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統到施復亮：團中央第一任書記，《非孝》引發一師風潮

摘要：《雙十》發行兩期後，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生施存統（後改名施復亮）、俞秀松、傅彬然等人蔘加合作，共計有28人。一師風潮的結局，經亨頤校長被免職，陳望道、夏丏尊等新派教授被勒令離開學校，施存統和幾位參與辦刊的同學則被逐出杭州。

施存統到施復亮：團中央第一任書記，一篇

《非孝》引發一師風潮

文/老張在路上

1919年10月，浙江省立第一中學學生查猛濟、阮毅成等與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學生沈乃熙（即沈端先，後筆名夏衍）、蔡經銘等合辦了一個以提倡新文學、鼓吹新思想爲主旨的半月刊（鉛印八開），刊名《雙十》。

《雙十》發行兩期後，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生施存統（後改名施復亮）、俞秀松、傅彬然等人蔘加合作，共計有28人。《雙十》改名爲《浙江新潮》，鉛印四開報，改爲週刊。

《浙江新潮》，第一期創刊於1919年11月。緊接着又出刊了第二期，這一期雜誌剛剛面市，就引起軒然大波，引發了震驚全國的“一師風潮”。

這一切，都源於一篇文章和一個人，他就是施存統，文章名爲《非孝》。

1905年，也就是光緒三十一年，時至浙江巡撫的張曾敭奏請創辦全浙師範學堂。1906年，奏請獲得批准，校名正式定爲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

1908年，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在浙江貢院舊址上建成。1912年更名爲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

1913年5月，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優級部停辦，初級部在原址改設第一師範學校。

早在1909年，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就爆發過著名的“木瓜之役”，帶頭人是剛剛從日本回國不久的周樹人。

這年8月，周樹人歸國，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的校長原是沈鈞儒。周樹人去那裏任教，就是經許壽裳推薦而由他聘請的。周樹人進校不久，沈鈞儒因擔任浙江省諮議局副議長而辭去校長職務，由當時任浙江教育總會會長的夏震武接任。

夏震武，做過京師大學堂的教習。這個人爲人古板，思想守舊，愛擺架子，對一些新現象看不慣，而且以衛道者自居。夏震武平日木頭木腦，大家都叫他夏木瓜。

夏震武當校長，向浙江巡撫提出條件，要求巡撫支持他對學堂進行整頓，而且不要爲輿論所動，“教員反抗則辭教員，學生反抗則黜學生”。

結果上任第一天就鬧出了大亂子，兩星期後就被迫離職。

1909年12月22日夏震武到浙江師範學堂上任。第二天，《申報》“杭州專電”就對他上任的情況進行了報道：“師範新監督夏震武今日帶各府代表到堂接辦，勒令教員、職員、學生赴禮堂謁見，全體大憤，一律停課。”

教員的強烈反感，主要在於“奴視教員”，也就是對教員不尊重。夏震武上任那天並不是召集老師開會聽他訓話，而是要求人們都來陪他拜孔子。周樹人、許壽裳等教員拒絕了一起拜孔的要求，理由是開學時已經拜過孔子，所以不能奉陪。

夏震武又讓許壽裳通知全體教員按品級穿禮服去禮堂開會。結果，教員們來了，卻是三三兩兩，隨隨便便，有的穿西裝，有的穿便服，而且大都沒有辮子，相互之間嘻嘻哈哈，見了校長毫無敬意，一看就是來挑戰的。這讓夏震武實在無法容忍，便開口訓斥，並且說學堂名譽太壞，理應調查整頓。這就激怒了教員，大家怒目相向，紛紛質疑，使夏震武狼狽不堪，最後在隨從的保護下奪門而去。

夏震武大概是被氣壞了，一怒之下開除了許壽裳。然而，教員的大多數卻擁護許壽裳，願意與他共進退，所以集體辭職，並且浩浩蕩蕩搬出學校，住到賓館去了。

夏震武一面寫信給浙江巡撫請求支持他的“誰反抗就辭了誰”的強硬手段；一方面又指使在校同鄉師生，爲他奔走，勸誘教員們復課，但沒收到什麼效果。最後夏震武採取提前放假的辦法遣散學生，企圖藉此使教員們屈服，但因此引起杭州各校教員的反對，風潮有逐漸擴大之勢。

