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薩克斯爲了在全球範圍內消除窮困而奔走呼號，他在《貧窮的終結》一書中提出：“我們是否有良好的判斷力來明智地使用我們的財富，醫治這個分裂的世界，結束那些爲貧困所壓榨的人所受的苦難，以及在各種文化及各個地區鍛造一種共同的、人性的、安全的聯繫和可以分享的目標？”爲此，薩克斯制定了具體的脫貧計劃：在2015年以前，每年支出1 000億美元來幫助貧窮國家。一旦吸收到這些外部來的援助，窮國就可能在外力推動之下進入良性循環，脫離貧窮陷阱，開始獨立發展。他的脫貧計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認爲是“大推動”理論的翻版。薩克斯指出，在過去的歲月裏，西方富國沒有給予窮國足夠的幫助，不僅有虧道義，也不利於世界和諧發展。在他的努力遊說下，聯合國通過了《新千年發展計劃》，號召富國拿出資金來幫助窮國脫貧。這個計劃問世快10年了，薩克斯和他的夥伴感到有些鬱悶，富國似乎對他的計劃缺乏熱情，投入國際援助的資金總額和聯合國的計劃差距甚大。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許多西方國家自顧不暇，壓根就拿不出錢來援助窮國。聯合國的《新千年發展計劃》很可能又成了一個空心湯糰。

薩克斯的援助計劃在道德上無可指責，但是在實踐中卻遭遇重重困難。恐怕最大的挑戰還是越來越廣泛的質疑，單靠外國援助能否終結貧窮？

外國直接捐贈

爲了便於討論，外國援助被分爲三類：外國（或國際組織）的直接捐贈；各國金融機構（或國際金融組織）減免窮國的債務；各國金融機構（或國際金融組織）的優惠貸款。

外國直接捐贈是否能有效地幫助窮國脫貧？

首先，正如薩克斯所指出的那樣，富國拿出來支援窮國的捐款實在少得可憐。對於世界上爲數衆多的窮國來說，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其次，即使拿到外部捐贈，是否對這些國家GDP增長率變化及人均GDP增長有所助益？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1990～2006年期間，有27個窮國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或聯合國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DA）。（這27個國家分別是：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不丹、玻利維亞、布基納法索、博茨瓦納、布隆迪、中非、馬拉維、塔吉克斯坦、津巴布韋、烏茲別克斯坦、馬裏、烏干達、尼日爾、馬其頓、尼泊爾、埃塞俄比亞、斯威士蘭、萊索托、乍得、老撾、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巴拉圭、盧旺達、贊比亞。）它們的經濟是否相應地得到增長？

通過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有一部分國家的人均GDP增長率、人均收入與外部援助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而另外一部分國家則表現出明顯的相關性，見表16-1。例如，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等國家，外部援助與經濟增長沒有因果關係。可是，絕大部分非洲國家的GDP增長率、人均GDP變化與外部援助相關。例如，在2002~2003年期間，玻利維亞得到的外援從6.79億美元增加到9.29億美元，其國內GDP增長率也從2003年的2.7%上升到2004年的4.2%。埃塞俄比亞在2003~2004年之間得到的外部援助從15.93億美元上升到18.05億美元，GDP增長率從-3.5%大幅提高到13.1%，出現了恢復性的高增長。盧旺達1993~1994年獲得的外援從3.53億美元上升到7.11億美元，與此同時，GDP增長率由1994年的-50.3%提升到1995年的35.2%……

表16-1ODA與GDP增長率變化及人均GDP變化的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

注：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的滯後期根據赤池信息準則確定，表中的數值代表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的F統計量，括號中爲F統計量的p值。

資料來源：UN database.

統計數據說明，外部援助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窮國的經濟增長。特別是對小國，或者那些遭遇重大災害的國家，外部援助可以起到非常顯著的作用。之所以有些國家接受了外國援助卻沒有相應出現經濟增長，其原因比較複雜。有的國家接受的外部援助數量太小，無足輕重；有的國家發生內亂，遭遇重大災害，即使有點外部援助也沒有能夠促進經濟發展。

如果從較長的時間段來觀察外部援助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不難看到，即使外部援助在短期內起到作用，也沒有能夠幫助這些國家跳出貧窮陷阱。一旦外部援助減少，其國內經濟很快又會陷入衰退。例如，博茨瓦納長期接受外援，可是在1998~1999年，外援減少了43.3%，GDP增長率很快就從1998年的10.6%下降到1999年的7.2%。埃塞俄比亞1992~1993年的外援從11.62億美元下降到10.81億美元，其GDP增長率由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4年的2.8%，下降幅度超過79%。外援下降對埃塞俄比亞經濟的第二次打擊發生在1996~1997年，外援總數從8.15億美元下降到5.78億美元，國內經濟隨之從1996年的12.1%的增長率下降到3.5%……

非常遺憾，至今還找不出一個在外援幫助下成功地脫貧致富的案例。外部援助可以在短期內緩解貧窮，但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是中國的那句老話說得透徹：“救急不救窮。”

債務減免與脫貧

窮國負債的原因

薩克斯和許多經濟學家極力主張通過減免窮國的債務來幫助脫貧。確實，許多窮國被沉重的債務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

許多低收入國家揹負着沉重的債務負擔。例如，多米尼加共和國長期外債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 149%,危地馬拉長期外債水平高達800%以上，東歐的愛沙尼亞、匈牙利、格魯吉亞分別爲748%、648%及352.5%，拉丁美洲的圭亞那長期外債比重超過339%，北非的毛里塔尼亞也高達111.3%。印度的長期外債形勢也十分嚴峻，佔GDP的103.6%。相比之下，中國長期外債只佔GDP的5.94%。（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2005年。）

