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這種混入敦煌文獻的非敦煌文獻寫本應該說並非僞卷，但兩者的鑑別方法有共同性，所以也放在這裏一併加以討論。其實，由於當時敦煌紙張的緊缺，重新利用的現象也常見於漢-漢文寫本中。

清末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大批唐代前後的寫本文獻（少量爲刻本），大部分爲英、法、中、俄的國家藏書機構所收藏，少部分經過各種渠道，展轉流入各地的中小圖書館、博物館或私家手中。一般認爲，後一類藏家手中的敦煌寫本，由於來路不一，構成複雜，存有僞本的可能性較大，利用時應注意加以鑑別。

敦煌僞卷概觀

敦煌文獻主要是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所出的古寫本及少量印本文獻。凡不屬於莫高窟藏經洞出土而後人仿冒假託的，則可稱之爲僞卷。具體而言，敦煌僞捲包括如下幾種情況：

一、全卷僞

即卷子內容連同紙張都是後人僞冒的。如浙敦65號《三娘子祭叔文》和《尼靈皈遺囑》，《浙藏敦煌文獻》定作“唐寫本”。餘欣指出原文系據羅福萇、羅福葆《沙州文錄補》僞冒，原書缺字的地方，作僞者故意將卷子撕成殘缺狀，以求逼真的效果。[1]該號凡四紙，右上紙爲“祭叔文”，左上紙無文字，右下紙爲“遺囑”，左下紙爲黃賓虹題跋，《浙藏》敘錄稱“右下紙爲宣紙，其餘皆麻紙，紙色褐”。餘欣指出“敦煌文書用紙通常是由大麻及楮皮造成，極少數爲苧麻或桑皮所制，從未見所謂‘宣紙’者”。也就是說，該卷不但內容僞，而且紙張也有可能是後人僞冒的。[2]

又如本章第三節所舉前四例，卷子內容連同紙張也都是後人僞造的。

內容僞

卷子內容爲後人所寫，但紙張卻是真的。這種情況多半與後人利用前代紙張原有的空白書寫有關。如敦研352號，正面爲《大般涅槃經》卷三六，字體楷正秀麗，應爲敦煌寫經無疑。背面則爲另一人所書，內容似爲道經，無題，《甘肅藏敦煌文獻》題作《道經》，敘錄中說：“經名待考。從文字的寫法看，不像宋初以前人所書，可能是本卷從藏經洞出土後，今人利用背面所抄寫。書體拙劣，墨色浮。”[3]《甘肅藏敦煌文獻》編者謂本卷背面所寫“不像宋初以前人所書”，極是，進一步的論證請參看本章第三節例五。

題記僞

卷子內容、紙張都是真的，但題記卻是後人僞造的。題記通常在正文之末，交代寫本抄寫日期、地點、目的以及抄寫人等，是研究寫本內容的寶貴資料。有題記（尤其是名人題記）的寫本往往身價倍增。僞造者爲了抬高寫本價值，有時便利用正文末原有的空白，杜撰題記。如西北師大6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二七一，首尾完整，卷首“初分難信解品第卅四之九十”品名下署“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卷末篇題後有題記雲：“貞觀二年史文華寫。”但字體與正文明顯不同（圖19-1）。《甘肅藏敦煌文獻》第三卷收入此卷，施萍婷在卷端的“概述”中說：“《大般若》只有玄奘譯本，而玄奘貞觀三年始赴印度取經，貞觀十九年返回長安，龍朔三年（六六三年）才譯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貞觀二年，玄奘尚未西行取經，此時哪裏有甚麼《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漢譯本！但是，此件的紙和字是真的，只是題記是無知者爲得高價而加上去的。”[4]施先生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原藏者利用原卷卷末餘留的空行，加上“貞觀二年史文華寫”題記，結果弄巧成拙，貽笑大方。

