦政多有评论，屡屡谴责焚书事，但也从未论及“坑儒”之事。汉朝离秦朝时间之近，以贾、董之博学，“焚书坑儒”的事情应当知晓，假如秦始皇所坑确实是儒，尊儒的贾谊、董仲舒等绝无不议之理。据此可以判断，“坑方士”之说，才是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只是到了东汉以后，时间距秦已远，“剧秦”之社会舆论、儒家独尊之地位、加以“今文学派”虚指浮夸甚至作伪之学风日盛，提供了炮制秦始皇“坑儒”这一情节的土壤。班固用“术士”一词，其词义就更加广泛，他在《汉书?儒林传》中写道：“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术士”已有隐指“儒生”之意，于是就被后人附会为成“焚书坑儒”。

第二，对被杀者所定罪名是“诽谤”皇帝，而并非因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也就是说，引起秦始皇愤怒的并不是某一派的政治主张或某一学派的议论，而是方士们从他那里骗得“费以巨万计”的赏赐，可是“终不得有药”。反而却作诽谤之言，最后一个个逃跑了。皇帝上当受骗，于是惩处他们，这就是“坑儒”为“坑方士”的直接原因。所谓“坑儒”，实际是皇帝个人报复的恣意行为，并不是秦王朝的政策。秦始皇一怒之下，共杀所聘之“文学、方术士”460余人。因此，即便460 余人中确有儒生之流，但秦始并非因信仰或传播儒家学说而定罪杀人，所以不能称为“坑儒”。而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始皇三十四年焚书，所焚者为民间私藏之“百家语”，而非针对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