負債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經濟政策失誤。有些發展中國家急於通過進口替代的方式實現工業化，大量舉債，投資於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由於重工業的利潤率很低，投資週期較長，所需投資總量很大，這些項目一旦上馬就欲罷不能。在許多情況下只能借新債還舊債，越滾債務越多。

第二，財政和貿易失衡。有些國家的儲蓄率很低，政府財稅收入不高，卻開支龐大，不能量入爲出，許多窮國出現嚴重的財政赤字。有些國家出口換匯能力薄弱，卻不能節制進口，導致較高的對外貿易赤字。

第三，有的國家公共部門管理不良，投資項目選擇不當，使原本應該用來提高生產率和增加出口的投資沒有產生預期的結果。

第四，天災、人禍。乾旱、洪水、內戰等都加劇了債務的積累。

第五，外部衝擊。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中油價飛漲，導致一些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國家負債累累。此外，利率變化，國際商品市場的價格波動，外部市場的萎縮或調整，使得一些承受能力較弱的國家背上很重的債務。

多邊債務減免倡議

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沉重的債務負擔正在壓垮窮國的經濟，有些窮國欠下的債務已達天文數字，根本就沒有能力償還。1996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重債窮國倡議”，試圖幫助身負重債的國家（“重債窮國倡議”在1999年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成爲“增強的重債窮國倡議”，目的是爲更多的合格國家提供更深入、更廣泛和更迅速的債務減免，並加強該方案與這些國家正在進行的減貧工作之間的聯繫。）擺脫不可持續的債務（符合“重債窮國倡議”資格的國家必須符合3個條件。（1）在充分採用傳統的債務減免機制之後，如採用了巴黎俱樂部協定下的那不勒斯條款，仍然面臨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一個國家的債務水平在下列情況下被認爲是不可持續的，即該國的債務與出口之比高於150%的規定比例；該國的經濟非常開放，對外部指標的絕對依賴性不能充分反映其外債的財政負擔，債務與政府收入比高於250%。（2）具有從國際開發協會（世界銀行以高度優惠條件發放貸款的機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減輕貧困增長基金（PGRF）獲得高度優惠援助的資格。（3）具有可追蹤的改革記錄並制定了有公民社會參與的《減輕貧困戰略文件》（PRSP）。）。

2005年7月，在蘇格蘭鷹谷召開了八國集團會議。與會國家同意100%地免除世界上債務負擔最重的國家（大多數位於非洲）欠下的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IDA）、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非洲開發銀行的債務。這個名爲“多邊債務減免倡議”（Multilateral Debt Relief Initiative, MDRI）的方案僅僅針對那些世界上債務負擔最重的國家，併爲世界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提供“分釐不差”的補償，以維持它們的長期財務能力。

目前，有40個國家（其中有32個位於南撒哈拉非洲地區）符合“重債窮國倡議”、“增強的重債窮國倡議”和“多邊債務減免倡議”的債務減免資格，已經有30個國家受益。從2006年7月1日開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免除22個國家的債務（500億美元），（這22個國家分別是: 貝寧、玻利維亞、布基納法索、喀麥隆、埃塞俄比亞、加納、圭亞那、洪都拉斯、馬達加斯加、馬拉維、馬裏、毛里塔尼亞、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爾、盧旺達、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內加爾、坦桑尼亞、烏干達和贊比亞。2007年7月1日，圭亞那被HIPC除名。）另外還有8個國家開始獲得某種程度的債務減免。還有10個國家有可能通過經濟改革，制定減輕貧困戰略和欠債清償計劃，符合重債窮國債務減免條件。

減免外債的效果檢驗

外債減免能幫助第三世界國家擺脫貧窮陷阱嗎？我們選取這22個國家中的20個進行分析。由於大部分國家的債務減免發生在2007年，因此，我們選取2006年及2008年的數據進行比較，見表16-2。

表16-2重債國外債減免前後國內經濟情況的比較分析

注：Na表示數據缺失。

資料來源：CIA Factbook.

統計數據表明，外債減免並沒有對這些國家經濟的發展起到明顯的推動作用，相反，很多國家的經濟情況較債務減免前還有所惡化。

例如，埃塞俄比亞2008年的外債減免率達到25.49%，但以購買力平價換算的人均GDP卻下降了22.22%，經常性賬戶赤字也較債務減免前增加了119.31%。

莫桑比克債務減免率超過21.8%，但人均GDP還是下降了30.76%，總固定資產投資率也下降了近32%。

塞內加爾外債減免高達42.85%，但減免外債後，國內固定資產投資減少了39.3%，經常性賬戶逆差增加了27.95%。

贊比亞外債減免39.13%之後，固定資產投資減少7.4%，經常性賬戶逆差增加103.8%。

坦桑尼亞的債務減免了40.24%，而經常性賬戶卻惡化了154.84%。

烏干達減免債務71.4%，但國內人均GDP下降了38.89%。

加納債務減免50.72%，經常性賬戶逆差增加138.1%。

馬拉維債務減少了81.8%，但國內固定資本投資卻下降了7.8%……

表16-3減免債務國家各項經濟指標變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在考察的20個樣本中，債務減少的比率高達95%，但是有超過一半以上國家的人均GDP沒有變化甚至變得比債務減免前更差；有60%左右的國家經常性賬戶情況惡化；45%的國家固定資產投資下降；35%的國家200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低於2006年，見圖16-3。所有這些數據說明，窮國的各項經濟指標在債務減免之後並沒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也許是出於好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減免外債時附加了許多苛刻的條件，要求重債國制定了各項經濟改革措施，希望它們不至於在減免舊債之後再負新債。但是事與願違，這些改革方案往往並不符合重債國的國情，在很多情況下越改越糟。

