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虽然被誉为一代辞宗，但历史上对他所作的诗赋却有着两极的评价，比如梁简文帝萧纲在《湘东王书》中称：“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从此语可知，皇帝都认为沈约和谢朓的诗可以并坐当时天下的头把交椅，而梁元帝萧绎论诗也称：“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虽有迟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这么说来，沈约是以量取胜，但萧绎仍然给他评价了个“能”字，即此可证，沈约的诗在当世就广泛受到赞誉。

余外，历代的史书记载中也有不少夸赞沈约的文章，比如《梁书·文学传序》中称：“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可能是夸赞太多了，而后就有了不同的声音，陆时雍就在《古诗镜》中说：“沈才不逮意，故情色不韵，读其词如枯株寡秀。诗须实际具象，虚里含神，沈约病于死实。”陆认为沈的诗写得太死了。而叶燮则说得更绝，他在《原诗》中称：“约诗惟‘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二语稍佳，余俱无可取。”沈约写诗本来就是以量取胜，他写了那么多，竟然被业界评为仅有一句稍好，剩下的都不足看。

叶燮说的这句诗出自沈约的《别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这首诗读来确实写得感性真挚，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价该诗说：“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然而，叶燮把沈约的诗看成仅有这一句可读，颇有贬斥之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觉得应该跟钟嵘把沈约的诗列为中品有关。钟嵘的《诗品》把天下的诗歌分为了上、中、下三等，他的这部书对后世影响很大，因此很多人的看法应当来自于钟嵘的观点。关于沈约的诗，《诗品》中称：“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钟嵘的这段话看上去写得颇为公允，然细品文意，似乎另有所指。他说沈约暴得大名的原因，是那时的一些著名作家各有各的问题，比如：谢朓还没有名声在外，而江淹已经过气了，范云在诗上也没能出人头地。因为这些人都不行，所以才显得沈约很能。我觉得钟嵘的潜台词是说沈约：因为山中无老虎，所以才使得猴子称大王，虽然他在当时有名气，但是在整个诗史中，就是中等水平了。

但事实是否如钟嵘所言呢？换句话说，钟嵘对沈约的评价是不是公正的呢？这件事还值得推敲一番，《南史·钟嵘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是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

呵呵，这段话说得有意思，原来钟嵘曾经求过沈约，希望沈帮着自己扬名，但沈却拒绝了，这当然让钟怀恨在心。等到沈约去世后，钟给沈了一个中评，《南史》中就认为这是钟想借此来报一箭之仇。而事实是否如此呢？后世也认为《南史》中的这个说法恐怕靠不住，比如明代的胡应麟就说过这样的话：“（沈约）诸作材力有余，风神全乏，视彦升、彦龙，仅能过之。世以钟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胡应麟认为，沈约的诗作水平也就是那样，钟嵘给他个中评，不算是贬低他。

虽然钟嵘给沈约的评价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但后来世人却对沈约越来越重视，尤袤在《全唐诗话》中说：“魏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尤袤更看重者，是沈约在音乐方面的贡献，而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也称：“律体虽成于唐，实权舆沈约声病之说。”这里所说的“声病”指的是沈约极有关系的“四声八病”之说。

汉语的读音分为四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古时候，这四个声调则是：平、上、去、入，然而入声字到今天已经在很多地方消失了。四声的发明者是周颙，然而把这四声应用于诗作之中，这跟沈约有一定的关系。

据说四声是从五音发展而来者，中国古代乐律有“宫商角徵羽”五音，后中间经过转变，变为了五声，再后来，又改变为四声。那为什么是变为了四声，而不是其他几声呢？陈寅恪在《四声三问》中说：“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按陈先生所说，中国的音就定为四声比较合适，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四声其实是从佛经转读而来者，这件事跟竟陵八子的萧子良有较大的关系：“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原来是萧子良组织了一些僧人制定出了佛乐，在这个过程中也将中国的四声读音确定了下来。

其实，早在此前就有人认为是曹植听到了诵经之声而制造出了诗调，《法华文句记》卷五中有这样的说法：“陈思王，姓曹名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十岁善文艺，私制转七声。植曾游渔山，于岩谷间闻诵经声，远谷流美。乃效之而制其声。”但不管怎么样，是到了沈约才将四声读音跟诗结合在了一起。沈约写过一部《四声谱》，可惜这部书失传了，好在日本高僧空海有《文镜秘府论》一书，此书流传至今，里面引用了不少沈约此文中的说法。可见，《四声谱》制作出来后，声韵才得到了标准文本的规范。那个时候“竟陵八友”在一起比赛诗歌，是否也用这个声律来做标准呢？如果没有统一的规矩，那他们在比诗时，只求速度而不求质量，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宇文所安称：“该社团的主要成员对诗歌具有着一些共通的理念，并努力将他们付诸实践，对声律的关注是他们的共同点之一。”即此可知，还是有标准在，而这个标准就应当是规范的四声。

