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威爾·蘭尼（Will Lenney）辭去了他在高爾夫課程班的短工。課程班就在他海邊的老家 —— 英國東北部的惠特利灣，當時他的老闆說他是一個 “懶散的 傻逼”。現在，威爾一週有六天都坐在臥室裏，盯着他的電腦和手機。而當他把桌角的 攝像頭打開時，超過100萬人都會收看，他們都等着聽威爾說話。

YouTube 主播在英國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了，就算你不是社會學家，也能看到像 Zoella 還有 Pewdiepie 這樣的 YouTube 網紅的巨大影響。不久前，英國主播 KSI 和 Joe Weller 互毆的一場拳擊賽的觀衆比英格蘭足總盃總決賽的還多。但關於 YouTube 文化究竟有多深入社會，我們纔剛剛開始理解。

現在的職業主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英國揚言他們現在有超過250個 YouTube 頻道（儘管我們大部分人都沒聽說過這些頻道）以及超過10萬 訂閱者，每週平均觀看次數可以與真人秀節目《飛黃騰達》（The Apprentice）或者《愛之島》（Love Island）一較高低，像《糟糕歷史》（Horrible Histories）這樣風靡一時的兒童節目的收視率完全不能與之相比。 

兩個月前，Ofcome 發佈了2017年度《兒童與父母：媒體使用與態度報告》（Children and Parents: Media Use and Attitudes Report），其中反映了一個驚人的現實：在12歲到15歲的青少年中，YouTube 是最受認可的內容品牌，而 ITV、Netflix 和 BBC 都排在後面。這些孩子當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使用 YouTube，而且大部分人比起電視更願意選擇 YouTube。

一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教育及僱主事務專責小組發佈了一個名爲《勾畫未來》（Drawing the Future）的報告。在一份交予1萬3千名英國小學生（最大的兒童羣體之一）的調查問卷當中，孩子們被要求畫一幅畫來表達他們長大以後想從事的職業。

在所有孩子當中，“社交媒體/遊戲” 在最受歡迎的職業中排第四。而單看男孩的話，這就是第二受歡迎的職業了，超過警察、科學家、醫生、教師、消防隊員以及任何形式的軍事工作。這份報告中說到，做一個 YouTube 主播已經完全取代了成爲著名電影或電視明星的經典兒童幻想。史無前例的龐大人羣正在收看 YouTube 節目，並嚮往着 YouTube 主播的生活。但 “YouTube 主播的生活” 到底是什麼樣呢？

現在是早上11點25分，我來到了金絲雀碼頭，這裏也是倫敦新文化的發源地。我在一座43層高的大廈的一樓等待着，這地方乾淨得過分。保安打量着我，他們知道我不住這裏。十分鐘後，威爾·蘭尼從電梯裏出來了。他戴着一頂 Drake OVO 系列的棒球帽，穿着一件 Supreme 的帽衫。“你好啊哥們！” 他快活地說，還帶着巨一個 大大的笑容。

2017年1月，隨着威爾的 YouTube 職業生涯爆發，他從父母的房子裏搬到了這裏。他的頻道 WillNE 現在有超過100萬 訂閱者。他還有第二個頻道，吸引了近50萬 訂閱者。此外他還有一個快消商品線，商品上印着他家狗 Darcey 的照片，還有他的宣傳口號 “subtoWillNE”。他現在21歲，已經是個白手起家的企業家了。

在去他房間的路上，他指着他鄰居們的門，笑着說，“他們恨死我了。” 他從沒跟他們說過話，只有一次他在家開派對，之後就收到了一封說他動靜太大的官方投訴信，是鄰居們找律師寫的。他的公寓內部看起來昂貴而極簡。一些亮晶晶的粉紅塑料條懸掛在牆上，檯燈罩垂下閃爍的裝飾圓片，餐桌上擺着一個盛滿閃光粉的品脫杯。“這不是真實的我。” 威爾看到我東張西望，解釋道。“我的室友也是個 YouTube 主播，她是賣亮粉的。” 還有一個 YouTube 主播，叫 Memeulous，住在樓下的某一層。 

