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既是英国工业化走向高潮时期，也是光荣革命所确立的贵族寡头统治面临危机的时代。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倡导自由、民主、人权的激进主义思想开始在英国社会广为传播，由此促发一场英国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以议会改革为目标的激进主义运动。激进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工业化社会中的两大阶级——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学术界对于18世纪英国激进主义运动虽有所涉及，但主要关注中等阶级激进主义运动，而事实上，工人阶级在激进主义运动的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学界对此关注显然不够。基于此，本文将对18世纪末英国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加以探讨，以深化学界对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政治局势的认识

　　背景：工业革命的兴起

　　一、激进主义思想的兴起

　　18世纪60年代工业化兴起后，机器大工业逐渐取代手工业，手工工人的传统技艺受到机器挑战，经济地位及生活状况由此恶化。为捍卫经济利益，维持基本生存，自工业化之初，手工工人就展开了斗争，不过斗争诉求大多限于经济方面。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随着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等激进主义思想的传播，手工工人才认识到争取政治权利的重要性，由此而掀起了以议会改革、获得选举权为目标的激进主义运动。

　　18世纪末英国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的兴起，与法国大革命期前后各种激进主义思想的兴起及其传播密不可分。法国革命爆发后，英国社会起初为之欢欣鼓舞。但随着革命的日趋激进及暴力的蔓延，人们对于大革命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忧虑。1790年，埃德蒙?伯克发表《法国革命论》，认为“法国革命乃是世界上迄今所曾发生过的最为惊人的事件。……在这场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乱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脱离了自然，各式各样的罪行和各式各样的愚蠢都搅在了一起。”伯克预言说：在法国革命中，抽象的表面上的平等以及对旧制度的彻底摧毁，将不会产生一个和平、安宁、有保障的新秩序，而只会造成“流血、战争、暴政以及对人权的篡夺。”伯克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为回应伯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指责，以托马斯?潘恩为首的激进主义者以著书立说方式，弘扬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和原则，倡导英国国内的政治改革，激进主义思想由此而兴起。

　　18世纪90年代初，托马斯?潘恩的《人权》问世。潘恩极力捍卫天赋人权思想。他说：“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人所保留的天赋权利就是所有那些权利，个人既充分具有这种权利，又有充分行使这种权利的能力。”“国民是一切主权之源，任何个人或任何集团都不具有任何不是明确地从国民方面取得的权力。”因此，潘恩崇尚法国革命所建立的“代议制民主”，即认为共和制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这不仅在于它以增进人民的福利为宗旨，而且在于它“惟一真正的基础，是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权投一票……富人的权利并不能比穷人多。”显然，潘恩反对将财产多寡作为选举权的标准，认为那样无异于有产者联合起来排斥无产者。潘恩特别强调选举权对于劳动人民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劳动人民来说，选举议会代表的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赖以得到保障的基本权利。取消这个权利即把人变为奴隶。”可见，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潘恩已经在为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伸张权利了。潘恩的《人权》一书，改变了中等阶级激进主义高高在上的传统，它把政治层面的议会改革与社会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强调人民大众进行政治斗争、争取政治权利的必要性。因此，它为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指导，对激发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推动工人阶级激进运动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就宣称：“我们从托马斯?潘恩先生的著作中所汲取的知识，比起其他任何作者或任何领域的都要多。”在设菲尔德，潘恩的《人权》在“所有刀匠”中人手一册；在纽卡斯尔，潘恩的书“几乎每人手握一本”，陶工帮工们更是如此。