難怪“重債窮國倡議”實施以來受到多方面的批評，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HIPC實施的範圍與其結構安排方面（E.Carrasco, C. McClellan & J. Ro, 2007）。批評家指出，從根本上來說，HIPC僅僅爲了保護債主自身利益，而沒有認真考慮窮國的長期發展。很明顯，減免債務是經濟發展的條件之一，但是僅僅減免窮國的債務還遠遠不夠，必須認真探討促進窮國長期發展的途徑。如果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貧窮國家的發展戰略問題，僅僅減免債務並不能使它們脫離貧窮陷阱。

外部貸款與窮國脫貧

外部貸款是否能有效地幫助貧窮國家走上發展的階梯呢？

世界銀行行長兼執行董事會主席羅伯特•佐利克在2008年《世界銀行年度報告》致辭中提到，“我們特別關注最貧窮的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要給這些國家帶來機遇並促進其經濟增長，就必須做好以下工作：發展高質量的教育；解決疾病防治、營養不良和清潔用水問題；以及與社會發展有關的其他工作……過去一年裏，國際開發協會第15次增資（IDA15）達417億美元，增長30%，創歷史新高……2008財年世行承諾向成員國以及成員國的私人企業提供總額爲382億美元的貸款、贈款、股本投資和擔保，比2007財年增加了39億美元，提高了11.4%。其中，IDA承諾貸款112億美元，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承諾貸款總額135億美元；國際金融組織（IFC）爲發展中國家的372個私人部門投資項目承諾貸款114億美元，並從其他渠道籌集48億美元，40%用於IDA借款國。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提供的21億美元擔保項目中，有6.9億美元用於IDA借款國，目前MIGA在IDA國家的擔保餘額爲23億美元，佔其總擔保額的35.6%……”在世行援助中，非洲國家得到的最多，共獲得了70多億美元的貸款、贈款、股本投資和擔保。

表16-4數據顯示，世界銀行對各地區發展中國家的貸款總額逐年增加。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在貸款、擔保、風險管理和非貸款服務方面的支出總額從2001年的104.9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35.67億美元，增幅約29.3%；國際開發協會向81個最貧窮國家的最優惠貸款總額從2001年的67.63億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112.35億美元，增幅超過66%，其中對非洲地區的優惠貸款佔IDA總貸款的50%以上。

表16-42001～2008國際開發協會向世界各地區貸款額　（100萬美元）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2006、2008年度報告。

世界銀行在2008財政年度向非洲提供的信貸、贈款和貸款擔保項目有91個，還有80個非貸款技術援助活動，總額達57億美元。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嚴重缺乏，道路有限、電力短缺、港口低效，限制了該地區在世界市場競爭的能力。世界銀行貸款集中在基礎建設上，起到了較顯著的作用。

不過，有人對世界銀行貸款的重點有所批評。2008年非洲所獲得的57億美元世行總貸款中，用於法律、司法、公共管理的項目佔總貸款的31%，僅有6%用來發展農、林、漁業，7%發展教育，2%用於金融，3%用於工業與貿易，1%用於信息與通信建設。值得指出的是，絕大部分非洲國家都以農業爲主，用於農業的部分還不到3.6億美元，如果再細分到22個國家，每個國家所獲得的支農貸款就少得可憐了。不發展農業，不解決廣大非洲貧窮人口的生存問題，經濟發展又從何談起？

在得到IBRD和IDA的各種優惠貸款之後，各地區經濟都有些增長，但是各借款國的經濟增長很不平衡。

以非洲國家爲例，2004年安哥拉GDP增長率爲11.2%，2005年上升到20.6%，2006年爲15.6%。這幾年安哥拉的對外借款直線上升。2004年新增外債6.3億美元，2005年新增數額高達24.3億美元。

北非國家乍得在2004年外債增加了1.1億美元，故GDP增長率達到33.6%水平，2005年外債水平下降爲6 847萬美元，導致GDP增長明顯放緩至8.6%，2006年繼續下降到1.3%。

顯然，這些國家出現的經濟增長屬於外債拉動型。有幾個國家，即使大量舉借外債，依然沒有緩解經濟衰退。例如，中非共和國2002年新增外債高達2.43億美元，GDP增長爲-0.8%。利比里亞2003年新增外債2.43億美元，可是經濟依然不景氣，經濟增長率爲-31.3%。也有個別例外，赤道幾內亞經濟增長最快的兩年是2001年和2004年，GDP增長率分別爲62.2%和31.8%，但外債水平卻分別下降了889萬美元和2 836萬美元。（數據均來自於世界銀行數據庫，並經作者整理。）

儘管世界銀行扶貧貸款總額不斷增加，但仍然很難滿足貧窮國家的需要。更嚴重的是，許多非洲國家在得到外部貸款後，經濟得到短暫增長，但是外債迅速上升。每年付息還本的壓力使它們難以承受，根本無法發展國內經濟。外債拉動型經濟增長很難持久，短期繁榮之後很可能再度陷入衰退。顯然，依靠外部貸款並不能使貧窮國家走上發展的階梯，擺脫貧困陷阱。

總之，無論是外債減免、增加貸款還是直接的現金轉移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廣大欠發達地區的貧窮問題。外部援助充其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貧窮國家短期的增長，很難保證長期經濟發展。迄今爲止，還沒有案例支持薩克斯提出的假設：通過外部援助使人均資本量超過最低資本門檻，以此帶動經濟增長。要想擺脫貧困，必須另覓新徑。