自動玻璃門打開，露出一個令人眩暈的陽臺，從這裏眺望可以看到整個金絲雀碼頭商業區，還有巴克萊銀行、滙豐銀行、花旗銀行和加拿大 廣場一號閃爍的燈光。如果這是電影，此處肯定有全景搖鏡頭，告訴觀衆我們身在倫敦。這和高爾夫課程一點關係都沒有。

威爾的整個職業生涯天平的另一端是一條推文，而且這推文甚至不是他寫的。2016年的一天，他坐在拉夫堡大學的學生大廳裏，翻着 Twitter，準備着回東北部過夏天。那是他爲了取得自動化工程學位而開始學習的第一年。他恨透了這個學科。

有人往他的 Twitter 時間軸裏反覆推一個 YouTube 視頻的 鏈接，是一個名叫《街道之怒》（Road Rage）的 freestyle rap，來自一個13歲的布萊克浦男孩。男孩把自己稱作 “Little T”，他有着濃重的蘭開夏口音，他 freestyle 的開頭第一句是：“喲對，點根 大麻，我要強姦你小妹。”

威爾14歲開始在空閒時間自己做視頻，有1萬5千 訂閱者，不算多。他是在 YouTube 主播時代早期成長起來的。如今，廣告收益和貨幣化成了重點，他也從沒放棄過自己當主播的夢想。 

他以每週花10英鎊來維生的方式捱過了大學第一年，用600英鎊的學生貸款買了一臺尼康 攝像機，400英鎊買了其他設備，還花25英鎊買了一張巨大的 Alan Shearer 相片帆布，作爲他所有視頻的背景。他的視頻形式很簡單，在 YouTube 上也很常見：他選出他能在互聯網上找到的最古怪、最驚人的事情，然後打趣一番，一邊說一邊把自己錄下來。他把這個系列叫做 “本週互聯網奇事”。Little T 的 freestyle 即將成爲他的第一筆寶藏。 

這段 freestyle 來自一個名叫 Blackpool Grime Media 的頻道，它顯示出，原來 Little T 不是布萊克浦唯一的兒童說唱歌手，還有其他更多 —— Soph Aspin、Clarko、Shelton 和年長一點的MC Afghan Dan 和 CallyManSam，他們都以最野蠻的方式互相找茬（這個場景之後被放進了2016年的 VICE 紀錄片《Blackpool Grime》）。威爾在學生大廳裏又多待了一天，剪輯了一個關於所有這些說唱歌手的視頻，然後發佈，起的標題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瘮人的小孩表演 Grime》，之後他就回惠特利灣了，而這個視頻的播放量一直沒什麼長進。

從高爾夫課程班辭職後，威爾有很多閒暇可以打發。一天晚上，他出去和哥們抓小精靈。當時是凌晨1點，他們在惠特利灣以北的一個海灘上，把車停在一座名叫聖瑪利的燈塔旁。他們在沙丘間摸黑抓了大概五個小時的小精靈，這時威爾打開他的手機，想查一查他的 YouTube 數據分析。圖表看起來就像一個心臟停搏的監視器 —— 幾千幾千的人羣湧向了他的頻道。算法上帝眷顧了他，他的視頻火了。那是他一生中最棒的感覺。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他待在父母房子的後室裏製作了更多視頻，父母什麼時候出去遛狗，他就什麼時候拍 攝。他逐漸形成了一種風格，類似於給那些對互聯網文化超級瞭解的青少年看的《Charlie Brooker's Screenwipe》。他的剪輯變得更精緻了，編笑話的技巧也愈加成熟了。每一個視頻裏都有不少自我調侃，還有移動的特效 —— 用像素畫圖片素材做成的視覺段子，Comic Sans 字體，在屏幕上閃現兩秒鐘然後消失。