　　除潘恩之外，18世纪后期，还有多位激进主义者的思想对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影响很大。威廉?葛德文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其政治思想最主要地体现在《政治正义论》一书中。葛德文认为，实现政治正义的前提，是人类生而平等，人在天赋才能和智识上有差别，但在彼此关系和取得生活资料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利。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除了个人授予它的权利以外，对个人没有任何支配权利。人的行为准则是正义，而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非正义。因此，社会“应该竭力给一切人提供同样的机会和同样的鼓励，使正义成为共同的关注和共同的选择。”在政治制度选择方面，葛德文极力批判18世纪英国的贵族寡头制，认为“废除贵族政体是同样符合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的，压迫者可以从暴政的倦怠中被拯救出来，而被压迫者则可以从野蛮的奴役制度中被拯救出来。”如何废除贵族政体昵？葛德文倡导改革方式：“在对于政权进行抵抗时，如果不是最迫切的需要，也永不应该使用暴力。……对政治制度提出来的改革、改革的程度和改革的进程，都必须依据存在于任何国家内的知识程度和社会对于所要进行改革的心理准备状态来决定。”在葛德文眼中，最理想的政权就是代议制民主共和国，因为“只有这种政府形式才最有可能实现最大的公共利益。”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一书，在设菲尔德等一些大城市的读书俱乐部及工人俱乐部流行。葛德文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及对于未来民主社会的构想，不仅对于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而且对19世纪早期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

　　约翰?瑟尔沃尔是一名激进主义的演说家、政论家与政治活动家。18世纪末，瑟尔沃尔发表了大量支持法国大革命、宣扬自由与人权的小册子。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瑟尔沃尔为之欢欣鼓舞，他崇尚并捍卫法国革命的原则，即“任何法律或惯例都无法篡夺个人的权利”“社会的目标在于推进人类的总体幸福”他倡导“思想自由”，认为“传播思想是每个人的责任”。在政治方面，瑟尔沃尔认同法国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的主张，捍卫社会下层的政治权利。瑟尔沃尔指出，通过不断地教育与训导，穷人也能学会正确地行使权利。例如在诺丁汉选区，一些拥有投票权的穷人“也能够负责任地和独立地行使手中的选举权了。”瑟尔沃尔倡导议会改革，但在改革的方式上，他并不排斥暴力方式。他曾警告统治阶级：“如果你希望人民有人性化，那就向他们恢复人类的特权，即恢复每个人的自由；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他有时会是一只温顺的小狗，有时却会成为一只凶猛的老虎。”换言之，在瑟尔沃尔看来，如果统治阶级拒绝实行年度议会、推行普选权，拒绝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的无限制自由，那么就会带来社会下层的革命暴力。瑟尔沃尔的思想，在社会下层中得到广泛传播。当时政府派出的密探报告说：瑟尔沃尔的听众，主要来自社会下层的各群体，他的思想“可能正越来越广泛地得到传播。”

　　上述几位激进主义思想家的理论中，有着如下共同之处：第一，他们都支持和崇尚法国大革命，对18世纪末的英国贵族寡头制表示不满，强调议会改革的必要性；第二，对于天赋人权持赞同态度，要求所有人不分贵贱，均应获得平等的政治参与权；第三，将政治制度改革与经济地位改善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激进主义思想在社会下层中深受欢迎的原因。也正是从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宣传中，英国的社会下层，尤其是工人阶级才认识到，自身经济地位的恶化，从根本上源于政治权利的缺乏，而这又都是腐败的“旧制度“所造成的。于是，步英国中等阶级之后尘，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激进主义运动。

　　左：埃德蒙·柏克；右：托马斯·潘恩

　　二、激进主义组织的建立

　　18世纪90年代，在法国大革命的推动以及国内激进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下，英国的伦敦、设菲尔德、诺维奇、爱丁堡等城市的工人，尤其是手工工人行动起来，一些以议会改革为目标的激进主义组织开始建立，其中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当属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以及伦敦通讯会，尤其是后者主导着18世纪英国工人激进主义运动的潮流。

　　18世纪末的设菲尔德是一个由小工场师傅和技工、帮工组成的城镇，当地有大量有文化的熟练工人，有民主与独立的传统，尤其在《设菲尔德纪事报》的宣传与鼓动下，设菲尔德在工人激进主义运动方面走在各地前列。1791年，在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当地一些机工、手工业者开始从政治层面来思考他们的经济苦难。“有五、六名机工，聚在一间房子里，谈论高昂的物价等问题。”在他们看来，社会下层苦难的源泉在于普遍蔓延的私下的及公开的腐败，而正是“人民的无知和冷漠才造成每个自由人的自然权利遭到侵犯。”因此，他们希望成立自己的组织，来对抗各种腐败及盘剥，捍卫他们的自然权利。于是，在约瑟夫?盖尔斯领导下，“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宣告成立，这是英国最早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组织。知识会的第一批会员的出身说明了这一点：“除了一名贵格会的医生外，这些人都宣称自己是机工的最底层，……工人和机械工中的下层，……属于最没有社会地位的那些人。”

