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60多年裏, 1976年是極不尋常的一年。從這年年初開始, 一條條噩耗伴隨着一個個重大事件接踵而至:1月8日, 開國總理周恩來病逝;清明節前後, 爆發了以北京天安門事件爲中心的反對“四人幫”的全國性抗議浪潮;隨即, 鄧小平被錯誤地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 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展開;7月6日, 開國元勳朱德辭世;7月28日, 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特大自然災難降臨, 河北唐山這座百萬人口的城市在強烈地震瞬間被夷爲平地;9月9日, 一代偉人毛澤東去世, 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加緊謀劃, 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短短九個月裏, 人禍天災齊聚神州大地, 中國共產黨和各族人民面臨嚴重的危機和考驗。

就在人們於困惑和迷茫中送走人民共和國第27個生日不久, 一則突如其來的“傳聞”不脛而走:黨中央神不知、鬼不覺, 一舉粉碎了橫行多年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人們在驚喜中奔走相告, 紛紛走上街頭, 載歌載舞, 連日慶賀。幾天裏, 首都北京萬人空巷;舉國上下一片歡騰。在粉碎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的鬥爭中, 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領導人代表黨和人民的意志, 堅決果斷, 周密部署, 不費一槍一彈, 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便取得完全勝利。這一勝利, 標誌着十年“文化大革命”內亂的終結, 看似來得輕鬆容易, 其實並非如此。它體現了長期以來黨和人民同江青一夥鬥爭的結果, 驗證了江青等人“多行不義必自斃”的規律, 反映了人心的向背、歷史的必然。

一

“四人幫”的前身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簡稱“中央文革”) , 它產生於“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規定, “中央文革”“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作爲小組的副組長, 江青依仗其毛澤東夫人的特殊身份, 實際上成爲小組內說一不二的人物。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 “中央文革”的權勢越來越大, 並逐步取代了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1967年夏, 鑑於“全面內戰”導致國內局勢瀕於失控, 毛澤東、周恩來果斷將“中央文革”成員王力等人實行“隔離審查”。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後, “中央文革”基本上不再行使職能。1973年8月, 在中共十大和十屆一中全會上, 原“中央文革”成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上海造反派頭目王洪文進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 由此結成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長期以來, 黨和人民與江青一夥進行了頑強的艱難的鬥爭。

(一) 初期抗爭

“文化大革命”發動期間, 在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在向北京大中學校派工作組的問題上同“中央文革”發生激烈衝突, 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當面斥責“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要求撤銷工作組的意見。[1]之後, “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利用手中的權力, 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污衊和攻擊, 同時指責和鎮壓對他們有不同看法的幹部羣衆。爲此, 許多受到壓制的幹部羣衆對“中央文革”表示懷疑和不滿, 他們或開會聲討控訴, 或張貼大字報和大標語, 抗議江青等人的所作所爲。在“中央文革”的高壓下, 許多人遭到打擊迫害, 有的人甚至犧牲了生命。他們當中, 上有黨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 下有優秀的黨務工作者張志新, 爲了捍衛真理和黨的原則而寧死不屈。

1966年冬, 黨內在關於“抓革命、促生產”和是否保持軍隊穩定等問題上再度激烈交鋒。陶鑄、陳毅、葉劍英、賀龍等在不同場合批評“中央文革”支持下的造反派的極端行爲, 駁斥所謂“踢開黨委鬧革命”的荒謬做法, 陶鑄還同江青進行了面對面的辯爭。不久, 陶鑄、賀龍等即被打倒。

儘管江青一夥不可一世, 手握生殺予奪大權, 老一輩革命家和廣大幹部羣衆並沒有屈服懈怠, 更沒有被他們的淫威嚇倒, 而是以巨大的勇氣和決心繼續爲捍衛真理和堅持黨的原則而頑強抗爭。

(二) “二月抗爭”

1967年初, 王洪文等爲首的造反派組織強行奪取原上海市的所有黨政大權, 由此奪權狂潮迅即蔓延全國, 各省、市主要領導人紛紛被作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 原有的黨政機構大部分陷於癱瘓。與此同時, “中央文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導致無政府主義思潮氾濫, 整個社會陷入一片混亂。

