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黨作爲代表相關利益團體的組織，將在合理性的官僚化的過程中失去其代表的針對性，而內卷於國家自主性的運行邏輯，政黨組織的代表性的合法性將受到自內而外的質疑，遭受理論與政治實踐的雙重挑戰。在具體的政黨和羣衆關係的政治實踐中，代表性的同一不在於政黨組織的“既定”，即原本代表某一羣體羣衆的政黨因其組織化而成爲一種封閉性的、反而先於這一羣體的團體或組織，代表性邏輯讓位於權力邏輯，羣體成員只有進入政黨纔有機會參與政治活動。

郭　湛，曾東辰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100872)

［摘要］無論是一黨制、兩黨制還是多黨制的現代政黨政治，都在當代面臨着代表性斷裂這一問題。代表性斷裂難題表徵於同一性的困境、代表鏈的遊移性，以及行政合理化與代表合法性失位並存。針對這樣的問題，羣衆路線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政治資源。再釋與重踐羣衆路線對現代政黨政治有着重要意義，通過羣衆路線在先鋒隊理論、領導權鬥爭以及超凡魅力方面對合法性的重塑，能夠在源自羣衆、爭取羣衆、領導羣衆三個方面應對代表性斷裂問題帶來的挑戰。

［關鍵詞］政黨政治；代表性；羣衆路線；執政合法性；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D252［文獻標誌碼］A［文章編號］1000-8284(2019)05-0048-09

政黨是現代政治中的一種客觀現象。政黨政治則按照一定的規律，在社會系統與國家之間起着影響個人、羣體及社會發展的中介作用。恩格斯指出：“迄今爲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產生現代階級對立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裏，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1］202這是一種具有客觀性的、不以個人意志爲轉移的政治邏輯。政黨既是國家的，也是社會的，因爲政黨的目的是掌握民族-國家權力，即實現一種公共性權力，並實現其價值目標。同時，它也是羣衆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必要載體。政黨是一個“把一端架在社會當中、另一端架在國家之上的橋樑”［2］，也就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溝通樞紐，也是民衆與政府之間的聯繫組織，在現代政治體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現代政黨政治代表性原則及其面臨的挑戰

政黨與社會的現代性息息相關。現代政治的特徵之一，就是從傳統型的君主權力轉向法理型的政黨所代表的權力。葛蘭西曾言，政黨即具有政治行動能力的“新君主”［3］。政黨異於前資本主義時代的派別：派別雖具有明確的訴求或政治目的，但它往往依託於某一階層內部分化的派性之爭；政黨則伴隨着現代性的啓蒙與祛魅，以代表性爲原則，是各個階層現實鬥爭的產物。當然，政黨最初的形式表現在經濟與政治領域，反映了資產階級與封建復辟勢力之間的鬥爭態勢，例如英國17世紀70年代開始輝格黨所代表的工商資產階級、新貴族與託利黨所代表的封建大地主貴族、天主教會之間的政治博弈。

堅持對政黨的階級性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首要立場。政黨追求“公共利益”時的立場並非事實上的公共利益，它不僅是“站在它們自己的立場上認識的‘公共利益’，體現的是它們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4］，而且是某一羣體通過對抗性的他者，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並明示其在社會結構中的處境。

馬克思主義對政黨的研究本身就是對於政治實踐的研究。它不是從某種公用的假設出發的純邏輯推演，而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爲依據，來理解政黨政治與其所代表的社會階級及階層的關係。在這裏，理論性和實踐性相結合是研究的前提。只有從政治的實踐出發，纔不會導致政黨理論及其運作原則與社會運動諸種形態之間的脫節。在一些研究中，政黨政治被視爲民族-國家行政，政黨被視爲國家行政體系的組成部分。政黨政治內嵌於國家行政之中的理論視角導致了“制度主義”的迷思，也導致了“領導”與“執政”之間的混淆。這種視角忽略了，政黨政治實際是介於社會與國家之間的，是批判國家行政權力異化、校正社會行爲合理性的重要機制。

