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偉 教授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杜氏中國文化講席教授（Du Family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研究領域以明清時期的小說戲曲爲主，涉獵思想史、文化史、出版文化和閱讀史等。

近三十、四十年來，國內學界對傳統蒙學的興趣方興未艾，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收藏的《新編對相四言》（以下簡稱《新編》）也因此引起了有關學者的注意。過去的幾年間，更有來自英國和其它國家的博物館和圖書館，向哥大的東亞圖書館查詢有關該書的訊息。有鑑於此，哥大東亞圖書館決定將它影印出版，以饗讀者。承蒙上海書店出版社的密切合作，以及程健館長和唐曉雲社長的共同努力，這本小書現在終於呈現在讀者面前了。

（一）

中國傳統蒙學書籍種類非常豐富，其中的“雜字”類是一種常見的啓蒙識字讀本，將常用字（偶爾也收入雙音節的詞）彙集成冊，通常根據類別來組織，爲了便於記誦，有時也連綴成韻。據現代學者張志公的研究，“雜字”大致起源於南北朝時期，至宋代廣爲流行。不過在“雜字”這個統稱之內，也往往根據讀者的年齡、性別、地區和職業的需求，進一步做出區分，如《益幼雜字》、《婦女雜字》、《山西雜字必讀》和《日用雜字》等等，有的讀本還包括了行爲規範和道德說教的成份。常見的“雜字”以四言爲主，與《千字文》相近似，但有的也採用五言和六言等其它形式。

在雜字類識字讀本中，哥倫比亞東亞圖書館藏《新編》有好幾個突出之處，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新編》的刊行年代很早，大致出自十五世紀前半期，其中的部分內容或許可以追溯到宋、元時期，是我們今天所見最早一部“雜字”類識字讀物。這一點，不少學者都談到過，詳見下文。

其二，《新編》所收字詞具有異常突出的時代性和地域性特徵。它一共收錄388字，其中包括224個單字，82個雙音節詞。全書從“天地雷雨”開篇，止於“糞鬥笤帚”，以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名物爲主要內容，絕無道德訓誡的成份，也看不出明顯的結構順序。 編撰者以普通的初學者爲對象，而沒有具體針對他們的身份、性別、家庭背景和職業需要，來選擇字詞。 也就是說，這樣一本規模不大的看圖識字的入門讀本，包括了當時的常用字詞，因此，對於我們瞭解當時社會生活的基本視野，應該說是大有益處的。通過這樣一冊讀物，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在編者的眼中，究竟哪些語詞是當時社會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也是在識字的初級階段就必須掌握的。正是在這一點上，這本《新編》具有特殊的價值。

今天的讀者，恐怕在掌握了兩、三千個常用語彙之後，也未必就明白“錚”、“鈸”、“摘鑷”、“錫鏇”究竟何指。還有一些例子，如上“竹”下“成”，上“竹”下“更”，上面一個“竹”字，下面三個“田“字等等，都涉及到當時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竹製品，在後世或其它地區也並不常見。至於“一撒” 、“荅護”等蒙元時代的服飾，當然就更不知所云了。而它們竟然被收在這樣一本識字入門讀本當中，成爲當時的基本詞彙！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特徵，是《新編》大量收入了雙音節的詞彙，尤其是雙音節的名詞，反映了它們在當時普遍使用的情況。這一點也表明，《新編》作爲一本初級識字讀本，具有輔助當時日常生活的實用功能，對初學者進而學習白話文也不無裨益，而不僅僅是爲了閱讀四書五經服務的。至於這類識字讀物是否用於教學，或用於哪一類的學校，尚有待史料的發現和證明。

其三，《新編》特意在題目上點明“對相”，強調了它圖文對照，看圖識字的特色。該書一共收圖306幅，對於當時的讀者識字讀書，尤其是理解字詞的準確涵義，助益良多。而我們今天的讀者，如果想要了解當時的名物制度，以及廣義的“物質文化”，就更離不開這些圖像了。當然，其中的一些圖像，古今通用，未必受到一時一地的影響。但像建築、傢俱、器物、包括生產工具和生活器皿，還有身體面相和衣著服飾等類別，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時代和地域的印記，或暗含了圖繪者的選擇和解釋。

