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有一段对话：宝玉道：“谁都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语，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比不得我们，没这清福，该应浊闹的。”尤氏道：“谁都像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李纨等都笑道：“这可又是胡说。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终老在这里，难道他姊妹们都不出阁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说他是假长了一个胎子，究竟是个又傻又呆的。”宝玉笑道：“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倘若贾宝玉死在抄检大观园之前，即晴雯、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晴雯离世之前的话，其一生倒也还算干净快乐了，只可惜生命不能遂人心愿地戛然而止。

率性而活，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不能因此而成为懒惰的借口，成为逃脱责任甚至无所顾忌的挡箭牌。在评论探春治家时，林黛玉还知道应该节俭，“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贾宝玉却说：“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凭这样的心态，就算他能娶得了林黛玉，又将拿什么来面对生活呢？

无所顾忌，一味地由着自己的天性，并非现实生活的生存之道。丰子恺就特别推崇天性，推崇不受尘世玷污的天性。他曾痛惋道：“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然而，他自己年轻时，不顾家庭经济条件而一心学画画，给家庭带来惨痛的代价。他在《旧话》一文中反思道：“我在青年时代不顾义理，任情而动，而以母亲的烦忧偿付其代价，直到母亲死前四五年才付清。现在回想，懊恨无极！”

假如贾宝玉能够早立事，对于晴雯、四儿、芳官的命运，他是能够出手相救的。当然，他若能够立事，他对大观园所能做的绝不止于此。

率性而活固然美，可是它又不能当饭吃，弄不好，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了。

歌颂真性情，可是跨不过基本的社会现实，这一点恐怕曹雪芹自己也是知道的。

在刘心武长篇小说《飘窗》中，高级工程薛去疾起初活得很洒脱，像一个局外人，悠闲地透过自家的大飘窗，品味着外面的世界，咀嚼着一副清明上河图。他自己住在一个高档小区，儿子在美国跻身中产阶层，老伴和儿子儿媳及外孙在美国生活得很惬意。于是，他很知足，并坚信“小康胜大富”。他不必去阿谀奉承、卑躬屈膝，更无须苦心钻营、损人利已。所以，他清高，瞧不起一心争取全面副部级待遇的报告文学作家夏家骏，更鄙夷勾结贪官的奸商麻爷……

但当儿子因为经济危机在美国失业而回国后，薛去疾的表现就与从前判若两人了。他本已自居远离庙堂、甘处江湖，儿子“海归”后，却忽然又去与当年庙堂里认识的诸多人物联络。以至于后来他连最后一点的坚守也没了。因为欠贷，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子，他不惜给自己认为是“社会之癌”的麻爷下跪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