他的風格變得越來越諷刺和自貶（粉絲會評論他的頭長得很方，然後威爾就會表現出些許被冒犯到的樣子，被這些話激勵得更興奮了），然而當他鼓勵人們 點贊和 訂閱的時候，他又保持了一些老派 YouTube 的虔誠。我第一次看他視頻是從我弟弟那兒，他的表演看起來十分激烈和狂亂，我感覺就像在窺視另一個現實，這裏的日常影響力人物不是 Kardashians 或者泰勒·斯威夫特，而是 Danielle Bregoli、Jacob Sartorius 還有那個唱《PPAP》的男人。

在關於 Blackpool grime 的視頻火了以後，威爾又製作了關於一個狂熱的中年手錶推銷員的視頻，這人名叫 Archie Luxury，他上傳的視頻基本上就是他在評論奢侈品，但偶爾也會耿直地透露他酗酒，以及他特別喜歡泰國性工作者的事。之後威爾還製作了一個視頻，關於那些製作顱內高潮視頻的人。然而在他的新產品底下，總有一堆人在評論裏要他再說些關於 Blackpool grime 的事。人們嚷着，“BG media”，“BG media”，“BG MEDIA”！他在 Instagram 上發佈了一張他養的狗的照片，有人評論道：“ 幹你的狗 bgmedia。”

威爾順應了粉絲的要求，製作了另一個關於 Little T 的視頻，以及一個關於 Little T 的死敵，年輕女 MC Soph Aspin 的視頻，威爾諷刺地給她起了個綽號，叫 “Queen of Grime”。突然之間，現實生活中的 grime MC Jammer 和 JME 開始在 Twitter 上談論 Little T 和 Soph Aspin 了。感謝他對 YouTube 的癡迷，威爾對於他該如何給他的視頻起標題，以及該加什麼標籤這種事十分精通 —— 而運作 Blackpool Grime Media 的人，無論是誰，對這些卻一竅不通。於是，每當有人查找關於 Little T 或者 Soph Aspin 的資料的時候，或者任何與這個話題相關的事情的時候，威爾的視頻總能排在搜索結果第一個。

Little T 看到了威爾的一個視頻，他的回應是威脅要 “拿刀捅這人姥姥”，於是威爾又就這件事製作了一個視頻。另一個名叫 Afghan Dan 的 Blackpool MC 針對威爾的 YouTube 頻道製作了一首辱罵單曲，結果威爾也拿這件事拍了一個視頻。威爾舒舒服服地待在他父母的後室裏，指揮着一場全面開火的互聯網戰爭，而他的播放量也爆發了。他告訴我，“如果我是一個音樂人，BG Media 肯定會是我的出道專輯。”

九月，他該回學校繼續修讀自動化工程學位了，這時他已經積累了超過25萬 訂閱者，他的頻道平均每天大約有20萬次播放量。他的母親一直對他花大量時間在電腦前這件事緘口不言，不過她現在看到了希望。一個晚上，她和他坐下來談了談。“如果你不喜歡大學，” 她說，“你可以停讀一年，專攻 YouTube，看看會發生什麼。” 

人們，尤其是小孩子，開始在街上認出威爾。聖誕節當天早上5點，有人開始朝他臥室的窗戶砸石頭。威爾睡得很沉，但他的母親沒有。她去開門一看，一個年輕男人站在那兒。“請問我可以找 WillNE 嗎？” 他說。“嗯… 不可以。” 她邊說邊關上了門。那天晚些時候他們喫聖誕晚餐的時候，一堆小孩趴在前窗外面窺視着他們的一舉一動。

威爾倫敦臥室的寫字桌上有一塊白板，上面列着他2017年所有的雄心壯志，一個巨大的黑勾把它們統統劃過。他想要在 Twitter 上通過認證（他現在都還沒通過），他想要開始高強度的每日健身房訓練計劃（他並沒有去），但在列表的頂端，用紅馬克筆寫下的是，“100萬 訂閱者”。

所有他醒着的時刻，他都在努力達到這個目標。在一種極其癡迷的精神狀態下，他每天工作16個小時。2017年12月22日凌晨1:30剛過，他終於做到了。他在 Twitter 上寫道，“我們做到了！我從心底謝謝你們。我從來沒有像這樣渴望一件東西。愛死大家了。” 隨後是一個愛心 emoji。但這種喜悅在幾分鐘內消失殆盡，他重新打開 Adobe Premiere Pro，回到工作當中。他還有另一個視頻需要在48小時內上傳，這已經讓他感覺很焦慮了。

