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底板、鴨絨被、自行車，這三件寶見證了瀋陽的……

原標題:腳底板、鴨絨被、自行車，這三件寶見證了瀋陽的……

紀念《瀋陽日報》

創刊70週年

暨瀋陽解放70週年

策劃系列

劉慶湛恩師走了，彷彿《瀋陽日報》一顆巨星悄無聲息地隕落。

1969年秋末，遼中縣團結水庫竣工。沈報派出陶野、鄒立名、劉慶湛等組成的記者團前來採訪。我當時在縣革委會報道組兼水庫戰報報道員，全程接待沈報記者。你的平易近人、出類拔萃，讓我第一次接觸便油然而生敬意。正是這次邂逅，你對我這個還鄉知識青年格外留意，甚至索要一份我用美能紙複寫的團結水庫解說詞。之後，無論你到腰嶺崗，還是到西房身、黃西村採訪，縣報道組都派我陪同。

在你的鼎力推薦下，我參加了瀋陽日報第六期工農兵通訊員學習班並留用，開啓了我的祖輩從未有人從事過的新聞生涯，直至退休。如今，我已是古稀之人，你卻走了。然而，記憶永不泯滅。我依然記得：

你當年在黃西生產隊採訪住大炕生髮的感慨：“在城裏開燈睡不着覺，到農村照樣睡得香！”我怎能忘記，你在如何寫通訊的講座上坦誠地說出了因想當然而導致的描寫錯誤。在描寫西房身豐收景象時，你寫道：“高粱笑紅了臉，棉桃開白花，遼丹二號露出了雪白的牙。當你把寫完的稿念給老隊長周全忠聽後，老隊長一針見血地指出，遼丹二號是黃苞米，怎能露白牙呀？”這樣的教訓，應該成爲所有新聞人的共同財富。正是學習了你的品格，我後來在《編採之友》發文檢討，當我還不是黨員的時候，因採訪沒掌握“第一手材料”，把一名普通羣衆的老技協積極分子“批准”爲中共黨員見報了……

——趙寶常

慶湛，你走了，走好！慶湛，你知道，我倆是老鄉加同事。

你的老家在蓋州西海邊，我的老家在蓋州東山下。你家依海，我家靠山。1962年我進報社，我是副刊編輯，你是攝影記者。沒過兩年，你的辦公桌和我的辦公桌同在一個屋檐下，都是編《萬泉》的編輯。“文革”期間，我們分開了幾年。真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後來你是農村部主任，我高高興興把辦公桌搬到你的部裏，在老鄉手下當記者。“廣闊天地大有作爲”，在老鄉的指點、指導下，我大有長進，“大有作爲”。又過了些年，你我又重逢了，我主持晚報工作，你是總編室主任。又過了些年，你先進了老年行列，我又隨其後。慶湛老鄉，人家都說你聰明，我舉雙手贊成。其實，你並沒念過幾年書，可你卻寫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好報道，不怪人們說你是自學成才。老鄉，你熱情，見誰都先“哈哈哈”笑，再說話。作爲你的老鄉，我想，你肯定會哈哈大笑走進了天堂！

——張力戈

【題記】

《瀋陽日報》

老一輩農村記者三件寶：

腳底板、鴨絨被、自行車

上面兩篇小文的作者趙寶常、張力戈，都是在《瀋陽日報》農村部當過記者的老報人，他們懷念的是《瀋陽日報》原農村部主任劉慶湛。2018年7月13日10時50分，劉慶湛前輩去世，享年83歲。在上圖這張照片中，走在鄉野的劉慶湛看上去是那麼年輕，激情滿懷。老報人們悼念他，也是在回望一個火熱的年代。

今天，《一張紙一座城》專題講述的便是《瀋陽日報》農村部的故事。

從1953年瀋陽日報社成立農村組到2004年報社進行都市化黨報改革，這個記錄和見證瀋陽農村發展與鉅變的部門存在了51年。2004年9月，農村部被併入經濟新聞中心，“農村部”這個稱謂才成爲歷史。老一輩報人大多有過當農村記者的經歷。“《瀋陽日報》老一輩農村記者有三件寶：腳底板、鴨絨被、自行車。”《瀋陽日報》最後一任農村部主任、現任社會服務部主任李佔芳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交通不發達，跑農村是苦差事。可那時候的農村記者們就喜歡“沉下去”採摘鮮活的農村見聞，用報道留住瀋陽農村的變遷。如今，雖然已經沒有專職農村記者這個概念了，但發展中的美麗鄉村依然是我們重要的報道內容。

