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新文化主将高喊“打倒孔家店”之时，梁启超和鲁迅却并没有表现得太过热情。鲁迅是在钱玄同等人的多次劝说下，直到1918年才加入新文化阵营。也是在那一年，梁启超开始游历一战后的欧洲。当然，和高喊“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新文化旗手一样，梁启超和鲁迅也是在以爱国之心寻求救国之道。只是，当他们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弊端，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之时，发现中国文化并非一无是处，而西方文化也有糟粕。可以说，梁启超和鲁迅是最先以批判地立场学习西方文化的。

一、游历欧洲之后，梁启超拾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

1918年底到1920年初，梁启超对战后的欧洲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考察。此次欧洲之行使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其成果集中体现在《欧游心影录》中。此时的欧洲思想文化界，仍处于一战留下的阴影中，其间弥漫的是一种悲观、沮丧的情绪。甚至有人宣称，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

梁启超

在此之前，梁启超跟所有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以一种较为卑微的姿态仰视西方文化的。西方文化是在侵略者以坚船利炮突破中国海岸线之后，强势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之中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难免会有一种自惭形秽之感。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联名上书光绪帝，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西体中用”，这可以理解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延伸，从外在的技术到内在的体制。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进一步了解了西方文化，受到了卢梭、霍布斯和斯宾沙诺等思想家的影响。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二十篇政论文章，后集中出版为《新民说》。此时梁启超的主要思路依然为“依据西学，批判中学”。

但在1920年回国后，梁启超在演讲中提到：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这是对欧洲之行的一次总结，梁启超认为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振作，对中国文化的悲观失望情绪一扫而空了。梁启超道：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同时，梁启超还拾起了对中国文化根基和民族前途的自信。他说：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 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潮流，但求个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

当然，梁启超在批判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看到了西方文化积极的一面。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 都是从个性发展而来。和古代中世乃至十八世纪前的文明，根本上有不同的一点，从前是贵族的文明、受动的文明，如今却是群众的文明、自发的文明；从前的文明是靠少数特别地位特别天才的人来维持他，自然逃不了‘人亡政息’的公例，今世的文明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

二、从《文化偏至论》到《拿来主义》，鲁迅从未说过全盘吸收西方文化

在具体分析欧洲文明的弊端时，梁启超选择了从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入手。对于一战的成因，梁启超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恰好投合了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 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 这回国际大战，其起原实由于此。对于由科学主义催生出的物质主义，梁启超更是直言：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梁启超批判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弊端之前十年，鲁迅就写下了《文化偏至论》。其核心探讨的问题正是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不过，当时的鲁迅深受尼采超人哲学影响，对个人主义持的是一种肯定态度。但对于科学主义导致的物质主义，鲁迅同梁启超一样，是坚决批判的。

尼采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哲学家，鲁迅当时崇拜尼采，看重的是其超越时代的强力精神，同时还有由此而生的孤独感。德人尼耙氏，则假察罗图斯德罗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会，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令鲁迅始料未及的是，这种强力精神可能会催生出法西斯主义。

但对于物质主义的弊端，鲁迅可谓是看得极为透彻。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直言其弊道：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对物质的追求本是从现实出发的，为的是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十九世纪末的欧洲陷入了物质主义为上的偏至状况中，人的主观精神世界被污浊侵蚀了，文明之光日渐黯淡，各种罪恶被滋生出来了。

因此，鲁迅提出了批判性地吸取西方文化的方法：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此时唯一的道路是学习西方以求变强。但鲁迅没有将希望寄托在西方文化身上，而是回到了中国自身身上。中国的问题，得靠自救，而自救的核心在于自身文化，而非西方文化。

去其偏颇，得其神明，这种方法后来演变为了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用白话深化了这一思想：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当时国民政府出卖民族文化遗产，走的是“送去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国内大量知识分子唯西方是论。在这种情形之下，鲁迅在此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接收方法。

结语：比较看待梁启超和鲁迅的中西文化观，不难发现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五四新文化一代。不妄自尊大，也不盲目崇拜西方，这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今天的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越欧美了，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于此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更应该理性而全面地看待中西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参考文献：

鲁迅 《文化偏至论》

鲁迅 《拿来主义》

梁启超 《新民说》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

梁启超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蒋广学 《梁启超评传》

王尔敏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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