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人誤解“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是想要錢，只要給女性付工資，女性就會接受承擔家務。” 在1973年的《新女權主義》小冊子中，多位作者共同寫下抗爭的初衷，工作可以帶來的社會聲望是男性的專屬，女性只能做薪酬最低的工作還不能擺脫家務的束縛。

你認爲，做家務勞動的女性，應該得到男性支付的報酬嗎？這大概在很多人眼中是一個不可理喻的要求，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哪裏是能用“錢”來衡量的東西。你發現問題了沒有，多少人的婚姻在用“感情”兩個字應付家務勞動，使女性接受“007”式（一週7天24小時隨時待命）無償勞作。

前段時間，一則關於“成都男性家務勞動時間超過女性”的消息登上微博熱搜，則讓人們對性別平等好像有了新的期待。

不過本期視頻評論（視頻評論：羅東）認爲，情況或許並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樣樂觀。原因之一是，這則消息的來源《2019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並沒公佈調查樣本是否考慮已婚和單身比例，而是否單身是影響家務勞動分工的重要因素。道理很簡單，對於單身獨居男性而言，“家務不做也得做”。退一步而言，討論家務勞動，其關鍵也並不在於是男性或女性在做，而在於做家務勞動的一方是否擁有家庭事務平等的選擇權和決定權。更何況，能做飯的所謂“大男子主義”也並非就沒有。

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曾於今年3月7日發佈關於性別平等的報告指出，雖然男女家務勞動時間差距在縮短，但照現在的速度還需要209年才能完全實現平等。

家務勞動的熱搜，讓人聯想到上世紀風行於歐美的“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曾經有一批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堅持爲家務勞動爭取工資。在她們看來，男性之所以擁有特權，是因爲女性在做家務勞動。

撰文 | 榕小崧

家務勞動有償化

意大利的一把“火”

意大利北部城市帕多瓦，擁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1972年，它見證了一場燃向全球的“火”，這場“火”起於家庭之內，起於對平等、自由等本應生而有之的權利的期待。

帕多瓦。圖片來自panorama.it

出生於1942年的女權主義者西爾維亞·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成長於戰後的意大利。雖然法西斯主義已偃旗息鼓，但它催生的父權制文化依然束縛着生存在這片土地的女性。2015年，西爾維亞接受美國活動家Raia Small採訪時回憶說：

“青春期的時候，我很清楚自己不能做什麼，因爲我是一個女人。婦女要爲國家生10或20個孩子。所以我很早就投身女權運動，反抗女性的社會既定地位。”

1972年，來自意大利以及世界各地的女權主義者齊聚帕多瓦進行了爲期兩天的會議，其中包括撰寫了《婦女的力量與社會翻轉》（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的瑪利亞羅莎·達拉·科斯特與謝爾瑪·詹姆斯和已經移居紐約的西爾維亞。集聚開會的目的，是爲婦女解放尋找新的策略。

《婦女的力量與社會翻轉》初版封面，由Wages for Housework在1975年6月出版。國內有馬新等於2017年10月翻譯的獨立中譯本。

1971年，瑪利亞羅莎·達拉·科斯特提出，家務勞動是生產性的工作，女性無償從事家務是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不平等分工。女性在家務方面的無償付出，爲男性製造了“閒暇”，讓男性得以獲得權力和社會地位。此外，在家庭內外不平等分工之下，男性通過在外掙取的工資控制妻子，這是一套社會主導的間接規則，並賦予了男性控制權和懲罰權。

這些持激進態度的女權主義者，將女性受到的壓抑歸咎於商品交換制度，無法用錢衡量價值的家務，貶低了女性應有的地位。

兩天的會議孕育了一個全新的組織——“女權鬥爭”（Lotta Feminista），成員主張爲家務勞動爭取報酬。

“女性所做的是高達平均每週99.6個小時的工作，既沒有罷工的可能，也無法缺席……” 在1973年的《新女權主義》小冊子中，多位作者共同寫下抗爭的初衷，工作可以帶來的社會聲望是男性的專屬，女性只能做薪酬最低的工作還不能擺脫家務的束縛。

帕多瓦會議結束之後，西爾維亞返回紐約成立了“家務勞動工資委員會”（New York Wages for Housework Committee）。很快這項運動便蔓延至歐洲和北美，英國、加拿大、瑞士等國家也建立了“家務勞動有償化”團隊。各國組織互相保持着密切聯繫，在發起者看來，組織國際化能夠發展出比純粹國家視角更強大的分工批判。

法國喜劇電影《女兒國的傑基》（Jacky au royaume des filles 2014）將劇中故事與現實顛倒，在這場喜劇假設裏，女人生來就有極大的權力，並且可以發動戰爭，而這個國家的男人卻要戴着面紗，待在家裏照顧小孩。