如果說卡爾·波蘭尼對經濟領域與社會領域之間關係的分析給予我們的啓示是，經濟的全方位擴張導致原本從屬於社會的經濟領域在當代成爲社會的獨裁者，而批判與克服的可能性就在於其本身［5］；那麼，在政治上，國家官僚化、行政權力異化導致的國家對社會的統攝，對其進行批判的可能性便存在於政黨政治。政黨是羣衆運動開展的載體，政治活動主要通過政黨來實現。政黨政治之批判可能性就在於，它既可能服從於國家對社會進行制約的邏輯，也可能遵循社會羣衆“當家做主”的邏輯。如何讓後者的可能性成爲現實性，讓國家與社會的外在緊張關係轉向羣衆與社會的內在張力關係，就成爲問題的關鍵所在。無論是在這樣的外在關係還是內在張力中，政黨都體現其代表性原則和中介性推動作用。因而，作爲對政黨的理論分析的中心環節，代表性便備受矚目。在現實政治生活裏，代表性問題表徵爲代表性的斷裂和疏離，其症候表現如下：

其一，代表與被代表在現實中難以維繫同一性。同一性意味着代表能夠以被代表者的身份說其話（speak as），而非爲其說話（speak for）。前者是原本的重現，後者則是原本的再現。正是這種代表如實陳述與意義再述之間的不一致性，導致代表與被代表之間的不一致性。作爲自由主義的代表性理論，盧梭著名的公意論認爲，主權是不能被代表的［6］120。盧梭堅決反對霍布斯那種“一方有權命令，而另一方必須服從”的代表權力邏輯，而是認爲“主權在本質上是由公意所構成的，而意志又是絕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個意志，或者是另一個意志，而絕不能有什麼中間的東西”［6］120。這種對代表性的批判，被總結爲實質代表與實際代表的區別。實質代表指的是代表與被代表的同一性，這種同一性是建立在代表本身就是被代表者這一基礎上的；而實際代表則被解釋爲，代表本身不具備自主性與獨立意志，代表須時刻反映被代表者的要求，否則代表便是打着被代表者的旗幟而謀取自身的利益。

其二，代表性實際在政治與文化的話語場域中具有遊移性，即“代表”與“被代表”之間關係的遊移性。馬克思分析，資產階級內部也具有如此的態勢：“不僅議會黨分裂爲原來的兩大集團，不僅其中的每一個集團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議會內的秩序黨和議會外的秩序黨也分裂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家和資產階級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遠了，都不再互相瞭解了。”［7］546-547這是對歷史事件的解剖，其結論也非“決定性”的，並未體現生產關係中的階級地位對階級意識和行動的決定必然性，相反，通過對1848—1851年各階級及其代理人的政治性分析，發現了代表性在具體政治實踐中的遊移性特徵。馬克思首先以“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7］470的歷史觀，否定了維克多·雨果“尖刻的和機智的痛罵”［7］465-466所代表的英雄史觀；再以“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7］470-471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反思了政治經濟學的一般性分析；最後通過對內外時局、政黨運動以及各階級的社會心理的考察，回答了“法國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7］466這一核心問題。最重要的是，馬克思觸及了經濟結構上的階級代表性問題（而這種階級代表性卻導致了一種反階級事態的發展），並作出了他的“反《資本論》”的闡明。因爲在結構與行動、客觀與能動以及政治經濟學與社會運動的辯證法下，馬克思發現了波拿巴成爲皇帝的祕密，也發現了代表之遊移性有可能“使革命成爲毫不具備革命條件的即興詩”［8］。

