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专家们利用陶寺天象台遗址，还原4000年远古时期的历法，陶寺天象台的这套系统可以通过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将一个太阳年365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还有种植粟黍、稻、豆的农时，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以及宗教节日，统治者通过掌控天文官的观象活动颁布历法，控制整个社会的农业经济命脉。在整个发掘中，陶寺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石雕、青铜器，还发掘出数量巨大、品类丰富的玉器，有专家把陶寺文化誉为良渚文明之后的又一“玉文化”遗址。

记载中最早的“中国”，有高水平的太阳历，部分玉器突出王权思想 | 文 青衫文斋

继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之后，自1978年开始，对山西临汾陶寺遗址考古正式拉开序幕。1983年对陶寺遗址若干座大型墓地进行清理，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更重要的是1999年以来，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城址，其规模达到了近300万平方米。它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占据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 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4年。国家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良渚遗址被列为该工程中的三大重点遗址。

通过对陶寺遗址的研究，专家们发现该遗址更符合真正早期文明出现的标志，青铜器及其铭文信息量丰富，农业、手工业高度发展，社会等级分化明显。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检测并经校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陶寺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

首先，我们来说说陶寺观象台，这座观象台位于襄汾县城东北7公里处，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比英国的“巨石阵”早400多年。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13根呈半圆形不规整的柱子，柱与柱之间留出了12道间距不等的缝隙。专家们结合《尚书·尧典》中曾记载尧帝时代的天文学十分发达，联想到这可能是用来观测天象的建筑。专家们历时两个回归年，进行了77次观测记录，从大寒、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又到冬至，观测太阳的起落规律，最后确定这13根土柱子确实是用于观测天象的天象台建筑的一部分。

古时观象台除了有观测时令的功能，还是王权统治的一部分，君主掌握了天气、时令的规律，就仿佛得到了与天对话的权利，告诉人们何时耕种、何时祭祀，这样人们就会服从于统治。专家们利用陶寺天象台遗址，还原4000年远古时期的历法，陶寺天象台的这套系统可以通过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将一个太阳年365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还有种植粟黍、稻、豆的农时，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以及宗教节日，统治者通过掌控天文官的观象活动颁布历法，控制整个社会的农业经济命脉。陶寺天文历法是当时世界已知最缜密的最高水平太阳历法，也是今天中国24节气的直接源头。

在整个发掘中，陶寺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石雕、青铜器，还发掘出数量巨大、品类丰富的玉器，有专家把陶寺文化誉为良渚文明之后的又一“玉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有玉琮、玉圭、玉环、玉梳、玉刀、玉璧、玉兽面、玉璜形佩、玉箍形器、五璜联璧、绿松石管状珠等等，其中包括了颇有该遗址特色的一种玉器——玉钺。古代的玉钺一般由不透明玉制作，玉钺表面钻有一大一小两个孔，小孔属端孔，大孔属背孔，均为单面钻。在二里头文化和良渚文化中也发现过玉钺，但陶寺遗址的玉钺数量众多，在目前已出土的玉器中占有较大比例。

玉钺属于既大且美的玉器，一种类兵器其实不是兵器的器物，是古代象征权力的瑞器，相当于西方文明中的权力象征物权杖。除了玉钺，历史上海使用过青铜钺、黄金钺等，但几乎都是作为礼器使用，出现在祭祀等场合，而不是征伐战场的兵器。陶寺遗址中宫殿和随葬品丰厚的大墓的出现，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社会有确切的等级制度，钺，这种玉器的大量出现，就是一种以玉器突出王权的标志。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国家”产生的边缘。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这样评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先秦史籍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却是中国文化源头的载体，历来是各方面学者引用最多的著名史籍。“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而先秦史籍中也屡屡提到“中国”，根据苏秉琦先生的考证，先秦史籍所说的最早的“中国”，就应该是在陶寺遗址了，所以，它才会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

附陶寺遗址出土玉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