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張國剛教授學《資治通鑑》丨音頻
原標題：跟張國剛教授學《資治通鑑》丨音頻
《資治通鑑》是一部三百多萬字的皇皇鉅著，編者司馬光曾感慨很多人“讀不盡一紙，皆昏昏欲睡爾”，很是無奈。可見，這部書讀起來並不容易。難怪古往今來幾千年，從頭到尾通讀通透的人並沒有幾個。
自從張國剛教授《<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2016年面世以來，很多讀者都反饋這是一部瞭解《資治通鑑》及其智慧的佳作，很多人也因此書而開始對《資治通鑑》這部皇皇鉅著產生了興趣。傳承中華歷史，弘揚傳統文化，這是我們出版者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我們因此而自豪。看到一本書帶動了廣大讀者對傳統文化的熱情，我們的內心洋溢着滿滿的幸福感。
在廣大讀者中，也不乏小朋友的聲音，他們說通過張國剛教授的講解，他們瞭解了《資治通鑑》這本書，讀懂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不信嗎？聽聽下面的音頻吧。
導論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度，中國的歷史典籍浩如煙海。古希臘則是一個哲學的國度，希臘人重視哲學和科學，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希臘三傑名震古今。中東、北非（閃族來自北非）、南亞分別是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佛教的誕生地。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人最重視歷史。在汗牛充棟的歷史著作中，《資治通鑑》是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資治通鑑》的第一個特點是通。它是我國最大的一部編年通史，可以說是大而通。它篇幅大、字數多、年代長。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宋太祖趙匡胤建國前夕，凡1362年，含周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各朝的歷史。全書正文有三百多萬字，司馬光參考了三百多部著作，對於史料矛盾或記載不清之處，還進行了比較、考訂，撰寫《考異》三十卷。爲了編撰這部書，司馬光和他的團隊（當時著名史學家劉攽、劉恕、範祖禹等）前後花了十九年時間。元祐元年（1086）最終定稿，六年後刊行。現在通用的版本是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加入了元代史學家胡三省的“注”及有關附錄，排印出來有六百萬字。
因爲“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廣爲流傳，這使得《資治通鑑》的總主編司馬光成爲一個婦孺皆知的名人。他編纂這部書，不僅出於自己的喜好和責任感，也和北宋前期提倡文治教化、重視總結歷史經驗得失有關，所以這部書是“奉敕”編撰的。因此，《資治通鑑》這部書的第二個特點是正。不僅符合儒家正統價值觀，而且內容通於大道，取材專取事關國家興衰、民生休慼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其撰述目的是爲了借鑑歷史上治理國家過程中，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原名《通志》。神宗以該書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故賜名“資治通鑑”。
正是因爲司馬光的經世情懷，鑄就了《資治通鑑》的第三個特點是經世致用。全書按時間先後編次史事，但往往用倒敘、插敘或總結的方式，交代史事的前因後果。重要人物逝世，重大事件的得失，作者會有一段蓋棺論定的評價，或者引據史書，或者用“臣光曰”的形式，使紛紜的歷史事實與人物，呈現出系統而明晰的頭緒。它的內容以政治史、軍事史爲主，尤其對於戰爭的記述，精彩紛呈，充滿了辯證法，藉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提供給閱史者借鑑。寫“四庫提要”的館臣評述《資治通鑑》“網羅宏富、體大思精”。曾國藩更向人推薦說：“竊以爲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爲什麼曾國藩認爲《資治通鑑》是最好的經世治國之書呢？因爲這部書不光講道理，還通權變。因爲這部書不光講道理，還通權變，即所謂“窮物之理、執聖之權”。一本書能講清楚道理已經難得了，除了講道理，還通權變，懂得講操作，這當然是了不得。據說朱元璋就對《資治通鑑》情有獨鍾，清朝康熙、乾隆等帝王也都閱讀通鑑學習治國之道，並作“御批”（讀書筆記）傳世。