在此緊要關頭, 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爲捍衛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奮不顧身, 大義凜然, 在不同場合、用不同方式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強烈批評, 對江青、陳伯達等人亂黨亂國亂軍的罪惡行徑給予憤怒譴責。

這年1月, 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軍委碰頭會上, 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軍委副主席對於江青、康生、陳伯達等提出的“軍隊不能特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的荒謬主張一致表示反對。期間, 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膺, 拍案喝斥江青一夥。史稱“大鬧京西賓館”。

2月上旬起, 周恩來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主持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領導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碰頭會。會議一開始便針對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幹部和要不要穩定軍隊這三個重大原則問題展開爭論。2月11日會上, 葉劍英站起來質問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你們把黨搞亂了, 把政府搞亂了, 把工廠、農村搞亂了, 你們還嫌不夠, 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 你們想幹什麼?”又說:“革命, 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2月16日, 懷仁堂會場上的鬥爭達到高潮。譚震林首先怒斥張春橋:“不要黨的領導, 一天到晚老是羣衆自己解放自己, 自己教育自己, 自己搞革命, 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又說:“你們 (指張春橋等) 的目的, 就是要整掉老幹部, 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會上, 陳毅、李先念、餘秋裏等也作了言辭激烈的發言, 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系列極端作法表示強烈不滿, 對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中央文革”成員以痛快淋漓的揭露、抨擊。這次抗爭, 史稱“大鬧懷仁堂”。

懷仁堂會議後, 周恩來、陳毅、譚震林、李先念、聶榮臻等還在其他場合“口誅筆伐”, 繼續就“三大原則問題”闡明看法。他們憑着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利益的高度責任感, 針鋒相對, 義正詞嚴, 對一貫煽惑動亂的“中央文革”支持下的極左行徑給予有力批駁。陳毅在一個羣衆場合坦言:這樣一個偉大的黨, 如果僅有屈指可數的十幾個人是“乾淨”的, 我寧可不要這個“乾淨”!“一個共產黨員, 到了這個時候還不敢站出來講話, 一個銅板也不值!”[2]譚震林寫信指斥江青“比武則天還兇”, 其“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並表示:要“下定決心, 準備犧牲, 鬥下去, 拼下去”[3]。這些擲地有聲的語言, 代表了廣大黨員和羣衆的呼聲, 凝聚了他們對眼前危難時局痛苦而深刻的思考。

以上老一輩革命家的壯舉, 成爲“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黨和人民同“左”傾錯誤以及江青反動集團所進行的一次大較量、大搏鬥。然而, 這場正義的抗爭卻被誣爲“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後, 參與“二月抗爭”的老一輩革命家纔得到初步平反。

(三) 糾“左”努力

反對和糾正極左思潮, 是老一輩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貫主張。林彪事件後,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 周恩來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期間, 他抓住歷史契機, 明確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 並親自領導部署各條戰線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

1971年底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 是聯繫經濟工作實際、批判林彪散佈的空頭政治等謬論的一次重要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意見, 會議討論並提出整頓企業的若干措施, 成爲在經濟工作中落實黨的各項政策的重要依據。會後, 周恩來從抓產品質量入手, 着重解決放鬆企業管理, 甚至無章可循、無人負責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此外, 周恩來還着力調整黨的農村經濟政策, 強調要實事求是, 從實際出發, 堅持按勞分配原則, 保護農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 受到農村廣大幹部羣衆的歡迎。鑑於“文化大革命”以來各級領導幹部普遍被打倒或被批鬥、許多老幹部遭到非法監禁的情況, 在毛澤東的過問下, 周恩來想方設法使一批老幹部解除了囚禁, 或得到及時治療與妥善安置。在周恩來的推動下, 有關報刊相繼發表文章, 就黨的正確的幹部政策作出專門論述, 對加速解放和使用廣大老幹部起到輿論先導和掃除思想障礙的作用。