像“竈”、“爐”、“壺”、“匙”、“鏟”、“鉗”、“惵（碟）”、“瓶”、“盞”、“柁”、“梳”、“篦（寫成上“竹”下“比”）、“錢（面鑄吉語“天下太平”，當爲南宋錢幣）”、“衣”、“衫”、“三穿”（以及一系列鞋帽服飾，如“氈襪”、“油靴”、“氈帽”、“幔笠”等），都莫不如此。其中的蒙古元素，尤其是“荅護”、“一撒”、“腳綳”等等衣著，最具時代性和地域性，若無圖像參照，今天的讀者恐怕完全不得要領，和實物根本對不上號。

根據圖像，對《新編》中的這類字詞做出考訂，最早見於張志公先生1977年發表的《試談〈新編對相四言〉的來龍去脈》。他在參照了其它文獻之後，得出結論說：“荅護”是蒙古語dah的音譯，在《事林廣記》和《元史·輿服志》中，作“答胡”、“搭護”和“答忽”等，指“一種翻毛的羊皮大衣”；“這種蒙古衣着，在元代很流行，並且就用蒙語稱呼它，成爲一時風尚。元代以下就不怎麼流行了。”關於“幔笠”一詞，他引用元代至順本《事林廣記·服用原始》，指出“笠子”雖出自北部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但“今世俗皆頂之。或以牛尾、馬尾爲之，或以棕毛，或以皁羅、皁紗之類爲之。”他還拿圖像做比較，發現《事林廣記》的“笠子”圖與《新編》的“幔笠”圖，一模一樣。因此，他的結論是，“笠子”是總稱，因質料不同而名稱而稍有差異，但是和漢族自古有之的“箬笠”（《新編對相四言》中也有，名“斗笠”，系江南俗稱）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笠子”在元代盛行，連儒生晉見皇帝時都戴它。到了明代，“笠子”不再是一般通用的帽子，成爲歌舞戲曲演員扮演某種人物（主要是少數民族）時的頭飾。

上面這兩個例子也表明，漢字究竟以怎樣的方式，接納外來語言，並將它們融入漢字的常用詞彙。“荅護”通過音譯，“笠子”通過組織新的雙音節詞組，補充和改造已有漢字“笠”的涵義，但殊途同歸，顯示了漢字書寫系統的內在彈性和適應外部世界變化的潛力。《新編》中圖像的重要性，美國學者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也早就注意到了。他認爲其中士子的服飾符合宋代而非明代的特點。這些意見都可供讀者參考。

《新編》中迄今最受學界注意的是“筭子”和“筭盤”二詞。最初爭議的問題是算盤起源於何時，或何時開始流行，以此來推算《新編》成書年代的上限。當然，也有人反過來立論，根據該書假定的成書年代，來推測“筭盤” 起源和流行的時期。涉及到這樣兩個問題的爭論，《新編》的另一個版本《魁本對相四言雜字》可能更爲重要，因爲後者所據底本的刊行時間，相對確定，下文還會說到。關於算盤的歷史起源和發展衍化，中國算學史的專家所論甚詳，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王重民先生或許是最早注意到《新編》中的這兩個概念和圖像的學者，他在1939至1949年期間，陸續寫成宋、元、明善本書提要4000餘篇，其中就包括了《新編》一書，但他認爲明初人布算，仍多用籌（即“筭子”）。至於算盤，始見於景泰元年吳敬之的《九章詳註比類算法大全》，至萬曆二十年程大位的《算法統宗》，纔開始廣泛使用。所以，他推斷《新編》一書的刊刻年代，當在嘉靖、萬曆年間（1522－1620），而非明初刻本：“趙君萬里謂爲明初刻本，餘相其板式，當爲後來司禮監所刻。”但是，張志公先生則認爲，既然《新編》一書的部分內容可以追溯到南宋晚期，則算盤的起源不當遲至明代的嘉靖和萬曆時期。他並且舉出了一些文獻材料，說明算盤的出現甚至可能早於十三世紀。事實上，中國藝術史和算學史的學者，也注意到北宋末年的張擇端（1085？－1145？）就在他的《清明上河圖》中描繪了當時汴梁城的商鋪中使用算盤的情形。

