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黑牛毛帐房

原标题:我们的黑牛毛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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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家住在一顶黑牛毛帐房里，当时因为年纪小也没有感觉到有多么的不堪、多么的冷，相反，在一生中每一次搬家，我都会想起那顶房，它是我们一家人最为完整、最为美好的记忆，单纯的年代，我们满足于它的简单遮护，沉浸在家全人全的快乐中。

帐房有好几种，一种叫“若阿”，就是藏区典型的黑牛毛帐房，大气的外表像一只巨型乌龟，两米多长的天窗，送出的是牧家的奶香酒醇以及一缕缕长长的炊烟。另一种叫“锐采”，汉语也叫“一颗印”，呈正方体，三面和顶棚一样大小，一面留着门，它和“若阿”都是用手工的黑牛毛单子缝制而成，牛毛，有经晒和不退色的功效。寒冬季节，在帐房内侧的四周加上一米高的围墙，夏天天热的时候帐房四周可以搭起来，便于纳凉和观望四散的牲口。

我们家起初和外婆、舅舅们一起住在“若阿”里，后来因为人口太多，作为长女的母亲就另立锅灶，住在外婆和舅舅们特意为她缝制的“锐采”里了。

有时候，回忆是一首绵长的歌，歌里写满过去的故事，心里总是洋溢着暖暖的情谊。

在我从小到大的岁月里，汉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弥补着显现在我们家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我们家和其他的牧民家庭不大一样。无论是冬季草场还是夏季草场，父亲都会在我们家的帐房里打上地坪、盘上炕，等炕面半干时，拔来一种叫茴条的植物，让我们在炕面上蹭擦，不一会墨绿色的炕面就会变得油光发亮，暖和不说还显得干净。帐房外面用黑刺（一种灌木）打上方圆50多米的篱笆墙，很有一种帐房别墅的感觉，而母亲却认为这是在破坏植被，不乐意参加这样的“改革”，但终抵不过父亲和我们的坚持。

无论多忙，父亲都会在搬到新草场搭起帐房的第一时间，把那个年代久远的“上海牌”收音机挂在帐房枝干上，边干活边听，而我们几个懵懵懂懂的小孩总会听岔。一句《打靶归来》中的歌词，我上初中时才弄明白。“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我们听成“战士巴巴马永贵”。还有青海天气预报中的“小唐古拉山”，我们听成“肖吞果力萨”，（肖吞，藏语吃酸奶，果力萨，藏语，吃馍馍）还以为是藏语呢，我老是感觉很纳闷，早上六点就吃酸奶，那晚上吃什么呢。还有“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人”，我们听成“白求恩大夫是加拉大的个人（加拉：青海方言，山羊）”，百思不得其解，白求恩那么大的医生、英雄，怎么只有加拉大小呢。还有更可笑的，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后一句我们理解成“王母娘娘烤太阳。”我老想，王母娘娘是天上的神仙，冷了自然要烤太阳，这都是父亲的收音机给闹得，回想起来，忍俊不禁。

有一次，弟弟骗我说收音机里面全是蚂蚁大小的人，有唱歌跳舞的，还有好多好吃好喝的，我信以为真，结果我和弟弟趁父亲不在，把收音机拆开了，毋庸置疑，里面非但没有人，连一点能玩的东西都没有，还被父亲为这事打了一顿。后来我想，弟弟肯定是好奇收音机里传出的美妙声音，才拉我给他垫背的。

冬天的夜晚，山风压下来，寒冷就会从帐房上万千个针眼般的空隙中吹进来，呼出来的气会在被领上结成一层厚厚的霜，每当遇到下雪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弹帐房上的雪，一旦消融就会漏水，到了晚上又会重新结冰，第二天会更冷。所以，相比冰雪，我最喜欢下雨天，雨滴落在帐房上的声音很美妙，风调试着它的节奏忽高忽低，像一首催眠的曲子，听着听着就会入睡。无雨的时候，天窗总是张开着，睁开眼就是漫天星星，几声犬吠总是让幽静的夜空充满神秘。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期，牧民的居住条件总算向前挪了一步，我们也和其他牧民一样住进了地窝子，这个搭建在自家营盘上的地窝子虽然外观没有帐房大气好看，但总算遮住了风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草场沙化从地窝子四周开始。