這次風潮，堅持了兩個星期，浙江巡撫增韞眼看教師心齊力堅，復課無望，只好叫夏震武辭職。周樹人因此而得了一個綽號：“拼命三郎”。多年後，又名爲魯迅的周樹人，還津津有味地回憶初入教壇時的壯舉。

風波平息後，就在離開賓館那一天，許壽裳、周樹人等25位同事合影留念。留念應該有個名目，一次反抗鬥爭，而且成功地驅逐了校長，當時的報紙上已有“逐夏風潮”之說，但他們不滿意，最後是張宗祥在照片上寫了：“木瓜之役”。

五四運動前後，省立一師是浙江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此時的校長經亨頤，他是廖承志的岳父。

（經亨頤）

經亨頤（1877年—1938年），字子淵，號石禪，晚號頤淵，浙江上虞人。中國近代教育家、書畫家。

經亨頤先生的經歷太豐富了，他1902年東渡日本攻讀師範，學成歸國後先後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校長。1920年1月，在上虞創辦春暉中學，並出任首任校長，1923年8月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學校長，春暉中學校務由代理校長主持。北伐戰爭時期代理廣州中山大學校長，並曾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長、浙江省教育會長。1931年後任全國教育委員會委員長。1938年9月15日病逝於上海。

經亨頤30多年教育工作中，主張“與時俱進”“適應新潮流”的辦學方針，提出了“反對舊勢力，建立新學風”的教學主張。他所創辦的春暉中學蜚聲海內外，贏得了“北有南開，南有春暉”的美譽。

經亨頤一生，以得天正英才而教育之爲己任，培養了劉質平、俞秀松、魏金枝、施存統宣中華、柔石、楊賢江、陳建功、豐子愷、潘天壽、曹聚仁等一批優秀人才。

一師風潮的主角是經亨頤，除了經校長外，還有另一個引發風潮的人，他就是施存統。

（施存統給錢玄同的信）

施存統，1899年出生於浙江金華。原名施存統、後名復亮。

施存統的侄子施根葉曾經講述一段施存統青年時的故事。

那時施存統才十七八歲，父親讓他去池塘邊洗刷泡菜罈子，他不小心打碎了罈子。施存統從小害怕父親，犯錯後不敢回家，沿着小路一直走，在10裏外一個叫洞店的地方，躺在涼亭裏過了一夜。

施存統跑到60裏外的金華，去了舅舅家，並要求留下。舅舅答應了，並資助他考取了位於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那是1917年。

施存統的母親是個知書達理的女性，父親則是個愛財又性格暴躁的農民，時有虐待母親。

母親患了眼疾，施存統借錢寄回家，讓母親看病，但父親捨不得花這錢，最終導致施的母親雙目失明。

1919年9月，施存統在學校接到母親病危通知，回家得知，父親不給母親治病，理由是給快死的人看病是浪費，甚至還打了一頓在病牀上的母親。

施存統事後曾回憶說，自己在回校的路上哭了一場，“哭醒了十多年來做‘孝子’的好夢。”

回校不久，施存統寫了《非孝》，發表在《浙江新潮》上。在文章中，施存統認爲一味盡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間平等的愛代替不平等的“孝”。

事後，他分析了自己的寫作心境，“我要救社會，我要救社會上和我母親一樣的人！……人類應當自由的，應當平等的，應該博愛的，應當互助的；孝的道德與此不合，所以我們應當反對孝。”

《非孝》發表後不久，施存統母親去世。施存統沒有想到的是，對於他來說，暴風驟雨的日子纔剛剛開始。

（上左爲施存統右爲張太雷）

《非孝》讓施存統一舉成名。

在反對派眼裏，《非孝》和《浙江新潮》成了洪水猛獸，是大逆不道的歪理邪說。

省議會里一片喧嚷，議員們要找出一個“罪魁禍首”來，他們以爲宣傳邪說的是一師學生，一師教員中又有提倡新文學反對舊禮教的當時被稱爲“四大金剛”的陳望道、夏丐尊、劉大白、李次九等，這些離經叛道之事，肯定得到了一師校長經亨頤的支持，於是攻擊目標就集中到經校長身上。