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與外部援助

毫無疑問，外援對小國的作用要比大國更爲顯著。中國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保持了高速增長，近年來印度經濟增長速度也很高。外援在兩國經濟增長中起到怎樣的作用？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所獲得的聯合國官方發展援助僅爲印度的5.34%，但是中國GDP的年均增長率爲9.8，是印度的1.66倍。在90年代，中國獲得的聯合國官方援助明顯增多，但也僅爲同時期印度的14%。10年內所獲的援助額整整少了印度162.3億美元，可是中國GDP的年均增長速度比印度快了將近一倍。到了21世紀，中國所獲得的援助和印度的比例進一步上升，但仍然不到其1／5，而GDP的年均增長率仍然比印度高45%，（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中國經濟增長及外貿順差的進一步擴大，中國所獲得的聯合國官方援助明顯增多，但這些援助主要以低息貸款的形式獲得，並不是無償擁有。而印度所獲得的援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以捐助的形式獲得的。）見表16-5。

表16-51980~2005年中國和印度從聯合國獲得的官方發展援助（包括短期及中長期的低息貸款及直接現金援助。）及年均GDP增長率（100萬美元）

資料來源：UN database.

圖16-5顯示了聯合國1980~2005年間向中印兩國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總額佔同期兩國GDP的百分比。從中可見，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起飛階段，從聯合國所獲得的援助總額佔GDP的比重不足0.4%，而印度在80年代初獲得的援助佔其GDP的1%左右，年均19億美元，遠遠高於中國的4億美元。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加快，外貿總額不斷擴大，所獲得的官方發展援助也逐漸增多。1980~2005年，中國ODA佔GDP的比重爲0.3%，而印度比中國高了整整一倍，爲0.6%。

圖16-11980~2005年中國和印度得到的官方援助佔GDP的比例

注：中國的數據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臺灣地區。

資料來源：UN database。

統計數據表明，中國所獲得的官方援助遠遠不如印度，但是同期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卻遠遠高於印度。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外部援助並不一定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圖16-2和圖16-3分別描述了中印兩國所獲得的ODA與GDP年均增長率之間的相關關係。相對印度而言，中國獲得外部援助與GDP增長率之間似乎更沒有規律可言。在1993年之後，中國所獲得的ODA呈逐年波動遞減的趨勢，而國民生產總值在經歷了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及自然災害的衝擊後穩步逐年上升。反觀印度，除了1992年以外，GDP與ODA增長率的相關性似乎更強。

圖16-21980~2005中國ODA與經濟增長率

注：ODA增長率指標（左軸）；GDP年鑑增長率指標（右軸）。

資料來源：UN database和《中國統計年鑑》。

圖16-31980~2005印度ODA與經濟增長率

注及資料來源：同圖16-2。

考察官方發展援助ODA對中印兩國GDP及人均GDP變化的貢獻率。通過赤池信息準則確定ODA對GDP影響的滯後期：中國爲-2，印度爲-1。而ODA對人均GDP變化影響的滯後期：中國爲-5，印度爲-1，因此建立如下計量模型：

表16-6中國和印度外援及經濟增長率迴歸結果

注：GDPpc代表人均GDP水平；

括號中代表迴歸係數的標準差；

①代表在5%的顯著水平下通過原假設；

②代表在1%的顯著水平下通過原假設。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聯合國官方援助對中印兩國GDP及人均GDP的增長均有一定的正效應，且迴歸結果顯著，見表16-6。ODA對中國GDP變化的彈性影響係數爲0.494，即ODA增長1%，相應促進GDP增長0.494%；而印度此係數指標爲0.974，高於中國。

ODA對人均GDP的影響，中國的彈性係數爲0.55%，而印度爲1.32%，即ODA援助增長1%能拉動印度人均GDP增長超過1%的水平。在此，我們要特別指出，根據赤池信息準則計算的滯後期，印度爲-1，而中國爲-2和-5。這是因爲中國獲得的聯合國官方援助多以優惠貸款爲主，在取得貸款、投資到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之間有一段很長的滯後期。而印度的官方援助中有相當一部分以直接的現金援助爲主，因此滯後期較中國要短得多。

通過各項經濟指標比較可見，即使印度獲得的援助比中國多，但是中國經濟發展各項指標均優於印度。（參見本書第5章。）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與外部援助並沒有直接、顯著的相關關係；而印度經濟在外部援助的作用下取得了一定的增長。

擺脫貧窮，是靠外部援助還是靠自身的努力？在20世紀，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許多人認爲韓國、中國臺灣獲得了大量外部援助，他們認爲外部援助是擺脫貧窮的關鍵。可是，中國所獲得的外部援助幾乎等於零，也實現了經濟起飛。印度得到的外援遠遠多於中國，可是在經濟發展的成績單上，中國卻勝於印度。顯而易見，在外援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上，中國的經驗具有普遍的意義。

爲什麼外國援助沒有達成預期目標

沒有人懷疑向窮國伸出援手的良好用心和高尚的道德。全球每年還有800萬人因爲極端貧窮而死亡，人們不能坐視不管。在今後，非常有必要以各種形式援助窮國人民。對窮國的援助必須是無私的，絕對不能附加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或其他條件。

