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主中原，亦靠漕運，沿明制設漕運總督，並專設“總漕部院衙門”機構。該官品秩爲正二品，如兼兵部侍郎（類今國防部副部長）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類今監察部副部長）銜，則爲從一品。

漕運的歷史甚爲悠久，秦漢時就已開始實行。何謂“漕”？胡三省注《史記》“漕輓”雲：“水運曰：漕，陸運曰：挽”。元明清之際，由沿海省份徵收米石，沿水路運河直達北京通州，故稱“漕糧”。因其重要，故自明代起，設漕運總督官職，專司職掌漕運。清朝入主中原，亦靠漕運，沿明制設漕運總督，並專設“總漕部院衙門”機構。該官品秩爲正二品，如兼兵部侍郎（類今國防部副部長）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類今監察部副部長）銜，則爲從一品。乾隆十年後，都察院不設專員，御史規定由巡撫、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兼銜。

漕運總督尊稱“漕帥”

漕運總督權威重，有負責保障漕運的親轄軍隊，仿地方總督、巡撫之親轄部隊“督標”“撫標”，而稱之爲“漕標”。《光緒會典》載：漕運總督所親轄“漕標”共分本標左、中、右三營及城守、水師等共七營，兵額3400餘人。轄制武職官佐，最高者爲從二品的副將，並節制魯、豫、蘇、徽、贛、浙、鄂、湘八省漕糧衛、所（因上述八省漕糧歸漕運總督管轄，其餘省份糧務歸地方總督、巡撫）。

漕運總督設衙門，非今人所想象稱“總督衙門”，而稱“總漕部院衙門”，衙址設於江蘇淮安，不受當地巡撫、總督管轄，不受部院節制，直接向皇帝負責，可專折和密摺奏事。總督按清代官場規矩，尊稱“漕臺”，因其領兵，故又尊稱爲“漕帥”。又因兼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故出行儀仗、官銜燈籠署“總漕部院”。沿海收糧起運、漕船北進、視察調度、彈壓運送等，均需總督率官佐“漕標”親稽。

每年漕船北上過津後，循例要入京覲見，向皇帝彙報漕糧運輸完成諸事。清代皇帝非常重視漕務，如康熙皇帝，親政時將“漕運”“三藩”“河務”並列爲必須要解決的三件大事。今人說到道光皇帝，多與鴉片戰爭相聯繫，其實道光不僅節儉自律，對政務更是親力親爲，“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除了懲貪、吏治、清釐鹽政等，他在“漕運”整頓上也花費了很大精力。他登基後首先急迫要抓的三件大事：調整中樞、治理河漕、平叛新疆，漕運亦列其二，可見重視。所以對漕運的官員甄選、查覈，包括具體事務，並不鬆懈。他的政績不僅在治河通漕，還開通海運輸漕，在清代不失爲創舉。

明清巡漕御史監督漕運

咸豐年間因戰事頻仍，咸豐皇帝特令漕運總督節制江北鎮、道。咸豐十年裁撤江南河道總督，其河工調遣、督護及守汛、防險事務，均由漕運總督所屬漕標部隊兼管，這是漕運總督權威最重之際。漕運總督出過不少名宦，清濁各分。直到光緒三十年河運全停，“總漕部院衙門”和漕運總督才被裁撤。這個機構對運河漕運生命線的暢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漕運總督節制八省漕糧，於每省設負責漕運的督糧道（又稱“糧儲道”），正四品。督糧道職責是監稽收糧，督押糧船直馳山東臨清，待山東糧道盤驗結束回任。山東糧道須待最後一批糧船抵通州才告回任。最後一批糧船按規定由漕運總督親押至通州，並向皇帝述職後纔可回任淮安衙門。

爲監督漕運，明代還專設巡漕御史，負監察之責，權力極大，不受漕運總督節制，直接向皇帝負責，有權彈劾總督。清代亦仿明制，設巡漕御史四人，分赴稽查，襄辦漕務。品秩不高，但職權令人忌憚，可風聞專折密奏。

相比較費力不討好的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在明、清兩代可屬肥差。我曾讀野史，載某人受邀赴某漕運總督家宴，山珍海味，不一而足，其中有道菜不過是一盤豬肉，甚爲鮮美。某人離席去解手，發現後院有數十頭死豬，經問才知，每頭豬隻割一片肉，乃做成此餚，由此可見漕運總督家宴的氣派與奢靡。該總督家餚，據說豬肉饌餚花樣達50餘種！（《金瓶風月話》）又因漕運總督與紳糧大戶、漕幫（青幫）密切，故內幕甚多。當然，貪腐者還是少數，大多漕運總督還是肯忠於職守。漕運是中樞首善之區的生命線，翫忽職守處分是極重的。

貪官兇橫引發陸名揚案

漕運總督在清代爲一、二品大員。帽飾紅寶石（二品爲珊瑚），蟒袍爲九蟒五爪（二品同），仙鶴補服（二品爲錦雞）；收入並不高，歲俸銀180兩（二品155兩），年養廉銀15000兩至30000兩左右（二品20000兩以下）。

清代漕運積弊甚深，朝廷一直想整頓，道光年間曾派權傾朝野的穆彰阿兩任漕運總督，以整頓滯運等弊。道光年間名臣陶澍也曾大力整頓漕務，並奏準蘇州等地漕米改由海運，以杜絕弊端。雖然海運一旦實行可節約時間人力資金，但終未完全代替河漕。

另外，漕糧裝運、徵收、行船次序、期限管理及至運送時間、航行裏數都有繁雜的制度，各省有船幫、胥吏勾結，正糧之外“耗米”、“耗費”橫徵暴斂，苦的是承擔漕糧、漕運的船工和老百姓！清代道光元年就曾發生過一起所謂“把持漕務”的大冤案。清代學者包世臣曾寫《書三案始末》，概括來說，是浙江歸安人陸名揚看到漕糧弊端，而糾劾借漕糧徵收斂財的地方官員。清代漕糧徵收可以用銀兩替代，但因貯運過程有損耗，爲彌補則制訂多種附加費，其額度皆由官府決定，故州、府、縣官吏趁機暴斂。陸名揚抓住歸安知縣徐起渭爲浮收而僞造“八折收漕”朱牌，逼迫其“定約”：“每斛一石，作漕九鬥五升，絕‘捉豬’、‘飛觥’諸弊。”

各地聞之紛起效仿，百姓負擔大爲減輕，但“府縣恨名揚甚”，因爲斷了斂財的來源。故官吏們捏造陸名揚“糾約抗糧”“把持漕務”，這在清代是很重的罪名。差役逮捕陸名揚時，遭到百姓們的抵抗，差役落水而死。官府藉機深文周納“逞兇拒捕”“毆殺官差”，將陸名揚問成死罪，其被“即行正法，梟取首級”。親手下令處死陸的是浙江巡撫帥承瀛，“後乃知由於官吏之釀變，深悔之”。

帥是有名的清官，《清史稿》稱其“治浙數年，以廉勤著”，曾平反過著名的徐文誥冤案（《書三案始末》）。由此可見清代漕運陋規的黑暗，官吏兇橫貪斂，不惜“釀變”草菅人命。陸名揚案的情節極複雜，牽扯麪極廣，我只不過撮其要而述之，若鋪陳開來，是寫影視劇的好題材。

據史料載，漕運最昌盛時期，僅從天津至通州北運河上，一年要通過漕船兩萬餘艘，護漕官弁達12萬人次，還有商船一萬餘艘。波光雲影，舟艫相連，帆檣駢集，是何等蔚爲壯觀的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