　　宪法知识会成立后，由于其低廉的会费，很快吸引大批社会下层参加，其发展规模也呈现出跳跃性特征：成立后的第一个月从二、三十人猛增到200人，第二个月增加到600人，到1792年3月达到2000人，到当年夏季，登记在册的有2500人。为应对会员的增长，该会开始建立分会，1792年1月就建立了8个分会，2月份就达到了13个。面对分会人数不断增加的状况，宪法知识会开始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法：将所有会员分解为十人一组的小团体或会议，每十人任命一名代表，十名代表即组成执行委员会；每个执行委员会又推选代表，组成最高的总委员会。这种组织方式既避免了成员涣散的风险，又为民主化管理提供了切实保证。执行委员会发挥着上传下达的职能，负责向下属分会传达总委员会的指示和决定，同时也将各分会的情况及决议等向总委员会汇报。从会议召开的频率来看，各分会每周开一次会，开会时间则定在同一个晚上，大会则每月举行一次，出席者有数百人，如1792年1月底的大会出席者就达到600人。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所采用的这种分会制组织形式，被后来所有工人激进团体经过改造后所使用。

　　就在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成立后一个多月，首都伦敦也成立了类似的工人激进组织——伦敦通讯会。1792年1月20日，在伦敦商业区的贝尔酒吧内，托马斯?哈迪等9名工匠在一起聚会，大家“抱怨时事艰难，认为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接着又把话题转到议会改革上面，认为只有改革才能解救劳苦大众。经过反复斟酌，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以推动议会改革为目标”的组织。9人中的8人当场各自捐出—便士会费，算是登记注册，“他们的事业开始启动。”这次聚会成为伦敦通讯会的成立大会，哈迪当选为协会的首任书记兼司库。

　　伦敦通讯会是18世纪末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工人激进组织。伦敦通讯会提出“让我们成员无数”的口号，确定每周一便士的入会门槛，由此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人员参加，除罪犯、精神病者以及未成年人以外。从伦敦通讯会成分构成上看，它是一个以手工工匠为主体的激进组织，会员主要来自鞋匠、织工、纺工、裁缝、家具工、制革匠、制帽工等。伦敦通讯会的组织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1792年秋季迎来一个高潮，当时协会在伦敦建立29个分会，会员估计在800—1000人之间。随后几年中，尽管遭到政府打压，但规模仍在扩大。1795年夏季，通讯会拥有70个分会，有2000人实际上出席每周的例会。迪金森的研究则表明：1795年夏季通讯会活动高峰时期，积极参会者达到3576人；经过政府的高压控制后，1797年活跃的会员数减少到600人，1798年更是减少到400人。

　　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组织成立后，很快提出自己的斗争纲领。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的宗旨是“议会改革”，而实现这一纲领的途径是启发民众。1791年12月1曰，宪法知识会发表宣言称：“知识会的惟一目标在于，在某个合适的机会，以和平改革的方式，在议会下院恢复一种更为平等的代表权。”在随后发表的第二份宣言中，知识会又对其纲领做了进一步细化，宣言提出：“从最早的时候起，我国宪法就建立在自由之上，它决不能被专制政府所摧毁。”恢复自由的重任，不能寄托于某个政党身上，而应该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放弃暴力，采取向议会请愿的方式，争取温和的议会改革。可见，采取和平的方式争取议会改革，成为知识会的主要奋斗目标。