收藏印章僞

卷子真，但收藏者的印章是後人加蓋或僞造的。古代書畫如果有名人的題跋或鑑賞印章，等於其真實性得到確認，自然也是身價倍增。近人李盛鐸（1858-1937）曾從甘肅押運入京的敦煌寫本中攫取部分精華，當時廣爲人知。李氏去世後，其印章落入書商手中，書商爲抬高自己經手的敦煌寫本的身價，便加蓋李氏鑑賞印章，甚或僞造李氏印章鈐印其上。近人惲如莘《書林掌故續編》記載：“傳聞李盛鐸的印記都流落在北平舊書店中，店主凡遇舊本，便鈐上他的印記，以增高價。”[5]榮新江教授在對李氏藏敦煌寫本及其印章作全面調查的基礎上也說：“李盛鐸家中有敦煌真卷，是引發謀利者託其名以造假的根源所在。李盛鐸印鑑的流失，爲這種造假提供了更好的條件，造假者可以用真印印在僞捲上，也可以模造一個假印印在價值本不高的真捲上，以李家真卷的名來求得高價。”[6]

其他寫卷混入

英國國家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品和中國國家圖書館後期入藏及一些小館收藏皆有部分非敦煌文獻混入敦煌文獻之中，相應的出版物亦多混雜而未予揭示。這種混入敦煌文獻的非敦煌文獻寫本應該說並非僞卷，但兩者的鑑別方法有共同性，所以也放在這裏一併加以討論。我們在上一章談敦煌文獻斷代時已舉過這方面的例子。又如《俄藏敦煌文獻》第17冊305頁至326頁間有十餘件字書碎片，《俄藏》均未定名，據內容、字體及行款，可以推知這些碎片來源於同一部《大方廣佛華嚴經音》寫卷，據經本，先後順序如下：Дх.19027、Дх.19010、Дх.18977、Дх.18981、Дх.19033、Дх.18976、Дх.19007、Дх.18976、Дх.18974、Дх.19052、Дх.18981、Дх.18981。碎片中切音用“××切”，“戀”字作簡體字“戀”，皆其他敦煌寫本所未見，而爲宋代以後所始見；又“闡明”的“明”字原卷作“”，缺末二筆，當系避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父德明諱。據此，上揭《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碎片當屬西夏黑水城文獻，而非敦煌藏經洞之物。[7]

敦煌研究院藏寫本中，有一部分是1944年從土地廟中發掘得到的。土地廟寫本是否來源於藏經洞，學術界有不同看法[8]。筆者檢視該批寫本時，也發現了若干區別於敦煌寫本的蛛絲馬跡。如敦研12號《糧食入破歷》，《甘肅藏敦煌文獻》敘錄稱此件“土地廟出土”。但如圖19-2所示，該卷多處把“斛”字寫作“”形（合“十鬥”二字會意），這種寫法的“斛”字經見於吐魯番寫本文書[9]，而敦煌寫本中則別無所見。所以該件是否確爲敦煌寫本，或者說是否的確來源於藏經洞，恐怕是有疑問的。

敦煌僞卷鑑別方法

敦煌僞卷的鑑別方法，前賢已有許多先行的研究，對此，戴仁、方廣錩、榮新江等都作過系統的總結[10]，本節主要根據他們的歸納，作一簡要的介紹。

一、紙張

敦煌文獻用紙都是手工製作，多爲麻紙，紙張略厚，抖動聲音發沉；僞卷或用機器造紙，多用樹木爲原料，紙張略薄，抖動聲音發脆。即便同樣是手工紙，由於年代不同，原料不同，紙感紙色也有區別。但必須注意前代紙張被後人重新利用的現象。戴仁《敦煌和吐魯番寫本的斷代研究》一文指出：“那些原先是僅寫在一面上的各種形式的寫本，後來又重新使用了被留作空白的背面……這種重新使用的作法最多地是發現於漢-藏文寫本中。”[11]……其實，由於當時敦煌紙張的緊缺，重新利用的現象也常見於漢-漢文寫本中。近代的作僞者東施效顰，也“用由敦煌盜出之唐人寫經紙和舊墨及其書仿之”[12]，以達到以假亂真的目的。

二、形制

如同上文第十八章《敦煌文獻的斷代》第四節所說，敦煌寫本紙張的大小、每紙行數、每行字數、界欄的高寬及劃法等等都有一定之規，可用於鑑別寫本真僞的參考。但敦煌寫本的形制原來就不劃一，加上作僞者存有模仿的可能，所以在鑑別真僞時，寫本形制只能作爲輔助手段來使用。

