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家機構做既公益又要營利？或者，拿公益當生意，這可行嗎？

中國公益事業的先行者、“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說，隨着經濟學知識普及，更多人將公益和商業融合；同時，這種模式，也受到越來越多人認可。

在5月11日騰訊新聞發起的“中國益公司”願景演講上，徐永光闡述了他的公益商業化思想。這一思想在馮侖、沈鵬等出席同一場合的企業家演講中，也得到印證。

用商業邏輯推動公益

徐永光認爲，最近二三十年科技革命推動了公益和商業融合。免費共享經濟大量湧現，互聯網平臺給億萬人創業、就業帶來極大便利。互聯網很多服務都是免費的，這些免費的商業服務，不僅帶來了最大的商業成功，也創造了最大的公益。徐永光指出，這就是商業化的互聯網給全社會帶來的巨大福利。用公益的手段做商業，誰最公益，誰有可能會最賺錢。

此外，徐永光以孟加拉慈善家尤努斯爲例，講述商業思維在慈善推廣過程中的重要性。

尤努斯是社會企業的鼻祖，他發明了小額貸款，探索出一條普惠金融的道路。尤努斯給窮人發放貸款，並不是白給錢，而是收取較高額利息的小額貸款。這項做法遭到很多人質疑，他們認爲，窮人無法付擔21%的高額利息。

事實上，尤努斯的格萊美銀行解決了近800萬貧困農村人口的脫貧問題。尤努斯之所以要求窮人付擔利息，是因爲如果利率過低，富人和商家就會來搶奪資金，窮人沒有任何優勢。窮人能負擔得起的高利率，同時也能阻擋其他人競爭——這樣才能讓真正需要資金的窮人受益。現實生活中，窮人確實對小額貸款有強烈需求。

公益事業應擁抱商業模式

1988年，徐永光辭去團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以10萬元註冊資金成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創辦“希望工程”，後者成爲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公益品牌。

從1980年代到今天，徐永光見證了中國公益慈善事業從無到有的三十年，他的公益思想也發生了巨大改變。隨着商業社會的繁榮，徐永光逐步認識到：商業與公益融合，將有利於公益事業的持續發展。

2017年徐永光出版新書《公益向右，商業向左》，全面探索這方面話題。他認爲，公益向右是講效率，商業向左則講責任。中間地帶就是用公益手段做商業，或者用商業手段做公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的就是解決社會問題。

徐永光認爲，互聯網時代的商業在大幅擴張領地，並和公益出現碰撞。商業有力量、投資、人才等方面的優勢，但公益還相對遲鈍，還在堅持免費、非贏利模式。這樣的做法已經過時。要讓公益大規模發展，應當轉變自身，擁抱商業模式。

此次演講中，徐永光舉了“十環打靶”來描述中國企業的公益成績。把企業市場看成一個靶子，那些污染環境、製假售假的無良企業是“零靶企業”、“脫靶企業”。而實現了戰略公益、互聯網、高科技、環保、綠色農業、綠色食品的良知企業，他們離十環比較近。徐永光認爲，中國企業大部分在五環上下。希望企業能用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來滿足社會需求，同時積極地進入公共服務領域。

民營企業是慈善繁榮的保障

徐永光的“慈善商業化”得到了現場嘉賓呼應。關於商業對慈善的推動，企業家們深有體會。水滴籌CEO沈鵬引用馬雲的話“好的商業是最大的公益”，闡述水滴公司的定位。沈鵬認爲，企業的價值，應當體現在爲社會創造價值。水滴的定位不是公益基金會，也不是非營利組織，而是註冊爲一個商業公司。水滴公司目前盈虧平衡，更多是靠商業健康險收益在養活公司。

御風集團董事長馮侖見證了中國第一代“企業慈善家”的崛起。他自言，早期中國企業管理者專注商業領域，有“小我”而無“大我”。隨着國內慈善出現，國外公益思想刺激，大批企業家逐步有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2004年開始，中國有大量企業公益基金出現。

馮侖舉例說，他最早發起成立的愛佑華夏基金在做一個兒童先天性心臟病項目，一年救助2萬個先天性心臟病的貧困兒童，佔到病人總數的10%。企業公益基金的成績也推動了政府公益政策改變，政府現在把這類兒童先天性心臟病全納入政府醫保範圍，貧困家庭的孩子先天性心臟病的問題就此解決。

馮侖指出，中國許多公益基金都由企業家在主導，比如李連杰壹基金、阿拉善基金會，它們都是中國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找到，在賺錢、捐錢、掙錢、良心、責任、義務、善和義，利和益之間，能共同發展的一種方法。馮侖認爲，企業家哪怕用現金、振臂一呼的方式推動公益，也可以接受。

更多情況下，專業團隊在專業領域內成立具有操作能力的公益組織，或者用企業家能力和資源推動成立永久性基金會，甚至開設私人家族性質的基金會，都是追得探索的方向。在公益事業上，企業家將做得更專業。我們看到最有影響力的慈善公益平臺，乃是阿里巴巴、京東、騰訊這類企業平臺。

馮侖同時強調，民營企業用40%的資源，貢獻了中國50%稅收、60%GDP、70%

的專利、80%的新增就業，與此同時，還在以每天兩家基金會的速度在成長。中國民營的捐款已超過1000億。蓬勃發展的民營企業，乃是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保障。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