其三，代表性在國家行政權力不斷鞏固過程中出現逐漸失去其合法性的現象。代議制的合法性在於，各個黨派有着明確的階級代表性及價值取向，有其各異的政治態勢與運動，通過作用於國家的制度框架，實現各自的政治價值。韋伯認爲，現代國家伴隨着社會整體的合理性進程，也會出現理性化的態勢。具有代表性的政黨建立在自由招募黨員的基礎之上，併爲團體實現事務目標，或者讓個人受惠。［9］316但是，國家的理性化過程會導致官僚制的不斷強化，當開放性的政黨轉變爲封閉式的，內化於行政管理體系時，政黨就失去其政治性功能。［9］319在此，韋伯區分了行政組織與政黨，雖然兩者存在着密切的聯繫，但政黨應當在社會結構中擁有其相對獨立的地位與功能。然而，政黨在理性化進程中表現出與國家權力機器的同構化，政黨的政治性事務與國家權力的一般行政性事務一體化。政黨成員向官僚轉化，政治行動者被技術官僚取代，政黨工作人員非人格化，政黨紀律不斷強化，以向國家的法律意志靠攏。政黨作爲代表相關利益團體的組織，將在合理性的官僚化的過程中失去其代表的針對性，而內卷於國家自主性的運行邏輯，政黨組織的代表性的合法性將受到自內而外的質疑，遭受理論與政治實踐的雙重挑戰。

二、羣衆路線是應對政黨政治代表性斷裂危機的必然要求

近些年來，在世界範圍內，選舉的亂象、政治一體化的挫折、麥卡錫主義抬頭、全球“佔領運動”方興未艾等等不尋常的政治形勢，表徵了政黨政治及其代表性正遭受着嚴峻的挑戰。“代表性斷裂”這一概念是在新自由主義“去政治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它表現爲全球範圍內的革命主體性的消逝、國家及其主權形態的轉變和政黨政治的衰落。［10］而政黨政治的衰落就集中體現在政黨政治的代表性模糊上。“政黨日益服從於國家的邏輯，不但其職能而且其組織形態，逐漸地與國家機器同構，從而喪失了政黨作爲政治組織和政治運動的特徵。”［11］可以說，代表性模糊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宏大背景之下經濟邏輯不斷侵蝕政治領域的必然後果。

一些左翼思想家給出強化政黨階級代表性的“藥方”，而有的自由主義政治學者則提出應建構一種更具自主性和代表性的行政體系來化解危機。［12］總之，他們仍然是在沒有拋棄代表性範式的前提下，去尋求一種重新激發或建構的更具代表性的實踐形式。從更深層次來說，代表性的問題不是簡單的代表雙方關係的疏離和斷裂，而是身份政治帶來的社會民衆本身的分化，以及網絡社會帶來的生活方式革新性的變化。似乎一種取代代表性政治的範式呼之欲出，強有力地指向更爲直接的民主形式。但我們認爲，只要政黨政治在當代政治生活中的主導性地位不發生根本改變，代表性範式便依舊有效，而新的民主範式則僅僅以預兆性、傾向性的形態存在。因而，代表性政治正處於一種自我革新的過渡時期，但這個時期或階段是一個漫長的轉化過程。在此過程中，需要一種通變的或黏合的方法來應對代表性所面臨的難題。而本身具備“互系性”（correlative）的羣衆路線，能爲應對代表性斷裂三方面挑戰提供理論闡釋的新樣態和實踐發展的新形式。

（一）源自羣衆：以先鋒隊理論重新審視代表性的同一困境

從語義學的角度來看，動詞意義上的“代表”（represent）就是使並未在場的某物再次登場，而名詞意義上的“代表”（representation）指的就是使得某物再次（re）出場（presentation）。［13］但在代表政治中，這種“再次出場”往往不是再臨，而是替臨。依此理解，在代表與被代表者之間存在着一種緊張的關係，兩者不是同一的，而是二元化的彼此有界限的兩個主體。

共產黨作爲無產階級先鋒隊，作爲無產階級和廣大羣衆的領導者，何以具有令人信服的領導職能，何以能夠超越同一性的陷阱？這就要從政黨與羣衆關係的性質入手，來處理兩個問題，一是爲何需要一個無產階級先鋒隊，二是這種先鋒隊如何克服代表性同一性的陷阱。

對於第一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便談到了：“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14］413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則指出：“無產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力量的鬥爭中，只有把自身組織成爲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爲一個階級來行動。”［15］列寧也曾經指出：“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16］由於共產黨肩負着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這個艱鉅的歷史性重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無不認同革命過程中組織的重要性。因此，羣衆需要政黨來組織，離不開先鋒隊的領導，先鋒隊理論本身就隱含了黨與羣衆之間的結構性關係。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分析當中，對象主體不能侷限於羣衆或無產階級，也不能只關注先鋒隊或共產黨，而應將兩者結合在一個政治主體中進行理論的闡述。