父母亲喜欢干净，炕围和顶棚都用花布围住，四周的墙面粉刷一新，还挂上了喜庆的年画。美中不足的是窗户很小，使得屋子里十分阴暗，房屋中间按上了烤箱，不随时把门帘撩起来，就会有窒息的感觉。就这样，一个不怎么规则的地窝子，经他俩的手一捯饬，很像那么回事了，一台日本三洋录音机，放送着我们那个年代最流行的“龙飘飘”的歌曲：

“梨山有位姑娘叫呀叫娜答

她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

乌溜溜的头发披肩膀

一把热情像太阳

太阳那个下山又一天

冬天那个春到又一年

梨山上痴情花受折磨… …”

我们家住地窝子的第二年，我和大弟都工作了，住在自己的宿舍。小弟和小妹都在西宁读大学，这在当时的托勒牧区真可谓是凤毛麟角，没有第二个。我们渴望假期，渴望相聚。每当寒暑假我们尽可能的帮助父母干活，每天早上都有分工。男孩捡牛粪、放羊、搓毛绳，女孩做饭、拆洗被褥、整理房间，重活累活抢着干，为的是能让父母享几天清福。

住地窝子的时候，我们家买了一台14英寸的长虹彩电和一台雅马哈牌汽油发电机。由于当时汽油很贵，所以，看电视不能随心所欲，谁想看就看，而是有统一安排的。一天的劳动结束后，还要写假期作业，父亲还要将劳动结果和作业一并检查验收，只要有一人在验收中不合格，那么，这晚的电视剧就泡汤了，求也没用。如果表现不错，就会在吃了晚饭后，准许看两到三个小时的电视，卫星接收不上，只好放碟片，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就是在地窝子里看完的。虽然是地窝子，但母亲总是收拾的干干净净，东西摆放的有条不紊，烤箱和茶壶擦的油光明亮，没有一点污渍，整个屋子充满了居家过日子的温馨气氛。

那时候，我们正值青春年少，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让我们好奇不已。就连住着地窝子、喝着消冰水的日子也是那么欢畅和难忘。那时候，爷爷奶奶、外婆和父母都健在着，虽然条件简陋，但我们却一点都不觉得苦，我们在成长中学习，在学习中懂得感恩，我们热爱国家和家庭，没有一句对这个社会和父母的怨言，我们用实际行动报答着社会给我们的一切，用成绩报答着父母，欢快地感受着亲情以及地窝子给我们的温暖。

八十年代末，我们的冬季草场在一个叫黑刺沟的地方，那里有两间别人住过的土坯房子，墙是草皮筏子垒起来的，墙面凸凹不平，顶棚是黑乎乎的麻柳，整个房子坐东朝西，遇到刮风天气，风从早到晚直灌进来，弄得满屋子都是尘土。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很满足，毕竟是有门有窗的房子，比地窝子强多了。

对这个营盘和房子的记忆不是太好，有突如其来的一些小灾和霉运，牛羊的体质和成活率也是有史以来最差的几年，老家以及我们所有的不顺好像都堆在了这个时期。好在，八九年包产到户时，我们搬到了对面曲库村的大白石头滩，无论如何，生活总是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

这时候，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家，起初是两间上了石灰墙面的土坯房，后来换到洋气的三间瓦房里，地面铺有红砖，院子里有水井，至此，告别了裸露着地面的房屋。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们家在相对稳定的白石头冬季草场，住上了公家修建的两间大瓦房，房门是很重的铁门，进来出去都会发出乒乓的响声。因为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牧民的生活也富裕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家买了一辆半旧的绿色皮卡车和同样半旧的北京吉普车，还有两辆我认为很笨重的二代幸福摩托车。

让人倍感矛盾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房子越来越好了，生活越来越富裕了，可父母亲却越来越老了，鬓边生出了白发，就在他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兄妹们也陆续参加工作了，就像孵化后的小鸟，你前我后地飞走了，开始了聚少离多的生活。儿大不由娘，这样的分离注定我们再也不能经常聚在老家的屋檐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那时候，有一种无奈的失落笼罩在我的心头，人为什么要长大呢？难道长大就是为了更加长久的离开吗！