我這裏想要強調的是，無論結論如何，我們最應該感謝的是配合“筭子”和“筭盤”的這兩幅圖像，可以說幫了我們一個大忙。哥大藏本中的“筭盤”的格式，與張志公所見版本中的圖例一樣，一共九檔，樑上二珠。沒有這個具體的形象作爲參照，有關算盤的討論或不免落入揣測和猜想，或各執一說，死無對證。在《新編》的編撰者看來，看圖或許只是爲了幫助識字，但對今天的學者來說，“識字”則務必看圖。僅此而言，《新編》一書就功不可沒，遠非編撰者始料所能及。

實際上，《新編》不僅是中國最早一本現存的“對相”類識字讀本，而且，在世界書籍史上，也保持了首創的紀錄。早在1946年，就任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漢學家恆慕義（Arthur W. Hummel）就這樣高度評價過這本書：

這本書不僅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兒童看圖識字課本，而且比1658年由Comenius出版的最早一本西方世界的兒童圖畫書——the Orbis Sensualium Pictus (The Visible World) 《看得見的世界》——至少早出了一個世紀。

其四，《新編》版式疏朗大方，版框高26.5釐米，半頁寬17.5釐米，頁面天地闊大，在“雜字”類的蒙學識字讀本中並不多見。該書圖文相對，除去首尾半頁外，半頁五行，或三行圖像兩行文字，或兩行圖像三行文字，每行八字或八圖。全書388字，分爲224單字和82個雙音節詞， 逐一配圖，共得306幅。該書採用歐體，工整考究，圖繪一絲不苟。 遺憾的是，與此相關的材料已現存無多，出版者也無從查考。不過，如果將《新編》與前後刊行的其它“全相”類或插圖本書籍加以比較（從《事林廣記》一直到《三才圖會》等等），就可望找到與它相關的印刷史的脈絡，對它的版式、插圖風格、刊刻地域和時間等問題，或許也不難得出一些大致的推論。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試試看。

（二）

《新編》一冊，貌不驚人，但在西方世界卻格外看好，備受關注。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科技史》的第三冊中寫道：“最早的算盤圖例見於1436年的《新編對相四言》。”他的這個說法影響不小，很多西方讀者恐怕都是從這部權威著作中第一次聽到《新編》這本書的。不過，正像他在注中指出的那樣，漢學家傅路德才是此說的首倡者。他根據哥大圖書館1941年購入的這本《新編》，在1948年發表了一封題爲“算盤在中國”的學術通信。他指出，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人們都認爲算盤出現在中國，是相對晚近的事情。不過，David Eugene Smith與Yoshio Mikami早在他們1914年合著的History of Japanese Mathematics（《日本數學史》）中就證明，珠算的運算原理已見於楊輝1275年（後有學者證明是1274年）寫成的《乘除通變算法》一書中。他接着寫道：

1941年，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購進了一本首刻於1436年的稀見的看圖識字課本，題爲《新編對相四言》。它收錄了三百零八幅常見事物的圖例，其中包括了一幅算盤圖，而這種樣式的算盤在一直到今天還在中國使用。 很難斷定我們的這個本子是否就是這本書的首刻本，儘管它的用紙和印刷給人這樣一個印象。如果事實的確如此，那麼，對算盤最早的說明就可以推至1436年了。

關於《新編》一書，他引用了恆慕義於1946年2月發表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遠東部的年度購書報告，其中提到，國會圖書館新近購入的《新編》，只是1436年出版的那個刊本的復刻本。可以想見，恆慕義和傅路德曾經拿這兩個本子做過比較。在他們看來，這個後出的刻本，也爲哥大藏本的明初刊印說，提供了一個佐證。所以，據旅居美國西雅圖的中國學者王庭顯先生1965年的記載，“哥大所藏此書，卡片上注稱：‘此卷經中西學者考訂，估計爲1436年刊本。’”而當年圖書館的這些卡片，今天已無從查考了。

