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縱觀歷史，中國人在催生這件事兒上，還真有一套。他們既能保證國家利益不受損失，又能讓老百姓心甘情願地爲國家生娃。

　　等着國家分對象的壹讀君| Blues

　　和人口平穩增長的歐洲相比，中國的人口增長曲線可以用大起大落來形容。

　　一般在歷史上某個朝代結束時，都會有人口的急速下落。新的朝代建立初期，又有人口的迅速增長期。

　　由此可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深諳一套催生大法。

　　漢朝：不結婚就收剩女稅

　　漢代初期，經歷了秦朝暴政、劉項之爭等多年戰亂，人口只有1.5-1.8千萬。爲了經濟、也爲了國家穩定，漢初提出了“休養生息”的政策。這其中的“生息”可以理解爲生養繁殖。漢初的“休養生息”使得漢朝的元氣迅速恢復，也爲漢武帝平匈奴提供了人力和經濟支持。經過一系列政策的溫養，漢朝的人口高峯達到了6千萬左右。

　　漢朝的稅收政策中有一條對女單身狗特別不友好。在漢代，如果過了15歲女子還沒有婚嫁，那就需要交5倍於普通人的賦稅。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這種對未婚女子收取重賦的方法，從經濟上強制將育齡女子送入家庭，擔負起生兒育女的責任。這種方式就跟二胎基金比較類似了，也算是比較不成熟的做法。

　　少交人頭稅，百姓心甘情願的生

　　唐朝實施的兩稅制，既使國家不虧又能讓人口增長的方式。在兩稅制實施以前，國家的賦稅主要是按人頭算（丁稅），有多少人頭就要交多少稅。這就很大程度的抑制了人們的生育慾望，畢竟多生一人，就要多交一份稅。

　　兩稅制實行以後，賦稅的收取方式變成了按戶收取和按土地收取。這種收取方式就意味着每家有多少人丁不再那麼重要，賦稅按照資產和土地收取，多生出的勞動力就能創造出更多的經濟價值。

　　對於國家來說，實施兩稅制以前，是有多少人收多少錢。實施了兩稅制以後，是要用多少錢收多少稅。田稅的收取份額增加，讓生產方式變成了勞動力密集型方式。要想富，先種地，多生孩子少壓力。

　　這一稅法成效也非常顯著。唐朝在施行兩稅法之後，經歷安史之亂的唐朝又得已苟延殘喘了100餘年，兩稅法的刺激功不可沒。從唐朝開始以後，中國曆朝歷代實施的稅法都以“兩稅法”爲藍本。在宋朝時，人口峯值便突破了1億。

　　清明上河圖中表現出的人口密度跟現在的旅遊旺季頗有相似之處

　　催生大法，還是四郎用得好

　　清朝時期，人口增長更猛。從清朝初期的8千萬，在268年間就突破了4億大關。除了基本的兩稅制的作用，清朝康熙和雍正這兩父子功不可沒。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就是說以康熙50年的人丁數爲標準，以後增長的人丁，不再收取丁稅。也就是老百姓從此可以隨便生了，生了多少都不用多給朝廷交錢。

　　嬛嬛的四郎雍正頒佈了“攤丁入畝”政策，這是對父親永不加賦政策的延續。康熙時期對丁稅已經進行了減免，到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則是徹底廢除了丁稅。

　　從此以後，困擾中國人數千年的人頭稅就被徹底取消了。這對沒什麼節育手段的古代，更是如同開了生娃的水閘。

　　看起來，清朝的這幾個政策是利國利民的好政策，爲百姓節約了不少負擔，那是不是這就意味着國家的收入變少了呢？

　　不！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不是傻子，不會真的平白無故的減少自己的財政收入。他們把本來該收取的人頭稅轉移到了土地稅上，看似少交了不少錢，其實這個錢再以另外一種方式交給國家。

　　這招兒非常的高明。不再收取丁稅，相當於全面放寬了生育，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人們的生育意願。另一方面，又大大的提高了土地稅，老百姓爲了能夠交上繁重的田稅，只能多多生娃，增加勞動力的數量。老百姓和後代百姓還會歌頌統治者減除稅賦，爲民解憂。

　　emmm，頗有點被人賣了還給人數錢的感覺。

　　康熙：朕聰明吧！

　　就拿清朝康熙年間來說，“康熙盛世”其實是建立在高額賦稅的基礎上的。康熙末期雖然耕地不如明朝萬曆年間多，但是所收取的賦稅確實萬曆年間的數倍。這只不過是一種變着法的收錢的手段，卻讓當時的百姓心甘情願的爲國家生娃，人口數量連續突破2億、3億，巔峯期直達4萬萬人。古代統治者的智慧果然是無窮的。

　　人多力量大

　　建國初期到20世紀70年代也是人口急速增長的階段。建國伊始，並沒有經歷過人口普查，一般都以4億人口來算。在1949-1953年期間，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中國經濟需要恢復期，所以並未有約束人口的政策，而是秉承着“人多是好事”的想法讓其自然發展。

　　到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人口達到6.01億（含臺灣），僅中國大陸就有5.9億人口。

　　人多力量大

　　這期間，雖然沒有人口約束政策，但是卻有不少人口鼓勵手段。

　　建國早期，我國不少政策都模仿當時的老大哥蘇聯。在政策和輿論上主張學習蘇聯獎勵多生育的做法，對多生孩子進行鼓勵。據老人回憶，當時多生一胎是可以多領一斤糧食的。得到確確實實的好處，老百姓纔會肯多生孩子。

　　1950年，國家衛生部和軍委衛生部聯合發佈了《機關部隊婦女幹部打胎限制的辦法》，規定“爲保證母體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在1952年，禁止人工流產的規定擴散到了所有女性。這則規定將除極特殊情況的人工流產作爲違法行爲，加以限制。此外，1953年，國家還禁止售賣避孕藥和避孕工具。

　　從政策上進行鼓勵，又嚴格控制節育、避孕手段，同時生活水平在逐漸上升，死亡率下降。短短20年間，到20世紀70年代，我國的人口總量就達到了8.3億。

　　這樣回頭看一看，我國確實是有一套自己的催生經。要想讓人們爲國家生娃，還需要動動腦子纔行。在保證國家利益的前提下，讓老百姓心甘情願的生纔是催生的關鍵。

　　參考資料：

　　1.“康乾盛世”與歷史意義的採擇，姚念慈，2009.

　　2.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增長，豆建春，2015.

　　3.《中國人口史》，王育民，江蘇人民出版社.

　　4.建國後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嬗變及其影響，孫怡穎，2017.

　　5.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口政策的回顧與再評價，翟振武，《中國人口科學》，2000.

　　6.50年代以來我國解決人口問題得失的再評價，黃宏、郭鳳海，《中共黨史研究》，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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