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萨克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穷困而奔走呼号，他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提出：“我们是否有良好的判断力来明智地使用我们的财富，医治这个分裂的世界，结束那些为贫困所压榨的人所受的苦难，以及在各种文化及各个地区锻造一种共同的、人性的、安全的联系和可以分享的目标？”为此，萨克斯制定了具体的脱贫计划：在2015年以前，每年支出1 000亿美元来帮助贫穷国家。一旦吸收到这些外部来的援助，穷国就可能在外力推动之下进入良性循环，脱离贫穷陷阱，开始独立发展。他的脱贫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大推动”理论的翻版。萨克斯指出，在过去的岁月里，西方富国没有给予穷国足够的帮助，不仅有亏道义，也不利于世界和谐发展。在他的努力游说下，联合国通过了《新千年发展计划》，号召富国拿出资金来帮助穷国脱贫。这个计划问世快10年了，萨克斯和他的伙伴感到有些郁闷，富国似乎对他的计划缺乏热情，投入国际援助的资金总额和联合国的计划差距甚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西方国家自顾不暇，压根就拿不出钱来援助穷国。联合国的《新千年发展计划》很可能又成了一个空心汤团。

萨克斯的援助计划在道德上无可指责，但是在实践中却遭遇重重困难。恐怕最大的挑战还是越来越广泛的质疑，单靠外国援助能否终结贫穷？

外国直接捐赠

为了便于讨论，外国援助被分为三类：外国（或国际组织）的直接捐赠；各国金融机构（或国际金融组织）减免穷国的债务；各国金融机构（或国际金融组织）的优惠贷款。

外国直接捐赠是否能有效地帮助穷国脱贫？

首先，正如萨克斯所指出的那样，富国拿出来支援穷国的捐款实在少得可怜。对于世界上为数众多的穷国来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其次，即使拿到外部捐赠，是否对这些国家GDP增长率变化及人均GDP增长有所助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1990～2006年期间，有27个穷国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联合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DA）。（这27个国家分别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不丹、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博茨瓦纳、布隆迪、中非、马拉维、塔吉克斯坦、津巴布韦、乌兹别克斯坦、马里、乌干达、尼日尔、马其顿、尼泊尔、埃塞俄比亚、斯威士兰、莱索托、乍得、老挝、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巴拉圭、卢旺达、赞比亚。）它们的经济是否相应地得到增长？

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有一部分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人均收入与外部援助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另外一部分国家则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见表16-1。例如，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等国家，外部援助与经济增长没有因果关系。可是，绝大部分非洲国家的GDP增长率、人均GDP变化与外部援助相关。例如，在2002~2003年期间，玻利维亚得到的外援从6.79亿美元增加到9.29亿美元，其国内GDP增长率也从2003年的2.7%上升到2004年的4.2%。埃塞俄比亚在2003~2004年之间得到的外部援助从15.93亿美元上升到18.05亿美元，GDP增长率从-3.5%大幅提高到13.1%，出现了恢复性的高增长。卢旺达1993~1994年获得的外援从3.53亿美元上升到7.11亿美元，与此同时，GDP增长率由1994年的-50.3%提升到1995年的35.2%……

表16-1ODA与GDP增长率变化及人均GDP变化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滞后期根据赤池信息准则确定，表中的数值代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F统计量，括号中为F统计量的p值。

资料来源：UN database.

统计数据说明，外部援助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穷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小国，或者那些遭遇重大灾害的国家，外部援助可以起到非常显著的作用。之所以有些国家接受了外国援助却没有相应出现经济增长，其原因比较复杂。有的国家接受的外部援助数量太小，无足轻重；有的国家发生内乱，遭遇重大灾害，即使有点外部援助也没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段来观察外部援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到，即使外部援助在短期内起到作用，也没有能够帮助这些国家跳出贫穷陷阱。一旦外部援助减少，其国内经济很快又会陷入衰退。例如，博茨瓦纳长期接受外援，可是在1998~1999年，外援减少了43.3%，GDP增长率很快就从1998年的10.6%下降到1999年的7.2%。埃塞俄比亚1992~1993年的外援从11.62亿美元下降到10.81亿美元，其GDP增长率由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4年的2.8%，下降幅度超过79%。外援下降对埃塞俄比亚经济的第二次打击发生在1996~1997年，外援总数从8.15亿美元下降到5.78亿美元，国内经济随之从1996年的12.1%的增长率下降到3.5%……

非常遗憾，至今还找不出一个在外援帮助下成功地脱贫致富的案例。外部援助可以在短期内缓解贫穷，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中国的那句老话说得透彻：“救急不救穷。”