1973年9月，《瀋陽日報》農村組記者到新城子區（今屬沈北新區）望濱公社山區進行拉練式徒步集體採訪，從左至右：肖喜橋、姜柯、提萬邦、陶野(時任農村組組長)、楊松明(後排)、喬樹、黨鳳玉(望濱公社通訊報道員)、劉慶湛。還有一位農村組記者沒在這張照片裏，他便是拍攝這張照片的羅宏偉。

肇源經驗

王曾今年98歲，上世紀五十年代，當過農村組組長，採寫過多篇農村新聞，比較有影響的有1953年2月10日《瀋陽日報》一版見報的《確定開展肇源增產經驗運動》。他當年介紹採寫體會時說：

1952年11月改組，我負責農村的報道工作。在官立堡遇見市郊辦事處農業科副科長高明歧，談起肇源經驗，我就建議他應在市郊推廣，他也覺得對。但肇源增產經驗，我們只知道“等距寬播、間苗保苗、分期追肥”12個字，結果就在新開河劉敬義互助組演講時碰了釘子。我像技術員一樣，講這12個字含義，一個年老的農民說了一句：“怎麼說，打40多石也是瞎胡扯。”碰了釘子後，我回到報社翻閱資料，進行系統的知識學習，才懂得秤穗尖、量弓口算細賬的方法，懂得了什麼叫等距寬播、間苗、分期追肥，怎樣才能做好，並從中認識到：領導的工作作風是肇源經驗的最寶貴一條。隨後，我又到新開河劉敬義互助組去，親自下地丈量，數壟頭、量長短，進行計算，發現了田裏缺苗的情況，和大家一起討論，農民最終認同此法。新開河的這一件事使我懂得，光憑書面知識說服不了羣衆，必須認真學習實際知識。

正是靠不斷學習和用腳底板丈量，王曾才寫出了當時有影響的報道，市農委開始推廣“肇源經驗”。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農村組記者羅宏偉（前排左二）到東陵區李相公社採訪，利用採訪間隙爲基層通訊員講課併合影。

鴨絨被

詹永春1950年3月到報社工作，是一位報道農村新聞的老報人。在《編採之友》1985年第2期一篇名爲《下鄉·鴨絨被·趕海》文章中，詹永春追憶了1950年代自己下鄉採訪時所用過的鴨絨被：

我們下鄉，跑遍瀋陽郊區，全靠兩隻腳。每半月回報社彙報工作一次，順便洗洗衣服，即算休息。稿子全是寄回或煩人捎回的。在農村，“喫百家飯，串百家門”，喫住挨家輪，蓋的全靠借。1951年初，我第一次去大青山村採訪，借的被竟是剛生孩子用過的，村幹部要鬥爭借被的主人，我再三勸說才了事。當時，土地改革剛過，生活水平可想而知。況且，這比抗美援朝前線的條件總算好得多。後來，報社發給我們農村記者每人一牀鴨絨被。這被，二斤來沉，不影響走路，夜裏拉鎖一拉，連鋪帶蓋，農村幹部羨慕地說：“還是記者呀！”我們揹着它走南闖北，總樂顛顛的。

鴨絨被是繳獲國民黨的，美國造。不知它用了多久，幾經人手，不僅草綠色退了，除舊了，而且一翻身就滾包，還有腦油味。有的同志送給它一句順口溜：“美國臭鴨絨，燻得腦袋痛……”一次，我去謨家堡覈實一封讀者來信，覈對完已經是“三星正南”。謨家堡在渾河南岸，河口風硬，房子北窗紙刮壞，鴨絨被也未能禦寒，凍得我一夜不能入睡，直到第二天早上喫了早飯，才暖和過來。儘管如此，鴨絨被仍是農村記者一寶，朝夕相隨。

鴨絨被，見證了《瀋陽日報》老一輩記者的優良傳統，也是那個時代的見證。瀋陽日報報史館館長王立成說，他也在找這牀鴨絨被，它應該成爲報史館的鎮館之寶。

茨榆坨大集

改革之初，許多人對一些問題還拿不準，輿論必須先行引導。遼中縣茨榆坨農村實行聯產責任制後，剩餘勞動力搞服裝加工業，出現了服裝大集。這件事遭到種種非議，當時的《瀋陽日報》總編輯劉黑枷派記者下鄉調查，有時候也自己親自去。

