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双十》发行两期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俞秀松、傅彬然等人参加合作,共计有28人。一师风潮的结局,经亨颐校长被免职,陈望道、夏丏尊等新派教授被勒令离开学校,施存统和几位参与办刊的同学则被逐出杭州。

施存统到施复亮:团中央第一任书记,《非孝》引发一师风潮

施存统到施复亮:团中央第一任书记,一篇

《非孝》引发一师风潮

文/老张在路上

1919年10月,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查猛济、阮毅成等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即沈端先,后笔名夏衍)、蔡经铭等合办了一个以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为主旨的半月刊(铅印八开),刊名《双十》。

《双十》发行两期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俞秀松、傅彬然等人参加合作,共计有28人。《双十》改名为《浙江新潮》,铅印四开报,改为周刊。

《浙江新潮》,第一期创刊于1919年11月。紧接着又出刊了第二期,这一期杂志刚刚面市,就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

这一切,都源于一篇文章和一个人,他就是施存统,文章名为《非孝》。

施存统到施复亮:团中央第一任书记,《非孝》引发一师风潮

01

1905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时至浙江巡抚的张曾敭奏请创办全浙师范学堂。1906年,奏请获得批准,校名正式定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

1908年,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在浙江贡院旧址上建成。1912年更名为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

1913年5月,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优级部停办,初级部在原址改设第一师范学校。

早在1909年,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就爆发过著名的“木瓜之役”,带头人是刚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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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8月,周树人归国,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校长原是沈钧儒。周树人去那里任教,就是经许寿裳推荐而由他聘请的。周树人进校不久,沈钧儒因担任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而辞去校长职务,由当时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的夏震武接任。

夏震武,做过京师大学堂的教习。这个人为人古板,思想守旧,爱摆架子,对一些新现象看不惯,而且以卫道者自居。夏震武平日木头木脑,大家都叫他夏木瓜。

夏震武当校长,向浙江巡抚提出条件,要求巡抚支持他对学堂进行整顿,而且不要为舆论所动,“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黜学生”。

结果上任第一天就闹出了大乱子,两星期后就被迫离职。

1909年12月22日夏震武到浙江师范学堂上任。第二天,《申报》“杭州专电”就对他上任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师范新监督夏震武今日带各府代表到堂接办,勒令教员、职员、学生赴礼堂谒见,全体大愤,一律停课。”

教员的强烈反感,主要在于“奴视教员”,也就是对教员不尊重。夏震武上任那天并不是召集老师开会听他训话,而是要求人们都来陪他拜孔子。周树人、许寿裳等教员拒绝了一起拜孔的要求,理由是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所以不能奉陪。

夏震武又让许寿裳通知全体教员按品级穿礼服去礼堂开会。结果,教员们来了,却是三三两两,随随便便,有的穿西装,有的穿便服,而且大都没有辫子,相互之间嘻嘻哈哈,见了校长毫无敬意,一看就是来挑战的。这让夏震武实在无法容忍,便开口训斥,并且说学堂名誉太坏,理应调查整顿。这就激怒了教员,大家怒目相向,纷纷质疑,使夏震武狼狈不堪,最后在随从的保护下夺门而去。

夏震武大概是被气坏了,一怒之下开除了许寿裳。然而,教员的大多数却拥护许寿裳,愿意与他共进退,所以集体辞职,并且浩浩荡荡搬出学校,住到宾馆去了。

夏震武一面写信给浙江巡抚请求支持他的“谁反抗就辞了谁”的强硬手段;一方面又指使在校同乡师生,为他奔走,劝诱教员们复课,但没收到什么效果。最后夏震武采取提前放假的办法遣散学生,企图借此使教员们屈服,但因此引起杭州各校教员的反对,风潮有逐渐扩大之势。

