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芯比汉芯“更”恶劣？“科学精神”能救中国科研？

原标题：红芯比汉芯“更”恶劣？“科学精神”能救中国科研？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马前卒工作室】

前几天“红芯”浏览器所谓的“自主创新”一事败露曝光之后，8月20日的《科技日报》在头版发表了评论，题为《“芯”病还需科学精神医》。时隔15年，“国字头”媒体终于翻出旧账，有胆量指责整个科技官僚系统的无耻。当然，最后还要加一个修饰严重程度的小尾巴：

这些年来，国字头媒体对“汉芯”事件本来是能不提就不提，可是，无论从性质看，还是从名字看，“红芯”很难不让人联想起当年的“汉芯”。两起事件主角——陈进和陈本峰p成的“父子图”在网上也是铺天盖地。话说笔者在看到“红芯”露馅的新闻后，的确也是第一时间想到了“汉芯”，除了两者的名字都叫“X芯”之外，就是因为——这两件事的性质实在是太像了啊！创始人履历注水，成立实验室，买来人家摩托罗拉的eDPS56800E芯片，磨掉原来的logo，声称这是自己设计发明出来的芯片，取名叫“汉芯一号”，再以此骗取了上亿的科研基金——这是“汉芯”的玩法。

创始人履历注水，成立创业公司，搞来人家谷歌的Chrome浏览器开源内核，改改人家的界面，声称这是自己独立开发出来的浏览器，取名叫“红芯”，再以此吸引了数亿元的风险投资——这是“红芯”的玩法。

同样都是弄虚作假，同样跟自主创新扯不上半点关系，笔者实在看不出“汉芯”和“红芯”在恶劣程度上究竟是怎么分出高下的。如果硬要说区别的话，大概就是前者坑的是国家的钱，后者坑的是资本的钱。当然，不管是国家的钱，还是社会资本，在笔者看来，本质上都在消耗宝贵的科技投资和科研信心。如果这些被欺世盗名者们浪费挥霍，最终所有人都会输。

上面是陈进在2006年5月24日发表的声明，把这篇声明和“红芯”公司的发言——先是坚称“自主创新”，被戳穿了又改成“站在巨人肩上的创新”“微创新”种种说辞放在一起。笔者只感到：某些人确实永远不会懊悔自己作下的的欺骗行径和由此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损失，他们只会懊悔自己为什么失手。

当然，社会资本的反应的确比官僚要敏锐得多也激烈得多。“汉芯”骗局的始作俑者陈进和其团队2002年一炮而红之后，又继续招摇撞骗了好久，直到2006年才被揭穿。这边厢“红芯”的“自主内核”才炒了没几天，西洋镜就给拆穿了个底掉，创始团队核心成员陈本峰和高婧的光环也给扒了七七八八。

2002年，由摩托罗拉eDPS56800E芯片“纯手工打磨”成的“汉芯eDSP21600”。由于陈进未能获取eDPS56800E芯片调试接口的IP模块，该芯片无法进行任何系统应用。

陈进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汉芯一号”，则另由摩托罗拉eDSP56858芯片打磨而成，两块芯片在外观款式上都明显不同，然而居然通过了由王阳元、邹世昌、许居衍等两院院士和“863计划”集成电路专项小组负责人严晓浪等计算机、微电子领域内的高级专家学者在内的鉴定组的审核，被评为“国内首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汉芯事件”中的评审专家们也不是没付出代价，如今搜索他们的相关信息，会发现他们的名字还紧紧地和“汉芯事件”联系在一起。

“汉芯”骗局在计算机硬件的心脏——芯片上造假，被“红芯”公司盯上的浏览器，在网络时代逐步迈向“云化”的今天，也日益与各类功能软件融为一体，成为大家使用时间最长、使用频率最高的软件之一。