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源自中國共產黨90多年偉大實踐的一個既有資源，即羣衆路線。“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和“無限循環”作爲羣衆路線所採取的方法，與其說是領導性的，毋寧說是互動性的，人民羣衆正是在代表與民衆之間不斷循環往復的動態過程中建構起來。傳統同一性被理解爲代表完全等同於被代表，這種同一性以一種理想的情境來要求代表羣衆的統一意志，由此產生了作爲代表的“一”與被代表的“多”之間無可調和的矛盾，代表也必然處於派生性的、次要的地位。但將代表的同一性置於先鋒隊理論和羣衆路線的視域中，同一性也包含有差異性的關係。這體現爲多元化社會中內部充滿差異的具體現實化的人民與作爲建構體的政治上掌握主權的抽象同質化的人民之間的統一。因此，政治中的代表具有構建性和虛擬性的特徵，其通過視域的轉換，得以避免傳統同一性的陷阱，也避免無視其中差異性、代表化身人民而攫取權力的極權傾向。在具體的政黨和羣衆關係的政治實踐中，代表性的同一不在於政黨組織的“既定”，即原本代表某一羣體羣衆的政黨因其組織化而成爲一種封閉性的、反而先於這一羣體的團體或組織，代表性邏輯讓位於權力邏輯，羣體成員只有進入政黨纔有機會參與政治活動；相反，代表性的根本在於政黨組織的“未成”，它是一個充分開放、不斷吐故納新的動態過程，政黨代表來自羣衆且回到羣衆，代表者與被代表者處於一種相即相融的狀態。

羣衆路線避免了羣衆與政黨之間的疏離，良好的互動性打破了政黨幹部凌駕於羣衆之上的趨勢。在政治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對源自俄國革命的先鋒隊理論進行了中國化的吸收與改造。列寧認爲，羣衆積極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政治鬥爭中來，一定要有一個具有穩定性的領導組織。這個組織通過鼓動和宣傳，努力提高羣衆的階級政治覺悟，“灌輸”其階級意識。因此，這個先鋒隊與羣衆的關係更多的是在單向度的意義上談論的。［17］而毛澤東依據中國的革命條件，特別是在廣闊的農村這一客觀環境中，繼承和發展了列寧的先鋒隊理論，讓代表性的“同一想象”融匯於革命實踐當中。中國革命者能夠把握革命形勢，能動地促成社會結構的改變，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的偉大目標，體現了毛澤東既注重黨的領導，又重視人的因素，即羣衆的首創精神。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代表羣衆，就是因爲黨依靠羣衆、來自羣衆，不再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般的理論上的觀念派、教條派，而是政治行動上的羣衆派、實踐派。政黨活動也不再只是被視爲工具性的行動，而是建立在關於社會動力的發展模式的基礎上，通過這樣的革命實踐動力促成革命目標的實現來獲得代表性上同一的正當性。自然，這種動力作用的發揮要歸功於中國共產黨人對羣衆路線的堅持。