自那以後，他再也沒停下。今天他一直忙着做一個視頻，早上4:30才睡，8點又起來繼續工作，直到我來了。他有眼袋，他的睡眠沒有規律，他爲了完成視頻通宵達旦，他不知道這對他的身體產生了多大影響，直到兩天後，他凌晨5:30還睜着眼躺着。在冬天，有些日子裏他只能經歷兩小時的白天。他的室友經常不在，每週同他面對面交流最多的人是他樓下咖啡店的女人。

“這是個段子吧？” 我笑道。我覺得他肯定誇張了。

“不，我絕壁很嚴肅。我認爲她是我的好哥們。” 威爾說。

他工作和休息都在同一個地方：他的臥室。房間角落裏，一臺賽格威代步車已經積了灰。一張 Alan Shearer 的相片帆布就在他牀旁邊。他的書桌上有一個臺式 Mac，一個架在三腳架上的 攝像機，還有一個高度調好的麥克風。書桌的每一側各有兩個柔光燈箱。當他拍 攝的時候，他會把窗簾拉上，把燈箱打開。差不多就些了：這就是冉冉升起的 YouTube 頻道 WillNE 的所有家底。我見過的小鎮 攝影師都比他設備多。

爲了一個七到八分鐘長的視頻，威爾會花九到十小時做調查研究，兩小時寫劇本，45分鐘拍 攝。調查研究通常包括在 Twitter、 Facebook 和 YouTube 上查看有什麼新鮮內容。“我個人最喜歡的那種樂子在 Twitter 上比較多，但是如果你想要從內容中選取值得攻擊的部分，你就得去 Facebook 還有 YouTube 的黑暗角落尋找真正的怪胎。”

什麼是調查研究，什麼又是延遲，這些常常是人們爭論的話題。如果在發生了 “男子把自己的頭部粘進微波爐” 的新聞之後，我們又看到了關於這件事的新聞故事，這算是延遲嗎？如果這個新聞故事被做成一段十分鐘的視頻，裏面插四個廣告，那麼它就不算延遲。

“你在互聯網上花多長時間？” 我問。

“我算一下，活躍時間，每天超過12小時。我沒有休息日。而且就算我有休息日，我也會希望我在工作。我早上起牀，查看手機，然後移動三碼（約2.7米），抵達我的寫字桌。”

我問他上次做飯是什麼時候，他難爲情了一下，問番茄意麪算不算，然後承認他主要就靠喫外賣過活。他曾經熱愛閱讀，但他告訴我，他已經六年或者七年沒讀過一本書了，他也不知道他還能不能讀一本書。

“現在我讀的全部，要麼是140字符的純胡逼，要麼是280字符的。我不知道需要做什麼測試才能證明這一點，但我感覺我的大腦已經改變了很多。 

我說，“那麼，我猜你的社交生活……” 但他沒讓我說完。

“就不存在，” 威爾說。“我一週六天待在這裏，” 他乾笑着解釋道。“那是撒謊，其實是七天。”

“這工作不會很孤獨麼？” 我問。

“非常孤獨。” 威爾說，“我室友經常出去工作，有時候，能跟你真正互動的只有屏幕另一側的你自己。你就感覺很屎，這可真是孤獨。我可以強迫自己多出門，但我對我手頭上的工作太專注了，我會把一切其他的東西都屏蔽掉。 ”

“你覺得自己擅長應付孤獨麼？”

“我自己一個人的狀態總是還可以……” 他頓了一秒，想了想他希望如何對我表達這點。“不過這可能對你有影響，漫漫長夜會把你弄得精疲力竭。你必須好好照顧自己，因爲如果你精神憔悴而且你可以感覺到，那麼它肯定會影響到你的視頻。所以你必須照顧好自己。”