特别是“红芯”浏览器打着“自主创新”的旗号，如果这次侥幸没有穿帮，加上一些运作手段，完全可能借“民族创新”的口号成为政府采购对象，如果再与政府各类信息管理系统集成，甚至可能构建出一套“装机必备”的“红芯网络系统”，这何止是一本万利，简直是“一本亿利”。难怪如今各路大大小小，如同困兽一般寻找有前途的投资标的资本们会趋之若鹜地奉上几个亿的天使投资了。只可惜，结果不如人意……

在红芯官网的介绍中，红芯CEO陈本峰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企业级HTML5产业联盟主席、HTML5国际标准制定者之一、微软（107.64， -0.02， -0.02%）总部IE浏览器核心研发团队成员、科大讯飞创始团队成员。曾获得微软最有价值技术专家（MVP）荣誉称号、微软最佳产品贡献奖、北京市“海英人才”、中关村十大海归新星、香港特别行政区“优秀人才”等荣誉。不过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已经对陈本峰在科大讯飞的履历进行了辟谣，表示陈本峰“就是在科大讯飞实验室的一个实习学生”。

“红芯”团队的低级造假行为和事发后灾难般的公关，说明了其创业团队很可能压根就不具备他们所声称的技术能力和发展前景，给这样的团队砸上几亿资金，毁掉的不仅仅是资本投资者在这个项目上的盈利预期，更会让市场怀疑投资方的眼光和能力——怎么连合作对象的底细和斤两都拎不清呢？相比于“汉芯”“爆雷”的那一年，也就是国内钢铁水泥产能还没那么过剩，国际市场还没那么饱和，美国对中国也还没那么提防的2006年，如今可是“信心比黄金还要宝贵！”

这么一来，笔者好像多少也能够理解一点“红芯比汉芯更可恶”，那种必欲杀一儆百，严惩之而后快的心情了。

科报的《芯》一文在痛心疾首之余，把“红芯闹剧”的罪魁祸首归咎于产业界“科学精神”的匮乏：

红芯闹剧揭开了滥用“自主创新”的遮羞布，也折射了当下产业界的浮躁。

笔者也同意当下产业界确实弥漫着一股浮躁之风，对于坚守初心、踏实钻研的人不甚友好，但是这种浮躁、浮夸的投机之风，机会主义之风的源头是哪来的呢？《芯》的作者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呢？又是谁在无视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和积累规律，生生把“自主创新”搞成了政治挂帅呢（好像我们历史上吃政治挂帅的苦头还不够多似的）？这几天金融领域制造丑闻的大公评级，不也是打着“民族利益”的旗号抢劫全国吗？

任何正经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人，都会以“汉芯”、“红芯”为耻（虽然难说会不会羡慕他们的吸金能力）。但那些掌握资源的机构，如果只知鼓励创新，而没有能力判断创新的成色和方向，不还是变相鼓励投机和欺诈么？

看来，在科报的评论员看来，且不管“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说“科学精神”是“实事求是”等于没说），“投机”、“商业算盘”这些大概总是和“科学精神”相对立的了。

所以说，中国的资本所有者们，实在赚舒服钱赚得太久了。随着如今越来越多的“奋斗者”们发现为老板奋斗了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自己的房子之后开始回过味来，资本又开始盯上了创业者们，一个个都想着选中一支潜力股，投入几百上千万的原始资金，然后等着别人的创造和奋斗来为自己赢得一个百十千亿的大市场。律人以“科学精神”，待己以资本主义，实在是6得很。

如果说“汉芯”、“红芯”丑闻是机会主义的恶果，那么也是因为首先有了投机的、机会主义的官僚和资本，才催生出了投机造假的“汉芯”、“红芯”们。如果政府只知道提倡“科学精神”，各种“绿芯”、“黑芯”还会层出不穷——逐利的私有资本，并不会比政府更聪明。

更何况，“投机”、“商业算盘”，这些名词什么时候成了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的对立面了？

詹姆斯·瓦特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和全球霸业，才借高利贷改良蒸汽机的么？爱迪生是为了给人们的夜晚送去光明才发明电灯的么？诺贝尔“为了减轻开山工人的繁重劳动”（语文课本里这么说的），做实验搭上了自己的亲弟弟，还要游说政府官员们不要封杀硝化甘油这么有前途的炸药的时候，“商业算盘”打得响不响呢？