债务减免与脱贫

穷国负债的原因

萨克斯和许多经济学家极力主张通过减免穷国的债务来帮助脱贫。确实，许多穷国被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许多低收入国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国长期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 149%,危地马拉长期外债水平高达800%以上，东欧的爱沙尼亚、匈牙利、格鲁吉亚分别为748%、648%及352.5%，拉丁美洲的圭亚那长期外债比重超过339%，北非的毛里塔尼亚也高达111.3%。印度的长期外债形势也十分严峻，占GDP的103.6%。相比之下，中国长期外债只占GDP的5.94%。（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2005年。）

负债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经济政策失误。有些发展中国家急于通过进口替代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大量举债，投资于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由于重工业的利润率很低，投资周期较长，所需投资总量很大，这些项目一旦上马就欲罢不能。在许多情况下只能借新债还旧债，越滚债务越多。

第二，财政和贸易失衡。有些国家的储蓄率很低，政府财税收入不高，却开支庞大，不能量入为出，许多穷国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有些国家出口换汇能力薄弱，却不能节制进口，导致较高的对外贸易赤字。

第三，有的国家公共部门管理不良，投资项目选择不当，使原本应该用来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出口的投资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

第四，天灾、人祸。干旱、洪水、内战等都加剧了债务的积累。

第五，外部冲击。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油价飞涨，导致一些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负债累累。此外，利率变化，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外部市场的萎缩或调整，使得一些承受能力较弱的国家背上很重的债务。

多边债务减免倡议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压垮穷国的经济，有些穷国欠下的债务已达天文数字，根本就没有能力偿还。1996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重债穷国倡议”，试图帮助身负重债的国家（“重债穷国倡议”在1999年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成为“增强的重债穷国倡议”，目的是为更多的合格国家提供更深入、更广泛和更迅速的债务减免，并加强该方案与这些国家正在进行的减贫工作之间的联系。）摆脱不可持续的债务（符合“重债穷国倡议”资格的国家必须符合3个条件。（1）在充分采用传统的债务减免机制之后，如采用了巴黎俱乐部协定下的那不勒斯条款，仍然面临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一个国家的债务水平在下列情况下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即该国的债务与出口之比高于150%的规定比例；该国的经济非常开放，对外部指标的绝对依赖性不能充分反映其外债的财政负担，债务与政府收入比高于250%。（2）具有从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以高度优惠条件发放贷款的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减轻贫困增长基金（PGRF）获得高度优惠援助的资格。（3）具有可追踪的改革记录并制定了有公民社会参与的《减轻贫困战略文件》（PRSP）。）。

2005年7月，在苏格兰鹰谷召开了八国集团会议。与会国家同意100%地免除世界上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大多数位于非洲）欠下的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ID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非洲开发银行的债务。这个名为“多边债务减免倡议”（Multilateral Debt Relief Initiative, MDRI）的方案仅仅针对那些世界上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并为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提供“分厘不差”的补偿，以维持它们的长期财务能力。

目前，有40个国家（其中有32个位于南撒哈拉非洲地区）符合“重债穷国倡议”、“增强的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的债务减免资格，已经有30个国家受益。从2006年7月1日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免除22个国家的债务（500亿美元），（这22个国家分别是: 贝宁、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纳、圭亚那、洪都拉斯、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2007年7月1日，圭亚那被HIPC除名。）另外还有8个国家开始获得某种程度的债务减免。还有10个国家有可能通过经济改革，制定减轻贫困战略和欠债清偿计划，符合重债穷国债务减免条件。

减免外债的效果检验

外债减免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穷陷阱吗？我们选取这22个国家中的20个进行分析。由于大部分国家的债务减免发生在2007年，因此，我们选取2006年及2008年的数据进行比较，见表16-2。

表16-2重债国外债减免前后国内经济情况的比较分析

注：Na表示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CIA Factbook.

统计数据表明，外债减免并没有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相反，很多国家的经济情况较债务减免前还有所恶化。

例如，埃塞俄比亚2008年的外债减免率达到25.49%，但以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人均GDP却下降了22.22%，经常性账户赤字也较债务减免前增加了119.31%。

莫桑比克债务减免率超过21.8%，但人均GDP还是下降了30.76%，总固定资产投资率也下降了近32%。

塞内加尔外债减免高达42.85%，但减免外债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了39.3%，经常性账户逆差增加了27.95%。

赞比亚外债减免39.13%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减少7.4%，经常性账户逆差增加103.8%。

坦桑尼亚的债务减免了40.24%，而经常性账户却恶化了154.84%。

乌干达减免债务71.4%，但国内人均GDP下降了38.89%。

加纳债务减免50.72%，经常性账户逆差增加138.1%。

马拉维债务减少了81.8%，但国内固定资本投资却下降了7.8%……

表16-3减免债务国家各项经济指标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考察的20个样本中，债务减少的比率高达95%，但是有超过一半以上国家的人均GDP没有变化甚至变得比债务减免前更差；有60%左右的国家经常性账户情况恶化；45%的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5%的国家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低于2006年，见图16-3。所有这些数据说明，穷国的各项经济指标在债务减免之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也许是出于好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减免外债时附加了许多苛刻的条件，要求重债国制定了各项经济改革措施，希望它们不至于在减免旧债之后再负新债。但是事与愿违，这些改革方案往往并不符合重债国的国情，在很多情况下越改越糟。