九十年代中叶，我随老公来到门源，住在医院分配的两间平房里。不久，住房改革开始了，所有公家的房子都作价归户，在那个一房难求的年代，这个消息使很多人兴高采烈，也使很多人成为“房奴”。房产归户以后，好多人按奈不住重新翻修、上瓦，挖地下室，装玻璃封闭，修建火炕，有些人甚至推倒重建，还建起了两层小洋楼。那时候工资不高，我们也和许多人一样，被这两间半房子折腾的一穷二白，但还是心甘情愿，以为一辈子要住在这里，甚至退休后养老。那时候的房子几乎全是一排排平房，每户独门独院，显得整整齐齐，错落有致。每当空闲时，大家便会情不自禁的东家串西家游，特别是晚饭过后，大家总会搬着自家的凳子出来，三三两两地围着坐着，谈天说地，颇为热闹。

那时的孩子们吃过饭后就会在巷道里疯玩，房前屋后，追逐嬉戏，这样的吵闹有时会持续到晚上十点左右。然后就是大人吆喝孩子回家的声音和关房门的声音，这些声音南腔北调，此起彼伏，随着夜的深入渐渐消停下来，再过一阵子，就会看到人影在窗帘后面晃来晃去，灯也随着熄灭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失去了外婆和父亲，爷爷和奶奶四位亲人，让我在悲痛失落的同时恍然大悟，人的一生，吃、住、行不是最重要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亲人的健在，但我已经追不回他们了，我们以后的每一步，无论好还是坏，他们也看不到了，更没有人欣赏我们以后的每一处新家和每一点成绩了。

说实在的，我们这代人的思维总是慢半拍。当我们反应过来时，很多年轻人已经卖掉平房，住进了楼房。

就这样，我们也随着进楼大军，于2005年搬进了楼房，这才感受到楼房的实用、便捷、卫生。再后来，我们这些当年从黑牛毛帐房走出来的孩子，都在西宁和外地买了房子。

与此同时，我的老母亲在故乡像变戏法似的，把老家原有的两间房换成了五间大红瓦房，客厅足足占了两间，搞了玻璃封闭和客厅地暖，地暖为整间房屋地下掏空的那种，和煨炕差不多，将羊粪和散煤混在一起煨进去，一次可以维持一个多月，既省事又暖和。精心粉刷了墙壁还铺上了瓷砖，pvc板做的挂顶，清爽干净。现代化的家具摆放的错落有致，大气得体。电视、电脑、太阳能、洗衣机一应俱全，和城市没有什么两样。用母亲的话说，就是“一步到位了”。党和国家四代领导人的照片悬挂在客厅正中的墙上，母亲说：“这富裕的生活是他们给予的，他们当然要挂在中堂。”

不久，母亲也在县城买了楼房，就像攀爬台阶一样，不经意间一步一步爬到都市的高楼里。这也使得母亲这样一辈子在牧区生活的人，就像进入了一所新的学校，从插电、用电灶、热水器、电饭锅学起，母亲总是不能适应，从小练就的一套做饭本领不能很好地施展，总被这些陌生的电器束缚着手脚，大家越是叮嘱用电器的注意事项，母亲就越不能自如地应用，以至于好些时候把冰箱、冰柜的电源也给关了，弄得血水横流，也因此变得神经敏感。

如今，老家的房子安静地躺在草原的怀抱，烟雾缭绕中，氤氲着泥土的芳香，朝露晨辉中展示着牧村的清净。你来或不来，它都会在那里安静的等候，虔诚如我草原的姐妹们。

去年，我们又搬进了高层，再也不用爬楼梯了。每个房间的四壁都是缎面墙布，仿红木家具和各类电器摆放有序，最可喜的是我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书房，每个间隙里都放上花卉盆景，尽管后来的新家一个比一个敞亮，但心里总是空落落的，没有了往日的激情和热闹，很多时候自己坐在书房宽敞的书桌前，而灵感却游离于大脑之外，电脑桌面上的一个标题可以沉默好几个月。

风干的往事，一切都来不及包装，岁月就象搭上了悬浮列车，一下子过去四十多年。这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让我们衣食无忧、安居乐业，我们只管心怀感恩埋头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优越的生活使有些人浮躁起来，膨胀起来，连自己的根也拔了起来，他们出租了营盘，卖掉了牛羊，享受似乎成为一种新的生活习惯。也因此，使本应该以游牧为生的他们离熟悉的劳动越来越远、离土地越来越远、离黑牛毛帐房越来越远，离健康的饮食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语言和习俗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