可是，爲什麼在過去幾十年裏，好心沒有辦好事？

第一，外部援助的信息傳遞和反饋渠道不暢

“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最好的外部援助是幫助窮國找到脫貧之路，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財富，從而改善民衆的生活水平。幫助窮國改善醫療保健、興辦教育、改善飲水、防範疾病，都很重要，但是最終的落實點必須是讓窮國的民衆有活可幹。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窮國中，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存在着大量剩餘勞動力，因此，有些經濟學家認爲，只要給這些經濟體輸入一定的資本，資本和勞動力、自然資源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啓動生產。在理論上似乎如此，但是在實踐中卻未必行得通。即使外部提供了足夠的資金，可是生產什麼？如何組織生產？產品的市場在哪裏？還有一連串問題有待解決。必須因地制宜，結合當地國情相機決策。這一系列問題都需要非常確切的信息，只有本國民衆纔有這些信息。從外國援助機構到當地政府，只能自上而下，一層層下達，直到生產者，中間有很長的信息傳遞鏈，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出現信息丟失、扭曲。由於外部支援者不瞭解當地的具體情況，不瞭解當地的窮人真正需要些什麼，因此在海外製定的援助計劃往往一廂情願，嚴重脫離現實。由於出資方和當地的生產者在信息交換上存在着很大的隔閡，很難得到反映真實情況的信息反饋。因此，外部援助投資的項目未必符合受援國的國情，很難保證援助被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投資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第二，外國援助給貪污腐敗提供土壤

強龍不壓地頭蛇。凡是親身參與過扶貧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到了那些窮鄉僻壤，沒有當地政府的協助、配合，任何事情都寸步難行。和外國援助機構接觸的並不是真正的生產者，而是當地的政府，而各級官員提供協助的成本永遠也說不清楚。

如果將外援交給當地政府，一級一級向下分配，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分配環節，在任何一個環節上都可能出現不公正、不透明、依靠權力侵吞外援的現象。雁過拔毛，相當一部分外援被各級官員截流，只有很少一點能落實到基層生產者手中。

如果不讓各級官員截流，他們爲什麼要爲外國人提供服務？毫無疑問，這些窮國的各級政府迫切需要財源。在分配外援資金的過程中，各級政府官員的目標和提供外援機構的目的並不一樣。外援面臨一個悖論：拒絕將產權轉讓給當地政府，外援只能擱淺；將外援的產權交給當地官員，一大部分資金就不見了。

世界銀行的援助項目有過慘痛的教訓，以至有人批評世界銀行的援助項目導致許多受援國貪污腐敗橫行氾濫，1/3以上的援助貸款進入了私人荷包。世界銀行採取了許多監控措施，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外部監控往往流於形式，不能真正發揮作用。

第三，外援產權轉移的原則不清楚

如果外部投資掌控在出資方，難免出現信息脫節的弊病。只有將外部援助直接交給受援國的生產者纔有可能避免信息脫節，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可是，如何將外援資金的產權轉移到生產者手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沒有解決這個難題。

只有產權清晰才能建立委託-代理關係，從而產生有效的激勵機制，促進生產。如果簡單地將產權贈送給某些人，且不說是否公平，關鍵問題是獲得產權的人是否有足夠的激勵機制將資金投入生產從而保值、增值？由於這些產權憑空而降，幾乎沒有成本，因此對獲得資金的人來說，恰恰產生一個負面的激勵，即繼續伸手索取更多援助的效益要遠遠高於使用這些資金投入生產。在受援國經常出現揮霍浪費外援資金的現象，嚴重地降低了外援的實際效果。

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證明，鼓勵人們自力更生創造財富纔是正確途徑。在生產過程中產權是清晰的，誰創造的財富誰就擁有產權。外部援助理應幫助這個創造財富的過程，而不能取代這個過程。無償贈送外部資金，無論捐贈者出於何種良好的願望，都很難形成真正的生產力。

且不說那些欠發達國家，即使在美國，扶貧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人們公認，美國的教育程度比較高，政府比較廉潔、公正，效率比較高，可是扶貧的效果也很成問題。伯勞尼克和斯吉莫（Plotnick and Skidmore）研究了1964~1974年期間美國社會福利支出和脫貧的關係之後得出結論：無論是從種族、性別、年齡、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地區或者位於城市中心或郊區，政府給予窮人的社會福利支出都沒有能夠有效地降低貧窮人口的比例和分佈。他們很清楚地闡明，要真正幫助窮人擺脫貧窮，絕對不是單靠政府發放財政補貼或貧困救濟所能勝任的。（參見“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A review of the 1964-1974 decade”by Robert Plotnick and Felicity Skidmore, 1975。）

美國每年發放大量貧困救濟金，數量之大，對於那些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天文數字，可是依然不能消除美國國內的貧窮。發展中國家本來就缺少資金，沒有能力像美國那樣大手大腳地發放社會救濟，在脫貧問題上的困難就更多了。多年來，外國援助雷聲大、雨點小，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依賴外援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

說到底，擺脫貧窮的根本出路在於讓窮人有活可幹，憑自己的雙手來掙錢，自己養活自己，逐步走上富裕道路。

幫助窮國脫貧，任重道遠。

第17章　經濟發展中的貧富差距

•中國的不平等程度在改革開放之後越來越嚴重，必須認真對待。

•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地域和城鄉有6種組合，每組居民收入以不同的速度增長。

•縮小地域差距主要對應政府投資政策。只要給予人們遷徙的自由，地域差距並不可怕。勞動力的流動能夠有效地縮小地域差距。

•縮小各階層收入差距主要對應政府轉移支付政策。中國稅制改革嚴重落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沒有到位，需要通過稅制改革、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體系來幫助窮人，縮小各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

•縮小城鄉差距的關鍵在於就業。中國最窮的人並不是在城市中的低收入勞動者，而是在農村沒活可乾的農民。儘快、有序地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到製造業和服務業纔是農村現代化的出路。

•城鄉差距是推動中國基尼係數上升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在6個立柱體中，貧富差距都沒有超過警戒線，也沒有顯著擴大，這就是中國社會基本穩定的原因。