这次风潮,坚持了两个星期,浙江巡抚增韫眼看教师心齐力坚,复课无望,只好叫夏震武辞职。周树人因此而得了一个绰号:“拼命三郎”。多年后,又名为鲁迅的周树人,还津津有味地回忆初入教坛时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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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平息后,就在离开宾馆那一天,许寿裳、周树人等25位同事合影留念。留念应该有个名目,一次反抗斗争,而且成功地驱逐了校长,当时的报纸上已有“逐夏风潮”之说,但他们不满意,最后是张宗祥在照片上写了:“木瓜之役”。

五四运动前后,省立一师是浙江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此时的校长经亨颐,他是廖承志的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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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亨颐)

02

经亨颐(1877年—1938年),字子渊,号石禅,晚号颐渊,浙江上虞人。中国近代教育家、书画家。

经亨颐先生的经历太丰富了,他1902年东渡日本攻读师范,学成归国后先后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0年1月,在上虞创办春晖中学,并出任首任校长,1923年8月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校长,春晖中学校务由代理校长主持。北伐战争时期代理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并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长、浙江省教育会长。1931年后任全国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38年9月15日病逝于上海。

经亨颐30多年教育工作中,主张“与时俱进”“适应新潮流”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的教学主张。他所创办的春晖中学蜚声海内外,赢得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

经亨颐一生,以得天正英才而教育之为己任,培养了刘质平、俞秀松、魏金枝、施存统宣中华、柔石、杨贤江、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曹聚仁等一批优秀人才。

一师风潮的主角是经亨颐,除了经校长外,还有另一个引发风潮的人,他就是施存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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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给钱玄同的信)

施存统,1899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原名施存统、后名复亮。

施存统的侄子施根叶曾经讲述一段施存统青年时的故事。

那时施存统才十七八岁,父亲让他去池塘边洗刷泡菜坛子,他不小心打碎了坛子。施存统从小害怕父亲,犯错后不敢回家,沿着小路一直走,在10里外一个叫洞店的地方,躺在凉亭里过了一夜。

施存统跑到60里外的金华,去了舅舅家,并要求留下。舅舅答应了,并资助他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是19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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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的母亲是个知书达理的女性,父亲则是个爱财又性格暴躁的农民,时有虐待母亲。

母亲患了眼疾,施存统借钱寄回家,让母亲看病,但父亲舍不得花这钱,最终导致施的母亲双目失明。

1919年9月,施存统在学校接到母亲病危通知,回家得知,父亲不给母亲治病,理由是给快死的人看病是浪费,甚至还打了一顿在病床上的母亲。

施存统事后曾回忆说,自己在回校的路上哭了一场,“哭醒了十多年来做‘孝子’的好梦。”

回校不久,施存统写了《非孝》,发表在《浙江新潮》上。在文章中,施存统认为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代替不平等的“孝”。

事后,他分析了自己的写作心境,“我要救社会,我要救社会上和我母亲一样的人!……人类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该博爱的,应当互助的;孝的道德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

《非孝》发表后不久,施存统母亲去世。施存统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来说,暴风骤雨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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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左为施存统右为张太雷)

03

《非孝》让施存统一举成名。

在反对派眼里,《非孝》和《浙江新潮》成了洪水猛兽,是大逆不道的歪理邪说。

省议会里一片喧嚷,议员们要找出一个“罪魁祸首”来,他们以为宣传邪说的是一师学生,一师教员中又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礼教的当时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等,这些离经叛道之事,肯定得到了一师校长经亨颐的支持,于是攻击目标就集中到经校长身上。

这些人一面在省议会里酝酿着对经校长的所谓“弹劾案”,一面由省政府查封报社,并将正在排印的第三期底稿全部搜去,已排好的版子也勒令拆毁,并责令印刷公司具结不准再印。

当时浙江的浙江督军是杨善德,省长是齐耀珊,教育厅长是夏敬观,省会警察厅长是夏超。 杭州不让再印《浙江新潮》,编辑部就把第三期稿件送到上海去,向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的沈玄庐(定一)、戴季陶请求帮助解决印刷问题,结果,第三期的《浙江新潮》就由上海《星期评论》社替代印。印好后,带回杭州来发行。