1972年下半年, 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開始涉及黨在教育、科技、文學藝術等領域的知識分子政策。由於江青勢力的干擾, 鬥爭出現曲折和阻力。爲此, 周恩來身體力行, 具體幫助有關單位的領導解決思想認識問題, 推動批判極左思潮鬥爭的深入開展。他強調, 一定要批透極左思潮, 要拔除“釘子”、掃除障礙, 把已近荒廢的基礎理論研究抓起來。他關注人才培養, 提倡應堅持“又紅又專”, 爲革命學習業務、文化和技術, 並首次提出高中畢業生可以直接上大學的意見。《人民日報》等報刊根據周恩來的講話精神, 發表集中批判無政府主義、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等文章, 對極左思潮的突出表現“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等論調進行深入剖析。

同年11月, 周恩來批准召開以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爲主題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 遭到江青、張春橋等人的反對。因擔心批判極左思潮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也不贊成批極左, 主張應批林彪的“極右”[4]。在這種情況下, 周恩來仍然採取含蓄、迂迴的方式 (即不公開使用“批極左”提法) 堅持進行鬥爭。1973年下半年以後, 由於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越來越兇猛的反撲, 周恩來糾“左”努力被迫中斷。

周恩來領導的1972年前後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雖然最終遭到挫折, 但它作爲包括“二月抗爭”在內的黨內正義力量“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5], 對於當時以及後來政治經濟形勢的好轉起到重要作用, 成爲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進行的艱難曲折鬥爭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四) “組閣”較量

1973年中共十大之後, 黨中央重新開始因林彪事件推遲了3年多時間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 企圖在四屆人大獲取更多更大權力的江青集團也加緊進行宗派活動。1974年初, “四人幫”借“批林批孔”之機, 把攻擊矛頭指向周恩來、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江青等人還從各地物色人選, 準備派往中央國家機關的各個重要部門。期間, 葉劍英、周恩來先後致書毛澤東, 對江青等人的作法提出異議。毛澤東批評江青“形而上學猖獗, 片面性。”[6]

1974年7月, 毛澤東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針對“四人幫”的一系列非組織活動, 他嚴厲警告江青等人:“你們要注意呢, 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澤東還當衆宣佈:“她 (指江青) 並不代表我, 她代表她自己。”[7]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黨的會議上明確批評“四人幫”。江青表面答應“要改”, 但實際上極爲不滿, 暗中加快了其“組閣”步驟。

10月初, 毛澤東提名鄧小平爲新的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人選, 給予江青一夥沉重打擊。這時, 住在醫院的周恩來也頻繁找人談話, 商議有關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幫”把周恩來、鄧小平等視爲實現其“組閣”計劃的巨大障礙, 決定向周恩來和鄧小平發難。10月中旬, 江青等人一手製造了“風慶輪事件”, 進一步誣陷周恩來。隨即“四人幫”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風慶輪事件”責難鄧小平, 並精心策劃了“長沙告狀”, 企圖爲其“組閣”掃除障礙。10月20日, 毛澤東轉告周恩來和已回京的王洪文:總理 (指周恩來) 還是總理, 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恩來、王洪文一起管。毛澤東並再次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1月初, 周恩來表示堅決擁護和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此後, 毛澤東又多次批評江青, 指明“江青有野心”;警告她“不要由你組閣, 當後臺老闆”[8]。“四人幫”不得不有所收斂。

在毛澤東的支持下, 周恩來、鄧小平實際上掌握了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主動權。同年12月下旬, 周恩來抱病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 毛澤東在談話中繼續嚴厲批評江青等人, 同時高度評價了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共同作出“長沙決策”, 最終確定四屆人大的各項人事安排, 並獲得中央政治局的贊同。至此, 江青集團的“組閣”計劃徹底破滅。