三、墨色

敦煌寫本歷年久遠，墨色沉而不滯，墨與紙張的纖維緊密結合，部分卷面摩擦較甚者，纖維有露白現象；而僞卷墨色較浮，墨與紙張纖維的結合不夠緊密。部分敦煌寫本遇水潮溼，卷面有水漬印，但由於書寫在前，潮溼在後，所以水漬印浮在字面上；有的僞卷在寫字前也僞造了水漬印，但往往字跡浮在水漬印上，作僞痕跡明顯。

四、筆跡

不同時期漢字的書體各有自己的特徵。同一卷號的敦煌寫本如果出於同一抄手，前後的書寫風格應該是一致的，都會自然而然地呈現他所在時代的特點。而造僞者雖然也會竭力模仿古人的書寫風格，但要完全體現這種風格是困難的，有時會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造僞者所在時代的書風，從而露出破綻。

五、內容

敦煌文獻大抵是當時人記當時事，人物、時間、地點往往是可靠的，即使有誤，也是無心之誤。而僞造者爲了抬高寫本價值，往往杜撰名人題記，紀年也動輒是魏晉六朝，但由於不懂歷史，常常會露出馬腳。另外僞造的文獻通常是一些最爲常見的經典（如《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之類），而且往往是在敦煌文獻中有所本的，假如我們能找到僞卷的底本，一加比較，則妍媸立現。相反，假如我們在敦煌文獻及其他傳世文獻中無法找到“僞卷”所據，那麼是否確是“僞卷”也就成了疑問。

六、流傳

一般來說，英、法、俄、中四大國家藏書機構所收藏的敦煌文獻基本是可靠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後期也入藏了少數疑僞寫卷），儘管其間也混入了若干非敦煌的寫本。但一些小館和私人藏品，則由於來歷不一，存在僞卷的可能性較大。通過對相關書目、藏家題跋和印章等的研究，弄清寫本的來歷和傳承經過，是判斷寫卷真僞的重要一環。特別是許多僞卷都和近人李盛鐸（1858-1937）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故凡經李氏收藏或蓋有李氏印章的寫卷都應重點給予“關照”。

[1]《浙敦065號文書僞卷考》，《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第41-47頁。下同。

[2]筆者經目驗原本，該號四紙，僅左下紙黃賓虹題跋爲宣紙，其餘皆麻紙，《浙藏》敘錄“右下紙爲宣紙”的“右下紙”應爲“左下紙”之誤。黃賓虹題跋所用的宣紙爲今紙沒有疑問，其餘三紙皆麻紙，呈褐色，似確爲古紙。

[3]《甘肅藏敦煌文獻》第2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2頁。

[4]《甘肅藏敦煌文獻》第1卷，卷首“概述”第4頁。

[5]轉引自榮新江《李盛鐸藏卷的真與僞》，《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2期，第4頁。下引周鈺良《我父親和書》一文榮氏亦已引用。

[6]《李盛鐸藏卷的真與僞》，《敦煌學輯刊》1997年第2期，第4頁；又改題《李盛鐸藏敦煌寫卷的真與僞》，收入《辨僞與存真——敦煌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54頁。本段內容亦主要據榮氏此文改寫。

[7]說詳拙作《俄敦18974號等字書碎片綴合研究》，《浙江大學學報》2007年3期，第26-35頁。

[8]主張土地廟寫本源自藏經洞的，以施萍婷爲代表，詳見施氏《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廟寫本源自藏經洞》，《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第39-46頁；又《甘肅藏敦煌文獻》卷首“概述”，第4-5頁。認爲非源自藏經洞的，以李正宇、池田溫爲代表，詳見李正宇《土地廟遺書的發現、特點和入藏年代》，《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第92-97頁；池田溫《1944年莫高窟土地廟塑像中發現文獻管見》，《敦煌文藪》上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第1-38頁。

[9]參看拙著《漢語俗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59-360頁。

[10][法]戴仁《敦煌寫本中的贗品》，劉冰譯，《法國漢學》第5輯（敦煌學專號），中華書局，2000年，第1-13頁；李偉國主編《敦煌話語》“敦煌遺書的辨僞”節引方廣錩語，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2-205頁；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第十八講《敦煌寫本的真僞辨別》，第353-364頁。

[11]《敦煌和吐魯番寫本的斷代研究》，原載《法蘭西遠東學院通報》第74卷，1985年；收入耿升譯《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537頁。

[12]雷夢辰《天津三大商場書肆記》，《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52輯，1990年，第67頁。

文章節選張湧泉《敦煌寫本文獻學》，甘肅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