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明朝书坛的主流是追求个性的解放，不受各种旧的条条框框的约束，那么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随着统治的转严，文字狱的迫害，知识分子在痛苦之余，为了明哲保身，便纷纷收敛思想，把精力投向到了考据等学术研究中去，由此表现在书法上的，便是回转到了复古的旧路，从而与明朝中叶以来大刀阔斧、满纸奇逸的书风，恰好形成一个明显的对照。

可是，清朝初年的情况则略有不同，那时的书法家们，有好大一部分是明朝留下来的遗老，因此在实际上，这部分书法家所表现出来的创作风格，仍带有浓重的晚明气息，其中有名的代表人物，就数王锋和傅山。而且在清初书坛承继明末书法余绪，人才济济，著名的就有王铎、孙承泽、担当、傅山、龚贤、周亮工、归庄、法若真、冒襄、郑簋、毛奇龄、朱耷、姜宸英、朱彝尊、陈恭尹等，而其中尤其以王铎和傅山为当时书坛上的两面大旗。 王铎(公元1592——1652年)，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从生活的年代讲，他的大半生生活在明朝;从书风讲，他的晚年成熟期已进入清朝。在学书方法论上，他认为早期阶段难在深入古帖，彻底探究古人书法的精髓;后半阶段则难在从古帖的铁夷里跳将出来，最终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受着这种思想的支配，尽管进入中年时期他的书名已经很大，求字的人络绎不绝，与南方的董其昌并称“北王南董”，可他还是坚持着 天临摹古帖，-天应酬求字者请求的自我规定，直到老死。在书法风格上，南方的董其昌以风神潇酒取胜，而身居北方的王铎，则带有险劲沉着的老辣味儿。这种地域所造成的审美差异，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竟然是表现得那么的淋滴尽致。 再从王锋擅长的草书来看，大凡明朝中末叶的草书，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大多恣情尽兴地放纵笔势，以尽其疯狂落拓的状态。可是王锋虽然放纵，但是却又在放纵之中加以经常性的收敛，尤其是他的晚年，因为在清朝出任了礼部尚书的高官，处处都得小心翼儿，生怕不当心，被朝廷抓住什么把柄，所以表现在书法，如创作于顺治六年的《草书诗卷》，也就不再像陈道复、徐渭那么的尽情发挥而肆无忌惮了。他生留下的书法作品，大多被收进了《拟山园帖》和《琅花馆帖》等汇帖，为后人留下了较为系统的学习资料。 与王锋同时代的傅山(公元1606 ——1685年)，是明清之际又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字青主，号公之它、朱衣道人等，阳曲(今山西省太原市)人。书法以草书为最擅长，笔墨淋漓，真率而不做作，有着种支离的拙趣。在学书的道路上，他曾经有过一段回顾:“我年轻时学习晋唐人的楷法， 可就是学不像。后来觅到了赵子昂、董其昌的墨迹，一下子就被帖 上圆转流利的书写所吸引，于是便开始学了起来，不料要不了多久，就学得很逼真了。此后不久，我又忽然感到惭愧起来，原因是好比学习正人君子，总是因为正气凛然而不容易学到；但是降低要求和坏人在一起，不知不觉” 一会儿就混得烂熟了。

其实，赵子昂又从哪里不学王羲之呢？然而结果却浅俗得很，这就是心术坏而在笔底下流露了出来。这样一想以后， 我又改学颜真卿。也就从此以后，我就总是告诫学习书法的人，作书要牢记' 四宁四毋’: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这里，傅山虽然对赵子昂书法的看法难免有过激的地方，但他主张学习书法要和人品联系起来，认为写字宁可拙一点，丑一点，支离一点，真率一点，也不要在巧、媚、轻滑、安排上耗费时间的背后，则又深寄着自己内心的亡国隐痛。

原来傅山和降清做了礼部尚书的王铎不同，清朝统以后，他非但拒不应考科举，自己绝了做官的道路，并且还深切怀念大明朱家王朝而经常穿着朱(红)衣，自称“朱衣道人”，是个十足的硬性骨头。也就因为这个观念上的缘故，即使王铎的字写得再纯熟，再有造诣，后人评论书法，还是赞许傅山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