1975年1月, 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建立起周恩來、鄧小平爲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班子。國外觀察家注意到, 在“國務院任命的29個部長中, 絕大部分不是‘文革’前的官員, 就是同周恩來個人非常之接近的同事”。[9]老一輩革命家經過反覆鬥爭, 終於挫敗江青集團的“組閣”陰謀, 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黨內正義力量的一次重大勝利, 它對於後來黨和人民的鬥爭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毛澤東在這個時期對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評, 沉重打擊了“四人幫”的氣焰, 遏制了他們進一步篡黨奪權的圖謀, 給予老一輩革命家的鬥爭以有力支持, 併爲後來鄧小平領導的整頓以及黨和人民認清“四人幫”的反動實質, 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五) 全面整頓

1975年1月, 新任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鄧小平向總參謀部機關團職以上幹部發表《軍隊要整頓》的講話, 打響了全面整頓的“第一炮”。

這時, 在四屆人大“組閣”遭到挫敗的“四人幫”又在輿論宣傳上作起“文章”。3月初, “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在向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講述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時宣稱:四屆人大提出的那個“很宏偉的目標”, “無非就是搞幾千億斤糧食、幾千萬噸鋼”;但如果“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搞不清楚”, 仍然會導致“衛星上天, 紅旗落地”。

幾天後, 鄧小平針鋒相對地提出:現在有一個大局, 就是周總理在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全黨全國都要爲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是他在中央召開的解決鐵路問題的會議上的一段“開場白”, 其主旨就是一句話:“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他接着指出:“怎樣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分析的結果, 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鐵路運輸的問題不解決, 生產部署統統打亂, 整個計劃都會落空。所以中央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針對到會一些領導同志思想上的顧慮, 他表示:“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 不敢抓生產, 說什麼‘抓革命保險, 抓生產危險’, 這是大錯特錯的!”[10]

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 黨中央作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會後, 鐵道部部長萬里率工作組奔赴各地, 對問題嚴重的路局進行重點整頓, 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僅用一個多月時間, 就使鐵路運輸這個“文化大革命”以來的“老大難”問題迅速解決。到4月底, 全國20個路局除個別地方外, 均超額完成國家計劃, 日裝車數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列車正點率也普遍提高。

鐵路工作的有效整頓, 帶動了整個工業生產的明顯改觀, 同時也引起“四人幫”一夥的恐慌和不滿。姚文元、江青先後在一些場合大講反“經驗主義”。江青、王洪文還在私下找人談話, 無端指責中央某些領導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於業務”, 以此來攻擊領導整頓工作的鄧小平。對此, 鄧小平毫不退縮, 據理鬥爭。他適時向毛澤東反映了江青等人反“經驗主義”的情況。毛澤東贊同鄧的意見, 批評江青等人“自以爲是, 動不動就訓人”, “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11]

5月3日, 毛澤東再次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開會, 繼續嚴厲批評“四人幫”。他強調:“要搞馬列主義, 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 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 你們不要搞了, 爲什麼照樣搞呀?”這是繼1974年多次批評江青後, 毛澤東再次指出“四人幫”及其宗派活動的問題。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意見, 在鄧小平主持下, 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 對“四人幫”進行批評。會上, 鄧小平、葉劍英等帶頭髮言, 揭露“四人幫”屢次尋機發難, 借反“經驗主義”阻撓整頓, 污衊、攻擊廣大老幹部的行徑。迫於形勢, 王洪文、江青不得已作出“檢查”。會後, 受到批評的“四人幫”垂頭喪氣, 一蹶不振, 江青連續三個月沒有公開露面。一時間, “江青挨中央批評”的消息不脛而走, 廣爲流傳。

從這年下半年起, 鄧小平領導的整頓在農業、商業、教育、科技、文藝等各個領域全面、迅速地展開。從7月到10月短短三個月裏, 整頓的“排炮”猶如陣陣春雷, 震撼祖國大地。許多老幹部、老工人和知識分子, 通過傳達學習鄧小平的講話, 都油然而生一種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有過的暢快感覺。

