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已经四十周年了，高考就像一坛陈年老酒，那份浓香，那份醇厚，那份温暖，非亲历者不能尽知。

一，备考

我是1977年考入高中的。当年响应伟大领袖“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学制改为：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在大队学校读完初中后，考入当时大桥公社唯一的高中——邢远长中学（该校以抢救国际列车英勇献身的老英雄邢远长命名）。入高中时不到十四岁。

当时“读书无用论”盛行，本来我也只是抱着混日子的态度，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雷，当年十二月恢复高考了，读书成为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最佳途径。可能是我的一篇批宋江文章在大队广播站广播过，也可能是我的一次全校作文竞赛得了第二名，我莫名其妙地分到了文科重点班。魔鬼般的学习就开始了。

进入备考阶段，考试从没断过。同学中的流行语就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语文要背文学常识，文言词语，重点文章，经典范文；数学的公式定理也背得滚瓜烂熟；好在政治老师说“只背重点”，可惜几轮复习下来，课本上全部画满了；历史地理自然需要背的也不会少了；进高中才接触的英语，高考作为参考分，我们只能丢卒保帅了。当时最相信一个人“贝多芬”（背得多就能得高分）。准备高考的一年多时间，每天起早贪黑的读书，做过的试卷堆积如山。它不仅是我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是磨练了我们意志和吃苦精神，这对于我们整个人生都是受益的。

现在想起来真要感恩我们的老师，虽然当时很多做法对于我们似乎是残酷的，但为我们短时间内提高，他们付出了大量心血。没有他们的付出，只凭一无所知的我们是不可能在那么短时间取得理想成绩的。

二，参考

高考对当时的考生是十分重要的。1979年的全国的大学、中专、技校均采用一份高考试卷，英语卷子是满分100分，成绩只计入10分。从这年开始，高考时间定为7月7日至9日，并一直延续到2003年。7月的7、8、9三天，武汉的天气炎热难耐，只是到9日下午考英语的时候才下起了毛毛细雨。我们考试的地点在武昌县第一中学。那时候基本上没有家长去送考生，但高中各科的老师都去了考点，把学生送进考场，在校门外等学生考完。

这一年，中国已经恢复高考两年，各大学招收了“文革”结束后的两届大学生，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仍然在拼命地挤高考这座独木桥。这一年，我还不满16岁，当时有一句悲壮的口号：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7月7号，第三次全国高考拉开了序幕。我报考的是文科，这年的高考文科考六门（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英语），其中英语作为参考分。还记得第一门考语文，高考作文题是：改写《陈伊玲的故事》。对于擅长写议论文的我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下午考历史，必作题：“举出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重要革命活动”。 我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空地都占用了。八号上午考数学，后面的难题干脆不做了。下午考地理，依稀记得最后一题一只游轮到非洲，经过什么之类。九号上午的政治题确实“贝多芬”，仅有一题：驳“我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言论，需要一定的分析。下午的外语就基本过蒙了。

决定前途和命运、浓缩十年梦想的三天，在紧张的六场考试中倏忽而过。站在考场外，我长长地舒了口气，顿生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感慨。心想，哪怕考不上，也不后悔了。毕竟，我参加了高考，弥补了人生的缺憾。

三，等待

在家等待通知的日子，只感到非常的漫长，无聊，焦躁。真的是寝食难安，人瘦了一大圈。父亲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我去大队建筑队打小工。每天苦干十个多小时，工钱每天二元，按月结算。一来可贴补家用，二来可分散我注意力。果然，累得筋疲力竭的我每天回家倒头就睡。干了二十多天，居然长了十余斤（体检时得知的）。终于在八月上旬等来了可喜消息。

四，录取

分数条下来了，我六门课仅仅语文刚刚及格，总分225.1分。当年总分在300分以上是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256分以上是全国普通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那一年湖北省实行的是一考两录（一次高考，大学，中专同时录取）政策，大学我自然不够，好在中专可以自由选择。如卫校，农校，师范之类。最后由在武汉教书的姨夫一锤定音填报了武昌县师范学校。

记得是八月中旬，我终于等到了武昌县师范的入学通知书，并且顺利地办好了“农转非”手续，实现了“跳农门”的梦想。师范学校每生每月发17.5元生活费，基本够用。从这一天开始，我没有再向家中拿一分钱，当年的我还不满十六岁，我真的好佩服我自己的自立哟！

1996年取消了大学包分配制度，公正公平公开的高考更像是一场成人礼。最后我想用一首最近填写的词为本文作结。《忆王孙.寄高考考生(新韵)》“江城六月涌春潮，学子扬鞭独木桥，十载答题刹那交。莫心焦，成也英雄败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