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氣溫零下8攝氏度,14位保安全天值守隔離牆,防止自住房與商品房再次發生衝突。圖 /羅婷


2018年1月12日,是天璞家園自住房交房的日子。近百位自住房業主,合力推倒了自住房與商品房之間的隔離牆。現場視頻顯示,當時場面激烈,雙方隔着門跳起來互罵。但在一天後,商品房業主又把牆重新立了起來。


文 | 羅婷

編輯 | 金匝

第一次造訪天璞家園,是這個冬天最冷的時候。

2018年1月28日,氣溫零下8攝氏度,北京東五環外東壩鄉,一道牆隔開了這個小區單價8萬的商品房和單價兩萬的自住房,一側是種滿銀杏和元寶楓的花園,另一側纔剛栽上疏朗的低矮灌木。

說是牆,其實就是兩扇鐵製的活動門,架上兩根鋼條,鐵鏈鬆鬆垮垮地鎖着。牆兩邊各站着7個保安,在北京的寒風裏縮手縮腳,3班倒、24小時值班。

此前的大半年時間,兩邊的業主們就這道隔離牆的存廢問題,互相指責、謾罵,陷入無窮無盡的口水戰。今年1月12日,自住房主合力把牆推倒,第二天,商品房業主又將它重新立起來。更早一些,他們也曾在維護孩子入學權利時並肩奮戰。

跌宕起伏、充滿戲劇性的過程固然重要,但這個過程中雙方關係的變化纔是最值得探討的內容。一方是受過良好教育、擁有體面工作的新北京人,一方是信仰市場經濟和公平法則、半生奮鬥實現財富積累的新貴。在這座城市,他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成功者。

如今,冬去春來,這場戰爭還遠沒有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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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我看完天璞家園的隔離牆,商品房的業主周淇輕車熟路地拐進一棟樓——那是另一位業主李小山的家。

周淇和李小山都住在平層別墅裏,私密性良好,一棟樓一個單元,入口處貼着私人管家的名字和電話。進了門,他們互稱對方爲周總、李總,已經很熟悉的兩人,很快聊起了傢俱的價格。

我們坐在有三面陽臺、日光豐盈的客廳裏,窗邊綠植茂盛,李小山一歲的小女兒在邊上嬉笑。偶爾,李小山探頭往下看,笑容會不自覺地收斂起來——樓下就是那面隔離牆。再過去些,是那兩棟還沒入住的自住房。

面對隔離牆,這些人呈現出的緊張與小心翼翼,都與不久前的“衝突”有關。

2018年1月12日,是天璞家園自住房交房的日子。近百位自住房業主,合力推倒了自住房與商品房之間的隔離牆。現場視頻顯示,當時場面激烈,雙方隔着門跳起來互罵。但在一天後,商品房業主又把牆重新立了起來。


當時的激烈場面。


雙方自此,勢如水火。

故事要從2015年說起。地產商龍湖當年拿下東壩這塊地時,參照了“競配建”政策,意味着小區在正常價格售賣的商品房之外,還要配建一定數量的自住房。這是一種低於市場價格的保障性住房,爲了滿足都市“夾心層”的住房需求。

東壩鄉在朝陽區最東部,24.6平方公里的荒涼之地,被稱爲“朝陽區最後一塊待開發的土地”。這個季節的東壩,滿目蕭索,四處是拆遷的廢墟、機動三輪車、鐵皮房子,與中國其它城鄉結合部別無二致。

它也是熱火朝天之地。如果把北京在建樓盤做一個分佈圖,那麼你可以看到,這一塊土地上新樓盤密集、閃着亮光。5年內,超過10個樓盤在此開工。按照2010年朝陽區的規劃,這裏將成爲北京最大的居住區,用地規模相當於3至4個天通苑。

原本是懷着“廣廈千萬間”、“居者有其屋”的良好願景,至少在合同裏,商品房與自住房之間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隔離。但由於政策剛剛落地,第一批喫螃蟹的人還不知道此後會有怎樣的紛爭。這一次,天璞家園的衝突讓所有人看到了,隔離牆立起之後,可能會發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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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淇和李小山能讓我進去小區,願意和我深談,都源於另一位商品房業主劉昊的引薦。