傅路德後來把《新編》譯成了英文，附上原書的影印件，由香港大學出版社於1967年出版，印數1000本。他在英文序中說，儘管有一些跡象暗示《新編》一書可能出自宋代，但是幾種目錄書“還是認爲這本書是明代早期印刷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又補充道：“明代出版的另一個證據是那幅算盤圖，而算盤也正是在那個時期纔開始流行起來的。”關於算盤起源的這個說法並不準確，卻是對舊說的一大修正，何況還有楊輝1274年的《乘除通變算法》，爲珠算原理提供了依據。以當時學界的條件而言，得出這樣的看法，已屬難能可貴，揆諸史實，亦庶幾近之矣。

《新編》成書於宋代說的一個重要證據，見於祝蔭庭1922年爲該書寫的一段跋語：

此宋本課兒書看圖識字，當時已用此法。共八頁，三百八十八字，三百零八圖。傳留至今，完全無缺，頗不易得。內中不惟筐字卻末筆，所取材料皆有時代關係，頗堪令人玩味也。時壬戌秋七月既望，蔭庭誌於藐園。

傅路德和王重民都認爲壬戌年即1922年，此跋當爲祝蔭庭購得《新編》一書不久所作。其中說“三百零八圖”，系“三百零六圖”之誤。不過，他指出趙匡胤的“匡”字缺末筆，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那麼，我們是否就能因此確認《新編》刊刻於宋代呢？關於諱字的問題，張志公先生做過一番細緻的分梳：

《新編對相四言》中，“筐”字作“筐”，末筆無橫，避宋太宗趙匡胤諱；但“燈檠”中“敬”字不缺筆，不避趙匡胤祖諱。宋代避諱要求繁瑣而嚴，對趙匡胤名、其父名（弘殷）、祖父名（敬），以下歷朝皇帝名，都得避。元代刊印的書，出於政治考慮，遇趙匡胤名一般仍避諱，但對其父名、祖名以及以下歷朝皇帝名一律不避。明、清兩代，凡新編書概不避宋、元諱，甚至連某些復刊宋、元版的書也不理會原書的避諱字了。刊印粗糙的書會有這樣那樣的錯字，但涉及避諱的字一般比較慎重，尤其是官刻書和教育用書，在這類字上出錯的很少。《新編對相四言》不合宋、明書避諱例，而與元書例合。

這段話從宋代的避諱字開始說起，結果反而證明《新編》並非刊印於宋代，因爲《新編》中的其它字，如“檠”字，並沒有避諱趙匡胤的祖父名。所以，單憑“筐”字的孤證，就難以成說了。如果仔細觀察，我們還不難發現，這個“筐”字，嚴格說來，恐怕也未必符合避諱字的通例。它中間的“王”字，末筆拉到了整個字的底部。說它末筆缺橫，至少不夠準確。這與避諱字明顯缺筆的情況，還是有所區別的。

張志公先生本人主張《新編》元初刊行說：

大約在南宋晚期，即十三世紀初，出現了一種新的蒙書——“對相”的，即圖、文對照的識字課本；此後，在那個原始本的基礎上，經過元、明至清不只一次增刪修改，產生了一系列有同有異的看圖識字讀本；《新編對相四言》是元初以宋本爲底本，經過較大修改的產物，所以帶有較多的元代色彩，又留有若干宋書痕跡；從《新編對相四言》的原本又產生了復刊本、稍加修改的復刊本、改編本（或吸取它部分內容的新編本）。《文淵閣書目》和《菉竹堂書目》著錄的《對相識字》，很可能是這一系列中早於《新編對相四言》的一本，是否即其宋代祖本，待考。