鄧小平領導的整頓, 代表了黨和人民的意願, 批駁了“四人幫”的謬論, 重新激發起廣大幹部羣衆爲國家強盛、爲民族振興努力奮鬥的熱情, 使各方面工作出現明顯改觀。尤其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 各項指標月月翻新, 快速遞增, 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狀況持續好轉。歷史證明:1975年的整頓, 實質上是系統糾正“文化大革命”以來種種“左”的錯誤, 進一步落實黨的正確政策, 大力恢復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和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 進而使黨和國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軌。雖然這次整頓的時間不長, 但它涉及廣泛, 影響深遠, 成爲後來改革開放的“先聲”[12], 併爲黨和人民最終戰勝“四人幫”和結束“文化大革命”, 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二

“四人幫”的一舉粉碎, 被國人稱之爲“第二次解放”。那時人們普遍的感受是:心中多年的壓抑終於排解了!頭頂重重的烏雲終於驅散了!在廣袤的祖國大地上, 到處是歡聲笑語, 人人都興高采烈。當年外國駐京記者以及海外媒體, 生動地描述了中國國內這種“久違的輕鬆和歡慶氣氛”。

對“四人幫”剛從政壇消失、國內尚屬“傳聞”期間的動向, 外電這樣報道:

“關於激進派被清洗的傳說在北京已經廣泛流傳兩天了。中國正在經歷五年前林彪事件發生以來最大的劇變。”“人們顯得非常平靜和心情舒坦。”“唯一可以明顯看出的徵兆是幾位非常瞭解情況的官員的神態輕鬆, 他們面帶笑容, 說說笑笑, 這在以前是少見的。”“一名中國人說, 中國老百姓都已經知道了逮捕江青和她的‘同謀者’的消息。這個人說, 它已成了茶館、食堂和飯館裏大喫一頓和‘乾兩杯’的理由, 氣氛極端輕鬆。”此外, “從上海、南京和廣州抵達北京的旅客說, 這些地方沒有不安的跡象。”[13]

儘管國內官方媒體暫時還沒有正式公佈粉碎“四人幫”的消息, 但隨着這一消息的迅速傳開, 北京、上海等地羣衆都在同一時間自發地舉行了大規模的慶祝遊行, 外電對此作了快速、集中的報道:

“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今天上午展示了一幅感人的場面:數以萬計的紅旗、毛的畫像, 數以十萬計的市民、軍人、學生、工人和機關幹部, 手裏拿着手寫的譴責反黨集團字樣的旗子, 打着鼓, 吹着號, 擊着鐃鈸, 放着鞭炮, 這一切提供了一幅十分感人的景象。”“興高采烈高喊口號的人羣排成八路縱隊, 在雷鳴般的鑼鼓聲中游行到長安街。”“全市都在放爆竹, 在天安門廣場上放出了鴿子。雷鳴般的鑼鼓聲和爆竹聲幾乎震耳欲聾。”“街頭遊行空前地不拘一格, 空前地具有歡慶的氣氛。”“規模之大爲北京長期以來所未有。”“到下午五六點鐘, 所有的公共建築物都掛紅旗以示慶祝。”“晚上 (人們) 在路燈照耀下繼續遊行, 勾畫出官方建築物輪廓的一串串燈泡都亮了, 這些燈泡通常只有在國慶節和五一節時才亮的。”“在北京的親眼看到星期四遊行情況的人說, 參加的人顯得‘興高采烈’。”“歡騰的情景使人感到沒有疑問公衆是支持這次清洗的。”[14]

此外, “這幾天全國的大城市顯然都在舉行遊行, 特別是上海。”“迄今爲止以上海慶祝得最爲熱烈, 百萬人的大遊行連續舉行了三天”, “ (其間) 全無軍警戒備, 羣衆興高采烈, 敲鑼打鼓的慶祝。”“口號聲和歡呼聲響徹雲霄, 爆竹放個不停。”“據估計, 自星期四以來上街對華國鋒表示敬意並聲討‘陰謀家’的北京市民的人數接近五百萬, 據說在全中國, 特別是在上海、廣州、天津和南昌等市, 則有幾億人。”[15]

