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千年 文脈相傳

雨後的江西鉛山鵝湖書院美麗如畫

江西九江白鹿洞書院

湖南長沙嶽麓書院

【書院文化傳千年系列報道之一】

編者按

在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中，書院是極其醒目的地標。唐宋以來千餘年間，書院所體現出的以經世致用爲導向的學術追求，以傳道新民爲己任的價值取向，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境合一，教學相長、教教相長、學學相長爲特徵的教學理念，具有穿越時空的價值，當之無愧地成爲中華文明的鮮明象徵和優秀傳統文化的斯文正脈。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盪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

爲更好地傳承中華學脈，弘揚書院精神，《光明視野》版將通過系列報道來聚焦書院的前世今生，挖掘書院中的文化脈絡，探求書院傳承和發展的更好路徑。

作爲中國古代獨具特色的一種教育形式，書院始於唐、興於宋，至南宋時發展成熟，經元、明、清直至近代改製爲學堂。

千百年來，繼往聖、開來學，書院不僅是中華文化的保護者、傳承者，而且是卓越人才的培養者、造就者，還輻射到韓國、日本等諸多國家，至今仍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

進入新時代，書院該如何活在當下，繼續扮演好教育與文化傳承的重要角色？我們又該如何推動書院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成爲值得關注的時代話題。

壹、千年一脈

初夏的嶽麓山，林深葉翠。拾級而上，及至山門，宋神宗手書的御匾映入眼簾時，嶽麓書院便到了。

如果從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此開設“講堂五間齋序五十二間”算起，嶽麓書院的歷史已逾千年。千百年來，嶽麓書院人才輩出，正如院門旁懸掛的對聯所描述的那樣——

惟楚有材，於斯爲盛。

“這是一個流水對，成於清嘉慶年間。”嶽麓書院院長肖永明介紹，彼時書院大修完工，學生們請山長袁名曜撰寫對聯。袁名曜出了上聯“惟楚有材”，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意思是楚國（特指湖南）人才衆多；貢生張中階應聲對出“於斯爲盛”，語出《論語·泰伯》，意思是在書院尤其興盛。

“‘惟楚有才’可以說是嶽麓書院的一個真實寫照。自成立始，嶽麓書院始終立足於學術前沿，一直是三湘學子乃至天下學人嚮往的儒家文化聖殿。”肖永明說。

宋代，嶽麓山被譽爲“道林三千衆，書院一千徒”；南宋時期，胡宏、張栻等著名理學家曾經在此講學、授徒，以嶽麓書院爲中心，形成湖湘學派。著名學者朱熹不遠千里來訪，在長達兩個月時間內與張栻討論“太極”“中和”問題，留下了“朱張會講”的佳話，開書院發展史上不同學派會講的先河。

明中期，王陽明來到嶽麓書院拜謁朱張祠，講學傳道。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曾在這裏求學。

清代，魏源、曾國藩、左宗棠、楊昌濟等都從嶽麓書院走出，留下“中興將相，十九湖湘”的美譽……

同樣在湖南，距長沙不到兩百公里的衡陽，石鼓書院更早萌芽。1200多年前，唐代士人李寬在石鼓山結廬讀書，刺史呂溫曾訪之，題名爲“尋真觀”，成爲石鼓書院的雛形。

宋至道三年，邑人李士真將其拓展爲衡州學者講學之所。湖湘學子和文化精英在這裏彙集一堂。隨後，宋太宗、宋仁宗先後賜額，石鼓書院如日中天。南宋淳熙十四年，朱熹作《石鼓書院記》，倡導以義理之學授徒和書院教學要重踐履、窮理而篤行等理念，成爲中國古代書院共同遵循的辦學宗旨和教學原則。朝廷賜額、朱子作記兩件大事，使石鼓書院名揚天下。

就在湖南書院星輝燦爛的同時，數百公里外的江西九江，被譽爲“海內第一書院”的白鹿洞書院，正在廬山五老峯南麓茁壯生長。

時光追溯到唐代，詩人李渤來此隱居讀書，因李渤養有白鹿，居所便被稱爲“白鹿洞”。白居易過江州時，曾贈李渤詩：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

白鹿洞書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九江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吳國富介紹說，南唐升元年間，朝廷首建書院“白鹿國學”，這以後，歷代多個皇帝對白鹿洞書院均有御賜御批。南宋淳熙年間，朱熹任南康知軍，到任伊始，他首先修復的就是已衰敗的書院，並自任洞主，制訂教規，邀請當時名家來此教學授徒，開“講會”之先河。

白鹿洞有了朱熹主持，四面八方的名流、學子聚集於此，老師誨人不倦，學生孜孜以求。朱熹甚至請來與他觀點相左的陸九淵講會，讓不同的觀點在書院講會中碰撞。

同時期，位於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也因羣賢畢至而熠熠生輝。中國書院學會副會長、嵩山文化學者宮嵩濤介紹說，從五代後唐清泰元年（934年）開始，嵩陽書院已經成爲開展包括藏書、讀書、教書、講書、著書、刻書等文化活動的教育場所。