除了前面引過的證據，他還舉出了其它一些字詞，或器物的名稱和寫法，曾經在宋代廣爲流行，但到元、明以後就不多見了。這就是爲什麼他力主元初說。根據這一說法，書中的蒙元元素，當爲元初刊刻時，補充或增加進來的。

至於明初1436年說，年代如此明確，證據何在呢？除去書籍本身的紙張和形式風格上的特徵，主要證據來自傅路德語焉不詳的那幾本目錄書，也就是張志公這裏提到的《文淵閣書目》和《菉竹堂書目》。前者爲明代楊士奇編，成書於1441年，其中記“《對相識字》一部 一冊 闕。”後者爲明正統年間葉盛編，亦載“《對相識字》一冊”。此外，據王重民先生在《中國善本書提要》中著錄《新編》“一冊（北圖）”，並且說：“北京圖書館藏一鈔本《內閣書目》皆載正統以前書，已有《對相識字》一冊，則明初即已有此類刻本。”不過，將哥大藏本《新編》的刊刻時間斷定爲1436年，畢竟只是一個大致的估計。而該書因爲沿襲祖本而保留了不少宋、元時期的內容，以及個別字的書寫特徵，也是難以否認的事實。以上幾部書目的著錄，並沒有給出《新編》出版時間的上限，而既然題作《新編》，則由此下推一段時間，也並非沒有可能。

（三）

爲了更好地瞭解這本《新編》的刊刻時間和傳承流變，我們還可以拿它跟《魁本對相四言雜字》來參照對讀一番。

哥大東亞圖書館的善本室收藏了一冊和刻本《魁本對相四言雜字》，由稀書複製會發行所（米山堂）於大正九年（1920）七月影印出版。書末有印章：“印行三百部之內，第二六四號。”此書不著編者姓名，首頁題右牌記曰：“洪武辛亥孟秋吉日金陵王氏勤有書堂新刊。”洪武辛亥即洪武四年（1371）。該書分別在一至三頁、第六和第八頁的邊框外的右下角，刻有“伯壽”二字。據日本珠算學家戶谷清一的考證，當是元末旅日刻工陳伯壽。

2012年，鳳凰出版社印行金程宇編《和刻本中國古逸叢刊》，其中第十五冊收入《魁本對相四言雜字》（以下簡稱《魁本》），與哥大藏《魁本》完全一致。惟書末印章和編號不存，恐爲影印時略去。稀書複製會1920年影印該書時，曾有山田清的《〈魁本對相四言雜字〉解說》單行本，但筆者未見。據大冢秀明轉述，此書原刻本毀於大正十二年的震災中。

1920年影印的《魁本》，顯系日本復刻本，刻印時間不詳。其書體版式多少保留了某些元刊風格，但起筆藏鋒和筆劃之間的映帶，都顯得過度誇張，且在邊框外右下角刊刻工名，或許更近於和刻體例。全書共收392字，比《新編》僅多出兩個雙音節詞“牙刷”和“客店”，但全書順序全然不同。此外，圖像字體均另起爐竈，彼此之間看不出傳承關係，字的寫法也多有差異。

就字詞而言，《新編》通常趨簡和趨於規範化，很少看到《魁本》中的異體字，比如“棕”、“蝨”、“石榴”等，即是如此。但也有一些別的差異，如“袴”（不作“褲”）、“姜”（不作“薑”）、“抱肚”（不作“抱腹”）、“蓮房”（不作“蓮蓬”）等。還有一處重要的不同，就是《魁本》的“筐”字，不像《新編》那樣少了一橫。

從圖像來看，《新編》也更趨於疏朗整飾。凡物體斜置者，通常每行之內保持一致，上左下右。而且每格周邊留白，而不像《魁本》那樣填滿。此外，“凳”作條凳，而非《魁本》中的靠背椅；“衣”、“衫”皆無腰帶，與《魁本》大異。“書”的封面無題，而《魁本》則題作《四書》，而我們知道，《四書》的說法，直到南宋朱熹過世之後，才逐漸流行起來。兩相對照，這兩個本子在圖像上相去甚遠，不勝枚舉。