沈约既然制定出了《四声谱》，那他自己是否严格按照这个条文来作诗呢？毕竟还是有认真的人，到了清乾隆年间，纪晓岚就把流传下来的沈约所作之诗文，全部用《四声谱》衡量一番，而后他给出的结论是：“约既执声病绳人，则约之文章，必不自乱其例。所用四声，即其谱也。今取其有韵之文，州分部居而考之，平声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韵》者才一二，仄声得七十五部，不合《切韵》者无一焉。”（《沈约四声考》序）纪晓岚真是个认真的人，他用《切韵》将沈约的韵文诗一句句核对，而后列出结果，即此可见，沈约所作的韵文的确是按照自己的四声理论所创作者。

对于诗词，“四声”跟“八病”并称，所谓“八病”其实就是作诗时不能犯的八种毛病，北宋李淑在《诗苑类格》中称：“沈约曰：‘诗病有八：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唯上尾、鹤膝最忌，余病亦通。’”（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引）但到了南宋，阮逸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他在注王通《中说》中称：“四声韵起自沈约，八病未详。”而纪晓岚虽然认为沈约所撰之诗符合其所发明的四声，但八病却不是沈约所发明者：“按齐梁诸史，休文但言四声五音，不言八病，言八病自唐人始。所列名目，唯《诗品》载蜂腰、鹤膝二名，《南史》载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名，其大韵、小韵、正纽、旁纽之说，王伯厚但据李淑《诗苑类格》，不知淑又何本，似乎辗转附益者也。”

然而，日僧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中有《文二十八种病》之篇，其中有八种可以跟八病对应的上，并且《文镜秘府论》中还对这八病作了具体的解释，我抄录前几种如下：

“平头诗者，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犯平头。”

“上尾诗者，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名为上尾。”

“蜂腰诗者，五言诗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

“鹤膝诗者，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言两头细，中央粗，似鹤膝也，以其诗中央有病。”

原文中，每一病都举有实例，限于篇幅，我就不在这里抄录了。从后世的论述来看，基本上还是把八病的发明权给了沈约，因此说，沈约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对于诗韵的规范，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称：“《选》诗之变为唐诗，则顿也，非渐也。然亦有其渐焉。盖有鉴于陈、隋之菁华已竭，故褰裳去之。而梁之沈约、江淹，与齐之谢朓、宋之鲍照，实为嚆矢。而《选》以后，虽有作家，如何逊、徐陵、庾信、薛道衡之属，皆不与焉。观唐人用韵最严，而礼部所颁，断以梁沈约为主，可知矣！”唐诗之所以冠绝古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其运用了严格的诗韵，因此人们没有忘记诗韵的规范者正是沈约。如此说来，沈约可以说是唐诗兴盛的奠基人。

萧统在两岁时被立为了皇太子，而后其父萧衍命沈约做萧统的老师。梁天监二年，沈约在乌镇建了一座书馆，在此给萧统上课，《桐乡县志》卷二《疆域下·古迹》中称：“昭明太子读书馆，即青镇密印寺，梁萧统师事吴兴沈约，约有先人墓在鸟墩普静寺，每春归扫。其返也，帝必遣统迎之，因就筑馆宇读书，内有校文台。后约不自安，迁葬金陵，昭明遂舍馆为贤德寺，后改密印。”沈约祖上的墓在普静寺，他每次回来扫墓时，梁武帝都让儿子萧统去迎接，所以在这里盖了间房，沈约就近教萧统学习。后来这座书馆倒塌了，到明万历年间，乌镇同知全廷训特别崇敬昭明太子的才学，于是他就在书馆的遗迹上建造了一座石牌坊，这座石牌坊虽然几经周折，但总算保留到了今天，我觉得这应当是我寻访沈约遗迹的纪念物。于是我来到了嘉兴，找到范笑我兄，在他的安排下，我们共同到乌镇去看这座牌坊。

沈约遗迹位于浙江省嘉兴桐乡市乌镇西栅景区内的“梁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牌坊。范笑我请他的朋友顾兄开车，带我一路寻访，来到了乌镇镇。进入镇内，立刻感觉到了人气上的旺盛，满街都是游客，车在人缝中缓慢地挪动，这种景致恍若在去香山看红叶的路上。顾兄介绍称，乌镇门票收入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入账803万。他带我等先去看牌坊的原旧址。

铁栅栏门里面的电影院

电影院门前的古河道

电影院旁边的门牌号

来到乌镇镇旧城区，在中心位置有一个小广场，广场后面是一个老式电影院式的建筑，门楣上的牌匾已经零落了三分之二，仅余“乌镇”两个字。顾兄解释称，这就是乌镇电影院。之前我查到的资料上称，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乌镇要修建一座剧院，选址就是在昭明太子读书处，因此当时把这个牌坊砌在了这个剧院的南墙上，后来这个剧院改为了电影院，而今我来到了此处。在电影院旁边我注意到一家的门牌号是“乌镇镇虹桥村什景塘12号”。顾兄接着称这个牌坊原来就在电影院门口的平地上，现在这块平地大半空闲着，仅有一小块被人用废弃的砖块垒成了一畦菜地。