史書的價值可以從兩個方面評價： 一個是史料價值，一個是史著價值。作爲歷史材料，《資治通鑑》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作爲史學著作，《資治通鑑》具有不可替代的閱讀鑑賞價值。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評述《資治通鑑》“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清代史家錢大昕說：“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
錢的意思是《資治通鑑》的取材多有超出正史之外者。這是因爲司馬光的史料選擇確實還參考了正史之外的幾百部著作，併爲《資治通鑑》寫了《考異》，對不同的記載進行考訂。錢大昕的評價道出了《資治通鑑》蒐羅史料求博、考訂史實求真的特點。
《資治通鑑》這部書得到了後世學者、帝王的交口稱譽。王夫之寫過一本《讀通鑑論》，專門對《資治通鑑》記載的史實進行評點。王夫之認爲閱讀《資治通鑑》，知歷代興衰，明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自淑，就是可以提升自己；誨人，就是可以與人分享；知道而樂，就是知道治國之道、爲人之道、處事之道，而感到很愉悅、很快樂。所以自淑、誨人、知道而樂，就是我們學《資治通鑑》的宗旨，也是我們讀《資治通鑑》要力爭達到的三重境界。
其實，歷史就是前人在應對各種挑戰後，給我們留下的一些經驗總結。人生、民族、國家，都會有不同的挑戰。爲了應對這些不同的挑戰，人們相關應對的措施、應對的辦法、應對的智慧，所有的成敗得失的記錄就構成歷史。讀史就像看高人下棋，他們每走一步都留下來一些歷史的印記，這就構成了一個棋譜的殘局。我們熟讀這種殘局，我們就能下棋了；我們熟讀歷史，我們對人間的這些不同的挑戰，就能做到心中有數。道理往往是抽象的，歷史是具體的。抽象的道理在具體的歷史情境當中，就能使我們明白權變的道理。
內 容 簡 介
張國剛教授潛心研讀《資治通鑑》數十載，以縱橫東西文化的視野廣度、貫通古今歷史的思維深度，精心選取《資治通鑑》中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二十個關鍵點，以現世眼光審視傳統文化精髓，追尋政治得失、王朝興衰之跡，探究修身齊家、經世治國之道。
《<資治通鑑>與家國興衰》從《資治通鑑》文本出發，關照影響家國大政之關鍵節點，言簡意賅地講述由三家分晉至大唐盛世終結的中國歷史，書中不乏忠於原典的歷史場景再現、人物言行鉤沉，更有張國剛教授獨到深刻而妙趣橫生的分析講論，令一部體量浩繁的古典鉅著一變而爲精簡通達的大衆歷史讀本，堪稱當代大家解讀歷史名著的經典之作。
目 錄
導論/1
第一講三家分晉/1
歷史自古分分合合。三家分晉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領導者的基本素質和領導能力是帶好隊伍，不光自己要謙虛謹慎地處理國務政務，而且要讓人願意跟你走，願意爲你做事。同時，一個真正優秀的人才，應該比別人更加謙卑。有擔當、有事業、有未來的人，尤其將來可以成爲領袖的人物，應該比別人更自律。
世界上的許多事情，不是完全靠主觀努力就能夠解決的，如果不能因勢利導，隨機應變，很可能就要碰壁。所以既要目標堅定，又要步履穩妥，這是成事者應有的風度。
第二講商鞅變法/25
商鞅變法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怎麼估計也不會過高。它不但奠定了秦國統一的制度根基，而且對之後兩千多年中國的政治、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譚嗣同說過：“兩千年來之政，秦政也。”毛澤東也講：“百代都行秦政法。”
商鞅變法提倡的價值觀，即不斷地努力工作就能改變自己身份的觀念，把大家的慾望都釋放出來了，對成功的慾望，對財富的慾望等。如何掌控這種慾望，就成了賈誼《過秦論》及後世執政者一直在探討的根本要旨。