（二）爭取羣衆：以領導權鬥爭爲途徑重構自在自爲階級

代表鏈的遊移性特徵使政黨政治代表符號的穩定性遭受質疑。如果說代表性的同一困境是一種外部性的關係，即代表者與被代表者之間的關係，那麼，代表鏈的遊移性則是一種在此基礎上的更貼近於被代表者自身的內部問題。但這種內外的區分只是形式上的、理論分析性質的，用以研究被代表者在經濟、政治上的地位與他們在一定的文化氛圍中在自身的倫理、價值觀、意識形態等影響下所採取的現實活動之間的差異。在實際的代表性問題上，一定的文化氛圍正是由外在的因素所營造的。凡是試圖以個別階級的利益與意識去冒充、模糊並鏈接被代表者的階級基礎，都可能造成虛假的普遍代表性。而如何讓被代表者意識到自身地位與“虛假意識”之間的關係，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葛蘭西對西方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分析得出了兩種有效的統治模式。一種是國家機器的模式，其政權控制依賴強制力。另一種是控制文化領導權的模式，它讓被統治者接受統治階級，並認可統治階級的公德、風俗、行爲準則等。後者把統治階級的意願、價值觀、思維方式、倫理道德、行爲準則以及生活方式作爲被統治者習以爲常的狀態，我們對其虛假性的揭露尤爲重要。無產階級需要建立自身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並在革命中爭取羣衆，在文化領域瓦解統治階級統治的合法性。毛澤東在中國的革命經驗的總結中寫道：“我們的革命是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宣傳運動開始的，這有利於在社會上製造出新的輿論，由此去推動革命向前發展。只有在革命中推翻落後的上層建築，纔有可能摧毀舊的生產關係。舊的生產關係被摧毀後，新的生產關係才能建立起來，爲新的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18］從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政治、文化領導權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重視。同時，其側面也反映了對“經濟決定論”所帶來的“經濟發展主義”的批評。無論葛蘭西還是毛澤東，都對“軟實力”給予了極高的關注，將統治的“硬”權與文化的“軟”權都吸收到對階級關係的分析中，再釋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

代表性的遊移性特徵促使馬克思主義學者對階級和革命的關注不再拘泥於經濟客觀，而是擴展到政治和文化的能動方面。起初，他們認爲階級的利益完全是由人們所處的經濟地位產生的，不同經濟地位的階級具有相互排斥的利益，革命的目的就是改變經濟基礎，消滅這種對抗性的排斥結構。而後來，革命實踐經驗呈現出了另一幅景象：人們由於可以獲得政治上（如議會鬥爭）或社會上（社會福利）的利益，而採取與其經濟地位並不相符的態度，這種態度消解了人們對革命的激進態度和對建立新社會的“烏托邦熱忱”。排斥性的傳統階級分析被利益分析所調和。［19］有關革命態勢的路徑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從原本的領導某些階級推翻統治階級這種暴力革命，變成了爭取羣衆、推動符合階級聯合利益的改良。伯恩斯坦與列寧的分歧恰恰在於，伯恩斯坦僅僅是致力於具體地推進工人階級的利益，這將無可避免地存在不自覺的改良主義傾向，其結果很容易是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熔爐下的自我消解。因此，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來積極宣傳鼓動，爭取羣衆，建立屬於自己階級的話語權威，推崇新道德、新精神、新的生活態度與政治覺悟，警惕單純利益削弱共產黨在倫理道德、理想信念和價值觀等方面的領導地位。

“自在”的被代表者無法過渡到“自爲”，是代表性遊移的結果；“自爲”的被代表者無法過渡到“自在自爲”，則是領導權旁落的結果。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裏，自在階級是以作爲基礎的經濟活動開始的，它具有普遍性，是一切社會人都參與的最基本的生產與再生產活動，不同的經濟作用是各個不同的自在階級的基礎。這種以物質活動作爲第一性的社會存在的普遍性分析，反映了各個階級間相對客觀的結構性關係。道德、宗教、意識形態以及文化上的具有特性的相對靈活的因素在中介的作用下，使被代表者擁有自己的願景、理念與政治目標而成爲自爲階級。如果說自在階級客觀地依附其規定性而存在，那麼自爲階級的存在便有着較大的或然性，它是意識與存在的合成。自在自爲階級不是理論的而是實踐的產物，只有當改造經驗世界的具體運動既能呈現出本質意義上的經濟關係，又能創生出符合其本身地位的文化形式與意識形態時，這一階級纔是自在自爲的。從自在到自爲，再從自爲到自在自爲，這一認識過程並非必然的，只是潛在與或然的過渡聯繫。因此，代表鏈的遊移性的癥結在於領導權鬥爭，而領導權鬥爭不只表現爲顯性的經濟、政治領域的鬥爭，還表現在隱性的文化層面。

