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痧》是2001年上映的一部影片，由梁家輝、蔣雯麗、朱旭等主演，講述了一個以文化差異爲主線的故事。儘管影片被很多人指責故事情節太過煽情，有些情節設置冗餘，甚至電影的主角許大同就不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但對法律人來說，《刮痧》講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故事，因此需要在法學院的課堂上被一再提及和討論。

故事的情節大致是這樣的：電腦遊戲設計師許大同（梁家輝飾）與妻子簡寧（蔣雯麗飾）在美國奮鬥了8年，事業有成。一次意外卻令美好的家庭籠罩上了愁雲慘霧：5歲的兒子生病了，老父親（朱旭飾）用傳統的中國民間刮痧幫孫子治病。大同夫妻繼而被控告虐待兒童，一個又一個物證人證令夫妻倆百口莫辯，西醫根本無法瞭解這種中國傳統療法。因爲這件事，父子與夫妻都不得已分開了。

東西文化的差異展現

電影本身的情節比較直白地展現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刮痧即是這一差異最爲典型的展現，不過在此可以舉另外幾個細小的例子：

電影一開始，大同的兒子丹尼斯打了他老闆約翰·昆蘭的兒子，大同於是就當着約翰的面打了丹尼斯。在後來大同和約翰的爭議中，大同告訴約翰，打兒子是要給老闆面子。約翰則說，“給我面子？好不可理喻的中國邏輯！”中國人行事需要講究面子和人情，對內對外有明顯的區分，所以請律師的時候也更願意請一個熟人作律師，而不管其主攻方向是什麼。美國人則更顯得界限分明，權利分明，管教自己的兒子是自己的事，需要分清楚事情本身的對錯。

丹尼斯說：“打小孩的爸爸不是好爸爸。”爺爺則回應說：“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不成材。”在教育的理念和方式上，打和罵至少是當時中國人意識中教育孩子的一種重要手段。而這引出了另一重要的差別，美國的兒童保護法律把自己的觸角延伸到了家庭內部，如虐待兒童、把孩子單獨留在家裏等，法律有一整套的機制進行干預。而中國人在家庭內部怎麼管教兒女，則擁有更多的自主性。

許大同送父親返回中國，父親強調“趕早不趕晚”，結果到機場離起飛還有兩個小時。這事實上反映的是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農業文明的時間結構只是在特定的一段時期纔會很忙，很多時候是農閒，一天並不需要處理多個事務，所以是“趕早不趕晚”。工業文明中對時間一般都有嚴格的要求，甚至需要精確到一分一秒。這種時間結構的模糊和精確是一種中西方之間的重大差異。

不同文明的內在共性

我們常常討論文明是否是可通約的，上述差異似乎展現了文明的不可通約性，同樣一件事情可能在文化上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涵義。甚至同樣是“權利”“國家”，當我們用這些詞來翻譯西文的時候，就已經具有了自己的意義。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文明具有可通約性的一面。我們同樣可以從電影中攫取這些情節的片段：

丹尼斯的爺爺爲了走出其兒子的困境，主動去拜訪了約翰·昆蘭。爺爺在中國還算一個知識分子，在美國則變成了“啞巴”——語言不通，但這並沒有妨礙爺爺和約翰之間的溝通。他拿起了筆，嘴上說着中文，畫着爺孫父子的像，讓約翰明白了給丹尼斯刮痧的並不是大同而是自己。想象一下，人類最早不同陌生文明之間的溝通或許也是像這樣開始的吧。

在機場，大同出於憤怒甚至提出要帶着兒子逃離美國，此時父親說了一段語重心長的話，“你真有出息呀，你想逃跑嗎？你想放棄這場官司？裝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你這麼回去，還是一個在美國虐待了孩子跑回中國的逃犯！生活就是這樣的，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你躲是躲不開的！”在遇到生活中的各種困難的時候，逃避並不能夠解決問題，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都會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去正面解決這種困難，這種人在自我生成過程中的責任擔當似乎並沒有中西之別。而正面應對問題，積極解決問題，正是用法律處理各種問題的重要基礎。

約翰在故事情節的推進方面發揮着重要的作用，他專門找了一家華人經營的刮痧店，親自體驗了一回刮痧，搞清楚了爲什麼刮痧不能算是虐待，並在聖誕夜連夜找了兒童福利院的工作人員去向法官申明。我們可以從文明交融的視角放大一下這個情節所具有的意義，一個能夠延續下去的文明一定是一個善意的文明。這個善意的文明一定會具有這種內在的自我反思能力，是非對錯的決定所造成的後果一定會不斷被重新反思或審視。

法治奠基於文明的可通約性

我們發現，正是這些文明可通約的地方，纔是我們交流和融合的基礎，也是我們構建現代法治的基礎。在電影中，父母對子女的愛，爺爺對子孫的愛，夫妻之間的愛，中西方人在愛的方式上儘管會有差別，但這種愛本身是可通約的。看待中國猴子（孫悟空）的方式可以不一樣，但對《西遊記》的愛不釋手是可通約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對人彼此的內在尊重和信任，以及由此透視出的對人尊嚴的捍衛是可以通約的。那種希望被公正對待，基於人內在自尊的不可侵犯這一正義觀念是可以通約的。而這些，都是法律的重要價值基礎。在我們這個時代，文明之間的衝突和差異一再被討論和強調，而這些文明的共性或可通約性方面值得我們更加重視和深入挖掘。所以，儘管美的方式並不一樣，是“各美其美”，但一定會逐漸“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儘管這個過程會充滿荊棘和困難。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