难怪“重债穷国倡议”实施以来受到多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HIPC实施的范围与其结构安排方面（E.Carrasco, C. McClellan & J. Ro, 2007）。批评家指出，从根本上来说，HIPC仅仅为了保护债主自身利益，而没有认真考虑穷国的长期发展。很明显，减免债务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之一，但是仅仅减免穷国的债务还远远不够，必须认真探讨促进穷国长期发展的途径。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穷国家的发展战略问题，仅仅减免债务并不能使它们脱离贫穷陷阱。

外部贷款与穷国脱贫

外部贷款是否能有效地帮助贫穷国家走上发展的阶梯呢？

世界银行行长兼执行董事会主席罗伯特•佐利克在2008年《世界银行年度报告》致辞中提到，“我们特别关注最贫穷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要给这些国家带来机遇并促进其经济增长，就必须做好以下工作：发展高质量的教育；解决疾病防治、营养不良和清洁用水问题；以及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其他工作……过去一年里，国际开发协会第15次增资（IDA15）达417亿美元，增长30%，创历史新高……2008财年世行承诺向成员国以及成员国的私人企业提供总额为382亿美元的贷款、赠款、股本投资和担保，比2007财年增加了39亿美元，提高了11.4%。其中，IDA承诺贷款112亿美元，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承诺贷款总额135亿美元；国际金融组织（IFC）为发展中国家的372个私人部门投资项目承诺贷款114亿美元，并从其他渠道筹集48亿美元，40%用于IDA借款国。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提供的21亿美元担保项目中，有6.9亿美元用于IDA借款国，目前MIGA在IDA国家的担保余额为23亿美元，占其总担保额的35.6%……”在世行援助中，非洲国家得到的最多，共获得了70多亿美元的贷款、赠款、股本投资和担保。

表16-4数据显示，世界银行对各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总额逐年增加。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贷款、担保、风险管理和非贷款服务方面的支出总额从2001年的104.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35.67亿美元，增幅约29.3%；国际开发协会向81个最贫穷国家的最优惠贷款总额从2001年的67.63亿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112.35亿美元，增幅超过66%，其中对非洲地区的优惠贷款占IDA总贷款的50%以上。

表16-42001～2008国际开发协会向世界各地区贷款额　（100万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6、2008年度报告。

世界银行在2008财政年度向非洲提供的信贷、赠款和贷款担保项目有91个，还有80个非贷款技术援助活动，总额达57亿美元。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严重缺乏，道路有限、电力短缺、港口低效，限制了该地区在世界市场竞争的能力。世界银行贷款集中在基础建设上，起到了较显著的作用。

不过，有人对世界银行贷款的重点有所批评。2008年非洲所获得的57亿美元世行总贷款中，用于法律、司法、公共管理的项目占总贷款的31%，仅有6%用来发展农、林、渔业，7%发展教育，2%用于金融，3%用于工业与贸易，1%用于信息与通信建设。值得指出的是，绝大部分非洲国家都以农业为主，用于农业的部分还不到3.6亿美元，如果再细分到22个国家，每个国家所获得的支农贷款就少得可怜了。不发展农业，不解决广大非洲贫穷人口的生存问题，经济发展又从何谈起？

在得到IBRD和IDA的各种优惠贷款之后，各地区经济都有些增长，但是各借款国的经济增长很不平衡。

以非洲国家为例，2004年安哥拉GDP增长率为11.2%，2005年上升到20.6%，2006年为15.6%。这几年安哥拉的对外借款直线上升。2004年新增外债6.3亿美元，2005年新增数额高达24.3亿美元。

北非国家乍得在2004年外债增加了1.1亿美元，故GDP增长率达到33.6%水平，2005年外债水平下降为6 847万美元，导致GDP增长明显放缓至8.6%，2006年继续下降到1.3%。

显然，这些国家出现的经济增长属于外债拉动型。有几个国家，即使大量举借外债，依然没有缓解经济衰退。例如，中非共和国2002年新增外债高达2.43亿美元，GDP增长为-0.8%。利比里亚2003年新增外债2.43亿美元，可是经济依然不景气，经济增长率为-31.3%。也有个别例外，赤道几内亚经济增长最快的两年是2001年和2004年，GDP增长率分别为62.2%和31.8%，但外债水平却分别下降了889万美元和2 836万美元。（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并经作者整理。）

