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

中美相隔萬里，兩國於18世紀末開始的交往被稱作世界上最年輕的帝國和最古老的帝國之間的相遇，而雙方也曾經對彼此有過夢幻式的美好讀解。進入21世紀，隨着中國國力的提升，中美交往日形增多，中美關係成爲國際關係中最引人矚目的雙邊關係，這是歷史的大趨勢。本專欄以“中美浮夢錄”爲題，旨在從歷史的角度以及全球史的視角，來觀察兩國關係史上的一些經常被人所忽略或者關注不多的方面，豐富我們對兩國既往交際的理解。本專欄所述，雖儘量博採衆家之長，仍免不了是一家之言，所述之處，難免掛一漏萬，敬請讀者自鑑。

1296年，剛從中國元朝回國不久的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1254-1324年），在對熱那亞的戰爭中被俘，關進了熱那亞的一所監獄，並結識了來自比薩的獄友魯斯蒂謙（Rustichello）。作爲一個熱情澎湃的浪漫主義作家，魯斯蒂謙把馬克•波羅對他描述的來往中國的見聞寫了下來，很快成爲暢銷歐洲的書籍，即《馬克•波羅遊記》。在馬可•波羅的描述中，中國是一個欣欣向榮、人煙稠密且安定有序的地方，這對於正在四處開展貿易的歐洲人而言具有不可抵擋的誘惑力。到中國去，成爲了很多人的夢想。

差不多二百年以後，歐洲諸國仍舊在繼續熱切地尋找着和東方國家進行貿易的途徑。揚帆抵達“東印度”（the East Indies）並與之進行貿易，成爲當時一批冒險家的奮鬥目標，也是各國王室爭相資助這些冒險家進行海外探險的動力。這羣冒險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而哥倫布恰恰出生於當初馬可•波羅和魯斯蒂謙同獄共濟的熱那亞共和國。最終，哥倫布獲得了急切希望推動與東方貿易的西班牙國王的支持和贊助，並於1492年踏上了前往東印度的第一次遠航。

根據後來歷史學家們的研究，哥倫布的船隊在成功越過了大西洋之後，於1492年10月12日凌晨2點鐘，抵達了現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礁島羣東南方向的巴哈馬羣島的一個小島，日後被稱爲薩爾瓦多島（San Salvador Island）。哥倫布麾下的西班牙船員們發現島上的樹木、植被都很奇特，而且島上說着他們根本不懂的語言的原住民讓他們更爲驚訝，這是他們完全沒有想到的。對他們而言，這是一個新的種族，從古希臘希羅多德（Herodotus）到馬可•波羅的旅行記載中都沒有提到他們。問題是，這些人是中國人嗎？這個地方是不是中國？還是距離中國很近了呢？哥倫布們一頭霧水。

1492年10月12日，哥倫布於抵達美洲

哥倫布自己打心眼裏希望稱呼島上的土人爲“印度人”，而且這些土人裏面有一些看上去好像真的會把他和他的船隊引領到“日本”（Cipangu）或者“中國”（Cathay）去一樣。這些土人帶領哥倫布穿過巴哈馬到了古巴的西北部，在這個地方，哥倫布派遣了手下的阿拉伯翻譯官登上陸地去拜見一位部落首領。西班牙人稱呼這一帶的部落首領爲“卡西克”（cacique），而哥倫布自己認爲這個卡西克就是“中國皇帝”。但是，連哥倫布自己也發現，島上的由茅草棚組成的村子實在難以和馬可•波羅覲見忽必烈大汗的元大都相提並論。他很快意識到，自己找錯了“中國”。但此行的發現也足以振奮人心，所以船隊在1493年3月15日返回西班牙港口的時候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

這一事件，即現在美洲歷史上大書特書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勢力迅速擴展到了這一地帶。讓哥倫布引以爲憾的是，他的新航路“發現”的“東印度”，並非真的印度和日本，更不是馬可•波羅筆下那令人神往的中國。從哥倫布和西班牙國王開闢東方國際貿易之路的動機上看，這其實是一場南轅北轍的失敗生意；但從擴展海外市場、奪取殖民地以及自然資源和拓展奴隸貿易等的角度而言，卻是無心插柳的成功一舉，並且逐步影響到了世界歷史的走向。