　　就伦敦通讯会而言，议会改革也是其成立的基本宗旨。在1792年8月6日的“告大不列颠居民书”，通讯会提出了纲领：“公民们，无论我们的苦水何其多，无论自由的枷锁何其重，只要有一变就会有万变，疾苦就将随之而去。一旦恢复每年大选旦议会由一切人公正地推选出来，人民就将重新分享国家的治理，……就一定能创造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在1793年发表的另一份宣言中，通讯会将议会改革的目标说得更加明确：“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公众视线转移到我们不幸的根源上来，唤醒国民沉睡的理性，寻求惟一的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补救方式，即彻底的议会改革，通过年度议会和普选权的方式，实现平等代表权。……没有什么能比公平的、充分的以及每年推选议会代表能确保这个国家的自由。我们完全相信，彻底的议会改革将消除所有的苦难，我们绝不会放弃这种议会改革的追求。”改革该采取何种方式昵？以和平方式改革的思想在通讯会中根深蒂固。在1792年4月通讯会第一份宣言中明确写着：“本协会坚决反对动乱和暴力，本会目的是改革而不是无政府状态，在反抗政府的时候，理智、坚定和团结就是本会采取的惟一手段，也是本会希望我国同胞采取的惟一行动方法。”和平斗争方式在通讯会内部一直处于主流，只有到18世纪末，当通讯会走向没落并受到暴力派控制的时候，通讯会才走上密谋与暴力对抗道路。

　　描述伦敦通讯会的政治漫画

　　三、激进主义运动的兴衰

　　工人激进主义组织成立后，很快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活动，而重视对工人的思想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成为最基本的方面。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专门出版了简装本的潘恩的《人权》第一部分，定价仅为6便士，结果有1400多名会员订购，他们在“许多工场里如饥似渴地读着。”伦敦通讯会则将每周中的一天确定为政治学习日，以《人权》或其他小册子作为学习材料。据普雷斯回忆：“主席从书中读一章或一章中的一段，然后，凡是认得字的人就把书带回家去传着看。”下次开会时，“请在座的发表评论，想发言的都可以谈”“然后大家自由讨论”，民主的交流气氛较为浓厚。

　　相互联络、共商改革大计成为激进主义组织开展的另一项政治活动。18世纪90年代初，除上述两个工人激进主义组织以外，在英国其他城市，还涌现出一批工人激进组织，如“曼彻斯特爱国社”、“曼彻斯特宪法与改革协会”、诺维奇的“革命社”等。这些组织通过书信来往、互派代表等方式，逐步建立起曰常联系，而伦敦通讯会由于地处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而在同类组织中享有崇高声望，从而对各地激进组织起到指导与引领作用。各地工人激进组织纷纷写信向伦敦通讯会求教，要求指导，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而伦敦通讯会总是给予热情答复，并根据需要派出代表，协助各地方组织开展活动。如1795年底，伍斯特有人来信，说那里新成立的一个组织仰慕通讯会之名，很想与他们建立合作关系。通讯会答复说，新组织应该在“伦敦通讯会走过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因为正是这条路使伦敦通讯会赢得自由之友们的高度敬仰和信任。”在伦敦通讯会生存的六年期间，它与全国各地的激进组织交换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在全国工人激进组织的信息交流中起到枢纽作用。

　　推动国内的议会改革、实现工人阶级的议会选举权，成为工人激进组织最主要的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地激进组织开始了统一行动的尝试。1793年初，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致信全国各激进组织，要求尽快采取一致行动，向公众提出统一的改革方案。该组织认为，普选权及年度议会在改革方案中必不可少，而采取行动的可能方式有三种：一是向国王请愿，二是向议会请愿，三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流后，各组织决定采取各自向议会请愿的方式。伦敦通讯会在回信中称：“尽管请愿不会导致改革，……但这样可以迫使议员老是在讨论改革问题，而他们对待改革的态度，一旦被报纸披露，就能唤醒民众，让他们注意我们的目标。”而一旦下院开始辩论，各阶层又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改革时，“我们的事业就算完成一大半了。”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请愿活动中，各地一共提交了36份请愿书，其中24份来自苏格兰，这预示着苏格兰存在着强大的改革势力。从请愿书所获签名来看，设菲尔德的请愿书征集到近10000人的签名，伦敦通讯会征集到6000人的签名，诺维奇的请愿书征集到3700人的签名。从请愿的结果来看，伦敦通讯会的请愿书于5月初递交议会，被“下院收下，宣读，然后备案待议。”而设菲尔德、诺维奇等地的请愿书，下院根本就不愿接收，原因为：设菲尔德的请愿书“语言粗鄙，不合议会体例”；诺维奇的请愿书“以印刷本形式呈送，不合要求。”议会的这种做法打乱了激进主义组织原有的部署，请愿行动无果而终，改革事业遭受重创。工人阶级激进派决定仿效苏格兰改革派，以法国为榜样，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对政府施加压力。