尽管世界银行扶贫贷款总额不断增加，但仍然很难满足贫穷国家的需要。更严重的是，许多非洲国家在得到外部贷款后，经济得到短暂增长，但是外债迅速上升。每年付息还本的压力使它们难以承受，根本无法发展国内经济。外债拉动型经济增长很难持久，短期繁荣之后很可能再度陷入衰退。显然，依靠外部贷款并不能使贫穷国家走上发展的阶梯，摆脱贫困陷阱。

总之，无论是外债减免、增加贷款还是直接的现金转移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欠发达地区的贫穷问题。外部援助充其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贫穷国家短期的增长，很难保证长期经济发展。迄今为止，还没有案例支持萨克斯提出的假设：通过外部援助使人均资本量超过最低资本门槛，以此带动经济增长。要想摆脱贫困，必须另觅新径。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与外部援助

毫无疑问，外援对小国的作用要比大国更为显著。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高速增长，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速度也很高。外援在两国经济增长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获得的联合国官方发展援助仅为印度的5.34%，但是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8，是印度的1.66倍。在90年代，中国获得的联合国官方援助明显增多，但也仅为同时期印度的14%。10年内所获的援助额整整少了印度162.3亿美元，可是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印度快了将近一倍。到了21世纪，中国所获得的援助和印度的比例进一步上升，但仍然不到其1／5，而GDP的年均增长率仍然比印度高45%，（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及外贸顺差的进一步扩大，中国所获得的联合国官方援助明显增多，但这些援助主要以低息贷款的形式获得，并不是无偿拥有。而印度所获得的援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捐助的形式获得的。）见表16-5。

表16-51980~2005年中国和印度从联合国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包括短期及中长期的低息贷款及直接现金援助。）及年均GDP增长率（100万美元）

资料来源：UN database.

图16-5显示了联合国1980~2005年间向中印两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占同期两国GDP的百分比。从中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起飞阶段，从联合国所获得的援助总额占GDP的比重不足0.4%，而印度在80年代初获得的援助占其GDP的1%左右，年均19亿美元，远远高于中国的4亿美元。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外贸总额不断扩大，所获得的官方发展援助也逐渐增多。1980~2005年，中国ODA占GDP的比重为0.3%，而印度比中国高了整整一倍，为0.6%。

图16-11980~2005年中国和印度得到的官方援助占GDP的比例

注：中国的数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资料来源：UN database。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所获得的官方援助远远不如印度，但是同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高于印度。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外部援助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图16-2和图16-3分别描述了中印两国所获得的ODA与GDP年均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对印度而言，中国获得外部援助与GDP增长率之间似乎更没有规律可言。在1993年之后，中国所获得的ODA呈逐年波动递减的趋势，而国民生产总值在经历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自然灾害的冲击后稳步逐年上升。反观印度，除了1992年以外，GDP与ODA增长率的相关性似乎更强。

图16-21980~2005中国ODA与经济增长率

注：ODA增长率指标（左轴）；GDP年鉴增长率指标（右轴）。

资料来源：UN database和《中国统计年鉴》。

图16-31980~2005印度ODA与经济增长率

注及资料来源：同图16-2。

考察官方发展援助ODA对中印两国GDP及人均GDP变化的贡献率。通过赤池信息准则确定ODA对GDP影响的滞后期：中国为-2，印度为-1。而ODA对人均GDP变化影响的滞后期：中国为-5，印度为-1，因此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表16-6中国和印度外援及经济增长率回归结果

注：GDPpc代表人均GDP水平；

括号中代表回归系数的标准差；

①代表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原假设；

②代表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原假设。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联合国官方援助对中印两国GDP及人均GDP的增长均有一定的正效应，且回归结果显著，见表16-6。ODA对中国GDP变化的弹性影响系数为0.494，即ODA增长1%，相应促进GDP增长0.494%；而印度此系数指标为0.974，高于中国。

ODA对人均GDP的影响，中国的弹性系数为0.55%，而印度为1.32%，即ODA援助增长1%能拉动印度人均GDP增长超过1%的水平。在此，我们要特别指出，根据赤池信息准则计算的滞后期，印度为-1，而中国为-2和-5。这是因为中国获得的联合国官方援助多以优惠贷款为主，在取得贷款、投资到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滞后期。而印度的官方援助中有相当一部分以直接的现金援助为主，因此滞后期较中国要短得多。

通过各项经济指标比较可见，即使印度获得的援助比中国多，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均优于印度。（参见本书第5章。）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外部援助并没有直接、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印度经济在外部援助的作用下取得了一定的增长。

摆脱贫穷，是靠外部援助还是靠自身的努力？在20世纪，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许多人认为韩国、中国台湾获得了大量外部援助，他们认为外部援助是摆脱贫穷的关键。可是，中国所获得的外部援助几乎等于零，也实现了经济起飞。印度得到的外援远远多于中国，可是在经济发展的成绩单上，中国却胜于印度。显而易见，在外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中国的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