我們都通過社交媒體來量化我們自己。專家和 記者們不斷探索互聯網影響我們的方式，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確定一些基本的事：我們會通過在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的互動方式（或者不被理睬的方式）而感到好或不好。但是威爾 —— 以及我想象還有其他很多 YouTube 主播 —— 看起來正在經歷這種網上互動的極端。 

他給我看了一個名叫 Social Blade 的網站，他經常訪問這個網站，在這裏他（和其他任何人）可以看到幾乎每一項你可能想看的關於他 YouTube 頻道的數據。這個網站會給威爾排名，基於他的視頻播放量、他的 訂閱人數、他的估計收入以及他頻道在過去30天裏的健康狀況。這是他關於自己是否成功的看法的晴雨表，而且它還會把他的成功和他在 YouTube 上的朋友和對手的成功相互比較。它甚至給了每個人一個成績：威爾目前是 B+。這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我價值的現場直播。 

“你享受這種壓力嗎？” 我問。

“我從沒像熱愛 YouTube 這樣熱愛任何事物，” 威爾說。“但我開始意識到它對我產生了多大影響。如果我的一個視頻在發佈一小時內收穫不錯的播放量，我就會變得超開心，而有時候我猛然想到： ‘等下，這些屏幕上的數字正在掌控我的整個情緒狀態。操，這也太危險了吧。’ 我感覺很好同時感覺很屎。這就像屬於我這代人的強效可卡因。” 

“你能一天不看自己的 YouTube 數據分析嗎？”

“那我寧可一天不睡。” 威爾微笑着說，但他顯然是認真的，“這就是一種癮。”

然而，儘管 YouTube 主播們如此賣命地工作，他們的這種勞動模式還是常常讓他們過着一種朝不保夕的生活。威爾看起來已經承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任何時候，所有這一切可能就會突然消失。“做這門生意，我們都有 ‘此前售出’ 的保質期，” 他說，“以後人們可能就對我的視頻毫無興趣了，會有那一天的。我只能努力磨練技術，延遲那一天的到來。”

去年，YouTube 內容審覈的事引起了廣泛爭議，許多公司都發現他們的廣告被放在了極端主義視頻或者仇恨演說視頻旁邊，於是廣告商集體從這個平臺撤資。作爲回應，YouTube 改變了他們的一系列關於什麼類型的視頻可以接廣告賺錢的規則，但他們改變的方式十分模糊且難以預測。

這次改變對中等 訂閱量的 YouTube 主播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從2017年3月至2017年4月，Will 的月收入下降了85%。YouTube 主播們戲稱這個時期爲 “世界末日”。他看到一些頻道閃現了幾回就徹底消失了。“你的生活和營生可以在一夜之間就變了。” 他告訴我。他靠賣指尖陀螺才付了那個月的房租，當我提起這件往事的時候，他顯得很尷尬。現在，他確保他的收入 來源不光是 YouTube 廣告，還有他自己的快消商品以及贊助。

2016年，短視頻應用程序 Vine 宣佈將不再支持用戶上傳視頻，於是一大批這個平臺上最火的用戶直接轉移到了 YouTube。這一事件後來以 “Viner 的進攻” 的名頭爲人所知，像 Logan Paul、Jake Paul 還有 Lele Pons 這樣的前 Viner 到了 YouTube 上更加大紅大紫。在一個需要無窮創造力的平臺上，YouTube 主播們本來就已經處於不斷追求自我超越、不斷試圖戰勝別人的狀態，但競爭的加劇（以及廣告收益的消失）讓主播們對播放量絕望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前 YouTube 主播 Logan Paul 現在很出名了，因爲他曾在日本拍 攝自殺遺體惹來巨大爭議。那件事發生的七個月前，一個 YouTube 主播在拍 攝惡作劇視頻的時候，被他的妻子兼聯合主演射中了胸口。現場的人以爲子彈有被一本硬皮百科全書隔住，但它沒有。它穿透了主播的胸腔。他死了。他當時懷有身孕的妻子被判二級過失殺人。而當威爾第一次看到 Logan Paul 在日本自殺森林裏拍 攝的視頻時，他並不驚訝，這種東西看起來是必然會出現的。