　　在通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以动员民众、推动改革方面，苏格兰的激进派走在了前列。1792年12月和1793年4月，苏格兰各地改革派代表先后两次在爱丁堡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邀请英格兰的伦敦通讯会等组织的代表参与。伦敦通讯会为此派出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与会，设菲尔德及诺维奇的宪法知识会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尽管人数很少，但英格兰代表因其丰富的政治经验而在大会筹备与召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会议组织、纪律整顿、章程制定、议案草拟、机构设置等方面，马格罗特等人起到领导作用。会议正式召开后，国民大会改称为“联合起来争取普选权和年度议会的全英国民代表大会”大会在很多细节上都模仿法国国民公会的方式：将大会划分为不同的“区”，将大会草案和决议提交各区讨论；大会代表彼此以“公民”互称；一些报告以“公民万岁”开头，有些地方还标明“全英国民代表大会”的日期等。然而，以议会改革为目标的大会遭到当局的严酷镇压。苏格兰当局出动军警，强行驱散大会，对主要领导人实施逮捕，随后以煽动叛乱罪给予严惩，改革运动遭遇挫折。

　　就在苏格兰改革运动一蹶不振之时，英格兰的激进主义改革势力反倒强盛起来。伦敦通讯会同各地改革派积极联系，准备在英格兰召开类似的国民代表大会，并得到宪法知识会等激进组织的热烈支持。1793年4月7日，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在在卡斯特山召开露天群众大会，参加人数达万人以上。大会做出决议：“请愿不是想得到恩赐，而是要求得到权利，人民应获得普选权，因此，在这个主题上，我们将继续向下院请愿。”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它开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形式：一方面它能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启发民智；另一方面，它以浩大的声势能给政府造成巨大压力。在此后的激进运动中，召开群众大会成为一种惯常方式。4月14日，伦敦通讯会在白垩农场也举行了一次群众性露天集会，参加者约两三千人。主席洛维特和理论演说家瑟尔沃尔在会上都发表了演说。大会做出决议：“任何破坏那些尚存法律的行为，都应被是做解散英吉利民族与其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之举。”由此，伦敦通讯会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有权去追求那种永恒性正义。也就在同月，哈利法克斯的激进派也举行了一次露天群众集会，来自利兹、韦克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布拉德福德和附近地区的代表及群众参加了集会，到会者赞同为了议会改革而举行国民公会的计划。5月初，宪法知识会为纪念其成立20周年，而举行一次小规模的聚会，参与者约300人。霍恩?图克在会上发表演说，谴责英国的宪法。他指出：“这个社会或者走向消亡，或者改变其名称，因为英国不再拥有值得捍卫或说明的宪法了。”

　　各地激进组织先后举行的公开群众集会及其通过的激进决议，引起了政府的警觉。尤其是伦敦通讯会的决议，被政府和下院认为是对立法机构的公开攻击，容易引发群众叛乱。英国王室致信下院指出：这些组织准备召开的“国民公会……旨在将法国蔓延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引入到我国。”于是，从5月12日开始，面对改革运动的蓬勃发展，政府开始了多管齐下的镇压行动：从立法上看，1794年和1795年，议会以无政府主义的威胁临近为由，暂停实施“人身保护法”，为镇压行动的开展提供法律依据；从行动上看，政府不仅袭击了伦敦通讯会及宪法知识会的总部，搜缴了大量的文件、书信等，而且还将这两个组织的十余名领导者逮捕入狱，并提交审判。