（三）領導羣衆：以具有超凡魅力的黨來領導國家並保持合法性

恩格斯藉助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研究資料來闡述國家理論時，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將國家視爲“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認爲國家是在社會陷入自我矛盾、對立不可調和時產生的一種居於社會之上且與社會相異化的力量。［1］186-187這種力量不斷強化的趨勢可以稱爲社會的國家化。各階級通過政黨的組織形式獲取國家權力，推行符合其利益的社會政策。比如，無產階級在革命完成後，需要藉助國家權力來推行土地國有化改革、廢除繼承權利、徵收高額累進稅、控制金融與運輸業、發展工農業、實行義務勞動制度以及免費教育，等等。［14］421-422在韋伯的支配社會學中，社會的國家化是法理型國家理性化進程的邏輯延伸，它將帶來科層的效率化，以及行政的官僚化和形式主義的非人格化。“官僚制就意味着合理性，理性化過程就意味着機械過程、非人格化以及令人壓抑的程式化。”［20］52相較於直接的民主政治而言，政黨政治作爲現代政治的組成部分，是具有現實政治的實踐可操作性的。但是，處於社會與國家之間的政黨，在理性化的作用下，其自主性與能動性不斷地被削弱，國家邏輯在壓制社會的同時，將政黨與國家同構化，使得政黨被國家化，政黨所具有的自主性也就被國家自主性所取代。雖然科層制的專業化使執政效率得以提高，但是，政黨與羣衆的動態聯繫之僵化，以及政黨自身的官僚化傾向，都在蠶食着代表制的合法性基礎。

有學者用“代表性”與“代表力”兩個概念來建構政黨合法性分析的框架。“從代表性到代表力，政黨因代表性而正名，從此有了生存的正當性；因代表力而成長，從此有了努力的方向。”［21］22“代表性”是唯一的，它避免了西方政黨政治競爭性的弊端，也正視且破解了基於競爭性而建構的話語霸權。之所以唯一，就是因爲它所代表的人民不是以利益組合構成，而是以階級性質劃分的：工人階級享有領導權，農民組成最可靠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是主要追隨者，而民族資產階級則具有兩重性。［22］“代表力”則是一種不斷湧動的力量，它破除僵化、衝擊官僚化並決定政黨的生命力。“代表力”是“通過公衆的感受表現出來”，所以，“基於代表力的組織發展，就是政黨不斷認知社會的過程”。［21］22“代表力”要求緊密聯繫羣衆，明確其主體性，這也意味着對所代表羣衆主體價值的彰顯、對價值中立或去價值化的反對；要求從社會層面自下而上而非從國家官僚機器層面去認知黨羣關係，把羣衆最關切的事作爲政黨亟須面對的事來對待，從“政治正確”往“羣衆路線”轉向。政黨於是成爲一個具有政治張力的場域，在此場域中，具有反抗國家化的解放社會的邏輯，同時也拘泥於國家官僚化的異化社會邏輯。

正因其二重性，政黨與國家之間需要距離，這種距離顯然無法從理性化的官僚傾向中尋求。雖然這種傾向與經濟效率帶來的種種成就同音共律，但同時也是技術官僚“無靈魂”且不是“爲”政治而生、而是“靠”政治爲生的原因。［20］86最終，也必然導致整個社會依附專家技術統治，所有人束縛在其職能的崗位、職業、階級裏，形成幾乎牢不可破的“最難以摧毀的社會結構”。［20］216爲了破除這種樊籠，便需要一種對抗理性的、狄奧尼索斯式的英雄迷醉的力量。這種力量被韋伯稱爲“超凡魅力”或“卡里斯馬”。它來自極端的獻身精神，來自對救贖與英雄業績的信念。政黨潛在地成爲超凡魅力的載體，政黨的領袖地位與核心價值也是在社會與政治運動過程中建立起來的。