第三講縱橫捭闔/45
秦統一六國的過程中，至少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一是著名的遠交近攻，二是不拘一格延攬人才。秦王嬴政啓用了很多從六國投奔來的人才，這些人才能夠真正把握到六國的命脈所在，讓秦國的統一大戰略得以順利展開。
戰略的制定是一方面，戰略能不能落地起作用，還要看領導層是否賢明，同時對方君主是否“配合”。六國領導層比較昏庸，往往“配合默契”地幫助秦國實施其謀略。
第四講千古一帝/67
商人呂不韋發現秦國質子異人“奇貨可居”，幾方斡旋，將異人推上太子的寶座。從別人的需求出發，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這就是呂不韋的成功之道。
秦王嬴政是個顧全大局的人，他能改過遷善，能使用不同類型的人，並讓他們各盡其才，所以成就了千古偉業。但他沒能在制度上設計對權力的制約機制，沒能建設發展大一統國家的配套軟件，成了後世君王的反面教材。
第五講亡秦必楚/93
劉邦起兵之初，一無家世，二無德行，卻憑藉強大的人格魅力贏得張良等人的追隨。在入咸陽之前，劉邦擁有什麼呢？一是一支獨立的軍隊，二是仁義甲天下的江湖聲譽。
整個戰爭，項羽都在自己打，誰也打不過他；而劉邦卻自始至終在下一盤棋。劉邦最大的本事，在於他會用人，這是他成功的關鍵。
第六講楚漢之爭/115
在與項羽的對抗中，劉邦實際的工作是建立統一戰線。他一直在爭取團結所有跟項羽不和的人、過去反對項羽的人，以及自己部下能夠跟項羽單獨作戰的人。
項羽長嘆“天之亡我，我何爲渡”，看上去是英雄氣概、殺身成仁，但從領導者素質的角度講，這是在逃避責任、逃避奮鬥。
第七講西漢開國/137
劉邦建國後，花了相當大的氣力來解決功臣問題。對異姓諸侯王，劉邦未必一定要在肉體上消滅他們，但首先要考慮的是他們不能危及國家安全。劉邦封賞功臣昭示了兩個問題，一是開始重視文治，二是塑造以忠誠爲第一的價值觀。
漢承秦制立國，但沒有用苛嚴的秦政，而是與民休息，無爲而治，儘量爲百姓創造自由寬鬆的環境，讓他們去創造財富，是爲“文景之治”。
第八講漢武大帝/169
漢武帝對內加強中央集權，對外開疆拓土，儒外法內，王霸雜用。他一方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另一方面在實際選拔人才中，又不拘一格，注重實際幹才。
漢武帝熟諳權變之道。原則、制度是不變的，而社會和世事是不斷變化的，兩者之間難免會有不契合之處，採取變通的措施和做法，以權變之道來處理，是最好的選擇。
第九講昭宣中興/187
從昭帝霍光輔政到宣帝親政，其間的四十年，史稱“昭宣中興”。霍光沒有文化，沒有戰功，僅依靠謹慎、機敏爬到了人臣權力的巔峯，體現了他的政治魄力。但當他的權力大到沒有什麼可以制約的時候，自我膨脹使他聽不進任何人的建議，自己不知進退，又疏於對家人的約束，最後滿盤皆輸。
第十講王莽始末/209
王莽在時代理論營造的氛圍中，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在萬人推戴下，和平演變登上了帝位。有道是，風光的背後，不是滄桑，就是骯髒。王莽手上的權力，是骯髒的。
西漢在王莽的禪讓中，壽終正寢；王莽在他自己推行的改革中，也灰飛煙滅了。王莽沒有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能力，卻設法坐到了皇帝的位子上，既是民族國家的災難，也置個人於危險的境地。
第十一講光武中興/229
南宋的陳亮認爲，中興之盛，沒有能超過光武帝的，他的功業之大、成效之高，不光是靠天命，也靠人的謀略——“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
劉秀是個寬厚的人，也是個精明的人。精明用在大事上，厚道用在小事上，無論精明還是寬厚，劉秀都是從事業的需要出發的。
第十二講士風矯激/251
桓帝和靈帝時期，宦官掌握着朝廷大權，士人羞與爲伍，卻又與之爭權奪利。他們實現自己政治和經濟訴求的途徑，是利用輿論工具：第一批評時政，評騭公卿；第二互相抬高，激揚名聲。
東漢的士人們標榜自己的行爲是爲了伸張社會的正義，但實際上這種行爲背後潛伏的卻是自身的政治訴求和經濟利益。他們鼓動全社會瘋狂，實際上無助於社會的進步。
第十三講曹操成敗/265
曹操是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很奸詐，《三國志》中的曹操很正面。如果歷史上的曹操不是正面形象，少年李隆基怎麼會以阿瞞自詡呢？