總之，從內容上說，《新編》與《魁本》大體相同，上述差異主要體現在版式、字體和圖像方面。《魁本》的底本雖出自明初洪武年間金陵王氏的勤有書堂，但保留了清晰的宋元坊刻，尤其是元代建陽刊本的一些特點，同時也揉入了和刻的風格。此外，其中所錄的算盤圖，樑上二珠，梁下五珠，一共十檔。倘若能夠追溯到1371年的原刻本，而非復刻時增改所致，則有關算盤歷史起源和流行的時間，又可以上推到元代，甚至更早，可與《清明上河圖》的例子相互參證。不過，考慮到“筐”字的處理，張志公先生對《新編》刊刻時間所做的推斷，可能用在《魁本》上會更爲恰當。與《魁本》形成對照，《新編》採用歐體，結體勻稱，工整穩健 。此外，版面疏朗大方，也與《魁本》有顯著的差異。它或許代表了稍後的明代風格，也不排除私刻或官刻的可能性。

張志公先生於1965年購得一本石印複製本的《新編》，刻印時間當在十九世紀後期之後，但從書影來看，與哥大藏本《新編》幾乎完全相同。他手邊還有一本清代綠慎堂刊《魁本四言對相》。兩相對照，發現《魁本》改動了一些字的較爲偏僻的寫法，而且刪去了荅護”、“一撒”、“筅帚”等詞。另外，把“水履”改成了“木屐”，圖像也做了相應的調整。這本《魁本》只收了三百三十六個字，二百八十圖，顯然是在底本的基礎上刪削調整而成。張志公先生當時並沒有看到和刻《魁本》，所以認爲石印本的底本是《新編》。但他得出的上述結論，也基本適用於石印本與和刻《魁本》的關係。

另外，日本學者大冢秀明也在此基礎上，對《對相四言》的各種刻本做出比較。他把現存的六個本子，分成三類，逐一分析。對於其中涉及的名物，也引用了一些日本和韓國的文獻材料，加以補證，並且介紹了清刻本的改動，以及十九世紀和刻本的增刪情況。由此可見，這個識字讀本並沒有銷聲匿跡，但又不是一成不變，而是與世推移，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新編》的內容儘量貼近當時的社會生活，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具有難得的歷史價值。但作爲一本初級識字課本，這也造成了它的致命弱點： 不難想見，一旦時過境遷，其中的一些語彙就變得不合時宜，更不屬於常用字詞的範圍了。仍然拿它當識字入門讀本，就不得不適當增刪。可是增刪的幅度過大，則又不如另起爐竈來得方便，更何況它儘管採用了四言格式，卻不像《千字文》那樣通篇合轍押韻。其中的單字有押韻的部分，卻也不盡然。吟誦起來，做不到朗朗上口。而且通篇只是字詞的並列，缺乏有機的內容結構和內部的邏輯關係，也不便於記誦。由於這樣兩個原因，在修改的過程中，自然出現了拆散重組的現象，甚至可能變得面目皆非。而在與其它蒙學讀物的競爭當中，也逐漸失去了優勢。等到了祝蔭庭的時代，《新編》作爲識字讀本，已經不再具備多少使用價值了。他更看重的，是《新編》的歷史價值和版本價值。

（四）

祝蔭庭收藏的這本《新編》，後來究竟轉入誰手，又怎樣被購入了哥大圖書館？這方面的記載通常甚少，可遇而不可求，但北大圖書館的一份檔案，給我們帶來了一個意外的驚喜。這是哥大藏本的一個曬藍複製本，書中夾有一封英文信件與兩幅照片。信是當時北平國立圖書館的祕書寫給Walter Fuchs的：