“如果做什麼事能帶來播放量，人們就會去做這件事多，因爲這能帶來經濟收入、粉絲和名聲。在現在的環境下，我們都時刻準備着思考： ‘下一個能夠帶來播放量的大動作是什麼？什麼事能讓人們震驚？’ 顯然，人們在這條路上已經走太遠了。人們的頭腦已經扭曲到以爲最終目標就是內容的地步，如此一來，道德的指南針已經飛出了窗外。”

與此同時，這些爭議事件卻在滋養着 YouTube 的生態系統。每當 Logan 或者 Jake Paul 做出什麼糟糕行爲的時候，或者 TGFbro 成員之一把頭粘到微波爐裏成爲國際新聞的時候，另有一大批 YouTube 主播通過在自己的視頻裏評論這些事件而崛起。這就像在蔚藍大海里，一頭鯨魚死後，它的屍體還能餵養整個大海好幾天。

“如果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了，你要做什麼呢？” 我問，“你會去電視臺嗎？”

威爾在沉默中思索了幾秒鐘，然後說道，“我感覺很多主播都會覺得去電視臺是一種妥協。看看新一季《飛黃騰達》的第一集 —— 你會指望它的播放量飛漲嗎？事實上它的播放量還不如我兄弟的一個視頻，我兄弟和他的小弟在後花園裏踢球都有更多人圍觀。而你想想《飛黃騰達》的製作預算，這真已經讓人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了。” 

從某些角度來說，你可以把 YouTube 主播看作現代新 自由主義文化的終極昇華：由自我宣傳的個人主義企業家構成的一整個社羣正在絕望地爲了經濟上的成功而彼此爭鬥，而他們的工作同時使廣告商獲利，並驅使着企業巨無霸 YouTube 的成功。

但你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待這件事：Youtube 可以給創意工作者和在傳統的學校及職場路線上感到不滿足、沒熱情的創業年輕人帶來流動性和機會。威爾曾陷於自動化工程學位的學業，他不喜歡這個學科，還在拉夫堡大學的學生公寓裏積累了一身債務，而 YouTube 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忽然之間，一個來自惠特利灣的愛聊天的男孩有了感到滿足並獲得成功的機會。在 “胡鬧職業” 時代，後工作社會的激進思想已經越來越成爲現實，專職 YouTube 本身就變得很有意思了。

“你應該感到驕傲，” 我對威爾說。“你21歲，自主創業，住在倫敦，還建造了一個小型帝國。”

“我很幸運，” 他回應道，“我認爲我把自己放在了去擁有這份幸運的立場上。但這一切也反映出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正在經歷可能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變革之一。十到十五年前沒人能想到今天會是這個樣子。我們由於唾手可得的科技而獲得的機會簡直不可思議，生在這個時代真好。”

我們共度的這一天結束時，威爾陪我走到地鐵站。街道上人來人往，沒人多看我們一眼。他提到一個他崇拜和尊敬的 YouTube 主播，名叫 Nathan Zed。當時我沒開錄音筆，然後我把這件事完全忘了，直到兩週後的一個深夜，當我完成這篇文章第一稿的時候，它突然從我的腦海裏跳了出來，我在 YouTube 上搜索了 Nathan Zed 這個名字，發現這人剛上傳了一個視頻，標題是《25歲前成功，還是永遠失敗？》。

“我現在20歲，很快就21歲了，” Nathan 在視頻裏說道，“而且我總感覺我在一場目標是儘早成功的競賽裏。我認爲很多我這個年紀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我們必須在人生中獲得成功，必須趕快成功……你感覺你周圍的所有人都比你成功得更快，還比你年紀小。”

這讓我想起了威爾，還讓我回憶了一下我21歲的時候都在幹嘛。我記得，我在一家髮廊裏掃頭髮，我嘗試甲基甲基卡西酮，我告訴人們我喜歡 aquacrunk 音樂。我不知道哪一種21歲更好。 

特別緻謝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研究員 Zoe Glatt，她精通 YouTube 文化，爲這篇文章的成稿提供了很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