　　乔治·克鲁克香克的讽刺漫画：《生而自由的英格兰人》（1819）

　　尽管遭遇政府打压，伦敦通讯会在经历了短期的力量积蓄后，1795年6月29日，又在圣乔治草地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主席约翰?琼斯在演说中指出：“爱国的神圣热血从屠刀上留下，浇灌了自由的幼苗；人虽将死去，真理却会永存！……有现在这样一个下院在，任何政府都不会对人民负责。人民主要的也是惟一的希望，全在于人民自己！”在同以往一样，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包括要求成年男子普选权、实行年度议会；同时还敦促政府结束反法战争，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缔结永久性和平等。10月26日，在新一届议会开幕前夕，伦敦通讯会又在哥本哈根大厦附近召开群众大会，大会由约翰?宾斯任主席，与会者据说在10—15万之间。宾斯在开幕词中说：政府必须执行人民的意志，否则就是犯下了背叛人民的罪行。瑟尔沃尔认为，当前的饥荒和食品骚乱只是表象，应该从体制上进行改革。瑟尔沃尔还对民众说：“如果你们获得在立法及代议机构中应有的地位，如果实现了年度议会及普选权”，所有的苦难将会消除。显然，及时顺应民意、推行议会改革依然是群众集会的主要目标。

　　不过，10月底，当君主乔治三世乘坐马车前往威斯敏斯特主持议会开幕式途中，遭到激进分子的攻击，马车玻璃被击碎，国王差点受伤。这一事件促使政府出台最为严厉的镇压法令：其一是“叛逆与煽动行为法”，规定任何人如果企图刺杀、伤害、侮辱、诅咒、辱骂、蔑视君主及其继承者，将被视为重大叛逆罪，可不经司法程序而直接处死；任何人如果鼓动民众憎恨君主及其继承者、反对王国政府和宪法，将被视为重大不良行为，可判处七年流放。其二是“煽动集会法”，规定凡举行50人以上集会，如涉及旨在改变教会与国家事务、或向教会与国家发泄不满的，须提前在报刊上公告其时间、地点及目的，并得到治安法官的批准，否则将被视为“非法集会”，治安法官则有权驱散，拒不解散者将受到法律严惩，包括处以罚金、监禁、流放乃至死刑。这两项法案尤其是“煽动集会法”的出台，对于激进主义组织构成重大打击。各地激进主义组织因难以开展活动而逐渐解散，只有伦敦通讯会在苦苦支撑。伦敦通讯会曾组织多次50人以内的小型集会，以保持改革声势，但影响力极为有限。不久，伦敦通讯会领导权又落入暴力派手中，通讯会则走上密谋暴动的道路。由于彻底背离了用和平合法方式争取议会改革的道路，这也为政府以叛逆罪打击通讯会提供了借口。1798年4月，通讯会领导人密谋通过法国的援助来一举推翻政府。由于奸细告密，政府采取突袭，逮捕了通讯会总委员会中的十余人，通讯会几乎处于群龙无首状态。1799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结社法”，明确宣布伦敦通讯会为非法组织而加以取缔，通讯会随之解散，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由此沉寂下去。

　　詹姆斯·吉尔雷的漫画：乔治三世遇袭

　　综合而言，从18世纪90年代初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的兴起，到18世纪末“结社法”的通过及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的瓦解，近代英国工人阶级激进运动仅延续了约十年时间。尽管时间短暂，但工人阶级刚刚在政治舞台上暂露头角，立即发挥出重要作用。法国大革命期间，工人阶级激进派与中等阶级激进派、甚至与辉格党改革派积极联络，携手并肩，共同推动改革事业的发展。尽管18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曾受到中等阶级激进派及辉格党改革派的影响，但从其组织、纲领、活动、斗争策略等方面看，其独立性毋庸置疑。尤其是，当1794年政府出台法令严厉镇压激进主义运动后，中等阶级激进派与辉格党改革派开始退缩，其身影从议会改革的舞台上消失了。此时，只有以伦敦通讯会为首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组织，独自扛起议会改革的大旗。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组织，开创了群众集会的方式，以启发与动员民众，向政府施加压力。18世纪末英国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不仅唤醒了社会下层的政治参与意识，而且最为广泛地动员起人民群众，从而为反法战争结束后议会改革运动的复兴以及19世纪30年代议会改革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作者：刘金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