這些人一面在省議會里醞釀着對經校長的所謂“彈劾案”，一面由省政府查封報社，並將正在排印的第三期底稿全部搜去，已排好的版子也勒令拆毀，並責令印刷公司具結不準再印。

當時浙江的浙江督軍是楊善德，省長是齊耀珊，教育廳長是夏敬觀，省會警察廳長是夏超。　杭州不讓再印《浙江新潮》，編輯部就把第三期稿件送到上海去，向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的沈玄廬（定一）、戴季陶請求幫助解決印刷問題，結果，第三期的《浙江新潮》就由上海《星期評論》社替代印。印好後，帶回杭州來發行。

事情越鬧越大，北京的北洋軍閥政府發出了“查禁浙江新潮”的電報，加此刊罪名爲“主張家庭革命，以勞動爲神聖，以忠孝爲罪惡。”　

北京陳獨秀在第七卷第二號《新青年》上寫了一篇題名爲《＜浙江新潮＞＜少年＞》的隨感錄。陳獨秀對《浙江新潮》的評價很高，說《浙江新潮》的議論更徹底，“非孝和攻擊杭州四個報——之江日報、全浙公報、浙江民報和杭州學生聯合會週刊——那兩篇文章，天真爛漫，十分可愛，斷斷不是鄉愿派的紳士說得出來的。”他還說“我禱告這班可愛可敬的小兄弟，就是報社封了，也要從別的方面發揚《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續和窮困及黑暗奮鬥（重點是原來就加的），萬萬不可中途挫折。”

此時，當局準備撤換經亨頤。一師師生展開了一場抗議政府撤換經亨頤的鬥爭。當局派出大批軍警包圍學校，企圖用武力驅散學生，封閉學校，更引起了全省教育界的憤怒。杭州各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在杭州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下，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請願遊行。當遊行隊伍到達梅花碑省長公署時，爲守衛軍警所阻，就與軍警發生衝突，某校一同學爲刺刀所傷，造成五四以來第一次流血案。

一師風潮的結局，經亨頤校長被免職，陳望道、夏丏尊等新派教授被勒令離開學校，施存統和幾位參與辦刊的同學則被逐出杭州。

（施存統和夫人鍾復光）

1920年3月27日，施存統和俞秀松一起來到上海。經李大釗介紹，他們在《星期評論》雜誌社工作，認識了陳獨秀、戴季陶等人。

1920年4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的派遣，第一次來到中國，魏金斯基抵達上海後，同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其成員有陳獨秀、施存統、俞秀松、楊明齋、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共8人，還由戴季陶負責起草了黨綱，施存統、俞秀松、沈玄廬參與了黨綱的討論和修改。

1920年6月，陳獨秀、施存統、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5人在上海老漁陽裏2號陳獨秀寓所開會，決定成立共產黨，這5個人就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5個黨員。

1920年6月20日，在戴季陶的資助下，施存統從上海乘船到日本學習和養病。

中共一大召開前，李達、李漢俊來函，要求旅日共產黨組織派代表參加中共一大。當時旅日共產黨組織只有施存統和周佛海兩個人，施存統是負責人，他考慮到周佛海已多年沒有回國，便放棄了這次機會，讓周佛海回國出席中共一大，施存統和中共一大代表失之交臂。

中共“一大”後，旅日共產主義小組發展很快，成員發展到10多個人，這其中包括後來成爲“農民王”的彭湃，組長依然是施存統。1922年1月，施存統被日本驅逐出境，遣送回國。

施存統回國後，受共產黨中央的委派，開始着手恢復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1922年5月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代表有湖南省的劉少奇、易禮容，北京的鄧中夏，廣東的是譚平山、陳公博，太原的賀昌、高君宇。張太雷、蔡和森也參加了會議，大會上還決定了團的綱領，選舉俞秀松、蔡和森、張太雷等爲團中央委員，施存統當選爲團中央書記。

施存統成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歷史上真正的第一任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