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三年自然灾害后出生的。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是天灾还是人祸，有着不同的说法，历史会给出答案，但这三年对那一时代的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是挨饿，如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革开放以前，1978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320公斤，而1956年仅为310公斤，1960还下降到215公斤，很显然中国的粮食产量整整徘徊了22年。

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为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有这样一数字比较：1978年，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50年代，有1/3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30年代。

在我青少年时代，也就是1978年前后，有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其一，在当时的语境下，我们常常在“中国人”前面往往有三个定语，“勤劳、勇敢、智慧”或“勤劳、善良、勇敢”。中国人在华夏大地上耕耘了5000年，但到了1949年，毛泽东总结说是“一穷二白”，搞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到1978年，还没有摆脱贫困。第二个困扰我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有句十分响亮和鼓动人的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做什么？显然联合起来应该是摆脱贫困，过好日子,让无产者自己最终成为有产者。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到极致时，十年“文革”，更加把中国的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

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勇于面对现实，以巨大的政治诚意，选择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放弃了意识形态的“誓死捍卫”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重心转移到了政治务实和经济建设上来，而改革开放的选择是对以往实践、摸索和折腾的“救赎”。

1978至2017年，中国正是靠着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的新奇迹。一个十三多亿人口的国家经济总量增长了近35倍；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78年的3679亿元跃升至2017年的82万亿元，经济规模扩大了225倍。从2006年开始，经济总量以每两年10万亿元的增量上升着。

40年来，GDP年均增长约9.5%，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4.5%；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381元，1987年突破千元，2003年跨过万元大关，2017年跃升至近6万元。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从微不足道的1.8%增长到2017年的15.3%；中国人均GDP从改革初期不到200美元增长到逾9000美元。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2年到2016年的25年间，中国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年均增长9.6%，扩大了9倍多，2016年达到11.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同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居世界第一位。一心一意的搞建设，人民付出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也获得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GDP突破1万亿美元是在1969年，31年后的2000年，突破10万亿美元。而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2000年时达到1万亿美元，14年后的2014年，突破了10万亿美元，比美国少用了17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可以说，没有全球化，中国也难以实现这么快的发展。当然，中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并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案，反哺全球化和世界，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市场经济的道路选择。

截止2017年末，中国人口总数达到13.9亿。2017年，中国贫困人发生率已经下降到4%以下，但需扶持的贫困人口仍有4000万以上，中国正在朝着2020年前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进发，实现中国所设立的各种可持续发展目标。人均预期寿命从上世纪50年代40多岁提高到今天的76岁。中国以从一个农业大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中国在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方面成为了全球的领跑者。

还有两个数据更直观，分别是手机户和网民数。改革刚刚开始时，1980年，全国仅有200万部电话，那时全都是固定电话。然而，时间过去还不到40年，中国的固定电话数每年新增3500万部，而手机用户则达到14.4亿户，是世界之最。与此同时，中国的网民数量也已经突破了7.72亿，普及率达到55.8%，手机网民占比97.5%，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用户市场。

中国的城镇化率已提高到58.5%，过去5年里，有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在过去的十年里，人民币总量增长了2.5倍，外汇储备增加了1.5倍，汽车销量增长了3倍，高铁里程数增长了183倍，中产阶层人口数量达到2.25亿，每年出境游人口数量增加了2.7倍，中国的消费者每年买走全球70%的奢侈品，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9岁，这是一批拥有财富并有创造精神，同时也知道消费和享受，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他们的消费需求正引领全球经济重心的倾斜和产业格局的变迁。中国人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无不令人“刮目相看”。

在历时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史上，“改革开放”这一主题，40年“从一而终”，但并非是一直在做改革，大多数的时间是在酝酿、讨论、准备改革的条件、寻求改革的时机和突破点。关键问题的突破，而带来的巨大能量和变化，真是无法想象的，这既有人民的创造性，也有政治家的胆识，更有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精神。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一切都有其内在发展成因，显然这是回过头来审视所走过的道路，本书所要回答的，仅是作者自己的一个视角，更多的是从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四十年经济思想史，主要是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为大背景，来解读40年的增长奇迹。

40年来，中国最活跃的就是民营经济。截止到2017年底，民营企业数量有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而在1978年底，中国私营企业数为零。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城镇就业占比超过80%，全国城镇就业数是4.25亿人，非公有制企业就业数3.4亿，占比80%；近两年特别是2017年对新增就业的占比贡献超过90%。

民营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初期谁也没有预计到或事先设计好的，完全是“野蛮生长”下而不断发展壮大，但历史所留下的每一时期的痕迹，那些特殊事件和人物所留下的历史刻度，非常鲜明，本书会把这一历史进程的“痕迹”和“刻度”展现给大家。如从大历史（bighistory）和深历史（deephistory）观,把民营经济放在整个中国40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来梳理，将会更好的理解和认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更会感受到，人民对历史的创造。

从某些方面讲，中国是一个喜欢搞运动的国家，但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宣布十年文革结束，历史进程中的各种运动以及“扩大化”，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中国人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错误以及“运动”的荒谬，共产党人觉醒到了闭关锁国的恶果和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绝境，中国人开始从噩梦中醒来。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在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一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然而历史的转型从此开始。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规模和制度转型的复杂程度，可以说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和学者们很难想象的。我一向主张，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来审视和观察中国改革开放40年，放在中国历史500年、300年、150年的大背景下，放在世界历史300年、200年、100年的背景下。过去的四十年，世界上发生了太多具有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在霍布斯鲍姆笔下的1914-1991的“极端的年代”之后的近30年里，唯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着持续、全面、示范性的和日益深化的影响。

客观地说，中国的改革早已突破了预期目标：以远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一个相对直观的描述。一个自一百五十年前的满清“洋务运动”起就开始苦苦探寻如何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西方列强及坚船利炮之下，屡败屡试，终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认定了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发展道路，可以到达彼岸，实现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实现小康梦想，实现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强国。40年选对了改革开放之路，选对了市场经济之路。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革命是罕见的，改革则可能更加罕见。”。其实中国的道路选择，不仅是中国自身的改革，也是全人类的一项实践，在实现中国历史转型的过程中，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也推动了世界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