對“四人幫”迅速垮臺的原因, 外電普遍認爲, 這是他們在十年“文革”中的所作所爲造成的, 如今他們已成了過街老鼠, 而江青更是不得人心。

“在北京的親眼看到星期四遊行情況的人說, 參加的人顯得‘興高采烈’。住在北京的人士對本社駐香港記者說, 人們的情緒空前舒暢, 看上去對形勢的變化‘由衷地高興’。這些人士認爲, 這表明羣衆對江青和她的激進派同夥很不信任, ‘甚至憎恨’。”“一位青年民兵甚至對記者說:‘人們早就恨江青了’。”[16]

日本《讀賣新聞》刊登一篇題爲《江青女士不得人心》文章, 指出:“以江青爲首的激進派樹立了許多敵人, 在國民當中名聲不好, 甚至當電影上出現江青的鏡頭時, 可以從周圍聽到譏笑聲。也有的外交人士認爲, 這就是此次騷動的背景。”日本《產經新聞》刊登該報駐香港記者發回的一條消息稱:“同極左派鬥爭勝利的‘關鍵’在於‘四人幫’脫離羣衆”。並舉證說:“和江青一起企圖搞政變的王洪文副主席原是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的工人, 由此說來, 上海是王的故鄉。但是, 這家工廠列入了新華社報道支持華體制的各工廠之中。”“當地的專家認爲, 江青女士等人也是一個脫離羣衆的人物, 因此, 華主席等人在很短的時間內便成功地掌握了二百萬工人和百萬民兵。江青集團本來就毫無‘實力’。”[17]

香港《明報》發表一篇《打垮江青, 普天同慶》的社評, 寫道:“任何國家的政治鬥爭, 雙方總是各有擁護者, 但要像江青那樣做到‘國人皆曰殺’的地步, 那倒也是十分不易的事。”“甚至在世界上, 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會對此事不喜。美國、西歐、日本十分贊成, 蘇聯與東歐集團也必感到竊喜, 甚至阿爾巴尼亞、北韓等等相信也會覺得是一件好事。至於港澳同胞、海外華人自然人人高興之極。”“這次鬥爭, 誰先動手, 問題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上海幫非打倒不可’, 這是全國黨政軍幹部以及廣大羣衆的普遍願望。”“要打倒江青, 不需要什麼理由, 她這一夥過去已做了無數損害國家人民利益的大壞事。十年來的罪行罄竹難書。他們這一幫所犯的罪行, 只須有其中的千分之一, 就該殺頭有餘。幹掉江青與上海幫, 正是大大的‘應天順人’之事。”“我們決不相信極左派有反攻而得勝利的任何可能。因爲極左派毫無槍桿子基礎、毫無羣衆基礎, 在黨和政府機關中勢力單薄之極。”[18]

正如以上外電所報道的那樣, 由於長期以來廣大人民羣衆對“四人幫”的不滿和憎恨, 纔對一舉粉碎江青集團表現出“由衷的高興”, 才爆發了這種全國自發性的大規模的慶祝遊行。這不能不使人聯想起同年4月清明節前後, 全國民衆自發掀起的以北京天安門事件爲中心的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 (通稱“四五運動”) 。

“四五運動”的起因, 是由於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多方阻撓羣衆自發悼念周恩來的活動, 人們普遍感覺壓抑和不平, 民憤與日俱增。此外, 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 目睹大批老幹部重新遭受批判、生產和社會秩序又陷於混亂, 人們蓄積已久的不滿情緒急遽上升, 形成一觸即發的態勢。正是從這時開始, 一場由億萬羣衆自發形成的強大抗議浪潮在全國醞釀並逐步掀起。

這年1月15日北京舉行周恩來追悼大會當天, 具有光榮革命鬥爭傳統的上海海員工人不顧“四人幫”的禁令, 毅然拉響停泊在各港口碼頭船上的汽笛。聽到笛聲, 行人止步, 車輛停駛, 人們自動肅立街頭, 向周恩來致敬默哀。於此同時, 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福州、黃埔、湛江等港口碼頭的中外船隻也紛紛拉響汽笛。嗚咽、悲壯的笛聲此起彼伏, 連綿不絕, 響徹數千公里祖國沿海的上空。[19]這一正義舉動, 真實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情緒和呼聲, 成爲全國性抗議活動的“前奏”。

