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底板、鸭绒被、自行车，这三件宝见证了沈阳的……

原标题:脚底板、鸭绒被、自行车，这三件宝见证了沈阳的……

纪念《沈阳日报》

创刊70周年

暨沈阳解放70周年

策划系列

刘庆湛恩师走了，仿佛《沈阳日报》一颗巨星悄无声息地陨落。

1969年秋末，辽中县团结水库竣工。沈报派出陶野、邹立名、刘庆湛等组成的记者团前来采访。我当时在县革委会报道组兼水库战报报道员，全程接待沈报记者。你的平易近人、出类拔萃，让我第一次接触便油然而生敬意。正是这次邂逅，你对我这个还乡知识青年格外留意，甚至索要一份我用美能纸复写的团结水库解说词。之后，无论你到腰岭岗，还是到西房身、黄西村采访，县报道组都派我陪同。

在你的鼎力推荐下，我参加了沈阳日报第六期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并留用，开启了我的祖辈从未有人从事过的新闻生涯，直至退休。如今，我已是古稀之人，你却走了。然而，记忆永不泯灭。我依然记得：

你当年在黄西生产队采访住大炕生发的感慨：“在城里开灯睡不着觉，到农村照样睡得香！”我怎能忘记，你在如何写通讯的讲座上坦诚地说出了因想当然而导致的描写错误。在描写西房身丰收景象时，你写道：“高粱笑红了脸，棉桃开白花，辽丹二号露出了雪白的牙。当你把写完的稿念给老队长周全忠听后，老队长一针见血地指出，辽丹二号是黄苞米，怎能露白牙呀？”这样的教训，应该成为所有新闻人的共同财富。正是学习了你的品格，我后来在《编采之友》发文检讨，当我还不是党员的时候，因采访没掌握“第一手材料”，把一名普通群众的老技协积极分子“批准”为中共党员见报了……

——赵宝常

庆湛，你走了，走好！庆湛，你知道，我俩是老乡加同事。

你的老家在盖州西海边，我的老家在盖州东山下。你家依海，我家靠山。1962年我进报社，我是副刊编辑，你是摄影记者。没过两年，你的办公桌和我的办公桌同在一个屋檐下，都是编《万泉》的编辑。“文革”期间，我们分开了几年。真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后来你是农村部主任，我高高兴兴把办公桌搬到你的部里，在老乡手下当记者。“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老乡的指点、指导下，我大有长进，“大有作为”。又过了些年，你我又重逢了，我主持晚报工作，你是总编室主任。又过了些年，你先进了老年行列，我又随其后。庆湛老乡，人家都说你聪明，我举双手赞成。其实，你并没念过几年书，可你却写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好报道，不怪人们说你是自学成才。老乡，你热情，见谁都先“哈哈哈”笑，再说话。作为你的老乡，我想，你肯定会哈哈大笑走进了天堂！

——张力戈

【题记】

《沈阳日报》

老一辈农村记者三件宝：

脚底板、鸭绒被、自行车

上面两篇小文的作者赵宝常、张力戈，都是在《沈阳日报》农村部当过记者的老报人，他们怀念的是《沈阳日报》原农村部主任刘庆湛。2018年7月13日10时50分，刘庆湛前辈去世，享年83岁。在上图这张照片中，走在乡野的刘庆湛看上去是那么年轻，激情满怀。老报人们悼念他，也是在回望一个火热的年代。

今天，《一张纸一座城》专题讲述的便是《沈阳日报》农村部的故事。

从1953年沈阳日报社成立农村组到2004年报社进行都市化党报改革，这个记录和见证沈阳农村发展与巨变的部门存在了51年。2004年9月，农村部被并入经济新闻中心，“农村部”这个称谓才成为历史。老一辈报人大多有过当农村记者的经历。“《沈阳日报》老一辈农村记者有三件宝：脚底板、鸭绒被、自行车。”《沈阳日报》最后一任农村部主任、现任社会服务部主任李占芳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交通不发达，跑农村是苦差事。可那时候的农村记者们就喜欢“沉下去”采摘鲜活的农村见闻，用报道留住沈阳农村的变迁。如今，虽然已经没有专职农村记者这个概念了，但发展中的美丽乡村依然是我们重要的报道内容。