年輕時就以睿智知名的曹操，有非常精準的審時度勢的判斷力，這使他在數次大事關頭都能處理得當，未屆不惑而雄霸一方。然而，一世英雄的曹操卻也躲不過人性最低級的弱點——驕傲輕敵，他被之前的勝利衝昏了頭腦，赤壁之戰慘敗而回。
第十四講劉備百折/275
劉備在江湖上的美譽度，隨着他一次一次兵敗而不斷提升。仁厚，是他的智慧所在。在困境中求生存，借力發力，則是他仁厚之外堅忍、通權變的特徵表現。比起曹操的雄才偉略，劉備確實甘拜下風。然而他廣播恩信，“折而不撓”，最終成就了一番偏安的霸業。
第十五講孫權偏霸/287
與父兄相比，孫權不善於挺矛操戈、衝鋒陷陣，他的特點是能像越王勾踐那樣屈身忍辱、籠絡人才。曹操說：“生子當如孫仲謀。”
孫權善於識人用人，能夠駕馭部下；也能把持自身，改過遷善，約束權力。但在古代權力結構中，長壽的帝王晚年往往恣意妄爲，造成悲劇，孫權也沒有逃脫這個宿命。
第十六講曹魏國運/301
與曹操的格局相比，曹丕實在相去甚遠。繼位之前發生的瑣屑小摩擦，曹丕卻在繼位後用帝王的權力來實施報復，其格局可見一斑。
曹魏政權，從曹丕到曹叡，片面接受東漢末年的教訓，把權力集中於祕書，依靠祕書治國，導致了大權旁落，江山不保。在集權時代，領袖人物的才能和智慧，對國家安全和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十七講西晉亂局/323
東漢之後，國家分裂了近兩百年才重現統一。司馬昭之子司馬炎作爲西晉的開國皇帝，有統一之功。可是爲什麼統一之後只有三四十年，這個王朝就滅亡了呢？
制度是否符合當前社會發展需要是一個問題，有沒有能力強、合適的人來執行制度，是另外一個問題。在帝制時代，一個政權能不能找到優秀的接班人，對於王朝興衰，非常重要。
第十八講隋唐霸業/333
從東漢末年董卓進京到楊堅統一南北，結束了中國歷史長達四百餘年的分裂。從入宮輔政到當上皇帝，楊堅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難怪清代史學家趙翼說：“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但古來失天下之快，也未有如楊隋者。短短三十幾年時間，楊隋就被李唐取代。罷黜高熲、廢黜太子楊勇改立楊廣，是隋文帝政治由明到昏的轉折點。
隋末起兵的各個勢力中，李密和李淵是最有實力的兩隊人馬。開始是李密佔優勢，而最後卻是李淵得天下。爲什麼呢？
第十九講治世明君/361
從馬背到龍椅，唐太宗李世民認識到文治教化才能真正幫助他征服天下。他能知人識人，用人如器，各取所長而不求全責備，起用了大批人才輔佐他治國，這是他得以開創盛世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皇帝制度下，對皇權沒有制度化的約束機制，因此，皇帝對臣下意見的準確判斷和自我約束力，就顯得尤爲重要。《貞觀政要》所討論的重點並不是如何駕馭臣下，而是如何約束皇帝及其權力，這正是李世民超邁古今帝王的所在。
第二十講開天治亂/373
開元盛世到底有多盛？在一幅欣欣向榮的盛世圖景後，有沒有藏着亂世的危機呢？
唐太宗曾擔心的守天下問題，在其曾孫李隆基身上得到了應驗。晚年的唐玄宗，不僅做不到居安思危，在任賢納諫上也犯了嚴重的錯誤，再加上對自我約束的懈怠，促使了“安史之亂”的爆發。大唐的輝煌一去不返。
後記/393
張國剛，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爲聯邦德國洪堡學者，主要致力於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關係史的研究。爲清華大學本科生、學堂在線網絡課堂以及社會各界講授《資治通鑑》，頗受歡迎。2014年被評爲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學名師。主要著述有《唐代藩鎮研究》《佛學與隋唐社會》《唐代家庭與社會》《中西文化關係史》《文明的對話：中西交流史論》《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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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雨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