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古聖先賢，深切瞭解自己所知相當有限，因此十分自我剋制，不敢對自己不瞭解的事情，任意提出主張，以免誤導別人。

雅典哲學家蘇格拉底曾經說過，我所唯一知道的事，便是什麼都不知道，西方哲學家，大多抱持“自認無知，或時時不疑他人與自己的所知，用愛去尋找探索真知”的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夠加以忽視的。

孔子也自認無知，《論語·子罕篇》記載孔子所說的話：“吾有知乎哉，吾知也。”

東西兩大哲人對知識的尊重，值得我們欽佩，聲望越高的人，所說的話，大家越重視，影響力越大，因此越不能亂說話。

孔子極力主張一個人必須做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以維護真正的知，他爲防止一般人還沒有搞清楚真相，變草率地開立先例，說出新的主張，特別加重語氣，說出“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樣難聽的話，無非再提醒大家，必須十分謹慎纔好。

老子也提出，“不敢爲天下先”的主張，他並且以身作則，把一生的精華心得，寫成《道德經》之後，就隱身而退，把他所描述的功成弗居，完全付諸實踐。

古聖先賢，始終不敢提出什麼成就感的觀念。他們都非常謙虛，也十分客氣，不敢說自己有成就，也就沒有什麼成就感，也許有人真的有成就感，卻知道不適合把它說出來，以免影響到大多數一生不可能有成就感的大衆，使他們產生挫折感。

沒有成就感，大概不會有什麼挫折感。聖賢不敢提成就感，主要用意，恐怕還是預防大家產生挫折感。

中國家庭一向父嚴母慈。子女和父母難免有一些不方便溝通的事情，特別是子女和嚴父之間更是有一些距離。但是古聖先賢始終不敢創造代溝的觀念，爲的是不願意使原本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更爲擴大。因此即使有這種感覺，也不敢說出來。

古聖先賢能夠自我剋制，不敢隨便把自己的研究結果，公諸於世，爲的是考慮到後遺症的問題，這種未雨綢繆的慎始態度，應該是尊重大家的表現。後人還以爲自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卻很少體認先賢的這種苦心。

（國學大師曾仕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