隔離牆第一次被推倒後,劉昊在微博上與自住房業主爭論,我給他私信,因此有了聯繫。他是國內一家著名互聯網企業的中層,今年33歲,北京人,已婚,有一個3歲的女兒,身材微胖,性格熱情。

他也是商品房業主裏比較活躍的中堅力量,參與了開盤至今小區所有的重大事情。在隔離牆這件事上,他的立場同樣堅定——堅決反對推倒隔離牆。

2016年底,劉昊以近千萬的價格,買下了天璞家園一套130平米的房子。他看中了這裏的小區環境和學區。

項目開盤時,龍湖宣傳它爲最頂級的精裝平墅,“天璞”二字來源於龍湖掌門人吳亞軍。在小區入口,有一整面水幕玉石影壁。庭院中有2.5米寬的花崗岩路面,1.5米寬的全塑膠跑道,夜跑時pm2.5指示燈會貼心地亮起。臺階及水系布有蜿蜒的燈帶,庭院裏則遍植名貴樹種,如銀杏、辛夷、玉蘭、元寶楓。

小區配套學校也是當時的賣點之一。商品房業主們通過私人關係打聽到,配套學校是北京中學東壩分校及其附屬小學。這是一所公立性質的九年制國際校,培養有出國意向的孩子,師資力量不錯,“實驗班裏20個特級教師教80個孩子”。

劉昊選擇居住於此的另一個原因是鄰居。他是老北京人,打小在大院兒裏成長,懷念那種親熱樸素的人際關係。在他眼中,天璞已經用房價做了篩選,他將擁有素質相當的鄰居,而他的女兒,可以有一批自己的發小,在一塊兒上9年學,成爲彼此一生的朋友。

爲了理想的生活方式,劉昊願意揹負上500萬貸款。最初,他就知道隔離牆的存在。根據照片,當年售樓處的水晶沙盤上,商品房的模型精緻,而自住房是兩棟透明的玻璃模型,兩者之間豎起了一道非常明顯的柵欄。

周淇和李小山比劉昊年紀稍長,分別是一家大公司的中高層領導和一家小公司的老闆,也是典型的中產,信仰市場經濟和公平法則,通過半生奮鬥,擁有了如今的生活,換一個上千萬的大房子,既是買房,也是一步到位的置業。

他們曾自發地反覆跟開發商確認過,柵欄會一直存在。當年龍湖以11.25億元的價格拿下這塊地,政府要求它配建學校和自住房,刨除二者,商品房的面積不到實際建築面積的一半。商品房業主們覺得自己實際支付了房子和學校的成本,溢價購買了,那自住房就應該被隔離。


售樓處最初的沙盤上,商品房與自住房之間有隔離。圖 /京房字微博


正是因爲如此,周淇展現出了對財富的高度敏感和捍衛心。他神色緊張地坐在我面前,計算天璞家園與周邊小區房價的差異,擔心一旦把隔離牆推倒,房價可能會應聲而落。

他們甚至一度認爲,自己不會和牆那邊的鄰居有所交集。“我們不認爲他們是鄰居,天然覺得這是兩個小區。他們叫龍湖學府苑,我們叫首開龍湖天璞。中間有個隔離隔開就完了。”

提到自住房鄰居時,周淇的臉色並不好看。他嚴厲的措辭讓我恍惚覺得,他在辦公室裏批評下屬時,應該也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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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劉昊不同,他曾和自住房鄰居們打過交道,甚至可以說是“並肩奮戰”過。

自住房業主秦悅,是劉昊曾經的“戰友”。他們年紀相仿,工作行業相同。還因爲學區房的問題,一起維過權。

2017年春天,商品房收房的日子臨近,商品房業主們在教委系統查詢發現,小區派位的學校有5所,而不只是北京中學東壩分校這一所。就是說,買了這個房子,並不能保證孩子能上北京中學東壩分校。他們慌了。

在謀劃維權時,他們想到,198戶商品房業主人數太少,便聯繫了自住房業主。在商品房業主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寫到,天璞家園“共計435戶”,承認了自住房與商品房是一個整體。劉昊後來對我說:“你可以理解爲我們那會兒也是飢不擇食。”

