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照片（《中華民國實錄：圖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巴黎和會的怒火

1919年5月1日，北京《中國時報》刊出中國外交代表團向國內的報告，陳述了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原因。上海英文報紙《大陸報》之北京通訊說：“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

5月2日，身爲大總統徐世昌顧問、總統府外交委員會委員兼事務長的林長民，在北京《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來電略謂青島問題，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頗爲所動，聞將直接交於日本云云。”“今果至此則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他大聲疾呼:“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衆誓死圖之!”

1919年1月國務院函，既能看出國內對巴黎和會的殷切期盼，也能看出國內形勢對代表團的影響（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這天一大早，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急匆匆來到學校，在飯廳召集學生班長和代表一百多人，給他們看林長民《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後，向學生們講述了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努力最終失敗，德國在山東的全部權益將不會交還中國，而是“讓與”日本。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學生們震驚了：“這是什麼和會？”“分明是強權戰勝公理!”“我們必須立即請願，阻止政府在協議上簽字!”

當天晚上7點，國民雜誌社十多名社員舉行社務會議，本來是準備商量雜誌出版事務，但大夥兒卻不約而同地將話題集中到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上來，決定由雜誌社通告北大全體同學，明天晚上召開學生大會，並邀請北京高師、工專、農專、法專等學校派代表或熱心分子參加，討論行動對策。

五四運動開始後，學生不斷遊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將膠州灣交給日本

5月3日晚7點，北大學生和十幾所北京高校1000多名學生，匯聚到北河沿北大法科禮堂。大會由國民雜誌社易克嶷主持。《京報》著名記者邵飄萍向到會學生報告了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情況，號召愛國學生挺身而出。緊接着，許德珩等學生一個接一個地上臺發言，痛批列強的虛僞面孔和侵略本質，斥罵北洋政府的軟弱與賣國。在熱烈的氣氛下，大會決定星期日（即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革命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是第一次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傳播馬克思主義第一人

五四運動前夕的李大釗

《新青年》從四卷一號始，由編輯部同仁輪值編輯。1919年5月，李大釗輪值主編六卷五號時，推出“馬克思研究專號”，刊發了8篇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其中就有他撰寫的長達兩萬六千餘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李大釗從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三個方面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學說，文中還翻譯了《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主要部分，同時闡述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

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有兩個要點，一是“一切社會上的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着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另一個是“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關係必須隨着他變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有兩個要點：一是“餘工餘值說”，二是“資本集中論”。他認爲，馬克思主義是它的歷史論、經濟論和政策論的統一，“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和以往一些人對馬克思學說所作的片段的、不確切的表述不同，該文對馬克思主義作了相當完整的介紹和比較確切的闡釋，對當時思想界產生了重要影響。該文的發表，不但表明李大釗完成了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而且標誌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

據不完全統計，李大釗從1918年7月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前三年中，發表介紹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共計181篇，平均不到一週就發表一篇文章。因此，李大釗成爲在中國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第一人。

1919年的《新中國》

說到新中國，人們一般會想到1949年10月1日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30年前即1919年5月15日，北京出現了一本叫做《新中國》的綜合性月刊，其作者主要有蔡元培、胡適、章士釗、高一涵、瞿秋白、鄭振鐸、邵飄萍、朱自清等文化教育界名流學者。

《新中國》月刊誕生之時，正是巴黎和會召開期間，巴黎和會自然成爲創刊號的主題。無論和會進程、中國代表團提案，還是商榷結果、國內各地的抗議，月刊都有充分的反映，並提出了“廢約”的主張。月刊還提出，“山東爲中國文化所肇始，乃中國人民之聖地”，絕不能放棄領土主權，必須廢除中日密約，懲辦訂立密約的禍首；領事裁判權是一種極不公平的涉外法權，必須革除；要求收回失去的關稅主權、築路權等等。

既然叫《新中國》，自然要探討如何構建“新中國”。其發刊詞號召“人人以造新中國爲己任”，主張救國要從培養國民意識做起，使國民“熟察世界之趨勢，及我國在世界之地位”。始終銘記“中國雖弱然能支持至今者純藉自過之精神力量，抵抗外力之壓迫絕不希望其他強國之助力”，只有自立自強。救國需要愛國熱情，也要有腳踏實地的長期準備和破釜沉舟的耐心。

《新中國》對時事政治和社會文化的分析，多從學理與文化思潮出發,側重學術性的探討和研究。歸納起來看，其主張主要是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解釋社會變革，用“文學”改革社會，用“自治”的辦法建設地方政治，改造社會救中國等。

在兩年多時間裏，《新中國》月刊所刊發的文章涉及國際問題、國內政治及文化改革許多方面：就南北政府議和、地方自治與裁軍、制定新憲法、建立新國會等提出設想；就新文學與舊文學、白話文與文言文展開爭論；從生存解放、教育解放、政治解放、倫理解放方面討論婦女解放問題。1919年的1卷8號，還刊載了鄭振鐸翻譯的列寧《俄國的政黨和無產階級的任務》部分譯文。

1920年8月，《新中國》停刊了，但它畢竟體現了積貧積弱時代，中國人民對未來新中國的構想和嚮往。儘管有些構想今天看來有些幼稚。

作者：劉嶽，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副巡視員

文章發表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5期，原標題“1919年5月：紅潮湧動”

圖片來源於微信公衆號“國家人文歷史”

轉載自微信公衆號：前線理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