“北宋時期，程顥、程頤、范仲淹、邵雍、楊時等諸多名師碩儒講學於此，成爲程朱理學的策源地；吾道南矣、程門立雪等著名歷史典故即源出於此；司馬光不僅在嵩陽書院講學，其史學鉅著《資治通鑑》的第9～21卷還在這裏編纂而成，留下千古佳話；范仲淹、歐陽修、梅堯臣、楊愈、謝降等人嵩山登高履勝，蒞臨嵩陽書院舉行文學雅集，每人唱和嵩山詩十二章，今傳於世，爲嵩陽書院增色不少。”宮嵩濤說。

嶽麓書院、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這些中國書院的代表者，雖天各一方，卻沿着相似的軌跡演進着。它們和中華大地上存在過的其餘8000多所書院一起，繼往聖、開來學，成爲中華文化的保護者、傳承者，成爲卓越人才的培養者、造就者，成爲社會主流價值傳播的重要載體與渠道。

與此同時，隨着中國文化的向外傳播，書院制度也被移植到國外。朝鮮世宗二十一年（1439年），朝鮮李氏王朝君臣借鑑中國書院制度發展其教育事業，成爲中國書院輸出的重要標誌。此後，日本、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美國等地，也成爲中國書院傳播的目的地。

貳、百年流轉

時至晚清，歷經輝煌的書院，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的入侵，引起中國政治經濟的急劇變化，書院的改革也被提上日程。

肖永明介紹，光緒年間，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將教學內容分爲“經義”“治事”兩門，增加算學、譯學兩門“西學”，還在每月的院考中廢除八股文的內容。王先謙還購買宣傳“新學”的《時務報》發給學生讀。不過，受制於時代，王先謙的改革立足點依然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試圖在書院之外增設學堂以傳授西學。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迫於時勢，採納張之洞等人的建議，下詔全國書院改爲學堂，省書院爲大學堂，府、廳、直隸州書院爲中學堂，州縣書院爲小學堂。這一指令在第二年逐漸推行。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新到任的湖南巡撫趙爾巽將嶽麓書院合併爲湖南高等學堂，課程有經學、史學、國文、輿地、算學、物理、化學、生理、英文、體操等。

至此，延續千年的嶽麓書院，從傳統書院發展成爲一所近代高等學堂。此後又歷經多次變革，終於在1926年，於嶽麓書院舊址成立省立湖南大學，1937年改爲國立。1950年，毛澤東同志手書“湖南大學”匾額，一個近代教育的新階段開始了。

20世紀70年代，湖南省委託湖南大學管理、修復嶽麓書院，延續其千百年來的人才培養、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播功能。目前，嶽麓書院已經形成從本科、碩士、博士到博士後的完整的人才培養格局。

“嶽麓書院如今是被納入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傳統書院，目前是湖南大學的一部分。我們認爲，在傳統文化日漸復興、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不斷高揚的今天，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的教育，理應充分發揮接通傳統與現代的優勢，開拓出人才培養的新路子。一方面紮根中華大地，立足民族文化傳統，從中國古代的書院教育中吸取智慧、挖掘資源，從中獲得啓示與借鑑，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體制；另一方面又需要立足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形成融通古今中西的學術體系，培養兼具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現代人才。”肖永明說。

和嶽麓書院類似，白鹿洞書院也在清末停辦，洞田歸南康府中學堂管理，田租爲中學堂經費。宣統二年（1910年），在書院舊址建江西高等林業學堂。

辛亥革命以後，白鹿洞書院遺址曾遭火災，藏書大部分損失。民國七年（1918年），康有爲曾題寫“白鹿洞書院”橫額，書院也偶有修整，但始終難挽頹勢。抗戰時期，書院遭到日軍破壞。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曾表示白鹿洞書院由當時設在南昌的“中正大學”接管，作爲“中正大學”的永久校舍，但這個計劃並未實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對白鹿洞書院的遺址頗爲關注。由地方文教部門派人進行管理。經過幾十年重修，目前，白鹿洞書院已列爲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國家一級自然保護區、廬山世界文化景觀之一。

嵩陽書院則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開始了漫長的轉型之路。宮嵩濤介紹說，光緒年間，嵩陽書院停辦後，先後由嵩陽高等小學堂、中嶽中學、登封師範學校、中共登封縣委黨校、登封縣教師進修學校等斷續使用。“清末和中華民國時期，因爲長年的只使用、不維修，嵩陽書院變得破破爛爛，瀕臨坍塌。”宮嵩濤說。

1982年至2005年，嵩陽書院開啓全面維修保護，講學、祭祀、藏書、齋舍、御碑亭、接官亭等歷史建築得到保護，清代嵩陽書院原有建築佈局和環境風貌得以恢復。

“書院教育在傳統社會里歷經波折，但具有良好的延續性。對於中國而言，西化及全球化的歷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直接導致了封建社會及傳統教育的結束。這種結束，一方面帶來了翻天覆地、一日千里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帶有‘休克式療法’的偏激。”吳國富說。