秦悅有孩子,也到了上小學的年齡,她毫不猶豫地加入了維權。他們一起走過了漫長的程序,和東壩鄉政府談過3次,朝陽區政府談過3次,北京市政府談過1次,朝陽區教委談過3次。有一次秦悅太激動,甚至差點被警察當場抓起來。很難說自住房業主們在裏面貢獻了多少力量,不過最終,問題還是被解決了。

這是商品房業主與自住房業主的第一次主動接觸,也是唯一一次。雙方不算親密,但互相尊重,關係至少算得上融洽。

秦悅和其他自住房業主們,知道自己與“商品房鄰居”的不同。其中一位說,自己曾和丈夫討論過,不管建沒建隔離牆,兩邊的綠植和配套確實有很大差距。如果有了孩子,將來他去“那邊兒”玩,回來再問,“媽媽,爲什麼兩邊不一樣?”她也會很尷尬。

秦悅大學畢業後到了北京,10年過去,她在這裏結了婚,有了孩子。她和丈夫工資不高,買不起房,一直住着租來的房子,也沒有北京戶口。到了孩子快上學的年齡,他們用自己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證搖號,還算被命運眷顧,中了籤。

她極儉省。我們在她家樓下喫了一頓飯,點了乾鍋花菜、地三鮮和煎餅,剩了一些,她都打包帶回去,晚上還能喫一頓。“沒辦法,首付80萬,我們借了好多錢。”

她身上有部分女性對命運的那種乖順。別人的朋友圈封面都是碧海藍天,她是老家的玉米地。偶爾發一條狀態,是怎麼用竈蒸餅子。她對自住房的質量期待並不高,對合同裏的容積率、綠化率沒太多概念,因爲比起北京日益增長的房價,她覺得這套自住房確實買得便宜。

但在1月12日這天,乖順的秦悅梗着脖子和商品房業主爭吵了起來——立起了隔離牆,意味着秦悅再也不能從小區人車分流的正門進入,要一輩子走另一個簡陋的小門,她覺得憋屈,沒了尊嚴。


隔離後進出自住房區域的唯一通道,左側的人行道緊挨樓房。圖 /天璞家園自住型商品房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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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悅並非自住房業主中的活躍分子,忙碌的生活、生病的孩子,讓她更多時候是在跟着大家的意見走。

自住房維權的中堅力量,是一羣受過良好教育、擁有北京戶口和體制內工作的新北京人。他們大學畢業沒多久,年輕、自信,知道在這場論戰裏法律和輿論的力量。

隔離牆的爭論出現不久,他們就註冊了一個叫做“@天璞家園自住型商品房”的微博,發佈和此事相關的一切細節。

楊溪是這個微博的管理員。她研究生畢業後,留在了北京一家國企,跟一個北京男孩兒結了婚。他們買不起婚房,暫時和公婆住在小房子裏,沒法要孩子。直到2015年,搖中了天璞家園的自住房。

這種房子,售價會比周邊同品質的商品房低30%。同理,若5年後他們要售賣,也要上交30%的收益給政府。但這已經是這對新婚夫妻最優的選擇。

管理微博時,楊溪有兩個原則,一不罵人,二講法律。我們見面時,她思路清楚,對購房合同條分縷析,細數隔離之後不能實現的合同條款,如容積率、綠化率和消防設施等等。

整場談話下來,她說話用詞堪稱得體,只要語境需要,還會使用“建設法治社會”的主流語言。當然,她也批評開發商,譴責決策者,但用語終歸是節制的。

她也有眼睛發出光亮的時刻,是回憶起從交定金到等待交房的過程:地基打好了,蓋幾層了,封頂了,刷牆了,通水電了,開始綠化了……這是第一個真正屬於她自己的家,有丈夫,未來還會有孩子。


自住房的宣傳效果圖圖 /網絡


但看到房子的那一天,她失望了。“自住房跟商品房之間怎麼裝上了鐵護欄?自住房業主沒有資格從小區正門出入,只能在兩棟樓前的一小塊空地上活動?自住房的綠化也基本是‘牆腳栽花、牆隙種樹’,慘不忍睹。”