親愛的W. Fuchs博士：

謹告知您前天出示的那本配圖識字並非宋本，而是出版於明代。此書雖然極爲罕見，但據知還有其它幾個本子傳世。因此，向您報價的這本並非孤本。

上述信息是我們善本部的趙萬里先生所提供的，他也是輔仁大學的中國目錄學的講師。他的意見是，這本書至多隻值索價的三分之一。

這封信的時間落款是1940年1月4日。附件中的兩幅照片，分別是《新編》的首頁和尾頁，首頁書題下題“祝氏藐園所藏”，並附有他的印章，尾頁後有他的題跋，聲稱該書爲“宋本”。這正是哥大藏本。信中轉述了趙萬里先生的意見，顯然針對的是祝蔭庭的這一說法。收信人Walter Fuchs，中文名字叫福克斯，當時在Catholic University即輔仁大學任教，曾參與輔大《華裔學志》的編輯事務。這是一本研究中國古籍的學術刊物，以英、法、德文面向海外出版發行，1935年創刊，原名Monumenta Serica,中文刊名是陳垣校長親自選定的。歐洲許多著名的漢學家曾擔任該刊的編輯，福克斯稍後加盟。從信中得知，他十分關注善本書的市場，當時或許正在爲某個研究機構或大學圖書館代理這方面的業務。至於這封信和哥大藏本的曬藍複製本，爲何存入北大圖書館，其中的詳情，已不得而知了。

此後不久，這本《新編》被哥大圖書館購入，並於一年後漂洋過海，運到了紐約。時值抗戰，北平和上海先後淪陷。193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涵芬樓，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幾十萬冊書籍，在一日之間，化爲灰燼。而私家藏書也未能倖免於難，鄭振鐸先生曾回憶說，“一二·八之變，儲於申江東區之書，胥付一炬，而清集十去其七。”到了1937年，情勢更加惡化。

八·一三後，古書、新書之被毀於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個人而論，我寄藏於虹口開明書店裏的一百多箱古書，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燒，燒得片紙不存。我看見東邊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煙雲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後隨風而四散，隨風而淡薄。被燒的東西的焦渣，到處的飄墜。其中就有許多有字跡的焦紙片。我曾經在天井裏拾到好幾張，一觸手便粉碎。

對嗜書如命的學者、出版家和藏書家來說，這些如雪花般隨風飄落的紫黑色的焦紙片，恍若是世界末日的噩夢。海內外人士在震驚之餘，憂心如焚，發起了各種搶救計劃。也正是在此期間，美國的幾個主要大學的圖書館分別購入了一些古籍善本，《新編》恰巧就是其中的一種。

幾十年下來，時過境遷，除了哥大藏本，趙萬里先生當年提到的其它幾個本子，是否保存完好呢？華印椿先生提及《新編》一卷，據說民國二十三年（1934），曾見於北平圖書館，登錄在《善本書目》第三卷四十七頁之二“子部類書類”。王重民先生也曾著錄北圖本一冊，但經查證，該書已不見於北圖。據恆慕義說，國會圖書館當年也購入了一冊《新編》，比哥大藏本晚出，但遍查善本書目，均未見著錄。北圖和國會圖書館的兩個藏本，皆無着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呢？

實際上，北圖藏本《新編》的命運，並非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成爲一大批北圖善本書在戰亂年代顛沛流離的歷史寫照。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的甲庫善本藏書，上承清內閣大庫、翰林院、國子監南學和南北藏書家的藏書精品，具有極爲重要的文物和文獻價值。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整個華北和京、津地區告急，爲了保護這批國寶免遭戰火荼毒，或爲日軍所劫掠，國立北平圖書館決定將甲庫善本暫時轉移到上海租界。此後的故事，當事人已多有記述，爲了方便起見，無妨參見一篇近期報道的簡要綜述：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軍時常進入上海租界搜查劫掠，善本安全受到極大威脅。時任館長袁同禮通過當時駐美大使胡適與美國政府斡旋，同意將存滬善本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

在當時萬分危機的情況下，由王重民、徐森玉等先生選出１０２箱善本，由駐滬辦事處主任錢存訓先生分批通關上船，運抵美國國會圖書館，使這批珍貴古籍化險爲夷，免遭日軍劫掠。