•基尼係數並沒有解釋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如果沒有找準病根，就很難對症下藥。

•基尼係數常被用來度量貧富差距，但是有其侷限性。第一，基尼係數和經濟發展沒有多大關係；第二，基尼係數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關係；第三，基尼係數的變化不一定和社會穩定有關。

•印度貧富差距變小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充分的就業機會。發展是硬道理。如果不能給民衆提供就業機會，勢必陷入貧窮陷阱，即使基尼係數再低，也不值得炫耀。

中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中國和印度是兩個人口衆多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兩國貧富差距的變化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

效率和公平是一對永恆的矛盾。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過度強調平等，犧牲了效率，導致普遍貧窮。反之，如果過度強調效率，會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危及社會穩定。

西蒙•庫茲涅茨（S.Kuznets)總結了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的變化規律，提出了著名的倒U形曲線。庫茲涅茨認爲在經濟發展的初期，貧富差距會變大，隨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貧富差距將會逐漸縮小。（Kuznets, Simon, 1955,“Economic Growth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Vol.45, No.1 1-28.）但是，倒U形曲線並不會自動出現,不能聽任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庫茲涅茨主張通過財政補貼和社會福利等二次分配手段來幫助窮人，採取累進稅制、針對富人的遺產稅、針對資本的所得稅等來縮小貧富差距。如果政府政策失誤，貧富差距可能會持續惡化，以至於顛覆社會穩定，終止經濟增長。

託達羅(M.Todaro)等經濟學家分析了43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之後指出，經濟增長的好處不會自動地流向極端貧窮的羣體。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儘管經濟發展了，窮人的絕對收入和相對收入均有所下降。當然，也存在成功的例證，例如我國臺灣地區、韓國在取得高經濟增長的時候，基尼係數並沒有顯著上升。（參見託達羅，《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也就是說，高經濟增長並不一定導致收入分配惡化，低經濟增長也並不意味着收入分配均等。在非洲的一些窮國中經濟增長率很低，收入不平等的狀況極爲嚴重。

因此，在經濟發展初期要側重強調提高效率，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要防止貧富差距惡化，重點幫助低收入羣體，共同致富。有必要認真研究貧富差距的變化趨勢，並且採取正確的政策，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防止貧富差距惡化。

通常人們用基尼係數來度量貧富差距。拿人口百分比作橫軸，收入百分比作縱軸，畫個正方形見圖17-1。將居民按照收入排列，假若收入絕對平均，隨着人口增加，收入等比例增加，肯定沿着對角線移動。假若最窮的10%的居民只擁有全部收入的2%，這個點必定落在對角線下方。連接這些點就構成洛倫茨曲線；這條曲線和對角線之間的面積和半個正方形面積之比就稱爲基尼係數（中國的洛倫茨曲線見圖17-2）。經濟學家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這個指數在0和1之間。基尼係數越小，貧富差距越小，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基尼係數越大，貧富差距越大。按照聯合國規定：若基尼係數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通常把0.4作爲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0.36之間，美國偏高，爲0.4。

圖17-1基尼係數估計貧富差距

圖17-2中國的洛倫茨曲線

資料來源：World IncomeInequality Databas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May,2008.

中國的基尼係數在1978年農村爲0.29，城鎮爲0.16，收入比較平等。在實行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並且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價格之後，農民收入得到較大改善，貧富差距縮小，1984年的基尼係數下降爲0.26。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城鄉合併計算的基尼係數在1984年是0.30，到1989年上升爲0.35，1994年基尼係數達到0.434。（數據來源：《中國國情國力》，1994（6），28頁；《中國市場經濟報》，1995年7月26日。）隨後，中國的基尼係數一直向上攀升，在2001年達到0.45，2004年達到0.47。（數據引自王小魯、樊綱“中國收入差距的走勢和影響因素分析”，《經濟研究》，2005.10。）

2006年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提供了127個國家的數據。中國的基尼係數排名第95位，貧富差距比中國更大的只有29個國家，其中27個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亞洲只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基尼係數高於中國。非常遺憾，中國屬於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在研究社會貧富差距的時候，人們通常拿最窮的10%人口和最富的10%人口作爲比較對象，觀察這兩組居民的收入（或消費）佔總收入（總消費）的百分比。如果收入絕對平均，那麼無論屬於哪個組別，10%的人口就應當佔有10%的總收入。如果10%最窮的人佔有的收入比例遠遠低於總收入的10%，而10%最富的人佔有的收入大大高於10%，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就很大。

從表17-1中可見，發達國家和地區最窮的10%人口占有總收入的比例在2%左右。在中國，最窮的10%人口的收入只佔總收入的1.6%，說明中國最窮的窮人在整個收入和消費中佔的比例非常小。日本爲4.8%，我國臺灣地區爲6.7%，貧富差距比較小。其他轉型經濟國家，例如俄羅斯爲1.9%，波蘭爲3.1%，都比中國好一些。印度的這個指標爲3.6%，顯著高於中國。

表17-1收入最高和最低10%家庭佔總收入的比例（%）

資料來源：CIA，World Factbook, 2009.