傳統書院的終結，是否意味着書院教育與現代教育南轅北轍呢？對此，吳國富持否定態度：“清朝晚期，傳統書院宣告終結，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書院上千年的積澱值得我們深入發掘。”

叄、老樹新花

與鄭州大學合作，新建一所建築面積5萬多平方米的鄭州大學嵩陽書院，逐步形成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三個層次的教育培養體系，嵩陽書院在新時代“活”了起來。

與九江學院合作，設立白鹿洞文化研究所、出版《續編白鹿洞書院志》等書，白鹿洞也突破了歷史藩籬，“活在了當下”。

除此之外，九江學院和鄭州大學還聯合開展“白鹿·嵩陽書院文化之旅”，通過知識競賽、辯論賽、演講比賽、古詩詞吟誦等文化項目，尋找書院的現代生存樣式。

書院在當下，老樹開新花。白鹿洞書院和嵩陽書院的探索，是傳統書院在新時代傳承和發展一個縮影。近年來，全國各地的黨委政府，高度重視書院的思想文化價值，以書院爲陣地開展豐富多彩的思想文化活動，在保護和利用書院方面創造和積累了很多經驗。

“存世的書院理應更好地融入現代社會，‘活’在當下、爲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養現代人才作出更大貢獻。而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在現代社會充分發揮書院的功能，包括人才培養、學術研究、文物保護、社會服務幾個方面。”肖永明說。

“縱觀人類社會的教育史，一類是以人爲中心的教育，一類是以知識技術爲中心的教育，兩者的目標、內容、方法都極不相同，但無疑是相輔相成的，不可互相替代。書院教育圍繞‘人之所以爲人’這一中心，以儒家經典爲文本，以歷史實踐爲案例，以書院爲依託場所，以‘會講’等爲方法，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現實目標，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培育了廣大民衆的道德心理，促進了社會的優化，這些都是應該傳承和發揚的。”吳國富說。

在肖永明看來，書院精神是書院的靈魂，是古代書院制度留給我們最爲寶貴的財富。在人文精神不斷失落、功利主義愈演愈烈當今社會，書院精神越來越顯現出其價值，需要我們大力的弘揚和傳承。

“中國古代書院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思想觀念、價值追求、文化傳統、教育理念、辦學風格，逐漸積澱、凝練爲一種獨特的精神價值，這就是‘書院精神’。其具體表現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書院有所不同，總體而言，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重視生命意義、以人爲本、立德爲先、重視人格養成的人文精神；擔當天下、傳道濟民、教化社會的經世精神；窮本探源、極深研幾、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不囿成說、不斷超越、與時偕行、引領學術思潮的創新精神；有教無類、自由講學、兼容幷包的開放精神；鼓勵學生自主學習、師生之間質疑問難，‘疑誤定要力爭’的自主精神。”肖永明說。

傳統書院結晶的這些寶貴財富，如今也被越來越多的高校所珍視，在國內，復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高校，都紛紛展開書院制試點。2014年7月，這四所高校還聯合香港中文大學、臺灣清華大學、臺灣政治大學在北京發起成立亞太高校書院聯盟，探索傳統書院精神和現代大學精神融合共生。

“傳承書院文化和書院精神，首先需要對書院文化和書院精神加以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其次，需要在現代的文化、教育實踐過程中借鑑書院文化和書院精神，從中獲得啓迪。”肖永明說，現在很多學校，重知識的傳授而輕道德情操的培養、健全人格的養成，書院教育強調“求道”“求學”統一的人文精神，不失爲矯治這一偏弊的良藥。“當下，不少大學新生在卸掉高考重壓、擺脫嚴格管束之後，學習動力不足，對所學的知識不願意深入思考。書院教育對學生自主性、主動性、懷疑精神的強調，可以爲克服這種傾向提供幫助。”

吳國富也認爲，近現代一百多年的教育，凸顯了重視科學、知識的長處，但也在人本教育上形成了短板。“以人爲核心”的教育，是科學與知識教育無法取代的教育，它與人類社會相終始，必須經過很多歷史實踐才能較好地把握。

探索現代書院制，該從哪些方面着手？吳國富認爲，從內容上看，書院教育應當研究和傳承儒家經典，以積極入世、承擔社會責任爲主體精神，背離這一主體精神，就不能稱爲書院教育。“知行合一，知與行良性互動、互相促進，是衡量書院教育效果的主要指標。能知不能行，或按照刻板的教條去行爲，都無法取得真正的效果。”

“我國正面臨着構建現代大學精神、大學價值理想的任務，傳統書院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經世精神、探索精神、創新精神、開放精神、自主精神都可以給我們重要的啓示。我們應該在對這些精神價值重新進行詮釋、闡發之後，將其納入現代大學精神之中。”肖永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