1973年9月，《沈阳日报》农村组记者到新城子区（今属沈北新区）望滨公社山区进行拉练式徒步集体采访，从左至右：肖喜桥、姜柯、提万邦、陶野(时任农村组组长)、杨松明(后排)、乔树、党凤玉(望滨公社通讯报道员)、刘庆湛。还有一位农村组记者没在这张照片里，他便是拍摄这张照片的罗宏伟。

肇源经验

王曾今年98岁，上世纪五十年代，当过农村组组长，采写过多篇农村新闻，比较有影响的有1953年2月10日《沈阳日报》一版见报的《确定开展肇源增产经验运动》。他当年介绍采写体会时说：

1952年11月改组，我负责农村的报道工作。在官立堡遇见市郊办事处农业科副科长高明歧，谈起肇源经验，我就建议他应在市郊推广，他也觉得对。但肇源增产经验，我们只知道“等距宽播、间苗保苗、分期追肥”12个字，结果就在新开河刘敬义互助组演讲时碰了钉子。我像技术员一样，讲这12个字含义，一个年老的农民说了一句：“怎么说，打40多石也是瞎胡扯。”碰了钉子后，我回到报社翻阅资料，进行系统的知识学习，才懂得秤穗尖、量弓口算细账的方法，懂得了什么叫等距宽播、间苗、分期追肥，怎样才能做好，并从中认识到：领导的工作作风是肇源经验的最宝贵一条。随后，我又到新开河刘敬义互助组去，亲自下地丈量，数垄头、量长短，进行计算，发现了田里缺苗的情况，和大家一起讨论，农民最终认同此法。新开河的这一件事使我懂得，光凭书面知识说服不了群众，必须认真学习实际知识。

正是靠不断学习和用脚底板丈量，王曾才写出了当时有影响的报道，市农委开始推广“肇源经验”。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组记者罗宏伟（前排左二）到东陵区李相公社采访，利用采访间隙为基层通讯员讲课并合影。

鸭绒被

詹永春1950年3月到报社工作，是一位报道农村新闻的老报人。在《编采之友》1985年第2期一篇名为《下乡·鸭绒被·赶海》文章中，詹永春追忆了1950年代自己下乡采访时所用过的鸭绒被：

我们下乡，跑遍沈阳郊区，全靠两只脚。每半月回报社汇报工作一次，顺便洗洗衣服，即算休息。稿子全是寄回或烦人捎回的。在农村，“吃百家饭，串百家门”，吃住挨家轮，盖的全靠借。1951年初，我第一次去大青山村采访，借的被竟是刚生孩子用过的，村干部要斗争借被的主人，我再三劝说才了事。当时，土地改革刚过，生活水平可想而知。况且，这比抗美援朝前线的条件总算好得多。后来，报社发给我们农村记者每人一床鸭绒被。这被，二斤来沉，不影响走路，夜里拉锁一拉，连铺带盖，农村干部羡慕地说：“还是记者呀！”我们背着它走南闯北，总乐颠颠的。

鸭绒被是缴获国民党的，美国造。不知它用了多久，几经人手，不仅草绿色退了，除旧了，而且一翻身就滚包，还有脑油味。有的同志送给它一句顺口溜：“美国臭鸭绒，熏得脑袋痛……”一次，我去谟家堡核实一封读者来信，核对完已经是“三星正南”。谟家堡在浑河南岸，河口风硬，房子北窗纸刮坏，鸭绒被也未能御寒，冻得我一夜不能入睡，直到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才暖和过来。尽管如此，鸭绒被仍是农村记者一宝，朝夕相随。

鸭绒被，见证了《沈阳日报》老一辈记者的优良传统，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沈阳日报报史馆馆长王立成说，他也在找这床鸭绒被，它应该成为报史馆的镇馆之宝。

茨榆坨大集

改革之初，许多人对一些问题还拿不准，舆论必须先行引导。辽中县茨榆坨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后，剩余劳动力搞服装加工业，出现了服装大集。这件事遭到种种非议，当时的《沈阳日报》总编辑刘黑枷派记者下乡调查，有时候也自己亲自去。