事情越闹越大,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发出了“查禁浙江新潮”的电报,加此刊罪名为“主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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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陈独秀在第七卷第二号《新青年》上写了一篇题名为《<浙江新潮><少年>》的随感录。陈独秀对《浙江新潮》的评价很高,说《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他还说“我祷告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扬《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重点是原来就加的),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此时,当局准备撤换经亨颐。一师师生展开了一场抗议政府撤换经亨颐的斗争。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学校,企图用武力驱散学生,封闭学校,更引起了全省教育界的愤怒。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杭州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梅花碑省长公署时,为守卫军警所阻,就与军警发生冲突,某校一同学为刺刀所伤,造成五四以来第一次流血案。

一师风潮的结局,经亨颐校长被免职,陈望道、夏丏尊等新派教授被勒令离开学校,施存统和几位参与办刊的同学则被逐出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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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和夫人钟复光)

04

1920年3月27日,施存统和俞秀松一起来到上海。经李大钊介绍,他们在《星期评论》杂志社工作,认识了陈独秀、戴季陶等人。

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第一次来到中国,魏金斯基抵达上海后,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有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杨明斋、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共8人,还由戴季陶负责起草了党纲,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参与了党纲的讨论和修改。

1920年6月,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5人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这5个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5个党员。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资助下,施存统从上海乘船到日本学习和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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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召开前,李达、李汉俊来函,要求旅日共产党组织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当时旅日共产党组织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个人,施存统是负责人,他考虑到周佛海已多年没有回国,便放弃了这次机会,让周佛海回国出席中共一大,施存统和中共一大代表失之交臂。

中共“一大”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发展很快,成员发展到10多个人,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农民王”的彭湃,组长依然是施存统。1922年1月,施存统被日本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施存统回国后,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派,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代表有湖南省的刘少奇、易礼容,北京的邓中夏,广东的是谭平山、陈公博,太原的贺昌、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也参加了会议,大会上还决定了团的纲领,选举俞秀松、蔡和森、张太雷等为团中央委员,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施存统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真正的第一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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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复亮夫妻和儿子施光南

05

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施存统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在会上他辞去团中央的一切职务。

施存统离开团中央后,1923年秋,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24年10月,瞿秋白被反动当局通缉离校,社会学系主任一职就由施存统继任。

在上海大学,施存统的讲课受到学生的欢迎,也赢得了女学生钟复光的芳心。当时的施存统刚经历婚变,施存统和钟复光两人由相识到相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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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为钟复光)

钟复光,四川江津人。她出生的日子阴历四月八日(阳历5月4日),传说这一天是成佛日,故她起名佛光。参加革命后,改名复光。她是黄埔军校的第一代女兵。1927年,她任军校女生队的教导员。抗日英雄赵一曼就是她的学生。

认识钟复光之后,钟复光与他探讨“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时,施存统专门雕刻了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为了表达情意,他改名“施复亮”,并作了一首打油诗:“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

1926年春天,两人结为夫妻,从此相伴终身。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施复亮觉得共产党前途无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施复亮写了《悲痛的自白》刊登在1927年8月30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让已经回到书斋里的施复亮再次开始关心政治,他在北平公开演讲,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因为思想激进,施复亮曾经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欲逮捕五大教授之一,因为学生提前报信,施复亮才得以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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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22日,施复亮儿子在重庆市南岸出生,他就是后来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施光南上头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分别于1926年和1927年出生,大他十三四岁。晚来得子,施复亮夫妇极为欣喜。

施光南出生后,环境太艰难恶劣,母亲钟复光奶水不够,便用米粉煮米糊喂孩子。施光南在母亲的怀抱里,在不时蹲防空洞的敌机空袭和饥饿中,开始了艰苦的人生旅程。

抗战胜利后,施复亮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参与民主建国会的筹建,成为在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的民主斗士。

新中国成立后,施复亮担任了国家劳动部副部长职务,曾当选为民建中央常委和副主席。是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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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施光南和姐姐及母亲)

1970年11月29日,施复亮病逝北京。

施复亮去世时,没有给家庭留下一分钱。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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