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等新文化主將高喊“打倒孔家店”之時，梁啓超和魯迅卻並沒有表現得太過熱情。魯迅是在錢玄同等人的多次勸說下，直到1918年才加入新文化陣營。也是在那一年，梁啓超開始遊歷一戰後的歐洲。當然，和高喊“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新文化旗手一樣，梁啓超和魯迅也是在以愛國之心尋求救國之道。只是，當他們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弊端，重新審視中國文化之時，發現中國文化並非一無是處，而西方文化也有糟粕。可以說，梁啓超和魯迅是最先以批判地立場學習西方文化的。

一、遊歷歐洲之後，梁啓超拾起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

1918年底到1920年初，梁啓超對戰後的歐洲進行了爲期一年多的考察。此次歐洲之行使梁啓超的中西文化觀產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其成果集中體現在《歐遊心影錄》中。此時的歐洲思想文化界，仍處於一戰留下的陰影中，其間瀰漫的是一種悲觀、沮喪的情緒。甚至有人宣稱，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了。

梁啓超

在此之前，梁啓超跟所有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是以一種較爲卑微的姿態仰視西方文化的。西方文化是在侵略者以堅船利炮突破中國海岸線之後，強勢進入中國人的視野之中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難免會有一種自慚形穢之感。在洋務運動失敗之後，梁啓超和康有爲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揭開了維新運動的序幕。維新運動的指導思想是“西體中用”，這可以理解爲“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延伸，從外在的技術到內在的體制。維新運動失敗後，梁啓超進一步瞭解了西方文化，受到了盧梭、霍布斯和斯賓沙諾等思想家的影響。二十世紀初，梁啓超發表了二十篇政論文章，後集中出版爲《新民說》。此時梁啓超的主要思路依然爲“依據西學，批判中學”。

但在1920年回國後，梁啓超在演講中提到：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響者，即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這是對歐洲之行的一次總結，梁啓超認爲此行最大的收穫就是: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振作，對中國文化的悲觀失望情緒一掃而空了。梁啓超道：考歐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會上政治上固有基礎，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故中國不能效法歐洲。在此百年中可謂在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中，亦可謂在病的狀態中，中國效法此種病態，故不能成功。

同時，梁啓超還拾起了對中國文化根基和民族前途的自信。他說：鄙人自作此遊，對於中國甚爲樂觀，興會亦濃，且覺由消極變積極之動機，現已發端。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 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潮流，但求個人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

當然，梁啓超在批判西方文化的同時，也看到了西方文化積極的一面。歐洲百年來物質上精神上的變化， 都是從個性發展而來。和古代中世乃至十八世紀前的文明，根本上有不同的一點，從前是貴族的文明、受動的文明，如今卻是羣衆的文明、自發的文明；從前的文明是靠少數特別地位特別天才的人來維持他，自然逃不了‘人亡政息’的公例，今世的文明是靠全社會一般人個個自覺日日創造出來的。

二、從《文化偏至論》到《拿來主義》，魯迅從未說過全盤吸收西方文化

在具體分析歐洲文明的弊端時，梁啓超選擇了從個人主義和科學主義入手。對於一戰的成因，梁啓超給出了這樣的解釋：恰好投合了當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論， 崇拜勢力、崇拜黃金，成了天經地義；就國家方面論，軍國主義、帝國主義變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 這回國際大戰，其起原實由於此。對於由科學主義催生出的物質主義，梁啓超更是直言：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着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

值得注意的是，在梁啓超批判個人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弊端之前十年，魯迅就寫下了《文化偏至論》。其核心探討的問題正是個人主義和科學主義。不過，當時的魯迅深受尼采超人哲學影響，對個人主義持的是一種肯定態度。但對於科學主義導致的物質主義，魯迅同梁啓超一樣，是堅決批判的。

尼采是一個超越時代的哲學家，魯迅當時崇拜尼采，看重的是其超越時代的強力精神，同時還有由此而生的孤獨感。德人尼耙氏，則假察羅圖斯德羅之言曰，吾行太遠，孑然失其侶，返而觀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國會，斑斕之社會矣。特其爲社會也，無確固之崇信；衆庶之於知識也，無作始之性質。邦國如是，奚能淹留？吾見放於父母之邦矣！令魯迅始料未及的是，這種強力精神可能會催生出法西斯主義。

但對於物質主義的弊端，魯迅可謂是看得極爲透徹。在《文化偏至論》中，魯迅直言其弊道：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對物質的追求本是從現實出發的，爲的是使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但是十九世紀末的歐洲陷入了物質主義爲上的偏至狀況中，人的主觀精神世界被污濁侵蝕了，文明之光日漸黯淡，各種罪惡被滋生出來了。

因此，魯迅提出了批判性地吸取西方文化的方法：此所爲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爲人國。內憂外患的中華民族正處於最危險的時刻，此時唯一的道路是學習西方以求變強。但魯迅沒有將希望寄託在西方文化身上，而是回到了中國自身身上。中國的問題，得靠自救，而自救的核心在於自身文化，而非西方文化。

去其偏頗，得其神明，這種方法後來演變爲了拿來主義。在《拿來主義》中，魯迅用白話深化了這一思想：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爲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着，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爲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爲新文藝。當時國民政府出賣民族文化遺產，走的是“送去主義”的道路。另一方面，國內大量知識分子唯西方是論。在這種情形之下，魯迅在此提出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文化接收方法。

結語：比較看待梁啓超和魯迅的中西文化觀，不難發現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五四新文化一代。不妄自尊大，也不盲目崇拜西方，這是他們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今天的中國，在某些領域已經趕上甚至超越歐美了，但也還存在着一些不足。於此民族偉大復興之際，我們更應該理性而全面地看待中西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參考文獻：

魯迅 《文化偏至論》

魯迅 《拿來主義》

梁啓超 《新民說》

梁啓超 《歐遊心影錄》

梁啓超 《在中國公學之演說》

蔣廣學 《梁啓超評傳》

王爾敏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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