記者趙寶常（曾任《瀋陽日報》農村部主任）於1982年7月24日在《瀋陽日報》一版發表了《實踐證明：方向不錯，前景美好》的文章，副題寫道：“去年該公社交給國家徵購糧超額百萬斤，今年上半年社隊企業實現‘雙過半’，莊稼長勢喜人，經過整頓大集更加興旺。”趙寶常說，爲寫這篇稿，時任《瀋陽日報》副總編王天祥帶着他在茨榆坨公社住了4天，每天都走訪社員、公社領導，逛大集，問業戶，晚上挑燈整理採訪資料。

這篇文章堅持用數字說話：茨榆坨公社所在地的茨南大隊，有幾戶社員有縫紉手藝，又能擠出剩餘時間，便開始加工服裝出售。由於成本低、收入多，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從事這項生產活動。於是，這個以服裝交易爲主的大型綜合貿易市場興隆起來。高峯集日，有三萬多人蔘加交易，日上市商品總值三百萬元，成交額八十萬元。其中服裝成交額佔全集的一半，成交量四至五萬件。全社從事服裝加工銷售活動的勞動力有三千人，佔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還強。服裝產品曾遠銷十多個省市的縣鎮及邊遠農村……

報樣局部。1982年7月24日在《瀋陽日報》一版評論員文章《茨榆坨大集的爭論說明什麼？》，指出茨榆坨大集的主流是：解放了生產力，擴大了生產門路，安排了剩餘勞力，搞活了農村經濟，爲農民勞動致富開闢了道路，特別是爲農村經濟向專業化、社會化過渡作了新的嘗試和探索。

《瀋陽日報》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茨榆坨大集的爭論說明什麼？》，指出茨榆坨大集的主流是：解放了生產力，擴大了生產門路，安排了剩餘勞力，搞活了農村經濟，爲農民勞動致富開闢了道路，特別是爲農村經濟向專業化、社會化過渡作了新的嘗試和探索。報道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大震動，有助於引導更多的人解放思想，衝破“左”的禁區。《瀋陽日報》的農業報道成爲本地引導改革的一部分。

致富典型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自行車就像鋼筆一樣，是記者不可缺少的工具。

當過《瀋陽日報》編委、農村部主任的劉漢廣，當農村記者時足跡踏遍了瀋陽市農村的106個鄉，在全市2000多個村中，他至少到過三分之一的地方。有一次，劉漢廣與劉汝仁去東陵區汪家鄉上伯官村採訪一個蔬菜專業戶，這個村與撫順接壤，交通很不方便，他倆只好騎自行車去。來回一百多里，又趕上驕陽似火的夏天，回來的路上實在蹬不動了，就在瀋陽農學院（今瀋陽農業大學）門前買了兩個香瓜喫，既解渴又歇腳。

劉漢廣說，農村有“珍寶”。怕苦怕累，貪圖安逸，就找不到，寫不出好新聞。他常在“閒談”中發現新聞，這可不是靠僥倖碰上的，而是無論走到哪裏，都能保持靈敏的頭腦、敏銳的眼光的結果。下鄉回來，劉漢廣常常帶回一大堆題目，往往能寫出出人意料的新聞。大家公認，劉漢廣是農村記者裏一位“高產優質”的記者。

1990年6月17日，《瀋陽日報》一版發表了劉漢廣（時爲農村部主任）和記者仉學忠、通訊員胡寶航合寫的《挺起我們的脊樑——一個村党支書和他身邊共產黨員的故事》長篇通訊。爲報道好這個典型，他們在新民縣高臺子鄉獾洞村住了4天，採訪村幹部，也採訪村民，瞭解這個村由窮變富的故事。劉漢廣說，從這個村的變化中，人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任何單位，無論其客觀條件怎樣，經濟實力如何，只要黨組織能夠發揮好戰鬥堡壘作用，那裏的工作就會有起色。在這一點上，獾洞村黨支部不愧是瀋陽農村基層黨支部的一面旗幟，值得全市基層黨組織學習。報道有力地推動了全市農村基層黨支部建設。

任何一個先進典型，都代表着他所處時代的理想與需求，反映着社會的價值取向與美好期盼。《瀋陽日報》老一輩農村記者們靠敏銳的判斷和自己的腳底板，挖掘、報道了一個又一個先進典型，成爲推進時代發展的一面面旗幟。

我們向《瀋陽日報》曾經的農村部致敬，並以此文記錄這段歷史！

更多精彩內容

請關注今日《盛京週刊》

或點擊閱讀原文查看電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