为什么外国援助没有达成预期目标

没有人怀疑向穷国伸出援手的良好用心和高尚的道德。全球每年还有800万人因为极端贫穷而死亡，人们不能坐视不管。在今后，非常有必要以各种形式援助穷国人民。对穷国的援助必须是无私的，绝对不能附加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或其他条件。

可是，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好心没有办好事？

第一，外部援助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渠道不畅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最好的外部援助是帮助穷国找到脱贫之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从而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帮助穷国改善医疗保健、兴办教育、改善饮水、防范疾病，都很重要，但是最终的落实点必须是让穷国的民众有活可干。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许多穷国中，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只要给这些经济体输入一定的资本，资本和劳动力、自然资源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启动生产。在理论上似乎如此，但是在实践中却未必行得通。即使外部提供了足够的资金，可是生产什么？如何组织生产？产品的市场在哪里？还有一连串问题有待解决。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国情相机决策。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非常确切的信息，只有本国民众才有这些信息。从外国援助机构到当地政府，只能自上而下，一层层下达，直到生产者，中间有很长的信息传递链，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信息丢失、扭曲。由于外部支援者不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当地的穷人真正需要些什么，因此在海外制定的援助计划往往一厢情愿，严重脱离现实。由于出资方和当地的生产者在信息交换上存在着很大的隔阂，很难得到反映真实情况的信息反馈。因此，外部援助投资的项目未必符合受援国的国情，很难保证援助被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投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第二，外国援助给贪污腐败提供土壤

强龙不压地头蛇。凡是亲身参与过扶贫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到了那些穷乡僻壤，没有当地政府的协助、配合，任何事情都寸步难行。和外国援助机构接触的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者，而是当地的政府，而各级官员提供协助的成本永远也说不清楚。

如果将外援交给当地政府，一级一级向下分配，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分配环节，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可能出现不公正、不透明、依靠权力侵吞外援的现象。雁过拔毛，相当一部分外援被各级官员截流，只有很少一点能落实到基层生产者手中。

如果不让各级官员截流，他们为什么要为外国人提供服务？毫无疑问，这些穷国的各级政府迫切需要财源。在分配外援资金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官员的目标和提供外援机构的目的并不一样。外援面临一个悖论：拒绝将产权转让给当地政府，外援只能搁浅；将外援的产权交给当地官员，一大部分资金就不见了。

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有过惨痛的教训，以至有人批评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导致许多受援国贪污腐败横行泛滥，1/3以上的援助贷款进入了私人荷包。世界银行采取了许多监控措施，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监控往往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外援产权转移的原则不清楚

如果外部投资掌控在出资方，难免出现信息脱节的弊病。只有将外部援助直接交给受援国的生产者才有可能避免信息脱节，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可是，如何将外援资金的产权转移到生产者手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只有产权清晰才能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从而产生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生产。如果简单地将产权赠送给某些人，且不说是否公平，关键问题是获得产权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将资金投入生产从而保值、增值？由于这些产权凭空而降，几乎没有成本，因此对获得资金的人来说，恰恰产生一个负面的激励，即继续伸手索取更多援助的效益要远远高于使用这些资金投入生产。在受援国经常出现挥霍浪费外援资金的现象，严重地降低了外援的实际效果。

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鼓励人们自力更生创造财富才是正确途径。在生产过程中产权是清晰的，谁创造的财富谁就拥有产权。外部援助理应帮助这个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能取代这个过程。无偿赠送外部资金，无论捐赠者出于何种良好的愿望，都很难形成真正的生产力。

且不说那些欠发达国家，即使在美国，扶贫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人们公认，美国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政府比较廉洁、公正，效率比较高，可是扶贫的效果也很成问题。伯劳尼克和斯吉莫（Plotnick and Skidmore）研究了1964~1974年期间美国社会福利支出和脱贫的关系之后得出结论：无论是从种族、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地区或者位于城市中心或郊区，政府给予穷人的社会福利支出都没有能够有效地降低贫穷人口的比例和分布。他们很清楚地阐明，要真正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绝对不是单靠政府发放财政补贴或贫困救济所能胜任的。（参见“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A review of the 1964-1974 decade”by Robert Plotnick and Felicity Skidmore, 1975。）

美国每年发放大量贫困救济金，数量之大，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天文数字，可是依然不能消除美国国内的贫穷。发展中国家本来就缺少资金，没有能力像美国那样大手大脚地发放社会救济，在脱贫问题上的困难就更多了。多年来，外国援助雷声大、雨点小，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依赖外援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说到底，摆脱贫穷的根本出路在于让穷人有活可干，凭自己的双手来挣钱，自己养活自己，逐步走上富裕道路。

帮助穷国脱贫，任重道远。

第17章　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

•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严重，必须认真对待。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地域和城乡有6种组合，每组居民收入以不同的速度增长。