如果用收入最高的10%居民家庭平均收入與收入最低的10%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之間的倍數作爲衡量收入差距的標準，依據國家統計局城鄉居民調查數據計算，1995年富裕家庭收入是窮困家庭的14倍，到2005年擴大爲21倍。（2005年全國有3.73億居民戶，以城鎮20%高收入居民戶（3 798戶）代表全國收入最高的10%居民，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約2.3萬元。以農村20%低收入家庭（3 654萬戶）代表收入最低的10%居民，其人均純收入約1 100元。兩者相差21倍。參見王小魯、樊綱“中國收入差距的走勢和影響因素分析”，《經濟研究》，2005.10。）

王小魯等人在研究灰色收入對於貧富差距的影響之後指出：“真實的貧富差距可能要遠遠大於統計數據。如果近似地用城鎮20%高收入家庭（約佔全國家庭數的10.2%，2005年的人均收入約6.05萬元）和農村20%低收入家庭（約佔全國家庭數的9.8%，仍按國家統計局數據，2005年人均收入約1 100元）的收入水平來代表全國10%最高收入和10%最低收入，那麼這最高和最低兩組之間的差距大約是55倍，而不是根據原來的收入統計數據推算得到的21倍。”（參見王小魯“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比較》，第31期，2007年7月。）

數據表明，中國的不平等程度在改革開放之後越來越嚴重，必須認真對待。中國人必須加強憂患意識。如果中國遭遇危機的話，有兩種危機的概率最大，一個是金融危機，一個就是由於貧富差距引起的社會危機。

不過，基尼係數有時會使人感到困惑。在印度旅行，經常看見大片貧民窟，幾乎到處可以遇見赤貧的窮人。雖然中國也有貧民區，相比之下，似乎要比印度好一些。訪問者普遍得到的印象是印度的不平等問題也許比中國更嚴重，可是印度的基尼係數卻比中國低。印度的基尼係數在1964年曾高達0.46，在實行綠色革命之後逐年下降，2004年印度的基尼係數下降爲0.368。從數據來看，中國的基尼係數在不斷上升，而印度的基尼係數在下降，是不是中國的不平等問題比印度更嚴重，或者說中國的窮人生活水平還不如印度的窮人？

爲什麼中國的基尼係數如此之高？

中國處在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的上升階段，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什麼時候纔會出現轉折？

會不會在尚未出現轉折之前就由於貧富差距過度而失去社會穩定？

三大差距，六種組合

庫茲涅茨、託達羅等人在研究貧富差距時所觀察的大部分是中小國家。除了亞洲四小龍之外，這些經濟體都沒有出現急劇的結構變化和較長時期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是個大國，國內地區差距相當大，城鄉差距很大，大量勞動力由農村轉向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導致貧富差距變大也許另有原因，相應的政策建議也可能大不相同。

正如王小魯和樊綱所指出：“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參見王小魯、樊綱“中國收入差距的走勢和影響因素分析”，《經濟研究》，2005.10。）簡稱爲三大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階層差距。

城鄉、地域和社會階層構成三維座標，見圖17-3。在城鄉座標上有兩個選擇：城市和農村；在地域上有三個選擇：東部、中部和西部；（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個省、自治區；西部地區包括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9個省、自治區。）地域和城鄉這兩個指標有6種組合：東部城市、東部農村、中部城市、中部農村、西部城市、西部農村。每一個地區內還存在着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

圖17-3地域和城鄉上的6種組合

只要樣本足夠大，任何地區居民收入都遵循正態分佈，不難算出這個地區的居民收入均值和方差。顯然，6個地區的居民收入的均值和方差各不相同，見表17-2。

表17-2我國三大地域的城鎮、農村人均收入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07。

如果方差比較小，說明數據集中在均值附近，貧富差距比較小。如果方差比較大，說明有不少很富的人和很窮的人，貧富差距嚴重。方差越大，說明在這個組別內的居民收入越不均等。按照地域和城鄉將居民分爲六組，他們的平均收入構成6個立柱體。隨着經濟增長，每個立柱體都以不同速度向上增長，但是增長速度不一樣。見圖17-4。

圖17-46個地區內收入的分佈與增長

如果從城鄉來看，各地域的收入分佈如圖17-5所示。如果從地域來看，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分配如圖17-6所示。

圖17-5從城鄉來看各地域的收入分佈

圖17-6從地域來看城市和農村收入分佈

貧富差距的地域因素

中國幅員遼闊，經濟發展很不平衡。

能不能消除地區差距，讓中西部地區趕上沿海？恐怕永遠都做不到。除了像我國香港、新加坡這樣的港口城市，談不上地域差距，任何大國都有地域差距。自然環境是天賦的，人類只能在適應環境的前提下，有限地改造環境。美國中部自然條件惡劣，有許多州人煙稀少，荒涼落後。美國的經濟重心在東海岸（紐約、芝加哥）和西海岸（加州）。從來沒有聽說過有誰試圖讓中部的經濟趕上沿海。中國也是這樣，西部地區高山峻嶺，交通不便，有些地區嚴重缺水，沙漠戈壁，自然條件非常嚴酷。與其在這樣的地區投入大量資本，還不如干脆將當地的居民遷移到更適合發展的地區。

承認地域差距並不等於聽任貧富差距無限擴大。爲了幫助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政府應當削減窮困地區的稅收，增加貸款額度，增加對落後地區的交通、通信設施投資，對窮困戶給予直接補貼，特別要大力扶助落後地區的教育，減免學費，增派教師，興建校舍。總之，縮小地域差距主要靠政府的財稅政策和基礎建設投資。

實踐證明，只要給予人們遷徙的自由，地域差距並不可怕。勞動力的流動能夠有效地縮小地域差距。當西北的農民捆好行李奔向沿海的時候，他們心裏充滿對未來的希望和憧憬。只要有遷徙自由，不被歧視，人們就能夠接受現實。中國社會之所以能夠保持較高的穩定度，民工潮的流動起了很大的作用。允許民工流動，不僅讓出門的民工有活可幹，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出門打工的大多是農村中最有活力，最有膽識的人。他們外出打工，釋放了在農村集聚的壓力，“陳勝、吳廣不在家”，對農村的穩定，作用匪淺。