此後的一百年間，歐洲諸國對亞洲的遠航和大宗貿易取得了實質性突破，各國在17世紀上半葉紛紛成立了旨在開展亞洲貿易的“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而其中的“東印度”的叫法恰是這種延續多年的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情結的體現。英國最早於1600年成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1858年解散），其貿易範圍囊括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荷蘭緊隨其後，於1602年成立了自己的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1799年解散），並於1621年成立了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1674年解散）。法國於1664年組建東印度公司（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1794年解散），瑞典也於1713年組建了東印度公司（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1813年解散）。歐洲諸國的王室、貴族和民衆，開始廣泛地通過各路東印度公司來了解遙遠的“東方”，而這種理解又是以來自東方的茶葉、絲綢、瓷器和漆器等物品爲中介來進行的，於是本土資本、洲際貿易和對他者的知識構建開始緊密結合在一起。

英國東印度公司旗，顯然和獨立後的美國的國旗有相通之處

各國東印度公司紛紛成立之時，中國正逐步由明清鼎革進入清朝前期，在歐洲商人麋集的廣州、澳門華南一帶，社會相對穩定，中外貿易也在康熙皇帝於1680年代解除海禁之後迎來了自明清鼎革以來的空前繁榮。歐洲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連帆進出珠江口，源源不斷地將中國的絲綢、漆器、瓷器和茶葉以及東南亞的香料等貨物販運回歐洲大陸，進而轉賣到各國殖民地，將歐洲、非洲殖民地、美洲殖民地和中國、日本以及印度等國家緊緊聯繫到了一起。當時的歐洲還沒有掌握製造漆器和瓷器這些精巧商品的流程工藝，所以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實際上左右着歐洲奢侈品消費市場，而中國的製造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大興於歐洲諸國。

在歐洲商人熱心於從中國和所謂東方市場上獲取利潤的時候，歐洲的傳教士卻熱切地希望將中國變爲奉教之國。15世紀以降，隨着歐洲海外貿易航路的開闢，越來越多地傳教士踏上了前往中國傳教之路，最早的一批是耶穌會士。歐洲諸國對中國人及其生活方式充滿了好奇和嚮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決於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羣體對中國形象的描繪。

耶穌會士最早進入中國，可以從明朝末年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年）算起。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採取因地制宜的手法，同時也走先影響飽學之士和政府官員然後漸次由上而下教化民衆的路線，他本人也學孔孟、着儒裝、戴儒帽，和徐光啓等中國朋友打成一片，終於得以立足。爲了推動教化中土的大業，在華耶穌會士在發回歐洲的報告和信件之中，都把中國描述爲一個崇尚哲人的偉大國度。利瑪竇曾經熱情洋溢地介紹中國說：“雖不能說在這個國家裏的賢哲都是君王，但至少可以確定地說君王都拜服在賢哲腳下。”就這樣，中國在耶穌會士類似的筆觸之下成爲一個睿智、飽滿的理想國度。

利瑪竇與徐光啓；徐光啓是受洗教徒，教名Paul

利瑪竇被視爲近世赴華傳教的先行者，嗣後大批傳教士接踵而至，包括湯若望（Johann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年）等人。他們大多數聚居在北京，且明清鼎革之後獲得了清廷的認可和支持，遂能繼續留在北京，一邊通過天文歷算等近代歐洲科學技術服務於清廷，一邊逐步通過獲取清廷的支持實現其自上而下的傳教目的。

耶穌會士在華傳教本初是受葡萄牙國王允許的，傳教士大部分來自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國和荷蘭等地方。到了1684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年，1643-1715年在位）爲了打破葡萄牙的這種控制，派遣了六名傳教士到中國去，包括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2年）、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年）等在內，而白晉和張誠二人都成功留在了康熙皇帝身邊，並且創建了法國在華傳教區，與葡萄牙分庭抗禮。1693年，康熙派遣白晉爲特使返回法國。1697年白晉回到巴黎，帶回了43張精美的版畫，描述中國的皇帝、大臣官員和婦女的服飾、神態，其黑白線條的原作經過法國畫家皮埃爾•吉弗特（Pierre Giffart, 1643-1723）複製並添色後，一起合併出版，取名《圖片中的現代中國》（L'Es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en figures）。這本書大受歐洲讀者歡迎，圖畫上流露出來的中國婦女的溫婉陰柔及其服飾的美輪美奐，更讓歐洲人爲之陶醉。這本書也進一步激發了更多的人要去中國傳教的熱切希望。