挑戰主流女權主義

錢，並不是目標

They say it is love. We say it is unwaged work. ……Neuroses, suicides, desexualisation: occupational diseases of the housewife.他們說那是“愛”，我們說那是無償勞作。……神經質、自殺、去性別化，家庭主婦的職業病。

1975年，西爾維亞在《Wages Against Housework》一文的開頭寫下了一段頗具挑釁意味的話。她將墮胎描述爲“工作意外”，將“性冷淡”描述爲“曠工”，婚姻中女性的種種行爲都被她視爲“工作”。

通篇文章，西爾維亞都在強調“家庭工作”與“男性工作”之間的待遇差異，現行制度剝奪了女性自身的資本，家庭主婦的家務付出被當作一種“理所應當”的奉獻，每一個女性生來有之的任務，就是嫁給一個男人，爲他在家裏做家務。這種“自然”，導致所有女性都想過着家庭主婦的生活。

很多人誤解“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是想要錢，只要給女性付工資，女性就會接受承擔家務。但這是一種誤讀。西爾維亞是想利用“工資”來消除女性從事家務的自然屬性——家務是一種可供選擇的工作，而不是女性無法擺脫的自然任務，男性也可以參加。

“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雖然風靡西方，卻受到了當時左翼和主流女性主義的敵視。左翼認爲她們是資產階級化的經濟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要爲眼下的經濟利益奮鬥，注重內部的自發性），並將女權運動限制在家庭內部。

而主流女性主義認爲，女性只有在工作場合中才能爭取自己應得的權益，家庭環境下無權益可言。她們對給家務付工資的行爲充滿了質疑：這不是將女性又按回家庭之中？

“這對於我們來說很震驚。”西爾維亞回憶說，“我無法想象我們在家裏無法對抗資本主義，除非出去工作，並接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認爲家不是工作場合，而是一種關係的象徵？”

《男權的神話》

作者：沃倫·法雷爾

譯者：孫金紅

版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5年9月

近年來也有學者如法雷爾認爲，不需要女性運動也不需要男性運動，而是需要一場性別轉化運動。兩性關係的基石需要從依附轉爲平等，兩性的平等也需要建立在愛的基礎上。

1974年，面對多方的質疑，女性主義者Rosso通過意大利家務勞動有償化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反對通過促進女性就業來實現女性解放。國家必須補償女性在家務上的無償付出，女性在家庭中付出了勞動，是國家再生產體系中的“工人”，卻還要進入就業市場才能獲得報酬。在家務勞動屬性沒有發生變革的情況下，工作女性根本無法擺脫家務束縛，這是對女性的雙重壓榨。

總而言之，錢，並不是“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的最終目標。

首先，這是一種推廣覺醒意識的策略，讓社會認識到女性正遭受着虛假體系的戕害，她們只能藉由丈夫和子女等家庭內角色來定義自己的身份。其次，這也是一種拒絕策略，拒絕既定的社會體制對女性的束縛——她們的工作可以無拘無束，她們愛去哪去哪，丈夫和子女都無權干涉。

最後，爭取“家務勞動有償化”，也是在爭取國家資源的傾斜——家務勞動的代價不能只由女性和家庭內部承擔，公共資源也應爲老年人護理、育兒等勞作提供便利，提供替代性的公共服務，比如免費的“日託”。

家務價值的今生與未來

209年後，我們能實現平等嗎？

轟動一時的“家務勞動有償化”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在家庭體系內，沒有人會爲家務勞動“付費”。但它對國家福利體系的批判引發了人們對家庭剝削的思考，對於我們在今天思考家務價值，仍有借鑑意義。正如前文所說，在不改變對家務勞動屬性認知的前提下，女性進入職場，大多會多一重“事業與家庭平衡”的困擾。而男性，通常沒有這方面的顧慮。

前輩女性主義者希望通過福利資源傾斜來解決這個問題，將女性從繁雜的家務中解救出來。但現實一點，目前哪個國家的財政狀況能夠負擔得起全國性的家務支出？

爲了不被繁重的家務所累，很多女性會選擇單身。這裏的家務不只是最基礎意義上的家務勞動，還包括照顧老人孩子、維護親屬關係等，無論從何種層面出發，一個人的生活都要比兩個人過的輕鬆。更多的人選擇單身，意味着同樣單身的男性要更多參與家務，所以男性從事家務勞動時間上升，也有可能是無奈的社會現實的另一重體現。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男性參與家務勞動時間增加的意義所在了。它不僅僅是爲女性分擔了重擔，同時也給予了女性更多生活和工作選擇上的可能，以及更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