老人向我出示关于牌坊拆迁的记录

这个小广场周围是铁栏杆，里面上着锁，我等只能站在栏杆外向里张望，里面有一男一女的两位老人，主动地过来问有什么事。顾兄用当地话说明来意，此人很警惕，问我们仨人是干什么的，顾兄分别报上了自己和范兄的工作单位，又重点介绍说我是从北京来的专家，特地来考查昭明太子和沈约的牌坊旧址，我听他这么一说，于是立即做出专家的持重状，以配合这种表演。老人听此情绪立即高昂起来，说自己是这个牌坊的清理人，并且在拆迁牌坊时他看了全过程。话音未落，他掉头奔跑冲进屋内，十秒钟之后又冲了出来，拿出来一个牛皮纸记事簿，用力地向我等抖动着，他语速极快地说：“当初拆这个牌坊我做着仔细的记录，他们怎么拆的，几分钟拆哪根柱子，我全都记录了下来，你们看我有证据！”他把那个记事簿递给我看。

详细的叙述

当年牌坊立在此处的照片

记事簿的封皮上用红字印着“三线簿”，底下写着199，我估计后面是要填哪一年，上面用钢笔潦草地写着“古玩鉴定介绍，罗晰月主持节目，中央二台晚6点上午10点”，在封面的下方用同样的笔体写着“2004.11.14号上午9点起至15号凌晨3点半，11:30上动，12:30分中动，12:50柱西，1:30柱东捠，2:00柱西捠”。我征得老人的同意，把这个本接过来，放在旁边停的一辆摩托车的后座上拍照。老人解释说，底下记的时间就是那些人拆迁牌坊时的全过程，他边说边在院子中蹦来蹦去，用肢体语言向我描述着拆迁时的情形。有个妇女一直站在旁边看着他直乐，他突然转头冲那位妇女说快把照片拿出来，妇女掉头跑进屋，拿出一张照片，老人生气地说：“不对！是我跟那个石牌坊合影的照片。”那位妇女又进屋中，拿出几张，让老人挑选，他终于找到一张，马上递给我看，说这张照片就是他跟那个石牌坊的合影。

看来老人对鉴宝节目有着浓厚的兴趣

形象的肢体语言

我谢过老人的指教，向他请教一些个人的信息，他说自己叫戴忠元，今年63岁，原在文化局工作。他所说的拆迁，指的是当地将这个石牌坊拆下来运到景区里面。这种随意挪地方的行为，其实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并不正确，但正确与否又有什么用呢？能变成钱才是硬道理，于是萧统的这件纪念物就放到能够赚钱的地方去了。

进入了乌镇景区

找关系买到了团体票

景区内的游人

驱车来到乌镇西栅景区，顾兄解释称，虽然自己是管理旅游者，但是乌镇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以前当地很是落后，自从搞了水乡开发后，成了当地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因此政府又规定无论什么人一律不能免票，即使各地要招待相关领导，也需要先买票然后再由财政划拨。他一边解释但还是不死心，仍然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去了电话，来到景区门口，可谓人海如潮，停车场找个车位都不容易，他还要出示自己的证件，才把车开了进去。到售票处找朋友，他朋友说可以半价，进内找到此人，带我等到售票处，看到窗上贴着的价格，散客180元，团体120元，顾兄最终购买了团体票的半价60元，我赶快把钱递过去，他坚决地给我塞了回来，让朋友又费时间又费钱，这让我有些过意不去。

老建筑

这里叫“昭明书院”

萧统像摆在了这里

购票入内，进门便是排队等船，为了突出景区特色，所有的游客坐船才能进入主景区，等船的游客太多，我问顾兄可否绕过去，他说旁边有施工的栈道。沿栈道步行入内，看到了旁边正在建一个外形超现代的大堂，顾兄解释称这是大剧院和木心美术馆，进入景区需要经过长长的仿古老街，顾兄称里面的正式工作人员就有三千多人，所以说收这么高的门票，其实也有些道理。

终于看到了石牌坊

上面的字迹

捐助单位中没有个文化部门

来到景区深处，看到昭明书院匾额。由此进入，厅的正中有个佛龛状的摆设，里面有半身雕像，底下的介绍牌说是萧统。何以建成这么个制式，旁边的说明牌未见解释。沿此穿过进入后院，在院子的正中，就看到了那个古老的石牌坊，牌坊的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六朝遗胜”，下面的一行小字则写着“梁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虽然这里不是原址，但毕竟还是原物，也值得让我感慨一番，石牌坊的旁边还立着一个小的说明牌，上面写着：石坊建于明万历年间，公元一九八四年十月，桐乡水泥厂、乌镇丝厂、乌镇酒厂、乌镇锅厂资助重修。可惜这个落款儿没有一个是文化部门。

老匾额

这里还有几块

新修的太学

几份报纸颇有品味

水乡

石牌坊后是新建的书院，书院为两层的仿古建筑，里面悬挂着一些旧匾，细看之下，倒都是原物。右手是一个环形的厅，牌匾写着“太学”，底下以环形的方式摆列着书架，陈列的书则全是新书。我注意到旁边的一个报刊架上，挂着四种报纸，自上而下依次是《文汇读书周报》、《参考消息》、《南方周末》和《中华读书报》。由此看来，现在书院的管理者还真是个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