我们甚至可以说，“投机”，本来就是科技创新活动的内在和固有属性之一。科研人员也是人，而人要最大限度的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需要的是压力和待遇这两者的平衡。无论在科学研究上还是在技术创新上，对可能产生成果的领域，对自己和对手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如果没有起码的敏感，那怎么能行呢？就算是立志毕生献给科研学术事业，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产学研结合的人，选择研究方向与研究课题，跟对导师有多重要？这些大家应该都有了解。

选择，从来都和努力、坚持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不承认这一点，还是别提什么科学精神了。

有些关于陈进的报道，总是会提到“陈进至今逍遥法外”。不过平心而论，整个事件的基本过程并非像民间流传的版本那样：陈进等人跟国家立下了开发芯片的军令状，拿到1个亿的经费揣进了自己腰包花天酒地，临了买了块芯片磨掉标签充数交差（虽然结果差不多的）。

正确的说法是，陈进先制造了假汉芯，借此平步青云，然后才申请到了大笔经费的。说陈进“逍遥法外”，是不妥的，毕竟逍遥法外指的是违反了法律而没有受到相应。而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学术不端或者拿了学术经费没做出成果的行为（国内直到2014年，才出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草案)》，仍然停留在行政法案阶段）。

更何况，这种对于专业人士专业行为的赏罚标准，本来就应该格外慎重。试想一下，如果给人看不好病就得被砍死，谁还敢当医生呢？

所以，关键是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和科研程序相结合的法律体系，能够及时依法为学术圈自“清理门户”。在整治学术不端这方面，美国被公认为有一套较为行之有效的程序体系，笔者也认为可资借鉴。

这套程序查处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典型案例，是2000年的“E·T·波尔曼（Eric T．Poehlman）事件”。

Poehlman是佛蒙特大学（UVM）的医学院的教授，也是人类衰老与肥胖领域的权威专家。Poehlman因其在老年人代谢变化和肥胖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得到了54.2万美元的经费，而从药物代理商那里得到的资金据估计有数百万之巨。

2000年10月，首先是Poehlman的同事，佛蒙特大学实验室技术员Walter DeNino发现了Poehlman给他的电子表格数据和原始数据存在巨大差异，在与Poehlman沟通无果后，他向佛蒙特大学校方提交了质疑。因为这意味着Poehlman在得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经费资助的项目中涉嫌欺诈，佛蒙特大学方面不敢怠慢，启动了质询程序。

2001年4月10日，佛蒙特大学正式通知Poehlman并准备启动调查程序，8月13日，调查正式开始并通报ORI。2002年4月18日，佛蒙特大学调查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结论，认定Poehlman在其1992年至2000年期间发表的多篇论文和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提交的拨款申请中，存在大量伪造、篡改、蓄意颠倒研究数据的行为。

Poehlman最终因其学术不端行为受到了行政与法律两方面的处罚：

行政方面：撤销其已发表的含有伪造或篡改数据的论文；佛蒙特大学解聘其的教授职务和教师职位；同时他还被永久禁止获得任何美国卫生部国家卫生研究院及其他联邦部门财政经费资助的科研项目申请（上海交大对陈进的行政处罚也差不多是这样）。

司法方面：因其对于联邦政府的欺诈罪行，在和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后，Poehlman被罚款数十万美元，并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1年零1天。

不难看出，这套体系的要义，一是通过复杂的步骤，多方的参与来尽可能分化可能出现的利益联盟。二是通过行政和司法的双重惩罚以实现对学术不端者的威慑。

科研需要一些投机精神，投机需要相对透明的市场，也需要对违规的投机及时做出惩处，这才是对合理投机的最大激励。中国科研界缺乏这么一套体制，就不能总想着用“精神”来解决。没事的时候把科学精神抛在一边，出事了又指望“科学精神”能够包治百病，这本身才是对科学精神最大的违背和亵渎。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