•缩小地域差距主要对应政府投资政策。只要给予人们迁徙的自由，地域差距并不可怕。劳动力的流动能够有效地缩小地域差距。

•缩小各阶层收入差距主要对应政府转移支付政策。中国税制改革严重落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没有到位，需要通过税制改革、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帮助穷人，缩小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

•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于就业。中国最穷的人并不是在城市中的低收入劳动者，而是在农村没活可干的农民。尽快、有序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才是农村现代化的出路。

•城乡差距是推动中国基尼系数上升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在6个立柱体中，贫富差距都没有超过警戒线，也没有显著扩大，这就是中国社会基本稳定的原因。

•基尼系数并没有解释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如果没有找准病根，就很难对症下药。

•基尼系数常被用来度量贫富差距，但是有其局限性。第一，基尼系数和经济发展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基尼系数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关系；第三，基尼系数的变化不一定和社会稳定有关。

•印度贫富差距变小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发展是硬道理。如果不能给民众提供就业机会，势必陷入贫穷陷阱，即使基尼系数再低，也不值得炫耀。

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两国贫富差距的变化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度强调平等，牺牲了效率，导致普遍贫穷。反之，如果过度强调效率，会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危及社会稳定。

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总结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变化规律，提出了著名的倒U形曲线。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贫富差距会变大，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贫富差距将会逐渐缩小。（Kuznets, Simon, 1955,“Economic Growth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Vol.45, No.1 1-28.）但是，倒U形曲线并不会自动出现,不能听任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库兹涅茨主张通过财政补贴和社会福利等二次分配手段来帮助穷人，采取累进税制、针对富人的遗产税、针对资本的所得税等来缩小贫富差距。如果政府政策失误，贫富差距可能会持续恶化，以至于颠覆社会稳定，终止经济增长。

托达罗(M.Todaro)等经济学家分析了43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之后指出，经济增长的好处不会自动地流向极端贫穷的群体。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尽管经济发展了，穷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均有所下降。当然，也存在成功的例证，例如我国台湾地区、韩国在取得高经济增长的时候，基尼系数并没有显著上升。（参见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也就是说，高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收入分配恶化，低经济增长也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均等。在非洲的一些穷国中经济增长率很低，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极为严重。

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要侧重强调提高效率，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要防止贫富差距恶化，重点帮助低收入群体，共同致富。有必要认真研究贫富差距的变化趋势，并且采取正确的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防止贫富差距恶化。

通常人们用基尼系数来度量贫富差距。拿人口百分比作横轴，收入百分比作纵轴，画个正方形见图17-1。将居民按照收入排列，假若收入绝对平均，随着人口增加，收入等比例增加，肯定沿着对角线移动。假若最穷的10%的居民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这个点必定落在对角线下方。连接这些点就构成洛伦茨曲线；这条曲线和对角线之间的面积和半个正方形面积之比就称为基尼系数（中国的洛伦茨曲线见图17-2）。经济学家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贫富差距越小，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基尼系数越大，贫富差距越大。按照联合国规定：若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

图17-1基尼系数估计贫富差距

图17-2中国的洛伦茨曲线

资料来源：World IncomeInequality Databas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May,2008.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农村为0.29，城镇为0.16，收入比较平等。在实行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且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之后，农民收入得到较大改善，贫富差距缩小，1984年的基尼系数下降为0.26。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城乡合并计算的基尼系数在1984年是0.30，到1989年上升为0.35，1994年基尼系数达到0.434。（数据来源：《中国国情国力》，1994（6），28页；《中国市场经济报》，1995年7月26日。）随后，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向上攀升，在2001年达到0.45，2004年达到0.47。（数据引自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10。）

200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提供了127个国家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排名第95位，贫富差距比中国更大的只有29个国家，其中27个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基尼系数高于中国。非常遗憾，中国属于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在研究社会贫富差距的时候，人们通常拿最穷的10%人口和最富的10%人口作为比较对象，观察这两组居民的收入（或消费）占总收入（总消费）的百分比。如果收入绝对平均，那么无论属于哪个组别，10%的人口就应当占有10%的总收入。如果10%最穷的人占有的收入比例远远低于总收入的10%，而10%最富的人占有的收入大大高于10%，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很大。

从表17-1中可见，发达国家和地区最穷的10%人口占有总收入的比例在2%左右。在中国，最穷的10%人口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1.6%，说明中国最穷的穷人在整个收入和消费中占的比例非常小。日本为4.8%，我国台湾地区为6.7%，贫富差距比较小。其他转型经济国家，例如俄罗斯为1.9%，波兰为3.1%，都比中国好一些。印度的这个指标为3.6%，显著高于中国。

表17-1收入最高和最低10%家庭占总收入的比例（%）

资料来源：CIA，World Factbook, 2009.