3月下旬, 南京市人民發動聲討“四人幫”的示威, 人們公開打出“保衛周恩來”、“打倒張春橋”等標語。一石激浪, 舉國響應。清明節 (4月4日) 前後, 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爲中心, 爆發了更大規模的羣衆性悼念和抗議活動。成千上萬的首都市民自發地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 向鐫刻有周恩來手書碑文的紀念碑獻上大量花圈、花籃、條幅、輓聯和祭文。幾天裏, 面對“四人幫”的種種禁令、高壓和恐嚇, 人們無所畏懼, 萬衆一心, 或舉行宣誓、默哀儀式, 或傳抄、朗誦詩文、悼詞, 用這些方式對人民總理周恩來表達深切的懷念, 對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進行強烈譴責, 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表示擔憂和不滿。

以下是粉碎“四人幫”後整理出版的《天安門詩文集》刊錄的“四五運動”中首都羣衆悼念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抨擊江青等人的部分詩文:

“欲悲鬧鬼叫, 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野心家禍國殃民, 生不如死;革命家赤膽忠心, 雖死猶生。”“功高天下而無慾, 威震中外而不驕, 生爲工農死爲工農, 問千古英雄有誰能伍;假馬列以令諸侯, 裹紅旗以圖權位, 這也翻案那也翻案, 使一身解數無事生非。”“念總理人民羣衆火眼金睛怒視妖鬼魅;擎紅旗萬衆一心千鈞鐵棒猛打白骨精。”“豺狼未淨巨星落, 鬥爭正未有窮期。”“幾個秀才哪頂億萬支筆?”“我們想念周總理, 我們懷念楊開慧。”“打倒武則天!”“紅心已結勝利果, 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 自有擒妖打鬼人!”“讓那些野心家、陰謀家發抖吧!中國是中國人民的天下。”[20]

在當時的條件下, 人們運用這些詩詞、傳單、演說等方式, 表達着自己的深切思念和堅定決心。除首都北京外, 天津、武漢、西安、太原、青島、杭州、鄭州、福州、重慶、昆明、貴陽和長沙等城市, 也都發生了類似情形, 由此將全國性的悼念、抗議活動推向高潮。[21]

作爲“四五運動”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筆者有三點印象尤爲深刻:首先, 人們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懷有由衷的愛戴和景仰之情, 對“四人幫”則一致蔑視和仇恨;其次, 人們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信不移, 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充滿信任;再次, 人們在對中國今後命運深深擔憂的同時, 又寄予了無限的希望。這便是“四五運動”的主流。正因爲如此, 這場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爲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22], 併爲後來黨中央粉碎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並結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 奠定了廣泛而堅實的羣衆基礎。

三

歷史在記錄了黨和人民同“四人幫”所進行的艱難曲折鬥爭的同時, 也留下許多寶貴的經驗和啓示。

第一, 鬥爭從未停止。從“文化大革命”發動時起, 黨內外幹部羣衆就對江青一夥的言行產生過懷疑和牴觸。由於江青的特殊身份, 開始許多跟着走的人, 也主要是出於對黨的信賴和對領袖的熱愛。隨着運動的深入發展, 特別是親歷親聞“天下大亂”的嚴峻現實後, 越來越多的人經過思考, 逐步提高了覺悟, 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端做法產生懷疑觀望以至進行抵制反對。而老一輩革命家在不同時期所進行的持續抗爭, 正是代表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羣衆的意願, 反映了他們的心聲和要求。歷史表明, 這種黨內外正義力量與江青反動勢力的反覆較量, 貫穿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