记者赵宝常（曾任《沈阳日报》农村部主任）于1982年7月24日在《沈阳日报》一版发表了《实践证明：方向不错，前景美好》的文章，副题写道：“去年该公社交给国家征购粮超额百万斤，今年上半年社队企业实现‘双过半’，庄稼长势喜人，经过整顿大集更加兴旺。”赵宝常说，为写这篇稿，时任《沈阳日报》副总编王天祥带着他在茨榆坨公社住了4天，每天都走访社员、公社领导，逛大集，问业户，晚上挑灯整理采访资料。

这篇文章坚持用数字说话：茨榆坨公社所在地的茨南大队，有几户社员有缝纫手艺，又能挤出剩余时间，便开始加工服装出售。由于成本低、收入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从事这项生产活动。于是，这个以服装交易为主的大型综合贸易市场兴隆起来。高峰集日，有三万多人参加交易，日上市商品总值三百万元，成交额八十万元。其中服装成交额占全集的一半，成交量四至五万件。全社从事服装加工销售活动的劳动力有三千人，占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强。服装产品曾远销十多个省市的县镇及边远农村……

报样局部。1982年7月24日在《沈阳日报》一版评论员文章《茨榆坨大集的争论说明什么？》，指出茨榆坨大集的主流是：解放了生产力，扩大了生产门路，安排了剩余劳力，搞活了农村经济，为农民劳动致富开辟了道路，特别是为农村经济向专业化、社会化过渡作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沈阳日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茨榆坨大集的争论说明什么？》，指出茨榆坨大集的主流是：解放了生产力，扩大了生产门路，安排了剩余劳力，搞活了农村经济，为农民劳动致富开辟了道路，特别是为农村经济向专业化、社会化过渡作了新的尝试和探索。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震动，有助于引导更多的人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区。《沈阳日报》的农业报道成为本地引导改革的一部分。

致富典型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自行车就像钢笔一样，是记者不可缺少的工具。

当过《沈阳日报》编委、农村部主任的刘汉广，当农村记者时足迹踏遍了沈阳市农村的106个乡，在全市2000多个村中，他至少到过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一次，刘汉广与刘汝仁去东陵区汪家乡上伯官村采访一个蔬菜专业户，这个村与抚顺接壤，交通很不方便，他俩只好骑自行车去。来回一百多里，又赶上骄阳似火的夏天，回来的路上实在蹬不动了，就在沈阳农学院（今沈阳农业大学）门前买了两个香瓜吃，既解渴又歇脚。

刘汉广说，农村有“珍宝”。怕苦怕累，贪图安逸，就找不到，写不出好新闻。他常在“闲谈”中发现新闻，这可不是靠侥幸碰上的，而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保持灵敏的头脑、敏锐的眼光的结果。下乡回来，刘汉广常常带回一大堆题目，往往能写出出人意料的新闻。大家公认，刘汉广是农村记者里一位“高产优质”的记者。

1990年6月17日，《沈阳日报》一版发表了刘汉广（时为农村部主任）和记者仉学忠、通讯员胡宝航合写的《挺起我们的脊梁——一个村党支书和他身边共产党员的故事》长篇通讯。为报道好这个典型，他们在新民县高台子乡獾洞村住了4天，采访村干部，也采访村民，了解这个村由穷变富的故事。刘汉广说，从这个村的变化中，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任何单位，无论其客观条件怎样，经济实力如何，只要党组织能够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那里的工作就会有起色。在这一点上，獾洞村党支部不愧是沈阳农村基层党支部的一面旗帜，值得全市基层党组织学习。报道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

任何一个先进典型，都代表着他所处时代的理想与需求，反映着社会的价值取向与美好期盼。《沈阳日报》老一辈农村记者们靠敏锐的判断和自己的脚底板，挖掘、报道了一个又一个先进典型，成为推进时代发展的一面面旗帜。

我们向《沈阳日报》曾经的农村部致敬，并以此文记录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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