此後,楊溪和其他的業主們,開始走馬燈似的接待記者。不論央媒、地方媒體還是自媒體,無論如何,她都要說她想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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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是一點點激化的——從去年7月到今年1月,整整半年裏,雙方沒有坐下來談過一次。

最開始,自住房業主撥打市長熱線,找朝陽區住房保障辦公室。政策也給出了回應,北京市住建委約談了包括龍湖在內的多家房企,明確開發商不能在小區違法設置隔離。

龍湖迫於壓力,曾經偷偷把隔離門拆掉,但被商品房業主發現了。他們向龍湖表達了強烈抗議,又把門裝上了,還是不放心,穩妥起見,又做了一扇備用門。在面向自住房那邊,商品房業主掛出了橫幅,上書“保障房變味牟取暴利,商品房遭掠奪忍無可忍”。


去年夏天,商品房掛出針對自住房的橫幅。


他們在微博上互嗆。一方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我們想拆就拆,另一方馬上回,穿鞋的不會自己來,你們會拆,我們就會請人再來裝。

誤會在收房那天到達了頂點。

那天,商品房業主們在隔離牆那邊豎起了白帳篷,做社區活動。劉昊說自己想做得體面些,還定了麻將桌和烤羊,他向我展示了外包公司做的方案和預算。

但在自住房主看來,那更像是一種炫耀和示威。在收房前,他們得到承諾,稱隔離牆會被拆除。到了現場卻發現,只是門打開了,並未消失。人羣裏有人在嚷:“他們不拆,我們就自己來吧,還有什麼比法大呢?”

他們從汽車後備箱拿出了石錘、幾米長的繩子,戴上了口罩、帽子。門並不難拆,把繩子固定在門上,開始往自住房一側拽,門的焊接處較牢固,一位中年男子用石錘砸了幾下,門就下來了。全程不過10分鐘。

自住房的女性和老人站在最前面,防止對面商品房業主衝過來動手。那一刻,楊溪覺得“感動”和“振奮”,“感覺大學的籃球賽之後,我再也沒有這麼熱血過了。”

劉昊在對面的人羣裏,看到了和他一起爲孩子上學維權過的秦悅。劉昊在罵,秦悅也在罵。如今,他們成了仇人。

6


1月12日,拆牆的衝突發生後,現場的動圖在微博上被轉發了近3000次。

有人替商品房業主們不值,也有人認爲自住房業主“按合同辦事”的要求合理合法。這一面隔離牆的存廢如此牽動人心,它攪動的是不同階層人的痛覺神經。

從更現實的角度來看,除了天璞家園,還有無數個小區面臨着相同的問題。

天璞家園建成後沒多久,北京市在逐步改變供地政策,自住房開始單獨供應,不再作爲商品房的配建小區。但是那些已經批覆、正在建成、還未交房的配建小區,該怎麼辦呢?

一位業主告訴我,在豐臺區南三環的某個小區,商品房、自住房與兩限房三種房型混住,他們笑稱它爲三國盤——自住房業主不想要商品房的花園,但要求與兩限房隔離。

社會學家孫立平在一篇文章裏寫道:“不要小看了(天璞家園)這個事情,從更抽象的層面來說,當一個社會貧富分化已經形成,並且社會越來越定型化的時候,不同羣體、不同階層的居民如何相處,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對於天璞家園的居民們來說,事情已經僵持得太久了。截至2月24日,我寫下這篇報道時,還沒有看到能妥善解決問題的可能。有官方機構在雙方之間斡旋,提出一個方案是,免除自住房主物業費,保留隔離——絕大多數自住房主都拒絕了。

再過幾個月,小區的配套學校就要開學了。劉昊的孩子3歲,秦悅的孩子6歲,小區裏還有無數的學齡兒童。

住在價值一千萬房子裏的孩子,和住在價值兩百萬房子裏的孩子,將在一個校園裏上課,甚至坐在一個教室裏,成爲同桌、摯友。

而他們的父母,站在隔離牆兩邊,遙遙相望。


被自住房業主拆除的柵欄已被重新安裝。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涉及人物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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