政黨與國家之間需要距離，這就意味着以政黨承載的精神魅力對抗國家官僚機器的法理權威，以“爲”政治而獻身的崇高對抗“靠”政治而生存的日常，以政治運動的勢能對抗技術合理性的統治。代表性的合法性基礎需要從政黨政治中再建，“羣衆路線”一方面需要源自羣衆、深入羣衆，另一方面則是發動羣衆、領導羣衆。具有超凡魅力的政黨及其追隨者在政治上的取向，必然是堅定不移地堅持黨領導國家的邏輯，而不是讓國家同化黨。因此，它在社會與國家之間不僅僅是橋樑，而必然需要自證其價值限度並確定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政黨擁有特殊的能力去領導羣衆，並使社會發生結構性改變。這種能力猶如一種類似“力比多”的衝破邊際的力量，成爲政黨最具活力的因素。儘管擁有超凡魅力的領袖的品質高度個性化，但其所引導的社會的大體趨向卻是整體性的。理性化的國家與具有超凡魅力的政黨是調節社會平衡的一對重要機制，也是重構代表性之合法性的基礎。

三、結語

當代政黨政治遭遇到代表性斷裂的危機，這種危機所反映的不是個別的、局部的政策失效所引起的戰術難題。實際上，尤其進入21世紀以來，雖然不同地域、不同類型的政黨面臨着不一樣的需要應對的問題，但是政黨政治中都普遍存在着政治代表性缺失的狀況，這種缺失成爲一個政黨政治無法逾越、亟待應對的戰略挑戰。政黨政治被確立爲政治運動形式之中的主體，而羣衆路線又是其應對挑戰的必要方略。政治代表性斷裂之解也應存在於代表制之中，21世紀的政治不會、也不應是“沒有政黨的政治”。只要存在着階級的現實基礎，政黨必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與表現。

自20世紀60年代革命的完結成爲了“最後的革命”，資產階級繼取得了經濟、政治領導權後，更通過以中產階級學生爲主的叛逆的大衆文化對抗他者的“高級文化”的革命，滌盪了資產階級內部的他性，並確立了文化領導權的主導地位。［23］全球資本主義迎來了高歌猛進的時代，一個甚至試圖對歷史予以“終結”的時代。政黨政治的代表性面臨着同一性的困境、代表鏈的遊移以及合法性的失位等問題所帶來的危機。政黨與羣衆的關係是現代政黨政治的主題。只有堅持羣衆路線，從羣衆中來，保證先鋒隊政黨的純潔性與先進性，才能維繫黨羣關係的同一；只有堅持羣衆路線，爭取羣衆，通過領導權的鬥爭，而非同化於資本的邏輯，才能真正讓人民當家做主，成爲自己的主人，成爲自在自爲的階級；只有堅持羣衆路線，領導好羣衆，才能在合理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浪潮所造成的官僚化情勢中有所突破，重塑政黨政治的合法性。黨與羣衆的關係不是對立的關係，具體地說，不是體制內的權勢與秩序外的民間力量的對立。黨與羣衆的關係是統一“互系”的關係：黨領導羣衆，發揮自己作爲先鋒隊的作用；羣衆反過來制約黨，防止其僵化，防止其脫離基層。因此，採取羣衆路線作爲其創新性政治運動形式的政黨，就葆有了政治上的活力和應對挑戰的超凡魅力。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Barker Ernest. Reflections on Government［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39.

［3］［意］安東尼奧·葛蘭西.現代君主論［M］.陳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

［4］王長江.政黨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5］［英］卡爾·波蘭尼.鉅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M］.黃樹民，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13，144.

［6］［法］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321.

［9］［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10］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2.

［11］汪暉.代表性斷裂與“後政黨政治”［J］.開放時代，2014，（2）：71.

［12］聶智琪.代表性危機與民主的未來［J］.讀書，2016，（8）：127.

［13］Pitkin Hanna F.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8.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3.

［16］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6.

［17］［美］布蘭特利·沃馬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M］.霍偉岸，劉晨，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236.

［1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室編譯處.西方學者論毛澤東思想［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208.

［19］［美］約翰·布萊恩·斯塔爾.毛澤東的政治哲學［M］.曹志爲，王晴波，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72.

［20］［德］馬克斯·韋伯.馬克斯·韋伯社會學文集［M］.閻克文，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1］王建華.從“代表性”到“代表力”如何勘定中國共產黨的特殊基因［J］.人民論壇，2016，（26）.

［22］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5.

［23］程巍.中產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作者簡介］郭湛（1945-），男，黑龍江海倫人，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博士，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副會長，從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文化觀研究。

〔責任編輯：餘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