法國畫家皮埃爾·吉弗特的“中國婦女”畫之一，系根據白晉的畫再次創作的；白晉的書中的插圖都是黑白的，吉弗特把這些畫添上了顏色；初版現藏於法蘭西國家圖書館

然而歐洲對中國的瞭解開始變得晦澀起來，也恰恰始於此時。當時，中西之間開始發生圍繞中國傳統的祭祖祭孔等禮儀是否與教會禮儀相符合的禮儀之爭。這場中西宗教禮儀之爭，在中國一側基本上結束於康熙五十九年年末，以康熙皇帝決定禁止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爲標誌（康熙五十九年對應的西洋年份是1720年，但康熙硃批的時間實際上已經進入陽曆1721年1月份），耶穌會以及其他教派在華傳教事業急轉直下，利瑪竇曾經預想的美好藍圖化爲烏有。1742年，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 1740-1758年在位）發佈教令，正式禁止在華教士討論禮儀問題。隨着在華傳教事業陷入低谷，歐洲對中國的美好描述大量減少，整體評價也開始轉向，中國由一個賢哲治理的理想國度轉變爲一個腐朽、停滯、柔弱和狡詐的垂死帝國。

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21年1月18日）所呈教王禁令上的康熙硃批，禁止西洋人在華行教

屋漏偏逢連夜雨，此時歐洲逐步興起來的啓蒙運動，將在華耶穌會士們積幾十年之功所描繪的美好的中國形象，再加進一步地顛覆。在啓蒙運動的影響下，歐洲出現了一股抵制中國貨品的新的思潮，它將來自中國的東西視作是女性化的、陰柔的、刻板守舊缺乏變化的古董之作，而更爲致命的指責則來自於知識界。啓蒙運動的中流砥柱、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年），在同期的經典作品中第一次將歐洲很多人無限嚮往的中國劃入“專制主義”（despotism）之列，並根據他對中國的瞭解而做了闡發，指出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皇帝個人具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等等，而反對專制主義、特權主義等等乃是啓蒙運動的一面大旗。在此之後，歐洲對中國的認識開啓了歷史性的劇變。

啓蒙運動作爲逐步興起的思想潮流，在當時並未對歐洲諸國的上層社會對中國貨品的喜愛產生根本的影響；相反，孟德斯鳩本人所在的法國，其國王路易十四等仍舊對來自中國的東西欣賞有加。路易十四是一手把巴黎建成歐洲時尚之都的君王，在他長達72年的統治之中，法國最終取代了西班牙成爲了歐洲和全世界的時尚之首，可以說直到今天法國仍舊受惠於這一轉變。當時爲了刺激本國經濟發展，路易十四在本國開建大批的工廠生產奢侈品，並鼓勵法國人購買本國商品，還曾強迫自己的兒子把一件非法國產的衣服燒掉了。其實，這個曾自封“太陽王”的君主自己卻擁有很多來自中國的物品，而且他擁有的更多的，是法國仿製的帶有中國風格的物品，也就是乍一看很有東方異域情調的手工藝品。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1836年，法國劇作家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年） 在小說《禁令》（L'interdiction）中，第一次把那些具有中國風情的手工藝品稱作是“chinoiserie”。Chinoiserie是一個法語陰性詞彙，發音類似“新-哇-則-嘿”，通常譯作“中國風”，即以歐洲視角來理解和佈置出想象中的中國風格的做法。中國風最早是由遠航到中國廣州等地域貿易的歐洲商人、旅行家們帶回歐洲的，而在歐洲他們混入了本土藝術風格，因此在實際中體現爲將各種來自遙遠的“東方”的風格混雜進歐洲流行的巴洛克、洛可可、哥特等藝術風格之中，體現出一種異域風情。

這種特意接受並模仿中國風格的做法，早在16世紀的歐洲就已經開始了，此後有所起伏，在18世紀的歐洲及其海外殖民地開始廣泛流行起來，並且與當時歐洲本土流行的洛可可藝術風格互相影響，最終混成了獨特的“洛可可中國風”，表現在了飾品、建築、裝飾、舞蹈、傢俱、繪畫等很多方面。18世紀博興的啓蒙運動帶來的歐洲從認知結構上對中國以及中國製度的反思，並沒有在現實生活中遏制中國風的流行和整個歐洲從上到下對中國以及東方物品的喜愛和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