各階層居民收入差距

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平衡。舊有平衡建立在低收入的基礎上，新的平衡建立在更高的收入基礎上，是人們夢寢以求的目標。顯然，在改革初期只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對計劃經濟下的絕對平均主義的突破和校正。如果堅持要讓所有的人同時富起來，只能繼續喫大鍋飯。只有通過一段時間的不平衡才能達到新的平衡。這個不平衡是走向整體富裕不可避免的階段。

在20世紀80年代，敢於投入商海、興辦民營企業的人很容易發財。在短缺經濟中，民營企業家無論開什麼廠都能賺錢。鄉鎮企業遍地開花，培育出一批早期的企業家。他們的收入遠遠高於一般民衆。那個時候，貧富差距迅速加大，很好理解。

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擺脫了短缺經濟，市場競爭機制逐步完善，價格變得更加靈活，基本能夠反映市場供求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暴富的可能性逐漸降低。只要政府政策得當，貧富差距理應按照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逐步縮小。目前，貧富差距這麼大，反映出政府財稅、福利政策改革的滯後。

中國稅制改革嚴重落後，這是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在西方各國，個人所得稅佔財稅總額的比例大約爲40%，可是，2007年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只佔7.8%。絕大部分的財稅收入來自於向企業徵收的增值稅、交易稅、銷售稅、企業所得稅等。從表面來看，向生產者徵稅和向消費者徵稅似乎差不多，實際上，在徵收相同稅賦的前提下，向消費者徵稅要優於向生產者徵稅。向生產者徵稅容易造成市場扭曲，降低效率。讓企業繳稅，實際上是按照人頭均攤，明顯對富人有利。個人所得稅比例過低，使得累進稅制起不到多大作用。相對來說，富人繳稅負擔輕而窮人繳稅負擔重，不利於縮小貧富差距。（參見徐滇慶主編《中國稅制改革》，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

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沒有到位也加劇了貧富差距。

隨着經濟發展，政府的財稅收入逐年增加，（2008年全國財稅收入達到61 316億元，同比增加19.5%。數據來源：《人民日報》，2009年2月3日。）政府轉移支付的能力也變得更強。有可能通過稅制改革、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體系來幫助窮人，縮小貧富差距。

貧富差距中的城鄉因素

衆所周知，農民窮，農村苦，農業真困難。爲此，每年中國政府都要發佈“一號文件”，強調支援農業，體現了政府對農民生活的關懷。

可是，農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非但沒有減小反而有所擴大。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城鎮居民平均收入比農村高2~3倍左右。在80年代中期，城鄉差距縮小了，比例下降爲1.86倍。改革以後，由於城市發展速度比農村快，2006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超過了農村3.28倍。在20年左右的時間內差距擴大了1.76倍。（參見王小魯、樊綱“中國收入差距的走勢和影響因素分析”，《經濟研究》，2005.10。）見圖17-7。

圖17-7我國城鎮與農村人均收入變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07年。

爲了提高農民收入，有人呼籲推廣農業機械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機械化程度能夠幫助農民致富嗎？有些農業機械可以減輕農民勞動強度，有些可以節省勞動力。毫無疑義，對於前者理應大力支持。可是對於後者來說，實在沒有多少意義。中國農村還有大量剩餘勞動力，這些剩餘勞動力的邊際產出等於零。採用先進技術，節省下來的勞動力在農村依然無事可幹，還要支付機械化的各項成本，得不償失。可以斷定，在農村剩餘勞動力得到消化之前，農業機械化的經濟效果並不顯著，幫助農民脫貧的效果並不顯著。

有人說，要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民消費，從而擴大內需。這些提法很空洞，毫無意義。農民難道不願意改善生活？沒有錢怎麼增加消費？在農村沒活可幹，到哪兒掙錢？

有人認爲，增加農業產量，農民自然可以增加收入。從農產品單位面積產量來看，中國已在全球名列前茅。雖然改進農作物品種，改善農田管理，還可以進一步提高農業產量，不過億萬年形成的農作物基因很難突變，提高產量的空間有限。另一方面，在2008年，許多農產品已經處於過剩狀態，供過於求。農產品的總需求取決於人口數量和人們的飲食習慣。人口變化是有規律的，近年來中國的人口增長率一直保持在1.4%左右。在豐衣足食之後，每個人對於糧食和副食品的消耗量基本穩定，並不是越有錢喫得越多。如果農產品生產過多，不僅儲存困難還有變質的可能。倘若農產品賣不出去，反而傷害了農民的利益。

農民脫離貧窮的唯一途徑就是把農村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逐漸轉移到製造業和服務業。

經濟發達國家的農業勞動力佔勞動力總數的百分比很小。美國農業勞動力只佔勞動力總數的0.9%，加拿大2%，英國2%，日本4.4%；而中國農村勞動力佔勞動力總數的43%。（數據來源：CIA WorldFactbook 2008。所有統計數據是2008年的估計值。）改革開放以來，有2億多農民轉化爲產業工人，幾千萬人從內地的農村前往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就業。他們在東部地區打工，哪怕每個月工資只有幾百元，也比待在家鄉好多了。如果將中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一半，即使產出不變，農民的平均收入可以增長1倍。

目前，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總數還有1億多。前幾年，每年新增就業1 000萬左右，即使保持這個高速度，也還要很多年才能消化掉農村剩餘勞動力。需求決定訂單，訂單決定了新增就業機會。由於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市場萎縮，海外訂單少了，中國出口遇到了更大的障礙。新增就業機會大幅度減少。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表示，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之一是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上。（參見《人民日報》，2009年3月6日。）顯然，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將被拖得更長，農村生活水平上升的速度也將有所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