抗戰勝利後，錢存訓先生奉命赴華盛頓接運寄存的善本書回館，因交通斷絕，未能成行。這批善本在寄存美國國會圖書館期間，由該館拍攝一套縮微膠捲。１９６５年，在未徵求中國國家圖書館意見情況下，將本屬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這批珍貴善本寄存臺灣，暫存臺北“中央圖書館”。其後，這批書又轉移至臺北故宮博物院暫存。爲此，錢存訓先生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籍運美經過》一文中說：“希望不久的將來，這批歷經艱辛曲折而迄今完整無缺的我國文化瑰寶，得以早日完璧歸趙。”

這一段歷史，還交織了一些驚險的插曲，今天讀來，仍然扣人心絃。而前輩學者在民族存亡之際，當仁而不讓，以保護中華古籍爲己任，殫精竭慮，歷盡艱險，也令人爲之動容。

由上述記載可知，北圖的那一冊《新編》正是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藏書中的一種，也因此長期處在“寄存”的狀態，從國會圖書館，後來又輾轉到了臺北。所以，王重民先生著錄的北圖本，即是恆慕義所說的國會圖書館藏本。而他認爲該本爲1436年版的復刻本，想必也諮詢過當時正在國會圖書館善本部任職的王重民先生，因爲根據王重民先生的意見，該書出自嘉靖、萬曆年間。而這個1436年的刊本，在傅路德和他諮詢過的幾位專家看來，就是哥大藏本。如上所述，此說仍有待進一步證明，未必能推到1436年去。而據目前所知，可以用來比較的，就只有北圖的這個本子了。除非還有別的更早的刊本出現，哥大藏本很可能即是《新編》一書現存的最早版本。

1967年4月，香港大學出版社刊印了哥大館藏《新編》一書的影印本，印行1000本，副標題是Fifteenth Century Illustrated Chinese Primer《一部十五世紀圖文對照的中文識字課本》，由傅路德教授作序，並於1975年重印。傅路德1894年出生於北京通州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1920年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院，1946年開始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當時只包括中國和日本兩個研究領域），曾任系主任，執丁龍講座教授教席，並於1956－57年當選全美亞洲學會主席。他與房兆楹夫婦共同主持編撰的《明人傳記辭典》，規模宏富，精工細作，成爲海外明代研究必備的工具書。他本人著有《乾隆的文字獄》等書，以嚴謹博學享譽於西方漢學界。傅路德不僅爲《新編》一書的影印本作序，而且還將全書的388字譯成英文。於是，這本明代的看圖識字讀本，又增加了中英對照一項，不僅爲原書錦上添花，也爲研究中西方教育史、閱讀史，以及文化史的學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可謂功德無量。現將傅路德的英文序言的中譯本，附在書後，作爲該書研究史的一個記錄，也以此見證它與哥大東亞圖書館和東亞研究的一段緣份，以及過去七十餘年的歷史淵源。

記得兩年前，在東亞圖書館的善本室，第一次看到這一函《新編》，對它本身的情況和背後的歷史，茫茫然一無所知。這一年多來，陸續彙集了一些零星散見的材料，希望能把斷了線的珠子重新串聯起來，而這畢竟也只是一個希望而已。但終於在冥冥之中，漸漸地看到了它的軌跡，如同一道微光，時隱時現，從十五世紀，甚至更久遠的過去，劃入二十一世紀！

並非每一本書都有不同尋常的經歷，然而《新編》一書的經歷，卻成就了不可多得的傳奇。我們關心它的傳奇，如同是一個人的命運，也暗含了一個時代的縮影。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確可以爲一本書作傳。但我們也同樣關心它自身的故事，也就是它通過語詞圖像所講述的那些故事。而這又涉及到了許許多多經手的專家和關心的讀者——沒有他們日積月累，集腋成裘的搜尋、發現和考辨，這本《新編》和它的故事，恐怕至今還湮沒在漫長的黑暗之中，默無聲息。掩卷沉吟，感慨系之，因以爲序。

二零一四年十月寫於曼哈頓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衆號爾雅國學報（ID: eygxb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