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行山東麓，河北省西部邊陲，深藏一座歷史悠久的小縣城——井陘縣。公元前205年，韓信率兵攻擊趙國，用計突破井陘口、生擒趙王歇，史稱“背水一戰”。而今，鄭大聖導演帶着他的劇組來到這裏，也在此進行了“背水一戰”。

文| 張曉迪 萬思男

對於大衆來說，鄭大聖是略感陌生的名字，但在業內，他和他的作品爲人熟知、稱道。

“大聖”並不是藝名，因爲生於猴年，所以取名“大聖”。他來自於電影世家，外祖父是戲劇家黃佐臨，外婆是舞臺、銀幕雙棲明星丹尼，母親是著名的第四代導演黃蜀芹，父親鄭長符是業內屈指可數的美術師。他1990年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而後又獲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碩士學位。

入行20餘年，鄭大聖導演的作品不算多，但只要出手，絕不辜負電影本身，因此，他的作品常常被定義爲“知名度不高，卻饒有深意，值得細細品味”。

去年，鄭大聖帶來了最新電影作品《村戲》，獲得第31屆金雞獎最佳攝影獎，並獲得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女配三項提名，以及第54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提名。不同於同樣採用黑白畫面呈現，獲獎諸多，但是票房慘淡的《不成問題的問題》，《村戲》沒有采用傳統院線發行的方式，而是通過持續的點映活動進行放映，讓觀衆不僅能夠觀看，更能探討這部電影。

對於鄭大聖來說，熱議遠比熱映更加重要。

歷史只是幕布

《村戲》改編自作家賈大山的三部短篇小說《村戲》、《花生》和《老路》。電影的黑白色調、斑駁老房，將觀衆帶入到1982年發生在太行山腹地的一段陳年舊事。

在“聯產承包責任制”前夕，村民們等待“分地”，包產到戶，王支書要恢復老戲演出，迎接領導，由此引出一連串的利益衝突、感情糾葛。

電影開篇便是全村組織排演上級領導欽點的《打金枝》，但是到最後觀衆也沒能看到這出“村戲”，這裏既沒有深明大義的“唐太宗”，也沒有吵吵鬧鬧又和好如初的小夫妻，更沒有村民迎接改革開放的喜悅，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瘋子”，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一場發生在大山坳裏的人生大戲：

瘋子王奎生，原是一名非常正直的看青人（看管農作物秧苗），他自己的女兒到地裏偷花生，被他親手意外打死。在集體利益高於一切的時代，他被村裏樹爲典型，還要去當衆宣傳自己大義滅親的光榮事蹟，以此爲村子換來救濟糧，王奎生從此瘋了。爲了“回饋”瘋子，村支書讓他負責看管村裏最好的九畝半地。十年後，分地開始，全村人都盯上了這九畝半地，誰也不願再緬懷瘋子曾經的“事蹟”......

在考究的光影、流暢的鏡頭、凌厲的構圖中，無戲可唱的《村戲》最終引發的是對歷史、對人性的重新審視。

談到對這部作品的再創作，鄭大聖表示，“賈大山先生的文字很有意思，特別樸素，卻能夠反映出人們在時代下的悲歡洪流。他的小說都很短，但是很耐讀，他隱去不寫的部分，會比他寫出來的東西要多得多”。作爲電影藝術，鄭大聖要做的，就是把隱去的部分挖掘呈現出來。

爲了塑造鮮活並符合那個時代的故事及人物，鄭大聖前後易稿12次，每次開會探討角色，他都會用第一人稱，把自己代入到一個個人物當中，“只有這樣，我才能體會到他在那一刻會怎麼做。”

整部電影主要選擇用黑白方式呈現，採訪當天，記者問到這個問題，鄭大聖思索片刻，指着咖啡廳牆上的一排照片說，你看那幾張黑白照片，他更加純粹，是獨立於時間之外的，而彩色往往會比較具體，會落在某一個時間裏。並且，北方的冬天偏素淨，尤其是八十年代初，除了紅和綠，本身就沒有什麼色彩。

這部電影僅有的色彩，便是那種高飽和度的“紅”與“綠”，穿插在令人揪心的往事片段之中。

鄭大聖偏愛用歷史爲背景表達自己的態度，不僅是《村戲》，《天津閒人》《危城》等都是如此，他覺得借歷史進行表達更自由，但並不是爲了歷史而歷史，因爲那不過是幕布、是背景。

山坳褶皺裏的背水一戰

因爲是一部歷史題材的農村戲，鄭大聖一開始就決定不用明星，甚至不啓用職業演員，因爲演員再化妝、再努力也演不出40年前，封閉山坳裏的農民狀態。他要尋找最原汁原味的農民出演，還得會唱戲。