第二, 方式多種多樣。“文化大革命”初期, 儘管江青等人披着“合法”外衣, 權力炙手可熱, 仍有許多黨員幹部和人民羣衆以大無畏的精神挺身而出, 捍衛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 同極左言行作不懈的鬥爭。在黨內上層, 老一輩革命家同江青一夥既有面對面的抗爭, 也有通過曲折的方式, 運用鬥爭策略, 迂迴漸進, 最終取得勝利。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中, “四人幫”將攻擊矛頭對準周恩來、葉劍英等。爲此, 周恩來堅守“不倒”、“不走”、“不死”三信條[23], 抱病頑強抗爭。葉劍英則以“檢討”爲由, 向毛澤東揭露“四人幫”的伎倆。1975年鄧小平領導整頓期間, 提出與“四人幫”作鬥爭的著名口號“三項指示爲綱”[24], 它高屋建瓴, 虛實結合, 有理有利, 成爲在特殊條件下動員廣大幹部羣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抵制和反抗江青一夥的有力武器。

第三, 維護統一大局。黨的團結和統一, 是黨的力量所在, 體現着全黨全民的最高利益。“文化大革命”期間, 爲了維護這一最高利益, 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的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委曲求全, 忍辱負重, 照顧大局, 相忍爲黨。即便在最艱難的情況下, 他們也沒有改變或動搖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培養起來的這種崇高信念。然而, 江青等人爲實現篡黨奪權的目的, 全然不顧黨和國家的大局, 他們煽動造反, 亂黨亂軍, 破壞生產, 陰謀奪權。老一輩革命家同江青等人的破壞活動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同時, 這種鬥爭又是建立在對毛澤東的信賴、對黨的領導無條件服從的基礎上的, 進而維護了黨、國家和軍隊統一的大局。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 在“文化大革命”中, 由於“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 說是‘全面內戰’, 到底不是大打, 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25]。這裏講的“真正的內戰”, 就是“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 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 就是“大打”, 就是分裂。而一旦出現這種局面, 勢必給黨、國家和民族帶來更大的災難性後果。

第四, 重權不落他手。江青集團的產生, 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毛澤東起初重用江青等人和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同時, 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 保護過一些領導幹部和黨外人士, 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文化大革命”中期, 他領導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江青幾次向毛澤東伸手要權, 都遭到拒絕。籌備四屆人大期間, 毛澤東決定鄧小平復出擔當中央黨政軍的領導重任, 並對江青、王洪文等進行多次嚴厲的批評和警告, 終使“四人幫”的圖謀破產。毛澤東適時揭露“四人幫”, 給予老一輩革命家以巨大支持和希望。周恩來生前曾囑咐葉劍英等:“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他們’手裏”。[26]1976年初, 周恩來逝世, 鄧小平再次被打倒。在中國歷史進程的關鍵時刻, 毛澤東仍然保持清醒, 沒有把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交給江青等人。這一重要事實, 不僅成爲後來我們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的必要條件, 也表明毛澤東同江青等人的根本區別。

第五, 自我化解危機。“文化大革命”期間, 儘管黨和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 但黨的性質和宗旨都沒有改變, 全國各族人民仍然對黨充滿信任並寄予希望。同時, 以老一輩革命家爲代表的黨內正義力量緊緊依靠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羣衆, 在他們的支持和幫助下, 不斷地發現和糾正錯誤, 抵制並戰勝邪惡。從一定意義上講, 這也是我們黨自我淨化、自我解決危機能力的一種體現。由於黨和人民的共同鬥爭, 使連續多年的動亂和破壞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 使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的圖謀始終不能得逞。“‘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 絕大多數都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我們黨的幹部, 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 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後恢復工作的, 絕大多數是忠於黨和人民的, 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和折磨的知識分子、勞動模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各民族各階層的幹部和羣衆, 絕大多數都沒有動搖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27]正是這些因素, 構築了黨和人民最終戰勝“四人幫”的中堅力量和社會基礎。

1980年8月, 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記者提問時指出:粉碎“四人幫”, “這是集體的力量”, “首先有四五運動的羣衆基礎”。“1974年、1975年, 我們同‘四人幫’進行了兩年的鬥爭。‘四人幫’的面貌, 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毛主席去世以後, ‘四人幫’利用這個時機拼命搶權, 形勢逼人。”“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一致的意見是要對付‘四人幫’。要幹這件事, 一個人、兩個人的力量是辦不到的。”[28]這是歷史的公正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