如果用收入最高的10%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10%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之间的倍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依据国家统计局城乡居民调查数据计算，1995年富裕家庭收入是穷困家庭的14倍，到2005年扩大为21倍。（2005年全国有3.73亿居民户，以城镇20%高收入居民户（3 798户）代表全国收入最高的10%居民，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约2.3万元。以农村20%低收入家庭（3 654万户）代表收入最低的10%居民，其人均纯收入约1 100元。两者相差21倍。参见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10。）

王小鲁等人在研究灰色收入对于贫富差距的影响之后指出：“真实的贫富差距可能要远远大于统计数据。如果近似地用城镇20%高收入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数的10.2%，2005年的人均收入约6.05万元）和农村20%低收入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数的9.8%，仍按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人均收入约1 100元）的收入水平来代表全国10%最高收入和10%最低收入，那么这最高和最低两组之间的差距大约是55倍，而不是根据原来的收入统计数据推算得到的21倍。”（参见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比较》，第31期，2007年7月。）

数据表明，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在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严重，必须认真对待。中国人必须加强忧患意识。如果中国遭遇危机的话，有两种危机的概率最大，一个是金融危机，一个就是由于贫富差距引起的社会危机。

不过，基尼系数有时会使人感到困惑。在印度旅行，经常看见大片贫民窟，几乎到处可以遇见赤贫的穷人。虽然中国也有贫民区，相比之下，似乎要比印度好一些。访问者普遍得到的印象是印度的不平等问题也许比中国更严重，可是印度的基尼系数却比中国低。印度的基尼系数在1964年曾高达0.46，在实行绿色革命之后逐年下降，2004年印度的基尼系数下降为0.368。从数据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不断上升，而印度的基尼系数在下降，是不是中国的不平等问题比印度更严重，或者说中国的穷人生活水平还不如印度的穷人？

为什么中国的基尼系数如此之高？

中国处在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什么时候才会出现转折？

会不会在尚未出现转折之前就由于贫富差距过度而失去社会稳定？

三大差距，六种组合

库兹涅茨、托达罗等人在研究贫富差距时所观察的大部分是中小国家。除了亚洲四小龙之外，这些经济体都没有出现急剧的结构变化和较长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是个大国，国内地区差距相当大，城乡差距很大，大量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导致贫富差距变大也许另有原因，相应的政策建议也可能大不相同。

正如王小鲁和樊纲所指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参见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10。）简称为三大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

城乡、地域和社会阶层构成三维坐标，见图17-3。在城乡坐标上有两个选择：城市和农村；在地域上有三个选择：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9个省、自治区。）地域和城乡这两个指标有6种组合：东部城市、东部农村、中部城市、中部农村、西部城市、西部农村。每一个地区内还存在着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

图17-3地域和城乡上的6种组合

只要样本足够大，任何地区居民收入都遵循正态分布，不难算出这个地区的居民收入均值和方差。显然，6个地区的居民收入的均值和方差各不相同，见表17-2。

表17-2我国三大地域的城镇、农村人均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如果方差比较小，说明数据集中在均值附近，贫富差距比较小。如果方差比较大，说明有不少很富的人和很穷的人，贫富差距严重。方差越大，说明在这个组别内的居民收入越不均等。按照地域和城乡将居民分为六组，他们的平均收入构成6个立柱体。随着经济增长，每个立柱体都以不同速度向上增长，但是增长速度不一样。见图17-4。

图17-46个地区内收入的分布与增长

如果从城乡来看，各地域的收入分布如图17-5所示。如果从地域来看，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分配如图17-6所示。

图17-5从城乡来看各地域的收入分布

图17-6从地域来看城市和农村收入分布

贫富差距的地域因素

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能不能消除地区差距，让中西部地区赶上沿海？恐怕永远都做不到。除了像我国香港、新加坡这样的港口城市，谈不上地域差距，任何大国都有地域差距。自然环境是天赋的，人类只能在适应环境的前提下，有限地改造环境。美国中部自然条件恶劣，有许多州人烟稀少，荒凉落后。美国的经济重心在东海岸（纽约、芝加哥）和西海岸（加州）。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试图让中部的经济赶上沿海。中国也是这样，西部地区高山峻岭，交通不便，有些地区严重缺水，沙漠戈壁，自然条件非常严酷。与其在这样的地区投入大量资本，还不如干脆将当地的居民迁移到更适合发展的地区。

承认地域差距并不等于听任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为了帮助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政府应当削减穷困地区的税收，增加贷款额度，增加对落后地区的交通、通信设施投资，对穷困户给予直接补贴，特别要大力扶助落后地区的教育，减免学费，增派教师，兴建校舍。总之，缩小地域差距主要靠政府的财税政策和基础建设投资。