但非職業演員的問題是，面對鏡頭可能不夠自然，並且彼此不熟悉也很難演出那種祖祖輩輩生活在一起的感覺，唯一的辦法就是，找會唱戲、且彼此非常熟悉的“民間劇團”，爲此，他帶領劇組遍訪河北，直到遇見第九個“民間劇團”時，鄭大聖終於感覺，找到了。

而找合適的拍攝地是比找演員更困難的事情，在那個幾乎被“埋沒”的山坳裏，他們“國道走完，走省道，再走縣道，再走鄉鎮自己集資修的土路，最後走進只有放羊人才知道的羊腸小道”，終於找到一座適合的村莊，也正因這裏地處偏僻，交通極其不便，經濟匱乏，所以沒有各種電線、廣告牌、瓷磚房的“亂入”，甚至還遺留了許多明清時期的建築，落後貧瘠的梁家村保留着上個世紀的風格，這正是《村戲》所需要的。

影片中，村民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對一塊“九畝半”花生地的分配上，鄭大聖對這至關重要的一塊地要求很好，它得視野開闊，土地肥沃，羣山環繞，此外還要滿足拍攝必備條件，人、車、設備能進得去。鄭大聖帶着劇組翻山越嶺，幾度絕望。

在一次奔波一天，依舊毫無收穫的傍晚，團隊驅車返程，突然，美術指導喊停，說要到前面的山上再最後看一眼。當時已是太行山裏的深秋，天已經冷了，誰知過了不久，美術指導赤裸着上身，興奮的拿着衣服跑上來向大家揮手。

說到這裏，鄭大聖導演面對記者也激動起來，揮起自己的手，眼中閃着亮光，“他說，大家快過來。我們趕緊跑到那個山頂上，眼前豁然開朗，這就是我們要找的地方。”

回憶起這段經歷，鄭大聖依舊難掩興奮，他說，那天在回去的車上，大家都累得迷迷瞪瞪，忽然兩隻喜鵲從車前掠過，美術指導就順着喜鵲飛去的方向，看到它們彷彿停在某處，便意識到那裏一定有一棵大樹，鳥才能停下來休息，有大樹說不定就有一片開闊的土地，果不其然。

有如神助般找到了“九畝半”地，地裏卻沒有現成的花生，怎麼辦？現種。但當時已經將要入冬，寒冬裏是不可能長出花生的，於是，拍攝計劃不得不分成兩部分，先把“九畝半”之外的戲份集中拍完，等來年地氣回暖，火速把花生種上，再進行補拍。

時至今日，回想起這段經歷，鄭大聖都感嘆，當時真的就是背水一戰。

其實當下的電腦特效已經足夠先進，用特效做花生苗是比真的種花生要方便的，但鄭大聖表示，“你很難做到那種生動，尤其是風吹過的時候，每一株禾苗，每一片葉子的顫抖是不一樣的。”

然而種花生也並不像鄭導想象的那麼簡單，首先，爲了趕拍攝進度，他們得“逆季種植”，爲此，劇組請來了“農博士”。等禾苗終於長出來後，大家發現同時生長的還有更加茂盛的野草，大家不得不再來一場“野草與花生的殲滅戰”。

“農博士告訴我們，不能急着除草，得先喂一遍水，讓野草喝飽全長出來，然後斬草除根，之後才能再下一遍水給花生喝。”通過這場戰爭，鄭大聖感嘆，終於學會什麼叫真正的斬草除根了。

沒網少電，拍攝反而變得更加純粹

《村戲》的拍攝過程是極其艱苦的，在偏僻的太行山間，落後的井陘縣，全組150餘人分住在個個老鄉家中。無法想象的是，在社會已經逐步智能化的當下，全村連臺熱水器都沒有，劇組不得不買了一批熱水器裝上，爲了抵禦山裏凜冽的寒風，鄭導還建議大家儘量少洗臉，避免被吹傷。

雖然環境艱苦，但鄭大聖笑說，“我們一共在那拍了三十三天，大家都說挺難得的，現在還有這麼一個安靜的地方。”

當然，在晚上連電都沒有地方，劇組也不得不安安靜靜，也正是因爲這份安靜，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到電影上來，聚精會神的，一道一道程序進行，不用趕場地時間，不用趕明星的檔期，可以從容的進行拍攝。

鄭大聖坦言，其實電影原本就該這麼做，只是在商業運作模式普遍的今天，這種最原始、最純粹的拍攝方式，反而顯得難能可貴了。

和《村戲》一樣，鄭大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遊離於所謂主流市場之外的，面對被媒體反覆問到的爲什麼？鄭導說，“對我來講，我特別想把它拍下來，也必須把它拍下來，哪怕沒多少人看。因爲對一段不遠不近的歷史不遺忘，尤其是不假裝遺忘是重要的，即便沒多少人看，我存着就成。”

在《村戲》電影宣傳海報上，鄭大聖親自寫了這樣一段話，“我的創作意圖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有可能延伸的思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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