实践证明，只要给予人们迁徙的自由，地域差距并不可怕。劳动力的流动能够有效地缩小地域差距。当西北的农民捆好行李奔向沿海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满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只要有迁徙自由，不被歧视，人们就能够接受现实。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较高的稳定度，民工潮的流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允许民工流动，不仅让出门的民工有活可干，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出门打工的大多是农村中最有活力，最有胆识的人。他们外出打工，释放了在农村集聚的压力，“陈胜、吴广不在家”，对农村的稳定，作用匪浅。

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

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平衡。旧有平衡建立在低收入的基础上，新的平衡建立在更高的收入基础上，是人们梦寝以求的目标。显然，在改革初期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对计划经济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突破和校正。如果坚持要让所有的人同时富起来，只能继续吃大锅饭。只有通过一段时间的不平衡才能达到新的平衡。这个不平衡是走向整体富裕不可避免的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敢于投入商海、兴办民营企业的人很容易发财。在短缺经济中，民营企业家无论开什么厂都能赚钱。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培育出一批早期的企业家。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一般民众。那个时候，贫富差距迅速加大，很好理解。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摆脱了短缺经济，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完善，价格变得更加灵活，基本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暴富的可能性逐渐降低。只要政府政策得当，贫富差距理应按照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逐步缩小。目前，贫富差距这么大，反映出政府财税、福利政策改革的滞后。

中国税制改革严重落后，这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西方各国，个人所得税占财税总额的比例大约为40%，可是，2007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7.8%。绝大部分的财税收入来自于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交易税、销售税、企业所得税等。从表面来看，向生产者征税和向消费者征税似乎差不多，实际上，在征收相同税赋的前提下，向消费者征税要优于向生产者征税。向生产者征税容易造成市场扭曲，降低效率。让企业缴税，实际上是按照人头均摊，明显对富人有利。个人所得税比例过低，使得累进税制起不到多大作用。相对来说，富人缴税负担轻而穷人缴税负担重，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参见徐滇庆主编《中国税制改革》，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没有到位也加剧了贫富差距。

随着经济发展，政府的财税收入逐年增加，（2008年全国财税收入达到61 316亿元，同比增加19.5%。数据来源：《人民日报》，2009年2月3日。）政府转移支付的能力也变得更强。有可能通过税制改革、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帮助穷人，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中的城乡因素

众所周知，农民穷，农村苦，农业真困难。为此，每年中国政府都要发布“一号文件”，强调支援农业，体现了政府对农民生活的关怀。

可是，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非但没有减小反而有所扩大。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比农村高2~3倍左右。在80年代中期，城乡差距缩小了，比例下降为1.86倍。改革以后，由于城市发展速度比农村快，2006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农村3.28倍。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差距扩大了1.76倍。（参见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2005.10。）见图17-7。

图17-7我国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有人呼吁推广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机械化程度能够帮助农民致富吗？有些农业机械可以减轻农民劳动强度，有些可以节省劳动力。毫无疑义，对于前者理应大力支持。可是对于后者来说，实在没有多少意义。中国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等于零。采用先进技术，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在农村依然无事可干，还要支付机械化的各项成本，得不偿失。可以断定，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消化之前，农业机械化的经济效果并不显著，帮助农民脱贫的效果并不显著。

有人说，要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消费，从而扩大内需。这些提法很空洞，毫无意义。农民难道不愿意改善生活？没有钱怎么增加消费？在农村没活可干，到哪儿挣钱？

有人认为，增加农业产量，农民自然可以增加收入。从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来看，中国已在全球名列前茅。虽然改进农作物品种，改善农田管理，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产量，不过亿万年形成的农作物基因很难突变，提高产量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在2008年，许多农产品已经处于过剩状态，供过于求。农产品的总需求取决于人口数量和人们的饮食习惯。人口变化是有规律的，近年来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4%左右。在丰衣足食之后，每个人对于粮食和副食品的消耗量基本稳定，并不是越有钱吃得越多。如果农产品生产过多，不仅储存困难还有变质的可能。倘若农产品卖不出去，反而伤害了农民的利益。

农民脱离贫穷的唯一途径就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逐渐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

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很小。美国农业劳动力只占劳动力总数的0.9%，加拿大2%，英国2%，日本4.4%；而中国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43%。（数据来源：CIA WorldFactbook 2008。所有统计数据是2008年的估计值。）改革开放以来，有2亿多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几千万人从内地的农村前往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就业。他们在东部地区打工，哪怕每个月工资只有几百元，也比待在家乡好多了。如果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一半，即使产出不变，农民的平均收入可以增长1倍。

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还有1亿多。前几年，每年新增就业1 000万左右，即使保持这个高速度，也还要很多年才能消化掉农村剩余劳动力。需求决定订单，订单决定了新增就业机会。由于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萎缩，海外订单少了，中国出口遇到了更大的障碍。新增就业机会大幅度减少。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表示，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之一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参见《人民日报》，2009年3月6日。）显然，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将被拖得更长，农村生活水平上升的速度也将有所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